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与文化核心价值观

电影与文化核心价值观世界上不同国家都希望通过电影这种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承传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建构能够被国民普遍认同的文化核心价值观，进而确立一种大众共同信守的文化秩序。

即使不同国家所认同的文化内容并不一致，相互之间的文化价值观点也有所不同，但是，各国始终都把电影、电视放在文化传播的中心位置。

当前，中国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电影，作为一种具有广泛传播效应的大众媒介，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我们今天所要特别强调的是：电影的这种文化传播功能不理应仅仅体现在某种类型、某种题材的影片创作之中，而理应体现在整个国家电影产业的总体格局和影片的制作理念之中。

能够把所有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实行运作、根据相对应档期进入电影院正常放映的影片，统称为“主流电影”。

这种影片不但是支撑一个国家电影产业的重要支柱，而且也理应成为传播与弘扬核心文化价值观的重要途径过去，我们认为电影在艺术层面上具有审美、启悟功能，在思想层面上具有教育、励志功能，在商业层面上具有消遣、娱乐功能。

基于对电影这些不同的功能的确认，我们制定了关于电影艺术创作的一系列基本策略和政策，并且把电影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叙事形态，即所谓艺术电影、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电影。

相对应地在这三个层面基础上建立了对电影艺术创作的评价体系和我们对电影产业的基本诉求。

而在具体的影片创作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默认了好像艺术电影就是追求影片的审美价值与理解价值，能够放弃教育与娱乐的功能；商业电影就是追求影片的娱乐价值，教育与审美的作用能够不必考虑；而主旋律电影就是要宣传效果，审美与娱乐因素也不必重视。

这种相互对立的制片策略与评价体系造成了不同电影形态在话语体系之间的相互排斥以及在价值观点上的相互错位，即在商业电影、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这些不同电影的形态中除了在制作方式、赢利模式、表述策略上各说各话之外，在价值观点上也自说自话，使中国电影无法在影片的文化核心价值领域实行相互整合，使我们的民族电影业最终没有形成一种像韩国电影、美国电影那样共同信守的文化核心价值观，没有建立一种整个行业共同敬重的文化价值取向。

在这种相互错位的价值观影响下，有些商业电影为了实现经济利润，在电影情节线索上设置无端的暴力场面和性爱标识，使没有分级制度制约的影片对低龄电影观众的心理造成伤害，甚至在西方主流商业电影市场被列为限制级的影片在内地却大行其道；个别的艺术电影为了张扬所谓的导演个性，把个人的成长经历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实行逆向表述，造成电影叙事文本与社会历史文本之间的价值断裂，扭曲了观众对时代的历史记忆；某些主旋律电影为了达到宣传的效果，对于影片的社会主题采用概念化的演绎方式，无形之中使大众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之间产生隔阂。

总来说之，三种电影话语形态除了在电影功能方面的差异之外，在文化核心价值观方面也存有明显的差异，进而使不同的电影叙事形态成为规定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一种合理通道。

我们现在理应确认的是：除了那种没有进入电影院线发行放映的所谓独立电影和实验电影之外，能够把所有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实行运作、根据相对应档期进入电影院正常放映的影片，统称为“主流电影”。

这种影片不但是支撑一个国家电影产业的重要支柱，而且也理应成为传播与弘扬核心文化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就像足球比赛不能在足球场外寻找规则一样，主流电影不能在一种没有边界的情况下实行随意创作，不能为追求奇特的观赏效果而放弃基本的道德规范，更不能为了影片的商业利益而践踏人类的伦理底线。

主流电影中对个性审美价值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必须要背离大众共同信守的价值观点，不能把体现人类正价值（正义、公正、忠诚、勇敢、善良）的艺术形象置放在一个被否定、被质疑、被漠视的叙事语境中，也不应该把这些追寻人类价值理想的人物描写成为一种虚幻的、迂腐的、甚至是可笑的角色。

从国家长远的文化发展战略考虑，主流电影的创作、制作,包括宣传必须整合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内，而不是使它置之于外。

主流电影理应在不同的叙事形态中建立一种共通、共享的文化核心价值观，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不同的电影类型、不同的故事题材、不同的叙事风格，不理应成为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的准入证我们所谓的文化核心价值观，是指在一种文化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的基本理念。

它是衡量与判断事物的终极文化标准。

这其中包括历史（是非）观、道德（善恶）观、社会（正邪）观、伦理（荣辱）观、审美（美丑）观等。

现在，我们理应避免不同叙事形态的电影在文化核心价值观上的相互错位，避免不同影片类型在终极文化标准上的相互偏离。

本土电影产业理应在总体上整合文化精神架构，实现中国电影在文化核心价值观方面的互通与共识，进而赢得国际市场上的普遍认同，为当前的电影发展提供一种确实可行的文化路径。

我们的民族电影业无论在投资动机、运作方式、赢利模式、美学风格方面存有着怎样的差异，都理应倡导、敬守、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价值观点，把文化精神的承传作为不同电影形态的共同使命。

电影的不同形态，仅仅在功能上各有侧重，而并不能够在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上相互对立，不能把电影不同形态的划分原则视为划分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依据。

对民族情感的伤害，对国家形象的嘲讽，对正义精神的亵渎，对性别差异的歧视，在任何一种电影中都理应受到限制、受到禁止；无端的暴力、变态的性爱、扭曲的人性在任何一种电影中都理应受到唾弃、受到指责。

不能因为是所谓的艺术电影，就能够在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口号下，肆意扩大对社会生活的负面表现，把人的现实境遇描写得暗无天日，好像电影拍得越黑暗，作品的思想内容越深刻；也不能因为是所谓的主旋律电影，就能够漠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是非，掩盖正义与邪恶的尖锐冲突，把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平面化、简单化；更不能因为是商业电影，就能够赞美邪恶、颠倒黑白、混淆荣辱，用自然界的“丛林法则”取代人类历史发展的正义法则。

相对于印刷时代来说，现代人对文化的承传与认同，更多是通过影像语言来完成的。

我们现在读解一种影像的符号系统，实际上就是在体验、理解一种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系统。

如果我们希望世界了解中国，我们就不可能不注重影像在文化传播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对于我们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对于人类基本伦理道德的信守、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都不能够离开影像媒介，特别是不能离开具有广泛覆盖空间与巨大受众群体的主流电影。

为此，主流电影理应在不同的叙事形态中建立一种共通、共享的文化核心价值观，所谓共通、共享就是在不同的电影类型、不同的表现题材、不同的叙事风格中确认一种普遍认同的文化核心价值，即在发扬艺术创作个性风格、尊重艺术创作审美规律的同时，弘扬共有的文化核心价值观点。

进来说之，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不同的电影类型、不同的故事题材、不同的叙事风格，不理应成为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的准入证。

我们理应把和谐、仁爱、孝敬、忠诚作为核心的文化观点来整合不同艺术作品的精神图景，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点成为支撑不同叙事形态的共同根基，并且在此基础上升华出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观点。

把过去那种凸现在艺术作品中的政治理念，推延到艺术作品的文化背景之后，使观众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文化核心价值的确认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而不是把一个政治的理念置放在整个艺术作品的“前页”实行昭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更不理应成为一种标签贴在艺术作品的表层形态上。

文化核心价值观理应成为一种“内置于”艺术作品的叙事情节而不是在叙事情节之外的精神旨义，它理应成为支撑艺术作品故事内容的文化根基。

观众通过艺术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直接感触到的是一种感性的、直观的力量，在这种艺术形象的基本精神图景中感悟、理解出的是关于人性的、道德的、伦理的文化内容，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政策的内容。

使观众认同电影的文化的存有方式是十分重要的。

信守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并不但仅意味着重新确认我们传统文化的经典内容，同时也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与现代文明的一次历史性对接，使我们的电影体现出一种古今合一、中西融汇的文化取向不论是世界电影的历史发展还是中国电影的现实境遇都证明，我们不宜在电影文化的层面上过多地强调所谓民族的差异性。

电影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

在世界化的历史境遇中，特别是在中国电影越来越依靠海外市场来支撑其国际化生存发展的格局下，一味地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差异，会强化不同文化之间的分歧，乃至抗衡、冲突，起码会加剧不同文化之间原本存有的隔阂与对立，这样不利于中国电影产业的市场延展，不利于在一个更广阔的国际空间里弘扬与传播中国文化。

所以，信守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并不但仅意味着重新确认我们传统文化的经典内容，把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实行广泛传播，同时也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与现代文明的一次历史性对接，使我们的电影体现出一种古今合一、中西融汇的文化取向。

影片《我的长征》在表现红军转危为安的历史进程中，不但再现了血火交汇的湘江之战等重大战役，而且把红军进入彝族区从阴森的铁牢拯救奴隶的情节置放在红军的万里征途中，这样红军既是威武之师、正义之师，同时也是仁义之师、拯救之师。

他们所实行的革命就不但仅一种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行动，而成为一种真正的为天下人民求解放、为所有百姓求平等的崇高的人道主义行为。

这种叙事情节对于扩展中国电影的文化心理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确认电影是一种艺术商品、一种文化产业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在电影生产的各个环节，都能够按照市场化的规律来实行电影的创作。

其实，不论是探讨两代人的感情隔膜，还是表现同代人的情感裂变，主流电影中所表述的叙事主题，都理应具备一种能够让观众所喜爱、所认同的文化母题。

影片《云水谣》把一个拥抱着爱情梦想、厮守终生的动人故事，置放在两岸变迁的历史格局中，对中国式的言情电影与主旋律电影实行了一次历史性的整合，把过去那种单一的作为叙事题材的爱情影片，变成了一种能够兼容不同电影因素的叙事类型来处理；把电影历史叙述中的个人情感的主题与现实社会中的国家政治主题实行“交叉剪辑”。

在电影叙事中，台湾政治动荡的风云、海峡两岸的历史藩篱是阻断华夏儿女美好爱情的重要因素，为此，消除两岸之间的重重壁垒，促成祖国统一的千秋大业，成为这部爱情电影中最为关键的潜台词。

影片所讲述的中华民族的血脉联系、中华儿女的骨肉亲情，不但成为支撑这部电影的情节基础，而且也成为消融两岸往日阴霾与岁月坚冰的一种感性力量。

这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叙事策略不但在文化层面上整合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而且作为一部由海峡两岸明星共同出演的主流电影，它的象征意义与叙事情节同样具有文化影响力。

相对于电影艺术的个性化表达，电影对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是一个更为复杂和久远的事，因为它包括了对大众情感、道德、精神诸方面的无形因素的引导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