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先生“八面锋”

永嘉先生“八面锋”-历史论文
永嘉先生“八面锋”
随着“永嘉学派”兴起和《八面锋》流行，永嘉子弟在考场上所向披靡。

南宋一朝，永嘉一隅，居然出了五百多名进士
文| 李冬君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长期研究宋史，对经济史、文化史有独到的见解，著有《载舟覆舟：中国古代治乱经济史考察》《孔子圣化与儒者革命》《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等
“八面受敌”，本是苏轼的读书法，叫作“每次作一意求之”。

以读史为例，分列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货诸目，如“八面受敌”，分别研读，恰似“八面出锋”，各个击破。

苏轼也就那么一说，而永嘉人便真的去做了。

这一做，便做出了一种新文体——“永嘉体”。

那是一种与科举考试有关的文体，是为应试准备的。

当时，应试之文，称为“时文”；应试之学，为“时学”；应试即“时务”。

“永嘉先生”，以一部应试宝典《八面锋》，而成为“圣之时者”，所谓“识时务”。

永嘉文体
《八面锋》未署作者姓名，仅称“永嘉先生”，那时，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和叶适，被人称为“永嘉先生”，有人就认为，此为傅良所撰，或曰叶氏为之，《四库提要》里就是这么说的。

或曰，此乃应试书，专言时务，用于揣摩考题、预拟程式以及应试作答等，其本意非欲著书，故未署名。

然而，该书名乃南宋孝宗钦定，对臣下而言，可谓荣耀，何必回避？
本来，书已署名为“永嘉先生”，我们就称它为“永嘉先生”好了，既然“永嘉先生”公认为陈傅良和叶适二人的尊称，我们就认定这书出自他们及其门人之手，应大致不错。

因此，所谓“永嘉先生”作，我们就当它是永嘉学派的产物好了。

可“八面锋”一说，非始于孝宗赐名，之前已有米芾以“八面出锋”言书法，孝宗借“八面出锋”来回应苏轼。

有皇上赐名，《八面锋》就成了应试指南，超越学派和地域的局限，从一隅之地进入太学，从学派性的“永嘉体”转化为朝廷版的“乾淳体”，普及化为通用文本，而八面开张了。

所谓“乾淳”，即南宋孝宗年号“乾道”和“淳熙”的简称，乾淳时期，可以说是南宋最好的时期，不仅政治上宽松，学术上亦宽容，值得一提的，便是“永嘉学派”的兴起。

赐名《八面锋》，署名“永嘉先生”，标志着永嘉学派出现，孝宗皇帝不经意地接生了永嘉学派，他用了苏轼的治学方式和文体样式来接生，在“永嘉体”上，打下了蜀学的烙印。

孝宗御书欧阳修的《苏轼文集序》，又赐了《八面锋》的书名，此举，既指明了文体运动的方向，又提出了政治录用的大纲，非以道学二程，而以自由化的苏轼，做了士人榜样。

随着“永嘉学派”兴起和《八面锋》流行，永嘉子弟在考场上所向披靡。

南宋一朝，永嘉一隅，居然出了五百多名进士，这当然要算一个奇迹，以至于当时就有人攻击——“场屋之权，尽归三温人”。

“场屋”指考场，“三温人”指陈傅良、徐谊、叶适。

攻击者说他们作弊——“预说试题，阴通私书”，还说他们开后门——“所谓状元、省元与两优释褐者，若非其亲故，即是其徒”，更说他们的不良文风主导了考场——“有叶适《进卷》、陈傅良《待遇集》，士人传用其文，每用即效”。

致使《进卷》《待遇集》书版被毁，而《八面锋》还在流行。

本来，永嘉先生是为了救朱熹，而受到了牵连，遭此厄运，不料，朱熹
却说，毁了《进卷》《待遇集》是一件好事。

制度新学
论永嘉学派，《四库全书总目》卷十六亦云：永嘉之学遂别为一家。

永嘉学派，总而言之，由开创者薛季宣以“制度新学”立大体，陈傅良以“永嘉文体”开文风，叶适则集“制度新学”和“永嘉文体”之大成，并以经学打了永嘉学派的底子。

所谓“制度新学”，即以“制度”为体，而尽“事功”之用，用之于“官民兵财”，则以“官民”立国体，“兵财”为国用，所以说其学术主张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之效。

“制度新学”出自叶适《陈彦群墓志铭》“时诸儒方为制度新学，抄记《周官》《左氏》、汉唐官民兵财所以沿革不同者，筹算手画，旁采众史，转相考摩。

其说膏液润美，以为何但捷取科目，实能附之世用，古人之治可以坐致也。

”这一段话里，包含了“制度新学”的要义。

其一，“制度新学”以《周官》《左氏》为本，不以《四书》为经；其二，“制度新学”重视汉唐以来“官民兵财”之制，而非考究心性义理；其三，“制度新学”治学算与史，治国礼与兵，重制度安排，轻天理人欲；其四，“制度新学”有三用，或应试而“捷取科目”，或经世而“附之世用”，或治国而致“古人之治”，因其能为自用、世用以及国用，而具有通用的属性和普世的气质。

萧公权曾经说过“至水心始专就制度以言之”，其“大旨实有契荆公”。

“水心”，即叶适，荆公即王安石。

萧公权说，永嘉学派从叶适开始才“专就制度以言之”，其“八面锋”，是要以王安石为磨刀石才能磨成的。

《八面锋》中，多处引用“王荆公曰”，其中“法本便民反以害民”“良法多以权贵而沮”“良法不得其人则弊”“善兴利者惟去其害”诸篇，便恰似对荆公变法的总结。

永嘉诸子好论制度，所言多针对王安石，盖因其时程学已将北宋之亡归咎于“蔡京用王学”，而使“王学”成为“亡国之学”，恰如朱熹《答张元德书》说的“今人只见介甫所言便以为非，排介甫者以为是”，“介甫”，即王安石。

因此，“制度新学”，虽从王安石来，却要与“王学”分开。

如何分开？“王学”好谈“兵财”，而叶适则于“兵财”前，置以“官民”二字，欲先立“官民”大体，再求“兵财”之用，他批评“王学”，但求国用而不顾国体的实用主义，是伤民矣，以此与“王学”分开。

作为制度学派，其时“王学”已衰，永嘉接踵而来，以“批判地继承”，进行思想接力赛。

划清了与“王学”的界线，还不足以立派，还要与程朱对立，才能立起来。

我们之所以称叶适为永嘉学派的代表，就因为他能将永嘉之学与程朱理学的差异，发展成为学派上的对立。

此前永嘉先生，在濂、洛、关、闽之学中，大旨还在求同，而叶适已然立异，其思想的芒刺，刺穿了理学之皮。

异端思想
浙学三支，统称“事功之学”，又都与朱熹往还。

婺学吕祖谦，欲调和朱、陆，发起鹅湖之会，而永康陈亮，则为朱熹论敌。

此二人者，一以调和的姿态，与朱熹求同存异；一以挑战的姿态，与朱熹论战。

然陈亮论战，多从历史出发，而非以儒之经学论，故难以从经学上撼动朱熹，被朱熹一句“读史读坏”了，就打发了。

只有几个论战的观点还在，作为一个论战的学派，并未立起来。

真正使朱熹担忧的，是为事功之学打了经学底子的永嘉学派。

叶之先师，开了永嘉学的规模格局，而叶适则以经学开创独立学派。

朱熹嗅出永嘉学派的异味，尤其从叶适那里，感受到了“八面锋”的异端气
质。

全祖望《水心学案序录》说：“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

”叶适“砭古人”，“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如此这般，经学的四梁《四书》怎立？而孔孟之道又从何谈起？
孔子圣化，由汉儒倡导，孟子圣化，由宋儒发起，经叶适一砭，就“反潮流”了，不仅回到孔子，还要回到孔子以前去，不仅要回到孔子的儒教，更要回到孔子以前的治道，而治道的榜样，并非孔子，而是周公，而且治道之所在，不在《四书》，而在《五经》，因此，不是“孔孟之道”，而是“周孔之教”，代表了治道，更何况《四书》诸公，惟孔子尚能言治，其余思、孟，均未从政，皆不足以言治，故叶适断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其所谓“治国平天下”者非也！
这样一说，便将《四书》推翻了。

《四书》是儒学的产物，而《六经》不是，是儒学之前就有的，因此，儒学对于《六经》没有专利权。

但儒学对《六经》的解释，却拥有垄断的话语权。

叶适没越出这话语权，可他已意识到儒学并非治道的源头，不光儒学的《四书》不是源头，连《六经》也不是。

《六经》如蓄水池，先王治道流入那里，又从那里流出来，形成诸子百家，儒为其中之一，又分化为八。

叶适曾言及“世间有一般魁伟底道理，自不乱于三纲五常”，这世上，难道还有能立于“三纲五常”之外，比“三纲五常”更高的道理？对此，朱熹追问道，“既说不乱三纲五常，又说别是个魁伟底道理，却是个甚么物事？”叶适无语，他从思想深处，打开了另外一个窗口，从那儿眺望，似乎看到了还有比“三纲五常”更高更有普世性的道理，可那是个什么道理？他一时还说不清，他在“中国之道”里，还没有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

对此，陈亮已有所察，论及永嘉诸子，
陈亮以叶适“视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而曰“此君更过六七年，诚难为敌”矣！也许，叶适早就八面开张，触及了近代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