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梅贻琦的一句话说开去
2021年湖北省荆州市关沮中学高二语文测试题含解析
2021年湖北省荆州市关沮中学高二语文测试题含解析一、现代文阅读（35分，共3题）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找回对汉字的热爱张颐武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是中国人用于表达思维的文字符号，丰富多彩，博大精深。
中国人有个经典的说法，叫“读书必先识字”。
汉字是中华文化存在的基础。
汉字承载了许多历史记忆，每个字都有文化内涵和很长的演化传承；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和符号，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汉字起的作用，所谓“书同文”；汉字是当代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载体，它的文化内涵丰富丰厚。
在我看来，汉字之美，首先是形之美，一点一画，精妙组合。
其次是意之美，汉字是表意文字，造字有六法，许多字都有自己的内涵和复杂的演变历史，其中的意蕴很美。
再次是声韵美，汉字组合成诗文，声韵组合很美。
二十世纪至今，汉字的书写方式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从软笔到硬笔，从书写到输入。
两次变化都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应用汉字的方式。
当然，简体字成为规范的正体字也是汉字在二十世纪的重大的、不可逆的深刻变化。
简体字是今天全球汉字应用的主流，也是汉字的现代规范写法。
这些变化之中，不变的是汉字本身。
如今，虽然汉字的普及程度，即识字率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大有提高，但我们对汉字的使用情况却大不如前，胡乱书写、使用汉字的状况层出不穷，更别提遣词造句的水平。
比如微博，不过一百多字，但这一百多字却缺乏美感，乏味、单调，常出现成语使用不当、错别字等现象。
还有一种情况更为普遍，那就是提笔忘字，认得字却想不起如何书写。
这种情况在成年人身上更为常见。
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便利，使用电脑打字让撰写文章、与他人交流都变得更为快捷。
但同时，这种便捷却无形中阻碍了我们对汉字的兴趣。
追求速度的心态让我们一味求快，却忽视了汉字本身的意蕴。
莫言就曾说过，使用电脑敲字撰文会使他常顺手选用电脑提供给他的一些词汇，而无法组织出具有独特意蕴的新词汇，所以他最终放弃使用电脑进行创作。
另外，如今学生普遍课业重、压力大，常为了考试而囫囵吞枣地接收学校老师授予的一切知识，这些知识不经过消化吸收、没调动兴趣，很容易学了便忘。
细节中的民国大学与大师
细节中的民国大学与大师第一篇：细节中的民国大学与大师细节中的民国大学与大师游宇明一、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民国的大学与大师民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一方面战火纷飞，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文化、科学相当繁荣，大师辈出。
我每次读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的著作，几乎都会热血沸腾，深为民国大学的坚守和民国大师的精神气度感动。
我对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非常感兴趣，多年来写下了大量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文人的文字，月内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叫《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
我的这些写民国文人的作品在国内有一定影响，承蒙报刊看重,2011年11月24日的《北京日报》、2012年第1期《杂文月刊》和《湘声报》等都发表了专题评论。
二、民国的大学（一）民国大学教授对校内事务有充分的发言权民国大学的重大事项主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决定。
教授会是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的议事机构，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和教授会选出的教授代表组成。
我们不妨以清华大学为例，看看教授会、评议会干些什么。
1926年4月15日，清华教职员会议三读通过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大纲设了两个重要的权力机关，一为评议会，一为教授会。
教授会的职权是：1、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2、审定全校课程；3、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4、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5、讨论决定由评议会以三分之二通过提出对本组织大纲之修正案。
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出的评议员共7人组成，校长为主席，职权范围是：1、规定全校教育方针；2、议决各学系的废立与变更；3、议决校内各机关的废立与变更；4、制定校内各种规则；5、委任财务、训育、出版、建筑四种常设委员会委员；6、审定预算决算；7、授予学位；8、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9、议决其他重要事项。
此外，各系的主任，也由该系教授、教员于教授中推举，任期二年。
甚至出任院长和校长的人选也得事先征询评议会的同意。
由此可见，教授会、评议会掌控了学校的教育方针和人、财、物之权力。
在清华的校史梅贻琦（写写帮整理）
在清华的校史梅贻琦（写写帮整理）第一篇：在清华的校史梅贻琦（写写帮整理）梅贻琦高等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他开创了清华的黄金时代，主导了西南联大奇迹。
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的14位，涌现出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锺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梁思成……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梅贻琦早年就读于“严氏家塾”和敬业学堂，后以“庚子赔款”优秀留学生的身份赴美国深造，深受美国“教授治校，通识教育”理念的影响，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和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
梅贻琦的办学理念和治校风格对清华大学的成长有深刻的影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促使清华大学迅速进入了中国著名高等学府的行列，几乎与北京大学齐名，后来还在主持西南联大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梅贻琦有句名言“为政不在言多，故力行耳”。
他为人谦和，沉默寡言，但他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却是众望所归，是清华大学校史上在任历史最长和取得成绩最为卓越的校长之一。
第一，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第二，教授治校，治学育人。
如果说清华这个领导体制是当时所谓教授治校的典型，则教授治校的作用就是通过评议会职能而表现的。
在校内，它有以民主的名义对抗校长独断专权的一面；在校外，它有以学术自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派系势力对教育学术机构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
这一体制的确立和巩固，是和梅贻琦掌校时的作风和支持分不开的。
第三，通识为本，专识为末。
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是梅贻琦对“通识”与“专识”之间的辩证关系所做的精辟论述，特别是对于如何培养应用人才有很强的针对性。
第四，我国的“大学之道”与西方的大学理念是相通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和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如果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教授治校，治学育人”和“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是梅贻琦接受美国大学理念在清华大学办学中的实际运用和体现的话，那么，认为“我国先秦时期的‘大学之道’与西方的大学理念是相通的”则是梅贻琦在清华大学长期办学实践中悟出的一个道理，是对教育学的基本原理做出的重要贡献。
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及启示
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及启示摘要：梅贻琦是我国现代著名的高等教育家,通才教育是他教育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也是他终生大力倡导并奉行的教育思想。
在他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17年间，以通才教育为指导思想，对清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开创了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代”。
通过对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深入地研究和分析，发现其对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的发展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梅贻琦；通才教育；高等教育；启示提及“通才教育”思想，我们可以得知在民国高等教育历史上，主张通才教育的大学校长不胜枚举，但像梅贻琦（1889-1962）那样一直践行通才教育思想的教育家却寥寥无几。
在他近50年的教育实施过程中，渐渐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并以此来指导工作，取得了名震中外的成就。
在梅先生的教育思想中，通才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他对清华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新和实践，使清华由一所初级大学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的至高学府。
今天我们仔细研读梅先生的大学通才教育，他所揭示的高等教育的一些规律，也适用于当今的大学，对于我们今天大学的发展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之溯源梅贻琦自始至终将自己独具特色的“通才教育”思想作为其教育思想的核心，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根源。
笔者认为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的来源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个是理论基础的角度，一个是历史的角度。
从理论基础的角度看，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思想是建立在他对“己”、“群”的关系认识、大学观以及知识观的基础上的[1]。
首先，在对“己”、“群”关系的探讨中,梅贻琦确立了通才教育的目标。
梅贻琦从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和古希腊教育哲学思想出发，对“几”、“群”（即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融个人发展于其中的教育目的社会价值取向。
他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使个人与社会“安所遂生”，个人和社会和谐共处，追求发展进步；其次，大学观的阐发揭示了大学何以能实施通才教育。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梅贻琦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之一。
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以此指导教育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使清华大学在短短十年内由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迅速崛起成为国内一流的大学。
作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通才教育思想；德智体美群劳诸育并进；“大师论”思想以及学术自由的思想。
下面对这些方面一一探究。
1.通才教育思想“通才教育”思想，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
正是奉行这种思想，清华大学得以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各个领域培养出了众多卓越、一流的人才，创出了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代”。
抗战时期，梅贻琦在代表作《大学一解》中理论地概括了这一思想。
梅贻琦认为在大学期间，“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
”（梅贻琦《大学一解》）。
梅贻琦再《大学一解》中写道“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渐为有识者所公认，然不足者果何在，则言之者尚少”。
他认为要想实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就必须在大学阶段给学生以充分的通识训练，使学生“知类通达”。
大学着眼于“通识”的训练，才能便于学生在毕业后能接受更高深、更专门的学问或研究。
否则，“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大学一解》）梅贻琦自己提出了“大学而不重专门，则事业人才将焉出”的问题，他回答说培养专才“固别有机构所在”，例如“大学之研究院”，各类“高级之专门学校”和“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等等。
依照梅贻琦“先通后专”的原则，清华的学生从第二学年起才进入专业领域，而在第一年实行通才教育，即大一年级不分系，文、理、法、工学院的学生在一年级都修习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共计36~38学分，占总学分的27.2%~28.3%。
这样学生便能拥有较宽的知识面，为进行专深研究打下广博的基础。
进入二年级后，学生开始学习本院系必修基础课和专业课程。
关于梅贻琦的故事
关于梅贻琦的故事作为一名伟大的教育家，梅贻琦先生一生投身于清华的教育事业中，为清华的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他的做法影响着一代代的清华人。
他能够在风雨飘摇的政局清华发展得更加扎实和稳定，下面是店铺搜集整理的关于梅贻琦的故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关于梅贻琦的故事:梅与美酒梅贻琦嗜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称为“酒圣”。
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
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曾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标题就叫《清华和酒》。
“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1947年，抗战胜利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1909级，逐级向校长敬酒。
梅贻琦总是老老实实的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关于梅贻琦的故事:思乡家书1909年，清朝外务部首次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派遣留学生赴美国学习。
此后外务部成立了游美肄业馆，在北京西郊的清华园兴建校园，作为预备留美学生的预科学校。
校园建成以后，外务部又将游美肄业馆改称为清华学堂，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这就是清华大学建校纪念日的由来。
1912年清华学堂改称为清华学校，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了大学部，1928年清华学校又改称为国立清华大学。
为了便于举办庆祝活动，清华大学将校庆日定为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
1909年6月，清朝外务部考试录取了首批赴美留学生47人，其中有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
梅贻琦于1909年11月到达美国，因错过了大学开学时间，被安排在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中学插班复读，至1910年才正式进入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
梅贻琦在格罗顿中学复读期间，于1910年1月26日(星期三)的中午，收到了来自家乡中国天津的第一封家书，4天以后于1月30日(星期日)的中午书写了回信。
梅贻琦讲话
梅贻琦讲话篇一：梅贻琦梅贻琦：中西合璧真君子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
他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
在遍布世界的清华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提到清华也就意味着梅贻琦。
一位清华的老校友在纪念梅贻琦的文章中称：?母校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为校训。
历届毕业同学，凡是请梅先生题纪念册的，梅先生辄书此两语为勉。
梅先生一生行谊，也正可以这两句来说明。
? 《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君子?。
清华早期著名的体育教员马约翰曾经这样评价梅贻琦：?他有他的人格……真君子（RealGentleman）的精神。
梅先生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Gentlemanoffewwords）。
早在1909年考取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时，他那?从容不迫的态度?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发榜那天，考生们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面色沮丧。
只有瘦高的梅贻琦，始终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忧地在那里看榜?，让人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而实际上，在630名考生当中，他名列第六。
一二?九?运动后，清华曾经发生过数千军警闯入学校逮捕学生的事件。
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学校的几位领导人在梅贻琦家里商量如何应对。
大家说了很多意见，唯有梅校长默然不发一言，最后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
冯友兰教授问：?校长——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
叶公超教授忍不住了，问道：?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他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
纪念清华校长梅贻琦
纪念清华校长梅贻琦：聘请教授看才学民主治校吾从众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在就职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讲中，提出了他最为经典、最受称道的大学理念：“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在演讲中他还声明，“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共识网编者按：54年前的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北，今天我们用这篇文章纪念这位清华“终身校长”。
梅贻琦85年前提出的大学之道，“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今天读来依旧闪烁着智慧之光。
教育理念的传递和教育实践的对比，直观有力地说明这些年教育的进步在哪里，未来努力的方向在哪里，路漫漫其修远兮，任重而道远。
有人说，梅贻琦之于清华，正如蔡元培之于北大。
他是清华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经常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表达对清华园的眷恋。
清华人也尊称这位可信、可亲、可敬的校长为“永远的校长”、“终身的校长”。
梅贻琦(1889.12.29-1962.5.19)，字月涵。
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
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期间，对师资人才进行“唯才是举”的遴选和延聘，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
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在就职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讲中，提出了他最为经典、最受称道的大学理念：“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在演讲中他还声明，“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聘请名师“不唯资历”梅贻琦聘请名师，不唯学历、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在清华当教授。
他求贤若渴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20岁因一篇学术论文引起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关注，梅贻琦与熊庆来两位伯乐欣然不断“破格”：一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培养;二破格从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允许修习大学课程;三破格送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四破格28岁未经讲师、副教授台阶直聘为教授。
高考作文素材—民国人物
高考作文素材“民国学人风度”多维解读与运用【素材一】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陈寅恪海外留学18年，既未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阻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学者。
他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
“文革”时成为“孤独销魂人”，含冤离世。
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36岁即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任清华国学探讨院四大导师。
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幽默风趣，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
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吃日军面粉，拒绝台湾供应的优厚待遇。
在大灾难面前，陈寅恪始终恪守着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行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在严酷的抗战环境中，陈寅恪坚韧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探讨。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状况下，陈寅恪撰写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时，赐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说明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其次个大贡献是宏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建国后沉醉于学术探讨的陈寅恪，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探讨所二所所长一职。
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见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摆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
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议和争辩，但假如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探讨学术。
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耗费整整10年时间完成85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高校者的大手笔。
梅贻琦
梅贻琦：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他为这所大学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
他说：“大学者，所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
”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
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常书鸿：他的故乡在美丽的西子湖畔。
他应该是一位名扬世界的中国画家，但一次奇遇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
他的一生在西北大漠的敦煌石窟中度过了六十年。
最后他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社会上保护文物的舆论压力下，决定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却拨不出多少经费。
在梁思成、徐悲鸿鼓励下，常书鸿决定前往，靠办展卖画自筹了大部分经费。
他一行4人乘破旧的卡车西进，又换骆驼，经一个多月才到达敦煌。
他到达后便组织整理修复，并临摹壁画。
在恶劣环境下，面对妻子出走、当地官吏勒索和教育部长期不寄经费的状况，他以决心服“无期徒刑”的精神坚持下来。
1947年，一批重庆艺专的毕业生来到敦煌，其中的女生李承仙出于敬佩和同情，与常书鸿结为夫妻，并成为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1949年夏秋，常书鸿在敦煌一片混乱时组织了保卫小组，使石窟免受洗劫。
解放军开进当地时，他兴奋地跑上九层高的大佛殿敲响古钟，庆贺国家和民族艺术宝库获得新生。
不知不觉，金秋十月在一片丰收的喜悦中走来，而一个伟大的日子，也在这份喜悦中悄然绽开......国庆盛世，华夏龙腾！在这金风送爽的季节里，在这丹桂飘香的土地上，我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六十二岁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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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梅贻琦的一句话说开去
——对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一点看法
一提到大学，我们总会想到梅贻琦先生的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一个大学真正存在的意义不是有多少教学楼研究室，不是硬件设施条件多么好，而是有多少有影响力感召力的大师，而是有自由活泼的学术氛围。
而一个大学对于文化的重视度或多或少都受到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
不久前结束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文化这两个字被深深地描了红。
而要认识到推进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大发展大繁荣，就必须重视起作为社会文化中间活跃细胞的大学该营造怎样的学术氛围。
大学应该有怎样的学术和文化氛围？笔者根据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和九项重要决定有以下一些关于大学文化氛围的看法：
良好的文化氛围能感染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大学是为学生而建的，它的职责便是把学生培养成社会实用型人才。
一个学生能有努力贡献社会的想法并付诸行动必然是建立在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
而大学，就是每个学生初步形成对社会认知的阶段。
这一阶段对他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成长转型期。
此时良好的文化氛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而良好的文化氛围从何而来？是那些装潢一新的教学楼，还是大门紧闭的研究室，亦或是徒有空名的社区学习活动室？显然不对。
真正有感染力的文化学术氛围是某个小教室甚至窗外还站着旁听的学生，是教授工作室亮至深夜的灯光，是寒冬也早起在湖畔的琅琅书声……一个大学，需要文化的积淀才能显得底气十足。
身处有深厚文化底蕴学校的学生，会自然而然的去沉淀下思绪专注于学术研究，会用更多的时间思考生命的意义何处去寻，会对同样的问题多些质疑的眼光……而只有搞清楚这些看似空洞却对一个人的未来抉择极为重要的问题，才能真正把人才强国这一战略中的人才二字落到实处去，才能建设更为宏大的人才队伍，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人才保障与支持。
而人才的培养所需的文化氛围更应该是自由而活泼，严谨而深厚的。
这就需要现在的学校能像当初的北大一样有让各种思想流派存在并一视平等的包容态度，能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态势，能让多元的文化在同一环境中进行碰撞摩擦出新的火花，能让不同流派在学术争战中学习各派优点来弥补自身不足。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学术因自由而活泼，因严谨而深厚。
一个有自信的学校的文化，不怕任何“外来势力的入侵”。
相反，它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让学校的学生通过自身的鉴别能力对这些杂而无章的信息做出取舍，而最终经过时间和人的洗练，留下来的便是适合在此片范围中生存的，名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有更远的视野，更高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推出优秀的文化作品，结出优秀的文化果实。
多元的文化向来是把双刃剑。
一方面好的文化促进我们不断去反省自身弊端，而另一方面坏的文化却把那些心智不成熟的人拉下泥潭。
所以。
学校对舆论的适当的正确的引导显得极为重要。
前一阵爆红网络的“校长撑腰体”也引人深思。
北大副校长说：“你是北大学生，看到老人摔倒了你要去扶。
他要是讹你，北大给你撑腰。
”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北大对于学生在思想道德方面的要求并不
是明哲保身一类的，而是要去相信这个社会上还是好人多，因为如果所有的学校校长都这么说的话，那么学生对于这样“扶不扶”的问题就不会苦于怕被讹诈而又不做小的善事了。
而随后在很多网络传媒中都流传出别高校版本，并且被各高校的学生疯狂转发。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舆论导向。
社会上对丑恶之事的报道远远多于正面新闻。
人们已经对扶起摔倒老人这样的善举提不起兴趣，关注假丑恶之后更觉得这个社会无药可救。
而“校长撑腰体”似乎像一剂清醒剂，让我们这样还处在尚未踏入社会却对社会有各种想法的大学生有理由去相信邪恶打不过正义。
正确的舆论导向并不是一味的封锁坏消息，而且大家都知道扼住媒体的喉咙，不让有力量的反对之声讲话后果会更糟，譬如三鹿的悲剧。
正确的舆论引导是让人直面现实的冰冷之后仍然有温暖人心的篝火长存。
文化的发展需要足够的空间，而适当的引导也能让受众减少辨别精华糟粕的困扰，让优秀的文化得到更大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充分发光发热，为社会所用。
《大学》一书在开章明义之处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诚意、正心、修身为明明德，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亲民，这是我们通过后天努力可以达到的。
而止于至善这一境界，便唯有敞亮大度的文化加上自身几近完美的修为才能到达。
毕竟，鲁迅先生说若是这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世间便同时变为凝固的东西了。
所以，一个大学应该有什么样的学术文化氛围是学校与学生相互选择的结果。
只有两者同时选择向前看并不断进取才能营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