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被遗忘的一代大家

萧公权被遗忘的一代大家他兼通中西，兼通史学、哲学、政治学，人文素养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全面发展。

他以探讨政治学理论主流的博士论文在西方一举成名，返国后又以少时的国学典籍功底和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功底，对中国数千年的政治思想史进行了开创性的梳理和总结；即便晚年去国离乡从事中国研究时，也以独特的视角和功底带给美国的中国研究一片新气象……有那么一个教授，曾经为老川大写了校歌，但现如今川大已没几个人知道他；他的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一出版就是剑桥学术名著，轰动西方——那时他才岁，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至今无人超越。

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名院士中，仅有两名政治学学者，其中一位就是他，另一位是钱端升。

但如今不要说学界或四川大学，哪怕在政治学界，也少有人晓得他。

曾有人撰文《寂寞钱端升》。

但钱端升终究做过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自有相当的知名度。

那个少有人知晓的政治学院士，身后才是彻底的寂寞。

他，就是萧公权。

萧公权(～年)，生于南安(今江西大庾县)，原名笃平，字恭甫，自号迹园，笔名君衡。

早年就读清华学堂，年夏季赴美留学，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先后修习新闻学和哲学，硕士毕业后入康乃尔大学，年以论文《政治多元论》获得博士学位。

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政治系教授职，讲授“政治学概论”、“比较政府”、“法理学”等课程。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四川大学、光华大学任教，并兼职于国立编译馆。

年，应顾毓琇校长之邀在国立政治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

这一时期，萧的主要著作是《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宪政与民主》()。

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年萧公权赴台湾讲学，旋即赴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和“中国社会制度”等课程，先后出版《中国乡村》()、《帝制中国的和解》、《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翁同龢与戊戌维新》()。

年代，由著名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Mote)花费多年功夫翻译的多页《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英文本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书出未久即被美国学者购买一空。

萧公权融会中西方学术，在政治学和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享有极大的声望和影响。

一书成名萧公权晚胡适年到美国，刚去美国时就读密苏里大学，先入新闻学院，后因个人兴趣转入该校哲学系就读。

密苏里大学肄业后，老师给他提供了两个选择，一个是带奖学金的哈佛，一个就是胡适离去的康奈尔。

萧的最终选择不是哈佛，而是绮色佳小城的康乃尔。

这一选择与胡适正相反。

胡萧二人，一个是从康乃尔到哥伦比亚，一个是从哥伦比亚到康乃尔。

更有意思的是，胡适离去康乃尔和萧公权选择康乃尔居然是同一个原因。

胡适说：“我转学哥大的原因之一便是康乃尔哲学系基本上被‘新唯心主义’学派占据了。

”然而，萧公权选择康乃尔的两个理由，第一个便是：“康乃尔的哲学系是当时美国唯心论的重镇。

无论个人是否接受唯心论，研究这一派的哲学可以得到精密思想的训练。

”萧公权就读康乃尔时，该校曾请过胡适的尊师杜威来讲学。

对此，他印象颇深，在回忆录《问学鉴往录》中说：“一间可容多人的讲堂完全坐满。

来迟一点的只好站着听。

名重一时的杜威先生似乎不擅长演讲。

他站在讲台上，把讲稿放在桌上，俯首低声，一句紧连一句地读着。

我聚精会神，倾耳谛听，勉强了解他所讲的大意。

……第二次演讲时，来听的学生不过第一次的半数。

到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讲演时，讲堂里的座位三分之二是空着的”。

年轻学生萧公权代表康大多个中国学生，在杜威参加的茶话会上请教他：“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何在?”杜威言简意赅地回答：“中国文化过度了。

”向来留美的中国学生大多以汉学为选题方向做博、硕论文，胡适如此，后来的余英时、黄仁字等人都是如此。

蕭公权是少有的不做中国方向、直接进入政治学学科主流理论研究的学者。

即便在他身后，众多赴欧美留学的学子，也少有他当年的勇气，更少有他一出手就惊天下的水平。

何炳棣先生曾说：“世纪炎黄子孙博士论文一出立即被誉为国际名著只有两部。

一部是萧公权先师康奈尔博士论文《政治多元主义：一项当代政治理论的研究》，另一部就-是陈体强的牛津论文《有关承认的国际法》。

”在做硕士论文时，导师问他是否想写一篇有关中国哲学的文章?萧拒绝了，他希望老师能给他一个西洋哲学的题目，理由是：“(一)我们中国学生到西洋求学应当尽量求得对西洋文化的知识。

回国以后去着手研究中国文化并不为迟。

(二)在美国写有关中国哲学的论文，或有沟通中西文化的一点作用。

然而我是尚在求学的学生，对于中国哲学没有深刻的了解，因而也没有介绍给西方人士的能力。

(三)那时美国一般大学图书馆里收藏有关中国的书籍为数不多，密苏里大学图书馆尤其如此。

我如做有关中国哲学的论文，必会感到参考资料的缺乏。

(四)一般美国大学教授对中国文化未曾致力研究，似乎未必能够真正指导学生草写论文。

”教授同意了他的看法，并建议他对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大学者拉斯基的多元政治理论进行讨论，萧以此为题完成了硕士论文。

在康奈尔大学做博士论文时使用同一题目，在硕士论文基础上扩展为博士论文，并成书出版。

萧的博士论文年在伦敦甫一出版，便佳评如潮。

拉斯基本人在《新共和》上撰书评“此书才力与魅力均巨，为政治学界年来所仅见。

”《哲学学报》认为《政治多元论》一书“极具启发性”，值得所有对政治学说有浓厚兴趣者的注意”。

《国家》杂志认为该书对政治多元论“作了最具批判力与完整性的研究”。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谓此书出版之前，坊间尚无一本书，对近代政治思想显明而重要的发展，作如此全面的验证，认为“此书展现严密的思维、有力的论证，以及令人折服的公正”。

该书很快被列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之一，牛津大学“当代巨著”课程将此书列为必读书目。

关于该书的出版，萧公权回忆：“民国十五年()秋天我在上海任教时接到书局来信，决定把我的论文付印，并列为‘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从书’……之一。

我当然喜出望外。

一篇论文一字不改，由英国一家重要书局出版，这已是难得的机缘，同时收入一套著名的丛书，与多种名著，如梁启超《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英译本，罗素的《物质的分析》等并列，于我更是无比的殊荣。

”彼时，萧公权岁。

抗战胜利后萧公权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数十年后，身在美国的萧公权对学生说他向来独来独往，不入门派，之所以能当选院士，与《政治多元论》一书大有关系。

四川、清华时光萧公权年月日生于江西省南安县，但是他一生讲话都是四川口音，以至于常常被人误认为四川人。

这是何故?原来萧公权岁时就被伯父带到四川省西部的崇庆州抚养长大，后来去重庆，直到去上海念教会中学，因此他说话一直有川音。

伯父非常疼爱他，专门花钱请老师为岁的他讲授《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声律启蒙》、《千家诗》。

其后，在学习《论语》、《孟子》、《国语》等的同时，还专门请老师教授他英文和日文。

少年时代对萧公权影响较大的是伯父为他请的家庭教师何笃贞。

在何年的悉心教导下，他不仅通读了《十三经》，还精读了《纲鉴易知录》。

何虽不主张“保皇”，却颇为尊孔。

每天，萧公权与两个堂姊妹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深鞠一躬，再向老师行礼，然后才开始上课。

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以后，何师以“革命非叛逆罪”为题，让学生写作时事评论。

何笃贞是非常称职的老师，到了萧公权该上新式学堂的水平，他便坚辞萧伯父的聘约，谓之“才学已教不了他”。

直到萧公权赴美留学，师生二人还有书信往来，使萧终身难忘。

之后，萧公权离开四川去上海念中学，然后考入清华，后又考取奖学金去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天津、沈阳、北京等地教书，一度远离四川。

但似乎命中注定，四川是他的福地。

年抗战爆发，适逢中英庚款董事会实施一个充实内地高等教育的计划，萧公权、吴大猷、张洪沅一起接受四川大学的讲座教授聘书，萧公权担任“中英庚款讲座教授”。

但由于他们三人的薪水比四川大学的教授高些，在川大校内引发一场争议，导致吴大猷萌生去意，第二年夏天前往西南联大执教，但在四川长大的萧公权并未离开，一直在四川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与“西洋政治思想”两门课。

同一时期，萧公权还到成都的燕京大学和光华大学兼课，即他后来回忆所说的“漂泊西南，糊口四校”。

次年萧公权一家疏散下乡，在铁门坎农家居住，于日寇的轰炸中，他开始着手写作酝酿已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书稿。

年，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全书脱稿，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部定大学用书”，交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是一部用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的政治思想进行全面梳理的著作，可视为胡适“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产品之一，与胡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

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萧公权在他的第二故乡四川完成了这一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

有意思的是，萧公权在密苏里大学哲学系的导师赛宾在教他时尚无名气，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完稿前的年，赛宾出版《西洋政治思想史》一书，声名鹊起。

一师一徒，一东一西，两本巨著，是国际政治学界的一段佳话。

这一时期，长于诗歌的萧公权还为四川大学题写了《国立四川大学校歌》，典雅而大气：星辉井络，地雄巴蜀；山川秀毓，西南美奂。

最近，四川大学政治学系开始在研究生复试阅读书目中加入萧公权的这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也算是他与四川、与四川大学的再次机缘。

在四川时，萧公权曾与钱穆、冯友兰、钱端升、陶孟和等大家在年冬天担任中央训练团高级班第三期教官，主讲“各国政治思想”。

年萧公权应国立政治大学校长顾毓琇之约，前往南京任教，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两课程。

在就任后，该校教育长竟约同党务人员对他进行一场关于“国父遗教”的口试，这被一生不入官场的一介学者萧公权视为莫大的羞辱。

除了四川，萧公权的一生和清华有不解之缘。

倘若说四川于他有养育之恩的话，清华于他则有教育之恩。

年，岁的萧公权自上海青年会中学毕业，直接考进清华学校念高等科三年级。

年自清华学校毕业时，萧公权一举考上公费留美名额。

年，已回国在南开大学等校任教数年的萧公权，应清华同窗、已在清华政治系任教的浦薛凤之邀，移讲母校清华大学政治系，直到抗战爆发。

在清华，萧公权讲授“当代西洋政治思想”，与张奚若、錢端升、王化成、陈之迈等一代政治学者同事。

之后，年他开始在清华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并编录《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余页，线装册，作为讲义，他年后在四川写就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在这个课程的基础之上完成的。

年他代蒋廷黻编辑《中国社会及政治学评论》，并结识陈寅恪、费正清等人。

在清华任教期间，萧公权与吴宓过从甚密，且有歌诗唱和，同时与陈岱孙、俞平伯、闻一多、潘光旦等人比邻而居。

当时清华为教授们提供了非常舒适的生活条件，从暖气到热水，一应俱垒。

从学问、交往到生活条件，都非常理想。

萧公权年回国到抗战爆发的这年，是民国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是清华政治学系最辉煌的时期，也是萧公权一生在学术和生活上最为惬意和舒心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