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人的汉化
金代女真贵族葬俗汉化分析

金代女真贵族葬俗汉化分析作者:孙志鑫来源:《知识文库》2020年第04期金代女真在古代对我国秦岭、淮河沿线以北的地区统治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当其金政权与南宋呈现为对峙的局面,这也使金代呈现出较强的汉化倾向。
基于考古层次而言,墓葬往往是一个民族最持久的习俗。
在金代女真贵族墓葬中,在葬俗方面呈现出较强的汉化倾向,这也代表着金代女真民族的汉化发展趋势。
女真人建国之前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这个时期其中是东北地区的一个部族。
随着阿骨打抗辽建国,并利用武力征服了中原大部分地区,入主中原后金政治制度完全照搬宋辽模式,但金女真贵族还沿袭着女真民族的发展轨迹。
女真贵族葬俗是在海陵王篡位、迁都及强制推行汉化政策等因素作用下发生了飞跃式转变,虽然后来金统治者对于女真旧俗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但仍然阻止不了金女真族汉化的趋势。
金代女真贵族的墓葬形制大致包括砖石混筑墓、土圹石椁墓、土矿砖室墓及土坑墓等四种类型,其中以土坑石椁木棺墓居多,而且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在金代这种墓葬即具有一定的汉化倾向。
在金代前期,女真贵族使用石椁木棺墓时,其墓内空间不大,石椁与木棺之间紧密贴合在一起,或是空隙极小。
但这种情况下在金代后期则发生了改变,石椁与木棺之间空间较大,基本演变为石室墓葬,这种从无室向有室的转变,受当时宋辽贵族墓室墓的影响较大,也明显体现出了金代后期女真贵族葬俗上的汉化趋势。
金代女真贵族采用的土圹砖室墓中,可以分为圆形单室砖墓、八角形单室砖墓、长方形和方形单室砖墓。
砖石混筑墓又分为砖石混筑墓和砖圹石盖墓,砖石混筑墓以圆形作为平面结构,属于砖砌单室墓。
石椁墓包括石椁木棺墓、石椁木匣墓、石椁石棺墓和双重石椁墓。
土坑墓分为单棺墓、双棺墓两类。
金代女真贵族墓葬方式主要为尸骨葬和火葬。
采用尸骨葬时,多配套使用石椁和木棺,但大部分木棺内没有保存下完整的尸骨,保存下完整尸骨的则采用多重是衣物裹身,其体现出了墓主人的尊贵,同时又对尸体起到了保护作用。
高中历史之历史百科金代女真人服饰的变化素材

金代女真人服饰变化杨晓丹摘要:金朝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所建立的政权,受金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金代的女真人服饰由早期到入主中原以后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女真人服饰的变化与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密切相关。
关键词:金代服饰女真服饰是人类社会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仅是物质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精神文明的重要表征。
一个民族的服饰,是其民族发展过程中文明的体现,服饰变化与发展,与该民族所生活的地理环境、生活习俗、社会经济、文化意识、科学文化发展、与周边民族的交流等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金代女真人服饰,在入主中原之后逐步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是彻底地改变,女真人的服饰仍然体现了其民族的特色。
一、女真人传统服饰女真是我国古代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之一。
女真人及其先人所居住地区冬季寒冷而漫长,加上早期社会生产力落后,因此女真人冬天着动物的皮、毛,夏天着麻布。
如洪皓在《松漠纪闻续》中记载:“北方苦寒,故多衣皮。
虽得一鼠亦褫皮藏去。
妇人以羔皮帽为饰,至直十数千。
敌三大羊价。
不贵貂鼠。
以其见日及火则剥落无色也。
”[1]另外,《三朝北盟会编》也记载:女真人“其衣布好白,衣短巾而左衽……富者以珠玉为饰、衣黑裘、细布貂鼠、青鼠、狐貉之衣。
贫者衣牛、马、猪、羊、猫、蛇、犬、鱼、蛇之皮。
”[2] 金朝初期女真人的衣着主要以动物皮毛和麻布为原料,秋冬季节,无论贵贱之人都穿毛皮衣,但不同的是,富人以高贵的貂鼠、青鼠和狐等猎物皮为裘,而贫者则衣着较低廉的牛、马、猪、羊等家畜皮。
裤、袜、帽等也是用动物毛皮制作的。
春夏富人衣着紵丝(用苎麻织成的布)、锦紬(棉布)、细布,而贫者只能穿用粗麻布制作的服装。
女真初期的服饰简单、淳朴,直到建国初期,这种风气一直保留着。
金朝入住中原后,这种简答、淳朴的风气才有所改变。
二、女真人服饰的变化女真人以武力进入中原地区。
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经济、文化的发展,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加深,女真人的服饰有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文化融合

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文化融合(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爱国者同盟网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
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
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
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
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
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
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
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
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
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
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
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爱国者同盟网)q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
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金代女真贵族墓汉化的再探索

考古2012年第10期★研究与探索金代女真贵族墓汉化的再探索吴敬关键词:金代女真贵族墓汉化KEYWORDS :The Jin DynastyT he Jurchen Aristocrat TombsSinicizationABSTRACT :The issues about t he Sinicization of the Jurchen aristocrat tombs have been alw ays at -tended by academic circles .Based on the f orm er researches ,this paper discusses about som e other f actors of t he Sinicization of the Jurchen aristocrat tombs .Th rough the analyses we find that the Sinicization of the Jurchen aristocrat tombs w as not only reflected on the shapes of these tombs ,but also on the burial positions and the funeral custom s ,w hich show ed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an people in differ -ent extents .作者:吴敬,长春市,130012,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第10期·81(总945)·金代从公元12世纪早期至13世纪早期,统治了我国秦岭、淮河沿线以北的广大地区,与南宋政权对峙长达百余年之久。
最近几十年来,在金代的统治范围内发现了大量的女真墓葬,其中,绝大多数金代女真贵族墓葬发现于金源地区以及海陵王迁都之后的中都地区,即现今我国的东北地区和北京地区。
金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金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金朝(公元1115年-1234年)是中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北方政权。
女真原为辽朝臣属,天庆四年(1114年),金太祖完颜旻统一女真诸部后起兵反辽。
那么金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金哀宗末年,自然灾害较为严重,上京的繁荣已成为过去。
泰和八年(1208年)十一月金章宗病逝,章宗的皇叔卫绍王永济继位。
同时,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叛金自立,开始进攻金国的北方,并迅速占领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于1213年又突破了长城防线,进入黄河平原。
到1215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劫掠并占领了金国的北京。
至金哀宗天兴二年(1234年)蒙宋联军攻破蔡州城,在战火中即位的金末帝完颜承麟则死在乱军之中,金国灭亡。
金朝灭亡的原因是史学家争论的课题,有一部份学者认为金亡是因为汉化太彻底,也有人认为金亡是因为汉化不够彻底。
例如刘祁在《归潜志·辨亡》认为金朝“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之心,此其所以不能长久”。
儒士郝经因此要求忽必烈以金朝为榜样,力行汉法。
许衡在至元二年(1265年)向忽必烈奏上的《时务五事》:“自古立国,皆有规模。
……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
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
”,同样认为“必行汉法,乃可长久”。
女真人自完颜阿骨打以二千五百人起兵,仅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就将辽国、北宋两邦彻底征服,金人一旦南迁,“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
女真人的日趋文弱化就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大定八年(1168年),朝廷从猛安谋克中遴选侍卫亲军,而“其中多不能弓矢”。
最后自然不敌蒙古铁骑。
从1115年阿骨打建国称帝到1234年完颜承麟在蔡州身亡,金代经历了长达120年的历史,而金上京地区则早在1218年就陷落在蒙古骑兵的铁蹄之下。
由于在金后期,上京行省完颜太平与万奴勾结,受万奴之命焚毁了上京宗庙等大规模的建筑,以及上京守军在与抵抗万奴的作战中,上京城遭到了严重破坏,但上京城在元朝、明朝仍被沿用,上京的最后废弃,是在清代。
近年来金史研究综述

冷 雯雯的《 浅 淡金代 的农 、 I 》 着重分析 了 , 金代的统治
者采取 的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 的措施 . 使 农业生产力 水 平 大大提高 、 农业 耕地而积较大幅度 扩展 、 农业 比重 增加 , 奠定 了农业在东北 区域经济 中的重要地 位 , 为元 明清各朝
( 三) 教育科举制度研究
一
、
金 代 制度 研 究
( 一) 职 官 制 度 研 究
误 的书 院进行 了纠正 。同时 。 从科举与教育关 系的角度 . 论
述 了金代汉 、 女 真两大科举 体系的设立 对汉 、 女 真 两 大 教
钟铮 铮的硕士论文 《 金代 文职朝官 的俸禄制度 研究》 以金代两次重大官 制改 革为线索 , 将金 代俸禄制度发展演 变过程划 分为草创 、 发展 、 完备、 破坏和废 止四个 阶段 , 探 讨 r各阶段俸禄制度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 因。通过金代文 职朝官 的 俸 与补贴 数额 , 考察金代 俸禄 的名色 、 俸禄 发
与 文职朝官俸禄的差别 , 进 而阐述金代俸禄制度 与官吏管
理体制 的关系 , 俸禄制度 与经济 发展状况 的关系 , 以及俸 禄制度在有金一代所发挥 的重要作用 。
( 二) 统 治措 施 及 行 政 体 制 研 究
模式, 使 女真人通过女真族 自己的文字接受汉 族传统 文化 的教育 , 最终, 女真人 的汉化也就成 为无法遏 止 的历史 潮 流。 刘 达科的《 金代科举对文学的影响》 分析 了科举制度对 金代文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
【 关键词 】金 代 ; 研 究; 综述
【 中 图分 类 号 】 K 2 4 6 . 4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 编 号 】 1 0 0 9 — 3 0 3 6 ( 2 0 1 3 ) 1 0 — 0 0 6 8 — 0 2
科举取消的历史——略论元代士人的心态变化与职业取向(一)

科举取消的历史——略论元代士人的心态变化与职业取向(一)关键词:科举元代士人胥吏地域社会士大夫政治唐宋变革论宋元变革论绪言距离1905年这个科举被彻底废除的年分大约600年前,经历了极盛之后的科举曾被一度取消。
说是一度,是因为后来又被恢复。
但从取消到恢复,这中间,北方间隔了近80年,南方也间隔了有近40年。
几十年的时间,对于节奏变化很快的现代人来说,也许并不算很长,20世纪似乎也就是一瞬间就过去了,以致于人们还不习惯把它当作历史。
但在节奏缓慢的传统社会,几十年则是一个很长的时段,它包含了好几代人的记忆。
在科举被废除整整100年后,很多人都把视点聚焦在1905年,探讨科举的废除给读书人带来的冲击,给社会带来的变化,以及思索科举的利弊,并且考察这一制度的本身。
而我则想把景深扩大,把镜头延伸,投向600年前的元代。
试图通过考察历史上科举被废止的时代,而为人们考察1905,提供一个参照系。
在千年科举的历史上,除了走向终点的1905年和明初一度废除之外,元代是唯一的实质上长时间废止过科举的时代。
除此之外,科举在蒙古人的政权被废止,和后来在满洲人政权被废除,也是两者在表层上的相似。
不止是表层,科举被废止后,对士人的冲击,对士人的职业取向,对社会的影响,在这些深层面上,也有其类似之处。
在这里,我无意对两者进行简单的类比,只是想考察一下在元代科举兴废的事实以及士人动向、社会变化,并阐述一下我所一直思考的与此相关的元代在中国历史上位置问题。
仓促成文,至祈教正。
一、科举在元代的兴废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效仿中原王朝,建元“中统”。
尔后,又于1271年,取《易经》中“大哉干元”中的“元”字,改国号为“大元”。
学界一般认为,元朝由此建立,而其前身,成吉思汗于1206年所建立的则为蒙古。
然而,我们叙述科举在元代的兴废,则需要追溯到1260年以前。
由于科举是中原以汉族为中心的王朝所实行的“公务员”选拔制度,所以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非汉族政权的汉化问题。
女真文字、女真科举与女真汉化

女真文字、女真科举与女真汉化
杨军
【期刊名称】《长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6(016)001
【摘要】女真文字、女真科举既是女真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女真人民族自树意识的体现.但前者加速了女真人对汉文化的吸收,后者改变了女真人的教育模式,使女真人通过女真族自己的文字接受汉族传统文化的教育,最终,女真人的汉化也就成为无法遏止的历史潮流了.
【总页数】4页(P39-42)
【作者】杨军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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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女真语文学的丰硕成果——介绍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 [J], 周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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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女真族的汉化姓名:郑兴福院系:历史文化学院有关女真族汉化的部分史料1、乙巳,诏都统杲曰:“新附之民,有材能者可录用之。
”——《金史》卷2《太祖本纪》2、诏曰:“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次禁发赴阙。
”——《金史》卷2《太祖本纪》3、戊子,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
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侠,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
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
大凡为善,不可不勉。
”——《金史》卷4《熙宗本纪》4、上顾谓皇太子曰:“至于汝辈,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
”——《金史》卷7《世宗本纪》5、人多奉释老,意欲缴福,朕早年亦颇惑之,旋悟其非。
——《金史》卷7《世宗本纪》6、应卫士有不娴于女直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
”——《金史》卷7《世宗本纪》7、上曰:“朕受尊号谒谢,乃用故宋真宗故事,常朝服乘马。
”——《金史》卷8《世宗本纪》8、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女真人寝忘旧风,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
——《金史》卷8《世宗本纪》9、海陵自以失道,恐上京宗室起而图之,故不问疏近,并徙之南。
——《金史》卷8《世宗本纪》10、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金史》卷8《世宗本纪》11、壬申,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
——《金史》卷12《章宗本纪》12、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而实之,及七年,取燕京路,二月尽徙六州民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
——《金史》卷46《食货志》13、制诸女真人,不得以姓氏译为汉字姓。
——《金史》卷43《舆服志》14、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
——《金史》卷47《食货志》15、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者。
——《金史》卷47《食货志》16、女直人可依汉人以文理选试。
——《金史》卷70《完颜思敬传》17、时金有国七十年,礼乐刑政因辽、宋旧制,杂乱无贯,章宗即位,乃更定修正,为一代之法。
——《金史》卷73《完颜守贞传》18、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
天辅三年八月,字书成。
太祖大悦,命颁行之。
——《金史》卷73《希尹传》19、夫亡则嫠居寡处,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树志。
——《金史》卷130《列女传序》20、太祖定燕京,……宋人以海上之盟,求燕京及西京地,太祖以燕京、涿、易、檀、顺、景、蓟与之,……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及以燕京与宋,而迁其人,独以空城与。
——《金史》卷133《张觉传》女真族的汉化女真在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金史》卷1《世纪》篇里开宗明义地说:“金之先,出靺鞨氏。
靺鞨本号勿吉。
勿吉,古肃慎地也[1]”。
但是,这一民族被大多人所熟悉却是在12世纪初。
女真人是继辽后在我国北方崛起的游牧民族,随着其势力的增长,他们统治了整个北方地区,形成了汉民族相互杂居,相互融合的局面。
双方在交流过程中,女真族的政治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等多方面都受到了封建文化的影响,发生了很大变化,并最终与汉族融合在一起。
女真族是我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
长期以来,他们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保持着与中原汉族截然不同的民族特色,史载“昔者金人,草民野处[2]”。
公元12世纪初,女真族的势力迅速壮大起来,并在我国北方建立了金王朝。
随着金朝势力的西进与南扩,逐渐在黄河刘豫形成了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局面。
对于南面的宋朝而言,虽然金朝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地位,但由于其文明远远落后于中原文明,因此,入居汉地的女真民族在与汉族长期交往的过程中,逐渐的被汉化。
公元1127年,随着“靖康之难”的发生,北宋宣告被金灭亡;在1127年,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继位,成为南宋建立的标志。
在南宋初年,以完颜宗翰、完颜兀术和完颜昌为代表的女真贵族先后几次南下侵宋,迫使高宗皇帝下海避难。
但是在南宋刚刚建立时,宗泽任东京留守期间,南宋的北方形势还可以说是很稳定的,而这一形势与宗泽有着很大的关系,史载“泽威声日著,北方闻其名,常尊惮之[3]”。
但是在宗泽死后,杜充接任东京留守一职,史载“充反泽所为,颇失人心[4]”。
后来,他为自保,避金军的锋芒,主动放弃开封南逃,金兵不费一兵一卒,尽收河北之地,来不及南迁的汉人,都在金朝的统治之下。
就在这个背景下,金朝强迫汉人北迁,谓之“实内地”。
由于女真人较少,并且在战争中损耗很大,其人口颇觉不足,为了补充劳动力,加速后方经济发展,于是将中原汉族人口成批或分散的北迁。
如天辅六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而实之[5]”。
这些进入女真地区的汉人一方面以先进的文化技术影响当地民族,另一方面又受到所属环境的影响,久而久之也就入境随俗的融进当地民族成分之中。
继汉族人的北迁,也有一部分女真人南下。
他们担心新占领的地方出现汉族动乱情况的出现,从控制中原汉族人的军事目的出发,向中原大规模的迁徙。
首次出现于金太宗天会十一年秋,“起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棋罗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结屯而起”。
完颜亮篡位以后,将都城迁至燕京,“恐上京宗室起而图之,故不问疏近,并徙之南[6]”。
经过长时间的南迁后,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女真人分布在中原的广大区域内,黄河流域遂成为一个女真等北方民族与汉族杂错而居的局面。
因此,女真人汉化的一个首要条件就是使各民族一起共同生活,而金代强制进行的民族大迁徙为这一情况的实现提供了条件。
女真族在建国时,还处于奴隶制阶段,没有货币,以物易物。
迁居中原后,内迁的女真人在进入封建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后,受到环境的影响,猛安、谋克户渐渐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开始走上农业封建化的轨道。
他们纷纷放弃奴隶制的生产方式,而采用先进的租佃制。
随着封建化的发展,女真人固有的牛头地也随之瓦解,以世宗为首的金王朝为维护女真族的特权,极力阻止女真族封建化的进程。
1182年,世宗命令山东等地分居的女真人聚在一起,仍采用牛头地耕作法。
可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抵挡不住的,世宗不得不允许“力不赡者方许佃于人[7]”。
女真族服饰的特点是“布衣好白,衣短而左祍”[8]。
迁居中原以后,女真人羡慕汉人服装,纷纷脱下女真服装,换上汉装。
“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8]”。
而女真族在姓氏、服饰方面的汉风,却正是统治集团带头兴起的。
如阿骨打带头改姓名,熙宗带头“儒服”,“宛然一汉户少年子”。
女真统治者的这种行动,无异于一种无形的号召。
因此,女真人的汉化潮流越来越高涨,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于环境气候食品的变化,以及汉风的影响,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在饮食方面迅速汉化。
到金世宗时,东北女真故地会宁地区的饮食习惯也汉化了。
1173年,世宗说:“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女真人寝忘旧风,……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9]”。
女真在文化方面汉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本民族语言逐渐为汉语所代替。
大定十六年,“上顾谓皇太子曰:‘……至于汝辈,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业’”。
大定十四年规定,“应卫士有不娴于女直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
金朝建立时,其权力核心是部落联盟制下的“勃极烈”制度。
进入燕云地区后,女真原有的制度便行不通了,于是承袭了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
中央政府是勃极烈制与辽官制度并行,地方政权上则是州县与猛安谋克共存。
熙宗即位后,对两种官制并行的状况进行了改革。
天眷元年(1138年),正式颁行新的官制,废除了女真原有的勃极烈制度,以三省六部制取而代之。
九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10]”。
经过熙宗的改革,女真原有的官制除猛安谋克外,荡然无存。
新行的官制揉和了辽宋两朝的官制且自成一体,突破了辽朝分设南、北面官的双轨官制。
标志着金朝政治体制的一体化。
同年还制定了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之制,为起用大批汉官开辟了道路。
总之,经过长时间的相互影响,入居中原的女真人原有的民族特性逐渐被改变,他们与汉族逐渐融合。
综上所述,民族习惯的改变,取决于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
女真人从东北大量迁入到中原地区,离开了驰骋渔猎的白山黑水之间,也就使他们脱离了保持原来产生勇猛善战风习的自然地理条件;进入中原地区以后,女真人要进行经济活动,就必须与汉人交往,也就必然促使他们学习和使用汉语,接受汉族风俗习惯的影响。
这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参考文献:[1](元)脱脱.《金史》卷1《世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元)脱脱.《宋史》卷436《陈亮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12932.[3](元)脱脱.《宋史》卷360《宗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11284.[4](元)脱脱.《宋史》卷360《宗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11285.[5](元)脱脱.《金史》卷46《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32.[6](元)脱脱.《金史》卷8《世宗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5:189.[7](元)脱脱.《金史》卷47《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46.[8](元)脱脱.《大金国志》卷39《男女冠服》[M].济南:齐鲁书社,1999:287.[9](元)脱脱.《金史》卷7《世宗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1.[10](元)脱脱.《金史》卷4《熙宗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