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招生考试的历史记忆

黄埔军校招生考试的历史记忆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不知多少将才，功不可没。

黄埔军校，一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因为培养了众多的政治军事人才，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黄埔军校与其他大学一样，若想进入学习，首先要过考试这一关。

同样的一场招生考试，有组织者，也会有参加者；有成功者必然也有失意者，可以说，一场招生考试后，几家欢乐几家愁。

那么，黄埔军校招生考试对于每一位参与者，又有着怎样不同的历史记忆呢？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考试在全国各地分配了名额，但是其中大部分地区都在各地军阀控制之下，因此招生分为三次，即先在招生所在地初试，初选合格后再到外地复试，最终到广东参加总复试。

黄埔招生总部在各个地区也派有专人负责招生工作。

何叔衡负责湖南省初试选拔，毛泽东则负责上海复试考核。

由于当时的湖南正处于军阀赵恒惕统治之下，因此招生考试也是秘密进行的。

接下来的这段回忆就来源于当年参加考试的一位叫郭一予（湖南浏阳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考生的回忆（《关于黄埔军校的片断回忆》）：……我于三月的某天晚上，秘密地到清水塘去报考。

只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试述投考黄埔军校的志愿。

”其他数学理化等都没考。

过了几天，何叔衡同志当面告诉我说：“你已取了。

”晚上到清水塘去办手续、填表、领路费，并要我将一师附办的平校夜校教学任务，移交给姓葛的（忘其名）。

我到了清水塘办手续，才知湖南省照规定名额正取十五名之外，另取了备取三名。

并嘱咐我们：行动要秘密，分散搭火车轮船到汉口后，再搭轮船到上海去见毛委员。

我们到了上海后，由陈作为、赵自选两同志和我等将湖南考取的军校一期学生公函和名单一起交给了毛委员，并请他照顾。

毛委员当即告诉我们：这次复试考生人数很多，很认真，凭考试成绩取录，你们赶快准备功课复试。

才知算术、代数、三角、理化等都要考试。

我们于三月底参加长江流域和以北各省考生的复试，也是秘密进行的。

经过上海复试，据说湖南送考的学生，思想文章都好，但其他学科及格的少，只取八名。

在上海复试取录的，发给旅费和证明书，于四月到广州报到，又参加全国总复试。

结果全国取录正取生三百六十余名，备取生一百二十余名，合计四百九十余名。

通过这段亲历者的回忆，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招生考试条件尽管艰苦，但是程序十分严格。

想要最终考取黄埔军校，要经历初试、复试、总复试三次选拔，同时还要奔赴湖南、上海、广东三地参加考试。

如此选拔出来的学生自然非常优秀，而如此艰难复杂、辗转流离的考试记忆也深深印在了经历者的脑海之中。

全国各地的考生一起奔赴考场，同考一所学校。

同样的一场考试对于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记忆。

在那些日后功成名就的一代名将看来，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不过是他们军旅生涯的起点；对于那些中规中矩的普通军人来说，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也许是他们人生的得意之作；至于那些考试的失意者，也许这场考试的失利是他们不堪回首的隐痛。

徐向前和杜聿明同为黄埔一期生，也是黄埔培养的两位名将。

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同是北方人，又都是从《新青年》杂志得知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考试路上辗转流离，历尽艰辛。

徐向前对于招生考试初试的印象为“应考的条件和手续颇严，规定了许多条。

政治思想上要‘了解国民革命须速完成之必要’、‘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既有笔试，又有口试。

笔试考作文、政治、数学；口试则考察学生对三民主义的了解程度及个人志趣、品格、判断力之类的”。

而他复试的结果则是喜忧参半，由于之前他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文章，记了些术语，政治考试结果不错，作文也可以，但数学因为没基础，几乎交了白卷。

黄埔军校招生考试对于杜聿明而言，则又是另一番记忆了。

杜聿明、阎揆要、关麟徵、张耀明等陕西考生尽管匆匆赶来，但仍然错过了考期。

后来他们积极联系陕西同乡——同盟会元老于右任并最终获得了他的举荐，得以获准参加补考。

由于孙中山要推进全国国民革命，而第一期来报考的青年以南方人居多，从北方来的青年较少。

因此，军校在招生中特别注意招收来自北方的青年，徐向前、杜聿明、阎揆要、关麟徵、张耀明等20多名山西、陕西考生都被录取了。

黄埔军校招生考试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公平的，但是也避免不了“走后门”现象的发生。

1925年，王镜塘报考黄埔军校第三期时，由于军校报名需要验看中学毕业文凭，而他没有，因此很担心自己不能报考。

好在他的哥哥认识汪精卫，于是他拿着哥哥的亲笔信找到了汪精卫得以随堂参加考试。

尽管如此，英文、算术考试仍然难住了他，但是当监考问清楚他的情况后，竟然允许他照抄别人答案。

王镜塘就在汪精卫和监考官的帮助下，如愿以偿地考上了黄埔军校。

而1926年参加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生考试的许多考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初试之后，许多落榜生凭借关系，拿到了介绍信并找到军校相关领导。

最终武汉分校决定统一组织复试，这一结果明显对之前考取的报考者不公平。

于是湖南的二百多名学生集体“请愿”，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甚至还以“自杀”或“暗杀”来威胁学校。

但是，结果最终也没有改变，考试结果出来后，一名上次已考取的考生竟然因为落榜而活活气死（赵琪：《壮哉，黄埔黄埔军校大纪事》）。

每次招生考试，都会有幸运儿和失败者。

这些失败者不仅心理遭受打击，许多人甚至连住宿费、差旅费都拿不出来，以致于有家不能回。

正是鉴于如此，曹勖、谭延闿、于右任等人发出了收纳落榜考生，给予援助的函电。

在他们的函电中，描述了落榜生的境况“即如此返里，不惟无面目见故乡父老、甚至发生意外之惨剧。

诚所谓欲进不能，退又不可；求生无路、求死不得（《为军官学校落第考生请命书》，1924年5月5日广州《民国日报》）”。

针对这种情况，曹勖、谭延闿、于右任等建议孙中山“本爱护青年之心、施天地好生之德、俯念学生等不远数千里而来、立饬军校收纳、以补余额、而资造就”。

在这些热心人的关心下，许多失败者获得了再次取得成功的机会，从而避免了孔乙己那样的悲剧。

对于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参与者和旁观者都会拥有各自的、不同的历史记忆。

蒋先云拥有的是入学考、毕业考双状元的辉煌记忆；胡宗南拥有的则是不具备考试资格，而哭进黄埔的特殊回忆。

对于郑洞国而言，他会永远记住一位名叫王尔琢的好友与他同赴考场；而在罗瑞卿的记忆中，不会忘记那一年与他结伴乘船东下，同去武汉报考黄埔军校的一位同行者，而她就是后来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民族英雄——赵一曼。

正所谓“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这些黄埔精英经过入学考试的层层选拔，又经历了战火硝烟的重重洗礼。

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了战场上的对手，但是在他们彼此的心中，“黄埔人”这一特殊的历史符号永远也不会忘却，招生考试这一历史记忆也会永存心底。

黄埔军校之所以如此重视招生考试，就在于孙中山对考试权之独立极为重视，在他的代表作《三民主义》里就有过充分的阐释：“中国从前实行君权、考试权和监察权的分立，有了几千年。

外国实行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独立，有了一百多年。

不过外国近来实行的三权分立，还是不大完全，中国从前实行的三权分立，更有很大的流弊。

我们现在要集合古今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是采用外国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

”五权分立是孙中山的独创，不同于西方历史悠久的三权分立的是考试权和监察权的独立。

由此可以看出，孙中山对于考试权的重视程度。

黄埔军校招生考试正是在孙中山五权分立学说的影响下应运而生，从它产生以来，究竟有哪些进步之处？又存在着哪些弊端？本文立足于之前的研究资料，对黄埔军校招生考试的利弊得失作出简要的分析。

首先，参加黄埔军校招生考试的人数是空前的，这是之前任何水师学堂、武备学堂都不能比拟的。

中国最早的海军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当初招生时，竟因为不足额，只好到香港去招募。

而创办于1880年的天津水师学堂同样困扰于“世家有志上进者皆不肯就学”，以致开学一年多，“额数末满，投考者或资质平庸，或年纪过大，终少出色之才”。

1903年，张之洞筹办湖北武昌武普通中学堂时，计划招60名，而且规定以秀才为招考对象，但当时风气未开，一般青年都以读新学为羞，有钱人家子弟尤其不愿读武学堂，即便是这60人的录取名单，也混进了一些并不具备考试资格的监生。

而全国各地参加黄埔军校及其分校招生考试的人数成千上万，这与之前旧学堂招生考试时的门可罗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之所以形成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黄埔军校创办于反帝反封建的20世纪20年代，此时的全国民众已经经历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洗礼，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早已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成为了时代主题，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黄埔军校无疑成为了无数有志青年实现人生理想的绝佳舞台。

另一方面，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对于报考者没有过多要求，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布衣百姓，只要符合要求，都可以参加考试，并按成绩择优录取，这无疑给所有考生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尽管后来在实行中，也出现过拉关系，走后门的现象，但是总体上讲，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还是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

其次，黄埔军校招生考试为了尽最大可能录取优秀人才，在全国各地以及各军当中分配了名额，并对报考省份较少的考生给予了适当的照顾，同时按照文科、理科分开考试并严格进行身体检查。

这些举措都体现了黄埔军校招生考试不同于旧考试的进步性与现代性。

此外，对于赴外地参加考试的学生发给路费盘缠，而对于落榜考生也有一定的救济帮助，这些都体现了尊重考生，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值得充分肯定。

1924年的广州黄埔军校但是，也应该清醒的看到，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远非十全十美。

这集中体现在招生考试中的思想控制以及意识形态的灌输。

无论是笔试还是口试，每一位考生都必须考“三民主义”这一科目。

而对于中下层军官以及分队长的选拔，更是明确要求国民党党员或者承诺考取后加入国民党。

甚至后来的入伍生招生考试明确要求必须向国民党各省党部报名并由各省党部汇送中央党部，咨送黄埔军校，同时要求各省党部汇送的报考者，必须经过该部执行委员三人以上签名，方为有效。

这些人为的限制条款与早期对所有考生一视同仁相比，无疑是明显的退步。

特别是后期的“甄别考试”，更是体现了国民党对考生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无辜的考生成为了国民党各派系互相倾轧的牺牲品。

此外，黄埔军校后期的招生考试与早期相比，无论是生源质量还是考风考纪都有着明显的倒退，这不能不说是招生考试的遗憾。

斗转星移，岁月流转，历史的车轮已经驶过了数十个寒暑冬夏。

刀光剑影早已黯淡，鼓角争鸣也已远去。

当年意气风发的黄埔精英都已老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已走进了历史。

但是曾经“恰同学少年”的他们所参加的那一场场决定前途命运的考试却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遗忘。

与之相反，那些沧桑的往事，那些人生的感叹将长存在历史的长河中而被人永远牢记。

作者：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