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
清末民初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探析
清末民初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探析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中国翻译思想史研究：周秦至民国的翻译思想谱系》四、侦探小说翻译的接受和影响整体来说，清末翻译小说所得到的评价是毁多于誉，这个情况到近10年才有所改善。
以五四运动所奉行的文学规范来看，大多数晚清小说不论是题材、语言和翻译目标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西方侦探小说在宣传“科学”和“法制”的同时，在艺术上对中国近代小说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叙事角度方面来看，我国传统小说一般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而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却为中国读者带来了全新的叙事视角，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限知叙事使得读者无法知晓案件的来龙去脉，只能随书中某一人物去观察、探索、判断、思考，这种叙事方式无疑给读者带来了悬念，大大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性和可读性。
虽然不同的译者在侦探小说翻译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但相当一部分译者采用直译，再现原著的风貌，这也影响了中国本土侦探小说的創作。
比如在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系列中，案情都以包朗的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述。
包朗作为侦探霍桑的助手，深入现场亲自参与案件的调查，带领读者进入扑朔迷离的案情，最后在霍桑的精辟剖析中揭开事情的真相。
就叙事时间而言，我国传统的章回小说一般采用直线叙述和连贯叙事，按照事情发展进行的始末娓娓道来。
而侦探小说往往采用倒叙的手法，在故事开头先交代案件的结果，给读者造成一种悬念和疑问，然后在后文将故事一步一步铺展开去。
1903年，《新小说》第八号刊登了法国小说家鲍福的作品《毒蛇圈》，小说开篇是一对父女的对话，这段对话是以倒叙为开头的。
知新室主人在《译者识语》中评论说：“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其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盖非如是则无下手处矣。
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知。
此篇为法国小说巨子鲍福所著。
其起笔处即就父女问答之词，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
从翻译规范论看清末民初小说翻译
从翻译规范论看清末民初小说翻译
谢世坚
【期刊名称】《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基础英语教育）》
【年(卷),期】2002(000)002
【摘要】翻译是社会文化活动,因而必然受社会文化规范的限制.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存在着诸多问题,但这些都是受当时的翻译规范制约的结果.在扼要概述图里的翻译规范论的本质、分类后,本文试图用翻译规范论解释清末民初翻译小说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探讨晚清小说翻译家遵循的规范,以此说明翻译规范论的解释力.【总页数】5页(P9-13)
【作者】谢世坚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59
【相关文献】
1.翻译即改写——以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为例 [J], 鲁兴冉
2.从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论看文学翻译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把握——以索尔·贝娄的小说Hidden Within Technology's Empire, a Republic of Letters的翻译为例 [J], 杜洪峰
3.翻译规范论视角的晚清侦探小说翻译 [J], 廖涛
4.从梁启超小说翻译实践的识解管窥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之得失 [J], 朱芳
5.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热潮 [J], 赵昱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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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及其文学史价值_汤哲声
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及其文学史价值※汤哲声 朱全定内容提要：清末民初小说中的改译、删译与当时中国精英分子要利用小说启蒙国民有着很大关系，虽然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是以言情小说和侦探小说为主，却对当时的中国政治思想和小说的美学思想、艺术结构产生了重要作用。
本文对清末民初翻译家的史学地位以及他们的“为我所需”、意译的观念和方式作了评价和分析。
关键词：清末民初 小说翻译 价值和意义这是一批被遗忘或者受到不公评价的外国小说翻译群体，他们是（按照翻译外国小说出现的先后为排列顺序）：包天笑、周桂笙、陈景韩（冷血）、徐卓呆、许指严、王蕴章（西神）、李涵秋、张春帆、恽铁樵、周瘦鹃、贡少芹、张毅汉、徐枕亚、严独鹤、胡寄尘、程瞻庐、陈蝶仙、李定夷、程小青、叶小凤、李常觉、陈小蝶、朱瘦菊、陆澹安、姚民哀、许瘦蝶、吴绮缘、王钝根、顾明道、闻野鹤等等。
他们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翻译作家，并且主要活动于清末民初时期。
根据既有的文学史描述，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翻译作家素质不高，被认为翻译的随意性很强；清末民初小说的译作改译、删译之风严重，被认为不忠于原著；清末民初小说译作的原著品味也不高，被认为鲜有一流作品。
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清末民初的那些小说翻译作品就成为了一堆文字垃圾，关注的人不多，更别说研究了。
问题是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作品真如文学史所描述的那样吗？如果放入历史语境和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思考，也许我们会有另一番解读。
一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确实改译、删译之风严重，包天笑、杨紫驎合译的《迦※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价值评估体系建构与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批准号：12 BZW107）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2期茵小传》只是原著的上半部分，也就这么改译、删译了一下作为全本推了出来；苏曼殊、陈独秀译雨果的《悲惨世界》，也就连添带删地译成了一本十几回的故事，叫《惨世界》（报纸上连载时叫《惨社会》），改译、删译之风蔓延到当时几乎每一部译作。
清末民初的接受环境与小说“翻译变形”之分析
２ １ ３月 ００年
清末 民初 的接 受环 境 与 小说 “ 翻译 变 形 ＂ 分析 之
周红 民 ，顾 维 勇 ，方 小兵
（ 京 晓庄 学 院 外 国语 学 院 ， 苏 南 江 南京 ２１ｏ） １ １ｏ
摘 要 ：翻译 变形 ” 一 种 非 正 常 翻译 手 段 ， 在 历 史 上 的 不 同 时期 都 有 不 同 的表 现形 式 ， 在 晚 清小 说 翻译 中 “ 为 它 而 尤 为 突 出 。以往 翻 译 研 究 大 多从 文 本 转 换 层 面 来 对 之 做 出界 定 ， 果 将 之 排 除 在 翻译 之 外 ， 结 而遭 后 世 诟 病 。 过 通 翻 译 研 究 “ 化 转 向 ” 路 径 ， 究 晚 清 “ 译 变 形 ” 后 的 文 化 成 因 ， 为 ， 接受 语 境 ” “ 学 观 念 ” 文 的 探 翻 背 认 “ 和 诗 造成 了 “ 变 形” 的外 部 压 力 和 内部 诱 因 ， 使 与 翻 译 之 正 法 背 道 而 驰 ， 国文 化 和 致 但 可 对
语言思维与翻译——晚清至民初西方小说的译介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740017)。
[作者简介]刘颂,女,湖南浏阳人,江苏商贸职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及英语教育。
语言思维与翻译 ———晚清至民初西方小说的译介○刘颂(江苏商贸职业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1)[摘 要] 晚清至民初知识界无论是出于当时政治现实需要抑或无意识之因,对西洋小说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创造性误读,于汉语语言文化产生了深厚影响。
晚清知识分子为强调小说对“群治”的重要作用,鼓吹小说乃“国民之魂”,对于其地位作用的误读,引发了小说译介创作的空前繁荣。
从晚清强调小说译介以实现文化重塑到民初反对政治功利转而重视消遣怡情的小说观,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白话化”。
而语言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其变化同样反应在小说的翻译及创造中,对于语言通俗之追求促成民初通俗文学热。
[关键词] 晚清至民初; 小说译介; 语言; 思维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3)07-0037-02 在整个文明进程中,翻译对于语言思想的历史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整个汉语文化思想乃至语言本身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都与翻译有者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外有坚船利炮,内有改革变法,继翻译佛经以来的第三次翻译高潮由此出现,外国文学尤其是小说通过译介进入中国读者视野,晚清文学自此开始了小说为主流。
翻译高潮中,译介小说在多寡上与同期原创小说相比,占据明显优势。
西方语言哲学认为语言即思维,语言即世界观,与民族精神具有内在的联系,是文化之深层基础。
现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变革最终乃透过语言之变而完成的,也是借助于语言而沉淀下来的。
哲学诠释学将人文学科文本翻译视为不同文化思想间的解释与对话,而非仅仅两种语言的简单转换,作品的意义存在于读者的能动解读中。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无论是出于当时政治现实需要抑或无意识之因,对西洋小说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创造性误读,对于汉语语言文化产生了深厚影响。
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清末科幻小说汉译探究
137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许多有识之士为了救亡图存、使民开化，纷纷开始翻译大量外国小说。
20世纪初期，大量的外国科幻小说经由翻译传到中国，这类文学体裁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不断发展。
此时期的翻译小说数量之盛、对中国影响之大，可谓亘古未有，从而形成了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
然而，这个时期的部分译者及其翻译作品，由于未能忠实于原著而受到诟病，被认为不符合传统的翻译理论。
如果我们以今天所公认的“忠实，通顺” 的标准来评判该时期的小说翻译，片面地评价那个时期的小说是不忠实的，甚至有大量的“胡译”“改译”显然是不准确的。
探究清末小说翻译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就必须研究造成这一时期小说翻译产生种种令人困惑的现象的原因，充分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
公正客观地评论该历史时期的小说翻译，需要关注其历史背景和文化需求。
通过研究清末小说的翻译规范及译者行为，可以理解该时期译者所面临的复杂社会、文化和文学规范，并由此认识他们在新旧、中西的鸿沟间建立沟通的桥梁而付出的巨大努力。
本文将借助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考察清末民初的翻译家在小说翻译中遵循的翻译规范， 探讨该时期科幻小说翻译的种种不正常现象，以此证明图里翻译规范论的解释力。
一、清末科幻小说翻译研究现状清末，翻译的选材更注重政治性，且小说的翻译尤以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最为兴盛。
尽管清末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小说翻译，但相关的文献研究却少之又少。
科幻小说的翻译在文学翻译研究领域受到的关注相对更少。
近些年，中日科幻小说的翻译似乎引起了外国学者的关注。
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英国教授撰写了Jules Verne， Science Fiction and Related Matters，并对凡尔纳科幻作品的翻译进行了研究。
在他的《鲁迅早期的两个翻译版本》中，探讨了鲁迅早期科幻小说的翻译特点。
1995年，日本学者Kudoh Takamasa 于1995年发表了Translating Purpose of Lu Xun’s Three Early Versions，这篇文章探讨了鲁迅早期作品中科幻小说翻译的目的，包括《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
清末民初的翻译实践与“文言的终结”
清末民初的翻译实践与“文言的终结”时世平【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专题号】J3【复印期号】2013年03期【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12年5期第79～84页【英文标题】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e End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作者简介】时世平，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天津社会科学杂志社，天津300191 【内容提要】清末民初的翻译实践大致可分为两种路向，一是意译方式，二是直译方式，前者以严复等封建士大夫为代表，后者以周氏兄弟等精英知识分子为代表。
严复等人立足于汉语，以汉语为中心，强迫外来语迁就汉语的传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中西在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语言系统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
与严复等人以中化西的视野及中国文化优势论不同，鲁迅将中西文化作为两大相互平行并各具价值的文化体系来对待，意在借《域外小说集》的直译方式，为中国小说现代化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新形式。
由于受到章太炎语文观的影响，周氏兄弟倾向使用古奥语体翻译中国传统小说里完全没有的西方象征主义与心理描写，这是一种对先秦古汉语近乎偏执的使用，且逐字逐句地对应外文的内容甚至是语法，这无疑是对文言文表达能力的一种极限试验，很难被当时读者所接受。
从严复等人到周氏兄弟的翻译实践，将文言对于现代思想的涵纳能力做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失败，预示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文言对于西方文化翻译的失败。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翻译实践促使了“文言的终结”。
【日期】2012-05-20【关键词】翻译/归化/异化/文言一“在历史上，一个大的文化运动往往有一个翻译运动伴随或作为前驱。
中国在19、20世纪之交酝酿着一个文化上的巨变，也有一个翻译运动应运而生”①。
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政治研究
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政治研究田玲【摘要】随着翻译文化转向的到来,“翻译的政治”研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斯皮瓦克对“翻译的政治”研究扩大了翻译领域的视野.清末政局动荡,社会背景复杂,翻译在“暴力”作用下发生了变形,“翻译的政治”问题凸显.结合斯皮瓦克对“翻译的政治”的定义,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译者身份与能力、翻译策略五个方面,对清末民初翻译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人们对“翻译的政治”有更深入的了解,进而廓清人们对“翻译的政治”的认识.【期刊名称】《齐鲁学刊》【年(卷),期】2018(000)005【总页数】5页(P128-132)【关键词】清,末民初;翻译的政治;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作者】田玲【作者单位】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延安716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5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文化转向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视野投向翻译活动发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更多地关注文本以外的诸多因素，其中不乏把翻译与权力、政治联系起来予以研究的学者。
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斯皮瓦克提出了“翻译的政治”的概念。
所谓的“翻译的政治”是指“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显现或隐现的权力关系，主观因素涉及译者的能力、身份、操纵策略与组织方式，客观因素则是含媒体、出版者、期刊等在内的赞助人制度，作为成果的译作以及暴力与挪用等层面”[1](P64)。
这一命题的提出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跳出了“原作中心论”的藩篱，将译入语文化与政治纳入了考量范围，能够更好地诠释历史上的翻译活动与翻译现象。
我国清末民初时期，各种作品大量译介到中国，但是译作在中国当时的文化背景中发生了一定的变形，翻译更多地被用作政治改革的工具。
结合斯皮瓦克对“翻译的政治”的定义，本文拟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译者身份与能力、翻译策略五个方面，对清末民初翻译的政治问题予以研究。
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可分为个人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即主流意识形态，也是多数人通常所认知的意识形态，指“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系统，即某一社群的一套思想观念，这套思想观念使他们所拥有的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权力合法化”[2](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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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摘要清末民初是翻译小说的大盛时期，但由于译者在翻译中不忠实原著而受到传统翻译理论价值体系的批评，因此这时期的作品不能跻身于正统的“翻译作品”之列。
但发生在世纪之交的翻译活动自身却具有无可辩驳的价值，因此要公正客观地评论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我们必须从那个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需求来认识，即描述和理解一个时期的翻译活动及翻译规范、评论一个时期的翻译作品，不但要审视其文学价值，还要考虑到其文化特征对翻译活动的制约和需求，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关键词：清末民初翻译规范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清末民初出现的小说翻译高潮，在学术界有多种表述方式，有的称之为“晚清小说翻译”，有的称之为“近代小说翻译”。
本文以林纾在1898年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到“五四”前夕的小说翻译为背景，因此称为“清末民初小说翻译”。
一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起因清末民初是小说翻译大盛的时代，这个时期的翻译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全，如阿英先生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就收翻译小说608种，日本学者樽木照雄教授等人编有《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等。
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在这些翻译小说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所谓的通俗文学，即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等。
这些小说盛行的原因是它们能够满足当时读者的愿望和需求。
尤其是在当时的封建制度、虚伪的共和制度及列强的压迫下，中国人深切地感到了科学力量的伟大，人们迫切地想从所翻译的政治小说中领悟到新的民主制度、在科学小说中领略到科技的力量、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正的法制。
当时的译者带有的这种翻译动机，迎合了当时政治改良、文化改良和启迪民智的需求，给民众带来了民主思想、自由平等观念和竞争进取的精神。
从创作角度来讲，这个时期的翻译小说在价值观念、人物塑造和小说的写作技巧等方面，对当时的文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当时一些小说家明显地从类似体裁的翻译作品中汲取了很多营养进行小说创作。
特别是“五四”时期的一批新文学作家都曾用充满激情的文字谈到晚清翻译小说，如鲁迅、郭沫若、冰心等，这些文字在文学界和翻译界至今仍广为人知。
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写道：“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
”鲁迅的这句话所指的是旧文学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
因此小说这一文体借助翻译小说的形式在清末中国文学系统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而翻译小说本身的势头也盖过了创作小说。
如《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在当时收进创作小说约120种，翻译小说达400种。
需要强调的是，清末社会“摄取外国文学”并不是自然的文学现象，其目的也不是为了翻译小说的崛起，而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有意制造的结果。
当时中国的形势在甲午战争之后正如康有为指出的，危急犹如“寝于火薪之上”；而梁启超称甲午战败后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思想变化，是“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清醒地认识到靠清廷维新救国已是不可能，只好寄托于群众，而小说则是开启民智最方便、最有效的途径。
林纾透彻地揭示了维新派最终选择小说翻译作为“新民”工具的心路历程：“吾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惟有译书。
”其所指的“译书”即“翻译小说”。
因此，小说翻译在清末是一个全新的事件，是多方面的因素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把它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二解读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翻译是社会实践，是社会交际行为，译者首先应该具有社会文化性，其作用在于能够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实现某个社群赋予翻译活动、翻译者及翻译成果。
所以，要想在特定文化环境中成为合格的译者，就必须掌握约束其行为因素的规范。
而翻译规范本身具有历史性和描述性，这就决定了翻译作品必然与某种模式及价值观相一致。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之前的翻译传统是以文胜质和口授笔译。
其中“文”指所有用文字记载的学问外，还引申为美和修饰，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采”。
这样的传统影响着本土文学的发展，即“以文胜质”，这种传统使翻译是否忠于原文变得毫不重要，它注重的是译文能否在当时文化环境中被接受而发挥作用。
根据翻译活动的内容，本文将其分成译前规范、操作规范和译后规范三个阶段。
1 清末民初小说的译前规范译前规范与文本转换开始前译者所面临的选择有关，翻译活动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受传统翻译思想的影响，并与其当时社会、文化、政治等综合因素相关。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的译前规范指的是翻译传统和翻译方针，它将影响到译者在文本转换过程中的策略。
（1）以当时文化环境为中心的翻译传统在清末民初，本国的文学仍处于中心位置，翻译小说被大加赞赏的原因在于“开启民智”的功利性。
中国知识分子从小就受到悠久文化传统的熏陶，因此在翻译小说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把翻译小说纳入中国传统文学框架内进行操作，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学规范对它们进行改造，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小说译者对翻译小说的修改、增删是代表了一种策略的表达方式，即通过在单一文化框架内“引进”西方社科文学作品来“启民新民”。
如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的目的意在激励国民奋起，但由于其中有排斥满清论调，所以他对于文中攻击中国对朝鲜和日本的政策等内容，不露痕迹地做了删除并以自己的创作加进去。
（2）翻译方针翻译方针是针对翻译活动的纲领性指导原则，即确定用什么方式翻译什么内容以达到何种目的。
如鲁迅翻译小说的翻译目的多是政治性的，他借用外国文学作品中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形象来激发国人的反抗精神。
如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提出要“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以达到“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效力。
又如，林纾在其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序中写道：“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
”明确表达了其醒世警民的翻译目的。
2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中的操作规范操作规范指的是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它受译前规范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被归于“意译”。
陈平原对清末民初“意译”进行了如下描述：“1、改用中国人名、地名；2、改变题材、章节，以适应章回小说读者口味；3、删去‘不合国情’的情节；4、译者大加增补”。
许多译者采用中国传统小说中读者熟悉的章回体，对原作的结构体制大加改动，如梁启超虽然一向批驳章回小说，但翻译《十五小豪杰》时，还是按“中国小说体制”来改造原著。
以《绣像小说》为例，作者将小说开头的背景、自然环境描写删掉，而代之以“话说”、“却说”，随之进入故事情节的描写。
又如，林纾在翻译《块肉余生述》时，把夸张刻画接生医生温和性格的127个字用中文做了简洁的缩译：“医生平婉不忤人，亦不叱狗。
”3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中的译后规范译后规范多指译者对自己的翻译活动进行的总结。
它不仅包括译者翻译完成后所作的工作，还包括译本出版之后读者对它的评论。
林纾、梁启超、周氏兄弟和周桂笙等人，他们在翻译完成后把自己的感想付诸笔端，形成一种译后规范。
如林纾和魏易翻译《黑奴吁天录》后，描述了两人且泣且译、且译且泣的情形，使该书出版之后，引起轰动。
又如，邱炜在评论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时写道：“小仲马之文心，冷红生之笔意”，即中国译者用中文说着外国原文作者的故事。
读者和评论者对典雅完美文字的推崇，必然会对后来的译前规范和操作规范产生影响。
三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的多样性任何一个时期的翻译规范都是随着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变化而变化。
而新的规范出现后，旧的规范并不会马上消失，即翻译规范具有多样性。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也不例外，它同样存在着多样性。
1 梁启超及其政治小说翻译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入室弟子，在清末的历史舞台上，他最重要的身份是政治家，在依靠清廷改革变法的努力受挫后，他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民众身上。
在看中了小说对于普通大众的影响力后，他在批判中国传统小说的同时，顺利地推出了以翻译小说为代表的“新小说”。
梁启超翻译外国小说的主要目的在于改良政治，而“以稗官之体，写爱国之思”的政治小说则是他翻译的最佳选择。
他采用直译的方法翻译了日本东海散士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并刊登在《清议报》上，以此拉开了清末政治小说翻译的序幕。
该书作者描述了埃及、波兰、西班牙、爱尔兰、匈牙利、意大利等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事迹，对当时的中国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从小说自身的特点来说，梁启超最初提倡小说界革命是因为小说可以感动人心，政治小说在清末翻译界和创作界属于新生事物。
到了后来，由于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自身存在的问题，只经历了短时间的辉煌。
2 林纾及其翻译小说清末民初的“意译”之风非常盛行，这是因为“意译”适应了当时时代背景下读者的欣赏口味和文化环境，因而极大地获得译界及读者的认同。
林纾是一位古文家，他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一部爱情悲剧。
在译本的序跋文字中，林纾阐释了他对翻译小说的理解，希望以此改良社会、激励人心，“自《茶花女》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正。
若《爱国二童子》，则示人以实业之当兴。
”他的这些阐述以儒家伦理为标准把小说翻译融入了“新民强国”的时代背景，并在寻找中西文化结合的途径中，试图把原著中的人物行为整合到儒家道德的规范中。
林纾完全不通西文，他是以完全不同的身份介入到小说翻译之中。
在翻译时，他主要是依靠合作者的口述，即所说的“意译”。
因此他完全采用汉语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这使他彻底摆脱了原语的约束和影响，不拘泥于单调的翻译内容，满足了审美情趣各异的不同读者的需要。
3 周氏兄弟的超前性周氏兄弟（鲁迅与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
由于他们代表了一个时期的前卫规范，因此是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多样性的一种类型。
在晚清翻译文学的启示下，周氏兄弟开始了他们的翻译。
鲁迅翻译了《斯巴达之魂》、《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和《哀尘》等作品；周作人翻译了《红星佚史》、《侠女奴》及《玉虫缘》等作品。
《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标志着周氏兄弟翻译活动的转向，翻译观的转变是他们广泛摄取异域文学作品和西方文论思想的结晶。
广泛的阅读加深了周氏兄弟对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其翻译目的从“启智”转到了“移情”，因此他们的译作完全背离了当时主流翻译规范认可的翻译目的。
《域外小说集》不论是选材、翻译目的还是译法，都标新立异。
周氏兄弟在该书序言中旗帜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此外，他们还在略例中对译名、标点的使用作了详细说明。
《域外小说集》既与“林译小说”不同，也完全不同于清末新小说，它所选的作品都是侧重主观表现的、以诗化的意境与语言来表达个体生命的抒情化短篇小说，体现的是对心灵世界的关注。
周氏兄弟明确提出“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暗示了直译的重要。
当我们以现代的眼光再来看《域外小说集》时，不能不惊叹它难以比拟的超前性，这也是为什么它能成为当时时代的开风气者，并在翻译题材和翻译方法方面为“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确立了新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