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小说相比你认为影片活着结尾好不好
《活着》电影和文本对比
《活着》电影和文本对比《活着》从电影到文本的对比余华这本书，不管是从书本上看，还是从张艺谋拍的电影，都是十分精彩的。
电影之所以能够震撼人心，原因有很多种，首先是因为当然是有好的剧本，才能拍出好的电影。
其次是由于有一批好的演员，比如葛优、巩俐，特别是葛优把富贵这一没落的地主凄惨遭遇的一声演绎的惟妙惟肖。
下面我从自己的几个观点总结一下，我看完《活着》电影版和文本的感受。
首先，说说这两者中的意象，线索不同。
文本中全文从一开头就出现一个老牛的形象，它象征着富贵，也是人到晚年，已经很难承担起繁重的劳务，被人拉到集市上卖，而老福贵一看到它眼中含泪就联想到此时的自己人到暮年，孤苦无一的情形，跟它很相似，把它买下了。
这老牛也像一位老福贵一样，不能时常劳动，要时常休息，福贵也把自己的对于亲人的思念的寄托在这头老牛身上，给它取名“家珍”“凤霞”“有庆”对着它喊，看到这时就让人觉得这位老头太寂寞、孤单了。
电影版得线索，一看就知道就是最后被烧掉的皮影戏，还没看文本的时候，就觉得用一小小皮影贯穿全电影是非常妙的手法，当时还以为在书中，肯定也是这么写的，但是当我看完全书就没有到皮影的影子时，就知道电影编剧在此处的设计。
小小的皮影，投射着福贵一生的浮浮落落，跌跌撞撞，同时还影射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不仅迫害能人之士，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也被认为是走资形式，破坏殆尽。
要说这两种处理方法，或者说这头老牛跟这箱皮影谁优谁略，还真的难以评定高下，但我觉得这头老牛就是适合阅览于纸上，而那箱皮影就是适合在电影中，用唱的方式表达出来，给人们具体可感的物象。
其次，揭露国共内战以及文化大革命等时期的深度不同。
时至今日，张艺谋的《活着》仍然是禁片，主要是由于大量反映国共内战时候，惨烈的局面。
战争难免有死伤，而共产党往往把自己的一些战役意识形态化，宣传自己是为正义而战，把战争美化，遮盖战争的真实面目。
要知道不管你是为正义而战，还是背其道，战败的一方的将士都难免生灵涂炭，与家人生离死别。
《活着》小说文本与电影作品之间主题表达的比较分析
《活着》小说与电影作品之间主题表达的差异分析姓名：陈艳专业班级：08汉语言文学1班学号：080504011113摘要：余华的小说《活着》发表后得到多方好评，使它成为20世纪90年代重要的小说之一。
1994年，小说《活着》由张艺谋导演改编成同名电影，葛优、巩俐主演，并且获得多个奖项。
然而，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创作方式和表现形式不同，所以两种艺术形式对同一主题的阐释必然有差异。
同一个“活着”，余华和张艺谋给读者观众呈现出它的不同。
关键词：活着；小说与电影；忍耐；希望；比较一、小说《活着》主题：为活着本身而活着；忍耐小说《活着》由福贵徐徐道来他的苦难人生，福贵年轻时因家里富裕常年在外赌博，最后把家产全部输光，福贵爹也被他气死，剩下的一家老小跟着他开始过上贫穷的生活，接着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随着年龄增长福贵的人生呈现出不断减缩的情景，家里七口人在他眼前相继死去，还有和他有关联的其他生命也陆续消失。
与他相关的人和物随着岁月的流逝都远离了他。
这些事物的离去使福贵一个人孤独留在世上，不禁让人思考他活着的支柱是什么。
从作品看，通常的理解福贵没有活着的支撑，反而有很多选择死亡的理由，他可以悲伤过度而死可以绝望而死，但是福贵选择了活着。
而且作为后死者他活得这么久。
学者季羡林对长寿有过这样的看法：“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在人世间，后死者的处境是并不美妙的。
年岁越大，先他而走的亲友越多，怀念与悲思在他心中的积淀也就越来越厚，厚到令人难以承担的程度。
”福贵没有学者季羡林拥有的包括亲人、金钱、地位、名誉等可以寄托精神的生活动力，季羡林对自己后死的情况尚且感到孤独空虚而难以承担，福贵这种普通后死者晚年的凄凉则更是难以言语，有时悲切凄凉之感会让人感到死亡比活着更好，赤条条的福贵寻死的理由有很多，但是作品里福贵却选择顽强乐观地活着。
他把死去的亲人深深地记在脑子里，常常唤他们出来和他做伴。
然而这种回忆并非他活着的理由，不过是为了舒缓浓重的寂寥。
《活着》的小说与电影的异同浅析
《活着》的小说与电影的异同浅析《活着》的小说与电影的异同浅析之所以题目叫“《活着》的小说与电影的异同浅析”，是因为我只大体的看了一遍余华的《活着》，张艺谋主拍的电影我也只看了一遍，所以在见解上估计还是很不全面。
因为大凡看过小说的人都会意识到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尽管二者揭示的主题是一致的。
当然，这种差异是由于故事情节所依托的载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即文字叙述与情景再现的不同。
今天我不去讨论小说与电影的熟优熟劣、熟深熟浅，而仅就艺术抑或文化的角度去浅析。
一，人生主题《活着》，单单一看着题目，就会让人产生多少联想与感叹，故事叙述了一个西北古镇豪门大宅的纨绔子弟——富贵少爷的人生历程。
由开篇的四十年代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直至以后。
在这漫长的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当中，富贵由最初的大家少爷而沦为街头小贩，进而又成为皮影班主，解放后被划为城市贫民，最终又因为联姻而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岳父和老爷；在这一系列的近乎戏剧性而又真实地让人感动的身份与地位的互相转化中，电影为我们展示了一条清晰的人生轨迹，并深刻的揭示了故事的主题，亦即人生的主题——活着！对于一个心地善良而又心理脆弱的人来说，人生的巨变与遭遇、大起与大落都有可能让他走上死路；而在影片中，主人公富贵与家珍这一对夫妇却恰恰是从这条艰难之路上走来的。
富贵由最初的一掷千金的少爷而输光家产不名一文，又由走州过县卖唱谋生的皮影班主而成为曾经参与革命，服务部队的“城市平民”，由经历丧子之痛的后的短暂平静而又一跃而为工人阶级的岳父，终于又再一次地经历丧女之悲……在这条坎坷的人生之路上，命大的他在家珍的陪护下跌跌撞撞一路走来——不仅没有厌世，而且始终顽强的活着！让我们再来咀嚼一下那些平常而普通的话语吧：“我不能死，我还得活着，家里还有老娘，还有老婆孩子。
”“春生，你可别想不开呀，你不能死，得好好的活着！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呢”，影片正是通过这些在极度恶劣的环境氛围之下道出的寻常质朴的话语深深地揭示了人生、探寻了人性，使得“活着”这一主题就仿佛盘曲错综的藤条紧紧地攀附着影片、攀附着人生命运且穿透始终！此外，在富贵家珍活着的这条主线上还点缀着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人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活着”。
浅谈余华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
浅谈余华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摘要：艺谋的电影《活着》是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但两者有很大的差异。
电影与小说虽有相似点但又有不同之处，首先，电影改变了小说的主旨；其次影片与小说相比多了些人性，没让《活着》走极端；再次，影片中不仅增强了幽默感而且升华了主题；最后，在拍摄的时候没有艺谋导演没有跳过历史，运用了反讽手法真实的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给人们带来的痛苦。
Abstract: The article made a comparison between Yu Hua’s novel “still living ”and Zhang Yimou’s movie of the same name .The two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The film had the same place but it also had some different places . Firstly , the film changed the theme of the novel . Secondly ,compared with the novel the film had increased some humanity . Thirdly ,the film was not only increase the humor but also sublimated the theme .Finally ,when take the film director didn’t jump the history .On the contrary ,he used the mock methods to reflect that era ,which brought many pains to people .关键词：《活着》；余华小说；艺谋电影；改编；审美视角一、小说与电影两种“活着”的审美视角艺谋导演改编余华小说《活着》再一次给人们带来了视觉和心灵的震撼。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细读余华的小说《活着》，细品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些许差异，这种差异是余华和张艺谋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家的身份决定的，也是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性质与要求所决定的。
作为读者，都能感受到小说中充满着悲凉、苦闷、阴郁的色彩，而作为观众，则能感受到这种悲重色调被导演有意识地淡化了，相反有一种淡淡温情的亮色在影片中出现。
这种改变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完成的：（一）叙事角度的不同余华的《活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
作品开始写“我”以一个民歌收集者的身份在充斥着阳光和知了的村舍田间游荡。
余华用一种轻盈、恣肆的语调描述“我”在乡间的所见所闻，充溢着快乐、美好与原生的活力。
然后“我”发现了福贵——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另一个叙述者。
于是福贵取代“我”走入读者的视线，作品的叙事者就在“我”与福贵之间灵活转换。
当然，更多的时候，少不更事的“我”只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福贵无比坎坷的一生。
在老人漫长而宁静的回述中，我们不仅体悟了福贵丧亲失子的剧痛，更看到福贵由一个嗜赌成性、毫不体恤父母妻儿的纨绔子弟如何在死亡与苦难的威压下，苏醒出人性中善良与慈爱的光辉，磨砺成柔韧与博大的襟怀。
他像一株挺立于深秋旷野中的老树，花叶尽凋，伤痕累累，却依然精神矍铄，空明澄净。
亲人离去的痛苦被最大限度地克制，代之以平和与宽容的回望。
而“我”在老人叙述间隙中的恰当插入，形成一种奇妙的“间离”效果，使读者超脱于福贵的悲情往事，达到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
在双重的叙事过程中，福贵穿越死亡与苦难后的坚韧与通达、智慧与诙谐拥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品因此升华为一个关于生命存在的寓言故事。
而张艺谋的《活着》则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示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将福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欢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可观性与感染力。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之比较内容摘要：余华的《活着》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活着”本身的故事，主人公福贵在极端的不幸之下仍然保持着的乐观的生活态度给人带来久久的震撼，并且长时间地郁结在胸中。
而张艺谋的《活着》讲述了特殊年代下人们的普遍生活状态，意在引发人们对怎样活着，怎样活得更好这一命题的思考，相比之下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大众。
然而无论是余华还是张艺谋的《活着》，都促使受众思考自己应该以何种方式存世。
关键词：余华张艺谋《活着》一.小说《活着》小说《活着》名为“活着”，但却给读者讲了一个充斥死亡的故事。
整部作品从福贵的爹经受不住徐家在自己手里败落变得一无所有的打击而气死开始，就一直充满腥风血雨。
作者用紧凑的笔法为我们接二连三地铺开了10个人物的死亡：福贵的娘、老全、龙二、有庆、春生、凤霞、家珍、二喜以及最后的苦根。
作者用夸张的手法将人生之大不幸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十分极端地为我们作了一个归谬，即福贵这个经历过家破人亡、枪林弹雨、人性缺失等种种可怖的时代和命运的人依然还能“自鸣得意”地讲述自己的故事，那我们呢？所以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这种将问题推向极端化的思维方式以及近乎绝情的叙述方式毫无疑问让人感到震撼，因为那是生命的震颤。
但是与此同时也更加引起人们的反思：人的一生，从传统的逻辑上讲就是一条直线，那么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这条直线上的点，它们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生和死同人生当中的任一时刻一样，我们都只经历一次。
这个道理所有人都明白，但是我们仍然更加在意生和死这两个点，那是因为我们人为赋予了生和死特殊的含意，使得这两个点别具一格，所以自然而然生和死在人们心中就被放大了。
生是喜悦的，因为它代表着新生命的降临，代表着新一代的希望；而死是丑陋的，因为我们惧怕它，因为它离我们太过遥远以至于我们对其一无所知。
然而作者却在作品中借福贵之口对生与死进行了解构：福贵说，“我的一双儿女都是死在生孩子上的，有庆死是别人生孩子，凤霞死在自己生孩子。
《活着》电影与小说叙事结构之比较
《活着》————电影与小说比较文学和影视之所以作为艺术形态而独立存在，就是根据其语言的特性和构成特点而决定的。
文学和影视语言的不同特点，也就具有了自身的语言规律和表现手法，作家常常在文学作品中运用大量修辞手法来提升文学作品的感染力，而在影视语言中也能找到自身的修辞手法，通过影视语言的表现技巧来强化观众审美感受的影响。
它们两者虽然在表现手法上不同，但在观念形态和血脉上是一致的。
古华曾经说过：“我觉得叙述是小说写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写作的主要手段，叙述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和文字功力。
我读小说就特别喜欢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浮雕式叙述，自己写小说时也常常津津乐道于叙述。
”也的确是那样，我们知道小说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
人物,情节，环境也即小说的叙事结构。
作者将一个个故事情节以叙述的方式向读者娓娓道来，不仅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还让读者真切的感受到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因而就会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让读者读下去，而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一种叙事的方式向观众展现其精彩之处。
只不过电影时将人物搬上银幕，用一组组镜头排列开来罢了，这样就将观众放置在一个真实的场景之中，从而观众的想象空间就被挤压了。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指出：“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
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什么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后，他们就不仅不能彼此转换，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之点。
”《活着》电影与小说叙事结构的不同之处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阐明了这一点。
首先，从情节上来看，情节是与人物密切相关的，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
一般来说，叙事性文学比较注重情节，而小说的情节更为完整和复杂，叙事诗和叙事散文的情节比较单纯，有的只摄取了一鳞半爪的生活片断，戏剧情节的完整性与小说的相似，但在复杂性，丰富性上则远不如小说，它受舞台时空的限制，不能容纳大量的详细情节而过于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小说则可以突破相对的时空限制，容纳更复杂，更丰富的情节，反应更广阔的生活内容。
作文-电影《活着》观后感1800字
电影《活着》观后感1800字看完余华的小说《活着》再看张艺谋的电影版《活着》，深深觉得张艺谋就是上帝派来拯救小说《活着》残酷结局的天使，洒满温暖在人间，满满的正能量。
小说相比电影更加残忍，让人痛心。
电影的结尾是福贵祖孙一家人其乐融融坐在一起吃饭的画面，香火得以保留，亲情得以延续，这样的结局处理显得更加温暖，留有温情，给人希望。
我谈“赌”影片第一个出现的镜头就是男主人公福贵在跟皮影班主龙二赌博。
这场赌，福贵既是输了，也是赢了。
输是因为福贵败家把家产全输光了，并和龙儿对调了身份，以前的大少爷变得狼狈落魄，老爹被他气死，怀孕的妻子也带着女儿离他而去，福贵的世界瞬间天昏地暗。
又说福贵赢了是因为他和龙二的身份互换，在特殊时期龙二换来的身份使得龙二成为被批判的人，龙二反而死了，福贵反而保住了一条命。
这个“赌”在影片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情节就是福贵妻子家珍带着刚出生的儿子回到福贵身边，一家团聚，福贵问妻子起名了吗，妻子开玩笑说叫“不赌，徐不赌”，福贵信以为真，开心的说“不赌好，不赌好，我后来再没赌过，下辈子也不赌了。
”可见“赌”对福贵是件好事，让福贵成长。
“赌”的第三次出现是在福贵低声下气的向龙二借钱的时候，龙二说“我不赌了，免得以后像你一样。
”可见龙二见好就收，也吸取了赌博害人的教训。
“赌”最后一次出现是在福贵女儿凤霞要生孩子的时候，开玩笑说给他的孙子起名叫“不赌”，可见“赌”影响福贵的一生，福贵是真的改正“赌”，拒绝“赌”了。
我谈“皮影”皮影也算是电影中的一条主线，伴随福贵的一生，是福贵的谋生工具，更是福贵的护身符。
福贵去向皮影班主龙二借钱，龙二借给他一箱自己曾经用过的皮影，从此皮影与福贵不离不弃，相依为命。
起先唱皮影戏是福贵的一份谋生的工作，接着福贵无奈的去了兵荒马乱的战场给士兵唱皮影，后来福贵在村里给乡亲们唱皮影。
在这样颠簸流离的日子里，福贵保住了皮影，皮影也保住了福贵。
在电影中，皮影给人们带来欢笑，鼓舞人们，给人们希望，安抚人们的心灵，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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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一班张梦蝶
活着
张艺谋导演的影片《活着》的结局改编得不错，当读完原著余华写的小说后，心情有种说不清的沉闷，人生最悲催的事都发生在主人公身上，一家十几口人都死了，只留他自己一个，家人各式各样的死亡方式给我们带来无比的震撼，比如儿子有庆竟是被护士抽血救上层领导抽死的，让人无法想象当时社会的等级阴暗面，人为地在社会上作恶，让整个社会充满了污浊之气，小说给人仿佛血一样的死寂，与小说名活着形成强烈的对比，但始终没有留给人一线希望。
而张艺谋的影片结尾里，虽然父母儿子儿媳死了，但是仍有福贵和外孙他们畅想着美好的未来，我觉得这是电影改编的第一成功之处，点题又给人希望，留有一线，不作绝，这便是电影的优势，而有些时候为了外部因素，电影是不能做得像小说一样彻底的。
其二，影片中有一个重要的贯穿全片的线索——皮影戏，这是张艺谋导演在艺术加工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其实这是对小说的一个升华，皮影戏只是表面，真正代表它的是一个木箱，它穿梭在福贵生活的各个时代。
当福贵落魄决定洗心革面之后，别人送的木箱成为他唯一的瑰宝，他重视且希望利用它重振自己及家业；当福贵被国民党掳去时，他仍不忘记木箱，遇到共产党时，他又捡起掉落的木箱，时时刻刻抓紧它，这也意味着福贵成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好男人，危难的时刻，他不会忘记家庭，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
影片最后木箱的点题更是将主旨升级到了极致，福贵将皮箱从床底拉出，他对孙子讲：“小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再长大了，就变成了牛；等牛长大了，共产主义就到了。
”时代在变化，共产主义来临，幸福地畅想未来，艺术也将永恒地成长下去。
我更喜欢电影《活着》，小说当然有其可取之处，文学作品对当时社会生活映射的当然更加深刻，但是不否认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加深了其人道主义，加深了小说的主旨，更反映出小说的精华，可能电影本身的影视拍摄局限以及外部条件不能完美地将导演要讲的东西表达出来，但是拍摄这一类农村生活题材的影片，张艺谋做到了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那个讲述残酷社会的主人公们，就比如那个贯穿全片的木箱，木箱不仅是代表家庭，它还代表了一种精神，木箱反映了主人公福贵的内心变化，编写出福贵的成长，，如此不起眼的东西作
为影片的关键所在，不可谓不说张艺谋是一个玩转艺术的高手，木箱象征着家庭的稳固可以抵抗一切社会不利因素，这便是影片的价值所在，当然还有许多影片的艺术手法值得我们去探究。
电影《活着》注重时代背景对个体生命的影响，小人物的命运在历史大潮中的不由自主；小说《活着》注重个体生命对命运的承受力和承受态度。
两者都关涉生命、命运的话题，但前者着眼于社会历史层面；后者更关注人性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