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缘何调任湘赣省委书记

任弼时缘何调任湘赣省委书记1933年5月，曾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和副书记的任弼时，被调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

关于调动的理由，传统的观点是，博古、洛甫等因任弼时“不拥博、不赞成（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以及《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的态度”，“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派（他）到湘赣工作”。

后来论者在谈到这个问题以及批判博古的“左”倾路线错误时，也就陈陈相因、并无新意。

然而，稽诸史实，揆情度理，这些解释尚嫌乏力，难以说通;况且还掩盖了其中的积极因素（或正当理由），任弼时调任湘赣省委书记实是临危受命。

任弼时拥护进攻路线、批判毛泽东甚力延安整风时，任弼时在1943年11月4日拟就的发言提纲中坦陈：“在中区时期（二年），我在政治上是接受四全会后中央的路线，在军事上是主张积极进攻的。

”此话一点不假。

任弼时是1931年3月下旬进入中央苏区的，到1933月5月上旬离开瑞金去湘赣苏区，在中央苏区足足待了两年。

在这两年里，他自觉拥护、积极执行中共中央的进攻路线（亦即国际路线），不断批判和努力抑制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是中央信任并倚重的高级领导干部。

其实，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任弼时的上述政治倾向就已表露出来。

例如，1931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任弼时说：我觉得应当在实际工作中坚决执行国际的路线，才能彻底地反对立三路线，也更表现两条路线的斗争。

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弼时发言时说：“在反对调和主义斗争中，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如……右倾的分子说，国际路线是不合中国实际的。

对于这些倾向，都要作坚决的斗争。

”同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又告诫说：“我们不能否认，现在中央是一步一步走上国际路线的，中央政治局是最高指导机关，若能像一个人一样，则能保障执行国际路线，不可只注意小的不同意（见），而认为比执行国际路线还重要，这也不能执行国际路线的。

这值得今天政治局注意。

”同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徐锡根等搞党内小组织的错误言行，任弼时再次郑重指出：“今天暴露了锡根以及全总党团同志在假的拥护国际而掩护右倾的实质……他们的政纲是不承认国际路线，他们是破坏党，帮助敌人。

”正是基于任弼时对四中全会路线（亦即国际路线、进攻路线）的自觉拥护，加上他又是中共中央苏区委员会成员、苏区中央局委员和常委，他才被中央委派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到中央苏区传达四中全会决议精神。

任弼时到中央苏区后，虽然在处理富田事变及确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与指挥权过程中支持过毛泽东，但这明显有附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旨意的考虑。

因为他在赣南会议至宁都会议这一年里，对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指责批判，更表现了他赞成进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取向。

尽管中共中央对任弼时、周恩来及苏区中央局在贯彻推行进攻路线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上火力还不够猛、成效还不够理想时有批评，但从无处分和撤换任弼时（以及周恩来）的想法，充其量也就是“恨铁不成钢”。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党组织在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

会议遵循中共中央1931年8月指示信和10月指示电，通过了王稼祥起草的《政治决议案》和任弼时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

大会虽然肯定红军粉碎敌人三次“围剿”和中央苏区工作的成绩，却也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中对中央苏区工作的全部批评，包括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消灭地主阶级、抑制富农的政策还动摇等。

任弼时起草的决议案强调，要在四中全会与国际路线的基础上，使“全部工作彻底转变”，为此“要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

在实际工作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

任弼时还在决议中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以抗衡毛的反对本本主义。

为这件事毛泽东耿耿于怀，任弼时后来一再检讨，可见任伤毛之深。

然而，中共临时中央对此并不满意，在1932年5月20日给苏区中央局的电示中指出：大会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大会上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

这个批评促使任弼时和苏区中央局的其他成员更积极地执行进攻路线了，也更多地批判毛泽东了。

1932年6月上旬，红军东路军在从闽西回师赣南途中，苏区中央局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迫使毛泽东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6月27日，苏区中央局又作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对毛泽东（所谓“中央局过去领导”）的“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再次予以指责，明确提出中央苏区党的任务是“采取更积极进攻策略”，“夺取赣河流域的南昌、九江、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的首先胜利，乃至争取全国的革命胜利”。

1932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对鄂豫皖、湘鄂西和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在周恩来到前方指挥军事斗争时，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和项英、邓发、顾作霖一起坚持后方工作。

自此到宁都会议召开前的三四个月里，任弼时主持的苏区中央局后方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对前方、对毛泽东时有掣肘和指责，终于导致宁都会议上“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

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表面看来是要解决前、后方成员之间围绕第四次反“围剿”战略方针的分歧，根因是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大多数成员都认为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阻碍了进攻路线在中央苏区的贯彻执行。

为了扫除这个障碍，才不得不再次对毛泽东展开批评斗争。

会上，任弼时等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集中火力”反对“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指责这种错误观念“泽东表现最多”。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批评了毛泽东自第三次反“围剿”以来一系列抵制和反对进攻路线的“错误”。

鉴于“泽东同志对他自己错误的认识即在会议上也还不深刻，由他在前方负责，正确行动方针的执行是没有保证的，且后方的动员和领导亦需要他回中央政府工作”，任弼时等提议召毛回后方。

这个提议得到中共临时中央同意，毛泽东由此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

任弼时等在这场斗争中不仅“打破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对坚持“右倾错误”的毛泽东狠批猛斗，而且对替毛“解释掩护”的周恩来也表示不满，向临时中央奏了一本。

可见，任弼时在四中全会前后至宁都会议前后这段时期，确实是忠实拥护并贯彻执行进攻路线的，对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是时刻警惕并加以抑制和批判的。

这种政治倾向和态度完全符合中共临时中央（还有共产国际）的旨意。

任弼时的文章与反“罗明路线”合辙合拍1933年1月，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很快即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局。

在合并会议上推选中央局总负责人时，博古提议任弼时出任，任弼时则说还是博古同志继续担任好。

可见，他们之间相互赏识和信任。

博古、张闻天等进入中央苏区后，了解到各地（首先是闽西）贯彻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很不得力，面对日益紧迫的第四次反“围剿”形势，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及其领导者表现为惊慌失措、退却逃跑，而这些问题的病根仍是“右倾机会主义”。

于是，中央局发动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这场斗争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斗争有剑指毛泽东的味道，但并非要全面肃清毛在苏区的影响;斗争也比较复杂，绝非一个“左”字能概括。

193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局发布《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提出了“必须立刻执行”的八项紧急任务，包括：最大限度地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号召所有工农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赤卫军少先队;独立师团游击队按中革军委训令，以积极的进攻牵制、扰乱和破坏敌人的后方交通;广泛动员全苏区工农群众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集中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提早春耕运动，增加农产品保障;尽一切力量发展与巩固苏区;修桥补路，拆毁城墙工事，清扫战场，处理伤病战士及白军俘虏;等等。

该文件强调，这些紧急任务的能否完成“要依靠于我们是否能在广大群众中造成一切奉献给战争，以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热情与兴奋而决定。

只有群众动员的深入，只有彻底的实行土地法与劳动法等，以改善民众的生活，来发展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性，才能保障这些任务的完全实现”。

“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央局认为必须开展对在敌人大举进攻前面表现出惊慌失措、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并且使这一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对于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的任何动摇与纯粹的防御路线，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打击。

”以上早于《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一周发出的文件，已经揭示了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理由、内容和目的。

后来各级党委、群团组织和红军部队作出的相关决议以及博古、洛甫等的相关报告或署名文章，都是根据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来谈论反“罗明路线”及贯彻执行进攻路线的。

由于反“罗明路线”的实质在于继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进一步清除实行进攻路线的障碍，因此说反“罗明路线”就是反毛泽东倒也不无道理;但如任弼时所说，其实质是反苏区中央局就让人难以置信了。

事实上，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局组织部部长的任弼时，此时也积极投身于反“罗明路线”斗争。

他在《斗争》第三期上发表《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就是表现之一。

因为在这一期刊物同时发表的，还有《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少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的决定》《红军学校全体党团员大会的决议》，以及博古的《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洛甫的《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的路线？》等等。

因而，《斗争》第三期被后来的论者冠以“反‘罗明路线’专号”。

任弼时一文从检阅中央苏区的党对于积极进攻路线执行的情形入手，他看到的是：“许多的地方党部对于进攻路线执行表示了不可容许的机会主义动摇，甚至完全走到相反的逃跑退却的机会主义路线。

”文章以江西和闽西的事例为证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且直言闽西的情形比江西更严重――南部苏区缩小了许多，红军开小差和地方武装拖抢反水现象很严重，北面扩大的新苏区没能够很快巩固起来。

其原因，正是“省委以罗明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公开提出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省委其他大多数同志对党的积极进攻路线的执行表示机会主义的动摇，对罗明路线采取腐朽的自由主义与调和妥协的立场，在许多实际工作中是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任弼时的这种揭露与批判完全符合《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精神，也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对产生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根源的剖析。

任弼时一文的重点，在于对进攻路线的正面解释。

任弼时认为，进攻路线“在今天来说，就是动员组织领导武装最广泛的工农劳苦民众，把工农劳苦群众的政治斗争积极性提到最高的限度，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向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最残酷的斗争，消灭和瓦解敌人的武装力量，推翻其统治，消灭其一切反抗苏维埃政权的企图，简单的说，就是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胜利和发展而斗争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