_他者_的映像_读_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_
为什么西方在18世纪(以伏尔泰为代表)、19世纪(以传教士为代表)对中国的态度会截然不同？
为什么西方在18世纪（以伏尔泰为代表）、19世纪（以传教士为代表）对中国的态度会截然不同？“……当他从传教士口中得知中国的文人信奉儒教，也就是孔子的学说时，他终于找到了他所倡导的那种以理性为上帝的宗教。
这种宗教既没有宗教狂热和迷信，也不崇拜偶像……实际上非常准确地道出了他对儒教的看法：既是宗教，又非宗教，归根结底是一种不宣扬奥义，只宣扬道德的宗教。
”伏尔泰对孔子和中国文化怀有深深的敬意,对孔子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他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从中不难发现他所理解的孔子和中国文化与其所倡导的自然神论之间的密切关系伏尔泰自然神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剥离附着在上帝身上的迷信色彩,赋予他赏善罚恶的道德功能,并倡导宗教宽容。
而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宗教宽容精神,不仅为他批评基督教发展过程中某些有害的东西提供了参考,而且为他所倡导的自然神论的必要性和现实性提供了积极的佐证。
一、西方对中国的再塑造（一）停滞的帝国：在19 世纪的西方看来，文明和历史演进的停滞性成了中国独有的社会特色。
“许久以来，它（中国）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
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上面提到的斯当东更是认为“中国文化即停滞不前，而欧洲文明，无论是技术知识和礼貌，都日新月异”。
（二）单调的文明：一些考察过中国政治制度的国外使臣对中国政治文明的感受是“这样多的人口，在这样广袤的地面上，遵守着一个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于君主一人的绝对统治之下”，一些游历过内地的传教士也认为偌大的中国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制度从上到下都大同小异，甚至各地的风俗民情、人们的精神面貌也都差不多。
（三）野蛮落后：中国内地的落后对工业革命已经起步或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西方来说是最普遍的感受了。
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一部分不但贫困，而且穷苦过日”，“他们的穷苦阶级，严格的说，老是仅仅得到只够糊口的必需品。
19世纪 西方的中国观
19世纪西方的中国观19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动荡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接触日益增多，西方对中国的观点也在不断演变。
19世纪初，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开始面临外国侵略的压力。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次战争的影响。
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农民社会，科技水平低下，政治体制落后。
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主要基于他们在华的经验，以及从东方传来的信息，比如中国大量生产丝织品、陶瓷和茶叶等产品。
虽然对中国的观点多种多样，但都带有种族主义和优越感，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更加先进和文明。
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影响力增加，对中国的观点逐渐发生变化。
西方国家开始关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并试图对中国进行改革。
西方国家在中国派驻领事，并与中国政府接触，发出自己对中国的看法。
这些官方观点多数贬低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认为中国应当接受西方的现代化改革。
而在学术界，19世纪是中国学者开始自觉地关注西方并试图进行自我反思的时期。
有些学者开始从西方学问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
他们关注西方学问的方方面面，从政治体制到法律制度，从教育体系到科技水平等等，都成为他们研究的对象。
然而，在中国学者中间，也有不同的观点存在。
有些学者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改革是中国必须追随的道路，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应该在保留这些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革。
在19世纪的西方国家中，俄罗斯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
作为一个东方国家，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观点通常较为客观。
他们认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值得尊重和学习。
因此，俄国学者在19世纪经常对中国进行研究，著作众多。
总的来说，19世纪的西方对中国的观点是复杂的，多样的。
既有种族主义和优越感的观点，也有客观和尊重的观点。
这些观点既受到当时国际政治背景的影响，又受到西方学者个人的看法所左右。
这一时期的观点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来的学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素材。
19世纪 西方的中国观
19世纪西方的中国观
19世纪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动荡不安的时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观念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以下是19世纪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观点的主要特征：
帝国主义观念：
在19世纪中叶，随着列强的殖民主义浪潮，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逐渐转向帝国主义。
中国被视为资源丰富的殖民地，各国纷纷将目光投向中国，企图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特权和权益。
文明的差异论：
19世纪初期，西方国家往往将中国视为一个古老而守旧的文明，认为中国文化停滞不前，无法适应现代化。
这种文明的差异论形成了一种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偏见。
鸦片战争后的屈辱观：
鸦片战争（1840-1842）之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被认为是中国被迫屈服于西方列强的象征。
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屈辱的表现反映了其文化和社会体制的劣势。
冷眼旁观：
随着中国内外问题的复杂化，一些西方国家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
他们观望中国的内乱和变革，既对中国感到鄙夷，又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担忧。
对中国艺术和文学的狭隘看法：
西方艺术家和文学家对中国的理解往往局限于一些刻板印象，如中国式的风景、服饰和文学作品。
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浪漫主义和异域主义的影响。
思想观念的冲突：
在19世纪，西方国家的思想观念与中国的儒家传统产生了冲突。
西方的启蒙思想、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观念与中国传统社会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体而言，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观念受到了时代背景、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差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这一时期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中国的现代化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借墨抑儒——19世纪新教传教士在华传教政策新探
础上,心中没有超世的神。 美国传教士谢卫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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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还 对 儒 家 的 创 世 论 提 出 批
评,“按儒学所论,谓天地万物,自生自有,无
对孟子辟墨的看法。艾氏认为,孟子意识到墨子
当时有很多追随者,感慨 “天下之言,不归杨,
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因担心孔圣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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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人格与作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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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思想着墨极少,可见,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墨子
儒家异端的身份介绍到西方,墨子及其思想引起
也使得该文更像传教士对孟子辟墨的回应。不
了新教传教士极大的兴趣。传教士们欣喜地发现
过,艾氏对儒墨关系的把握明显有违史实。例
墨子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反对儒家的思
如,他认为墨家之所以能和儒家并成为战国时期
观念融会贯通。利玛窦制定的这些传教策略被称
为 “利玛窦规矩”,得到了当时大多数传教士的
认可,吸收了徐光启、李之藻等当时颇具影响力
的士大夫入教,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不过,利玛
窦去世不久后便遭到其继任者耶稣会士在华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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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的 强 烈 抵 制。
祖问题上。龙华民等天主教士将其视为封建迷
儒家发起猛烈攻击,从而巧妙避免基督教和儒家
视和广泛传播实在令人费解。他指出,或许是因
德国汉学视角下的中国形象
中国形象的塑造方式
历史视角：通过 研究历史事件和 历史人物，展现 中国的历史和文 化
文化视角：通过 介绍中国的文学、 艺术、哲学等， 展现中国的文化 魅力
社会视角：通过 描述中国的社会 现象和社会问题， 展现中国的社会 现实
政治视角：通过 分析中国的政治 制度和政治事件， 展现中国的政治 面貌
中国形象的多元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 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碰撞与融合 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文化逐渐消失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和文化观念
中国社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经济发展：中国 已成为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但面 临经济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的挑 战
社会问题：人口 老龄化、环境污 染、教育医疗等 社会问题日益突 出
THANK YOU
汇报人：abc 汇报时间：20X-XX-XX
京剧：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形 式，融合了唱、念、做、打等多 种表演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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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以水墨、线条和色彩为主 要表现手段，强调意境和神韵
剪纸：以剪刀和纸张为主要工具， 通过剪、刻、撕等手法创作出各 种图案和造型
中国传统民俗文化
春节：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以家庭团聚、拜年、放 鞭炮、贴春联等为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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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视角下 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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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人：abc
汇报时间：20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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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视角下的中 国文化元素 Nhomakorabea德国汉学的发展历程
德国汉学视角下的中 国社会现象
德国汉学视角下的中 国形象特点
晚清新教传教士的中国佛教观
毕尔有关中国佛教的著述主要可分为两类 : 一是对中国佛学研究的专著 , 如《中国佛典纪 要》 (A Catena of Buddhist Script ures f ro m t he Chinese , 1871) 、《佛教文献四讲概要》 ( Ab2
st ract of fo ur lect ures o n Buddhist literat ure in China , 1882) 和《佛教在中国》 (Buddhism in China , 1884) ; 二是汉语佛教经典英译 , 如《法 显 、宋云游记》 ( The Travels of Fah - Hsien and Sung - Yun , 1869) 、《佛本行集经》 ( The Ro mantic Legend of Sakya Buddha , 1875) 、《佛 教经典选译 : 法句经》 ( Text s f ro m t he Bud2 dhist Cano n , co mmo nly known as Dhammapa2 da , wit h acco mpanying narratives , 1878) 、《佛 所行赞经》 ( The Fo - sho - hing - t san - king , 1883) 、《大唐西域记》 ( Si yu ki , 1884) 、《大慈 恩寺三藏法师传》 ( The Life of Hiuen - Tsiang by t he Shaman Hwui Li , 1911) 等 。另外 , 毕 尔尚有不少研究文章及佛教经典译作发表在当时 的报刊上 , 如 《四十二章经》 ( The Sut ra of Fort y - t wo Sectio ns , 1862) 、《中国佛教十八 宗》 ( The Eighteen School s of Buddhism by Va2 sumit ra , 1880) 等 。
对“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评价
对“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评价200多年前，有一个英国小伙子为了到中国来，孤身一人乘船横渡大西洋，绕南美洲到美国再到中国，在大海上飘了8个多月！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终于在1807年9月7日登上了中国大陆。
他是幸运的，因为200多年来，类似他这样“飘”过来的洋人，有1/3死在了大海上。
他就是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一个外国人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受苦受难来中国呢？一定会有许多人想不通，不为挣钱，不为占领，只是为了给这个古老的国度传达一个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谈的消息：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叫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奇怪吗？2000年来，已经有太多的人为了传达这个消息而死去，用鲜血铺出了一条永生的道路。
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在为此受攻击漫骂追捕关押，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传福音的队伍却越来越壮大，脚步越来越坚定，声音越来越响亮。
真正的基督徒绝不会因为遇到阻挡而退缩，一个人死去了，千万个人站起来。
当初接受马礼逊福音的中国人不过十几人，他临死前对围住他哭的信徒们说：你们不要哭，百年之后必结10万倍。
他说得不错，今天，中国信新教的人至少有5000万了。
马礼逊1782年1月5日生于英国北部靠近苏格兰的一个村镇。
父母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信徒，他在基督教信仰熏陶下長大。
十二岁时即能背诵诗篇。
早年作过鞋匠学徒。
十五岁时悔改重生，接受了耶稣为救主。
进入奥克斯屯学院学习神学、天文学，医学，并开始学习中文，为来中国传教作准备。
至于他为什么在15岁的时候就想要到中国而不是别的地方去，这个只有神最清楚。
当时的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抵挡神的声音的国家了。
1807年，马礼逊25岁的时候，被教会差派到中国传教，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来，也没有船只愿意送他来，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荒唐之举。
他只好饶着走，在海上漂泊了8个多月，终于在1807年的9月登陆中国。
当时的清政府对基督教是严禁的，“凡刻印基督教书籍者处死”。
而且严格控制洋人入境与中国人接触，凡教外国人中文的，发现即处死。
_他者_的映像_读_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_
他者 的映像读!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蒋#锐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文学评论家爱德华∃W.萨义德(Edw ard W.Said)对19世纪欧洲东方学自我理解的客观主义和真理性要求提出尖锐批评以来,文化间的接触与感知、理解 他者 的可能性等问题便成为西方学术界主要的关注点之一。
一系列方法和主题相近的论著脱颖而出,欧洲/西方对作为自己 他者 的、欧洲以外和非西方的文明的种种认识受到了多方面的讨论。
与西方学术发展的这一新动向紧密联系,孙立新用德文写作并在德国出版了!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关于文化间接触和感知问题的一项个案研究∀%一书。
其主旨是,通过研究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报道和由他们所反映的中国图像,深入考察殖民扩张和现代化时代西方社会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评估,剖析东西文化接触的历史经历,批判西方社会的文化霸权,揭示中西文化交流和营造世界新文化的合适途径。
全书分为六章,加上附录、史料及文献索引共有380页。
在第一章 引言 中,作者讨论了研究对象、认识兴趣、研究状况、问题的提出、史料来源、理论方法论思考和各章节的划分。
第二章是对19世纪以前在德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欧洲出现过的中国图像的历史回顾。
在此,作者描述了几个主要发展线索,凸显了发生在1750年前后的 范式转变 和一些后来被传教士加以沿用的感知模式和 公式化套语 。
第三章主要论述了传教士中国观形成的历史背景。
首先涉及德国新教海外传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它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功能,然后是德国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主要活动和他们与中国社会各阶层接触与交往、对立与冲突的复杂关系。
第四章介绍了传教士写作的中国报道,重点讨论了传教士报道中国的动机、出版物的形式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第五章则详细展示了传教士在中国报道中表达出来的有关中国历史、语言、文献、宗教、教育、医学、政治、经济、社会和 国民性格 的种种观点,分析了决定传教士中国观形成的种种因素,揭示了传教士中国观所折射出来的独特思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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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 的映像读!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蒋#锐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文学评论家爱德华∃W.萨义德(Edw ard W.Said)对19世纪欧洲东方学自我理解的客观主义和真理性要求提出尖锐批评以来,文化间的接触与感知、理解 他者 的可能性等问题便成为西方学术界主要的关注点之一。
一系列方法和主题相近的论著脱颖而出,欧洲/西方对作为自己 他者 的、欧洲以外和非西方的文明的种种认识受到了多方面的讨论。
与西方学术发展的这一新动向紧密联系,孙立新用德文写作并在德国出版了!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关于文化间接触和感知问题的一项个案研究∀%一书。
其主旨是,通过研究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报道和由他们所反映的中国图像,深入考察殖民扩张和现代化时代西方社会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评估,剖析东西文化接触的历史经历,批判西方社会的文化霸权,揭示中西文化交流和营造世界新文化的合适途径。
全书分为六章,加上附录、史料及文献索引共有380页。
在第一章 引言 中,作者讨论了研究对象、认识兴趣、研究状况、问题的提出、史料来源、理论方法论思考和各章节的划分。
第二章是对19世纪以前在德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欧洲出现过的中国图像的历史回顾。
在此,作者描述了几个主要发展线索,凸显了发生在1750年前后的 范式转变 和一些后来被传教士加以沿用的感知模式和 公式化套语 。
第三章主要论述了传教士中国观形成的历史背景。
首先涉及德国新教海外传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它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功能,然后是德国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主要活动和他们与中国社会各阶层接触与交往、对立与冲突的复杂关系。
第四章介绍了传教士写作的中国报道,重点讨论了传教士报道中国的动机、出版物的形式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第五章则详细展示了传教士在中国报道中表达出来的有关中国历史、语言、文献、宗教、教育、医学、政治、经济、社会和 国民性格 的种种观点,分析了决定传教士中国观形成的种种因素,揭示了传教士中国观所折射出来的独特思想模式。
第六章总结全书内容,深化主要观点。
附录详细列举了19世纪巴色会、礼贤会和巴陵会来华传教士的姓名、生卒年代和原先从事的职业。
史料索引和文献索引则清楚地列举了本书所用资料和引文的来源。
%孙立新:!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关于文化间接触和感知问题的一项个案研究∀,马堡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Das Chinabild der deu tsche n p rotestantischen M issionare des19.Jahrhu nderts.Eine Fallstudie z u m Problem in terkultureller Begegnu ng u nd W ahrnehu ng,Tectum Verlag2002)。
总起来看,孙著的创新和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史海钩沉,再现了传教士中国观的基本面貌!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一书是以传教士撰写的各类中国报道为史料基础的,包括书信、日记、书面工作报告、演讲和回忆录、评论文章、宣传小册子和具有一定学术性的论著等。
为了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史料,作者不辞辛苦地进行了大量搜集工作。
他不仅遍访德国大学、城市和国家图书馆,而且还专程到乌坡塔礼贤会档案馆、柏林信义会档案馆和瑞士巴塞尔崇真会档案馆长时间驻馆查阅。
对于收集到的资料,作者又进行了细心研读和严谨梳理,反复斟酌。
第一手资料的充分发掘和运用为著作的权威性和论点的说服力提供了坚实保障。
对于传教士中国观的总体情况,作者从正反两个方面作出了分析。
一方面,传教士中国观的基调是 灰暗的 。
他们把中国看作一个巨大的、处于 悲惨 境地的 异教 国家,强调中国历史发展的 停滞 ,批评中国图形文字的 不完善性 ,抱怨中国的文献典籍缺乏 基督教的意识和精神 。
他们指责中国人 教育方法的老化 和中国学者的 无知 ,常常用一些夸张的形容词来议论中国医生医术的低下、病人的众多和瘟疫的流行。
中国经济的落后性、中国广大民众的贫困化、中国劳工的大批外流、乞丐的众多、房屋村舍的破烂不堪、城乡里的脏乱和恶浊气味经常被加以大书特写。
传教士批评中国政府闭关自守、拒绝与西方国家交往的政策。
他们痛恨中国官员的 腐败 ,对他们的 不可信赖 、 贪婪 和 受贿 进行了无情揭露。
传教士还谈到了中国人的 仇外 心理和行动,并且认为中国官员和文人学者尤其憎恶外国人和外来事物。
中国人的 仇外 被看作是阻挠传教、引发社会动乱和反传教斗争的主要因素。
传教士特别对中国人原有的宗教充满敌意。
他们谴责祖先崇拜为 迷信 和 偶像崇拜 ,批评儒家学说为 干瘪的道德说教和只重视礼仪的宗教 。
道教的 颓废 和佛教的 退化 受到极力渲染。
而儒释道 三大宗教 在中国的 混杂 和中国人的宗教 冷淡 则被解说成 对真理缺乏理解 的表现。
中国的国民生活也受到传教士的严厉批评。
他们大谈中国人的 道德堕落 ,极力攻击吸食鸦片、赌博、 多妻制 、溺害女婴和妇女缠脚等恶习和不良风俗。
他们揭露中国人 性格特征 中的若干阴暗面,强调中国人 顽固的保守性 ,并把它看作是导致中国政府闭关自守和中国民众普遍 仇外 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些传教士指责中国人具有 狡猾 、 贪婪 、 自私 和 物质主义 等恶劣品质。
与这些消极的性格描述紧密相关的是对所谓 黄祸 的详细论述。
一些传教士在中国人敌视基督教民族、中国 苦力 抢占就业市场、 黄种人 在商业和工业领域的竞争等情况中看到了一种危险,它威胁着 白种人 的 领导地位 ,特别是威胁着西方民众的 神圣财富 基督教。
另一方面,传教士 对于中国人的世界历史贡献 也怀有 一定的敬意 。
他们承认,中国是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家,中国人作为一个 文化民族 有着悠久的历史。
他们常常惊叹中国辉煌的过去,对中国人在古代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敬佩。
在描述中国语言的时候,他们132#################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赞誉中国图形文字的古老和数量的众多。
个别传教士甚至强调中国语言在历史研究和世界交往方面有重要意义。
中国典籍文献的众多和丰富内容也得到了肯定。
因为在中国古典作品和古代中国人的宗教和道德观念中存在着某些与基督教 真理 接近的东西,某些可与基督教联结起来的 联结点 ,它们对于福音的传播是十分有利的。
在中国,一般的教育和学习受到高度重视。
到处都设有教育机构。
学者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
这一点传教士有充分的认识。
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对中国的科举制度表示欣赏。
通过这类考试, 有名望的人 、学者和官员可以 从最底层的家庭中 脱颖而出。
有的传教士还在中国的医学中看到一些合理的因素,认为,在中国的土著医生中也不乏 有才能的人 。
他们以肯定的笔调描述了迁徙和职业自由、从广大社会阶层招募官员、村社共同体的自我管理、国家官僚和军队数量之少等。
就是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面,个别传教士也看到了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
中国有 一种多方面的有组织的社会生活 ,存在着大量协会,如商人和手工业者行会、公积金机构、古典作品研究会、反对赌博协会等。
有的传教士甚至强调中国人具有 正直 、 宽容 、 好客 、 勤奋 、 热爱家庭生活 等良好品格,并且指出,中国人是知恩图报的。
应当说,上述分析是比较全面和客观的。
不仅如此,作者还进一步指出,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基本是统一的。
这是由相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职业意识和国籍(个别人除外)所决定的,它们造成了一种比较牢固的团体意识和大体一致的见解。
性格的差异、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来华居留时段和工作地区的不同自然会导致某种程度的意见分歧。
在个别传教士的言论中,有时还存在着前后观点不一或自相矛盾的地方。
但是,传教士之间未曾发生重大争执,相反,当他们的利益和观点受到其他团体(例如19世纪来华的外交官、商人和德国国内反传教的自由派媒体等)的反对时,他们立即会齐心协力地予以反击。
传教士对中国的否定性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论证中国 基督教化 的必要性服务的。
而且传教士只是在与某些 原始的 、 未开化的 部落和其他 异教 国家比较的意义上谈论中国的优点的。
也就是说,中国人只是比其他 野蛮 民族相对要好一些,与西方基督教民族则无法相比。
传教士从没有把中国和中国人看作是与西方国家和西方人地位平等的。
这些观点尤见深刻。
二、追本溯源,理清了传教士中国观的形成轨迹在孙著中,传教士的中国观主要是被当作 一种特别的、由欧洲人当中的一个特定的团体所作出的对欧洲以外的、非基督教的文化的感知 来考察的。
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提问不是关于传教士的中国观是否与中国的现实相符合问题,而是它的产生和形成过程问题。
作者认为,对于中国这个与自己的文化迥异的 他者 ,传教士习惯于从自己所熟悉的文化环境出发加以考察和论述,因此,传教士的中国观主要是 被造的 ,是文化的产物。
按照作者的看法,传教士在来华之前就从不同的渠道获悉了不少关于中国的信息。
这些前知识对于传教士中国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一些历史地形成的、传统的对中国或褒或贬的评价 它们大都已成为比较固定的感知模式和公式化套语 往往成为传教133他者 的映像士论述的出发点,或者被不加反思地加以沿袭,或者被当作需要商榷的对象。
例如17 18世纪耶稣会士所提出的关于中国语言文字在维系中华帝国方面的作用的见解,就被后来的传教士们接受下来。
特别是耶稣会士有关古代中国人的 上帝意识 的论证,对德国传教士产生了很大影响。
同耶稣会士一样,德国新教传教士也相信,在中国古典作品中可以看到与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一致的思想痕迹,中国古典作品中的 上帝 概念与基督教的上帝概念是十分接近的。
因此,中国民众在古时候曾经拥有过关于 一位至高无上的、统治一切的神 的知识,尽管它只是 异教昏暗世界中间 的 一丝零星的光芒 ,而且后来逐渐被人遗忘了。
同耶稣会士一样,德国新教传教士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也用中文概念 上帝 来表示基督教的 Gott (唯一神)。
不过,在耶稣会士和后来的德国传教士之间毕竟存在着时代和教派的重大差异。
耶稣会对中国的理想化描述大部分被拒绝或者更确切地说被修改了。
德国传教士不再像耶稣会士那样认为中国人生活富裕、政治强大、有教养、道德纯洁了。
耶稣会士所想像的中国在世俗事务方面与欧洲文明基本持平的观点已经不再被认同了。
他们的观点 中国官员是皇帝的优秀臣仆,遭到了彻底否定。
中国人宗教 冷淡 的话语虽然被继承下来,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已是否定性的了。
德国传教士特别反对耶稣会士对中国人祖先崇拜和祭祀孔子的妥协态度。
大多数耶稣会士把祖先崇拜和祭祀孔子只看作是国家的习俗和单纯的礼节,并且认为完全可以把它们与基督教协调起来,而新教传教士从一开始就坚持说,祖先崇拜与基督教根本无法调和,必须坚决予以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