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归化英译《论语》探究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文化层面译者创造性叛逆的探析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文化层面译者创造性叛逆的探析摘要：本文试用译者创造性叛逆理论阐释辜鸿铭《论语》英译本文化意象的翻译，进而利用东方主义化的概念阐述辜氏《论语》英译本的文化倾向和翻译效果。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论语》东方主义化文化层面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论语》是儒家思想核心价值的体现，其内容博大精深。
在儒家典籍研究的长河中，传教士和外译汉学家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
而“文化怪杰”辜鸿铭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人翻译传统文献的被动局面，而且他还是历史上完整翻译《论语》的第一人。
本文将在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理论指导下，评析辜氏《论语》英译本中文化信息的传递。
一创造性叛逆理论上世纪90年代，谢天振教授曾指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也是译介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这是因为文学翻译是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
因此借用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的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受到既定翻译目的的制约，由不同生活环境、不同价值取向而产生的文化冲击和误译。
由于译者的世界观、立场、以及对所译作家、作品的态度的不同，其译作的效果也不同。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两种：有意型和无意型。
无意误译是由于译者对他文化的错误解读而造成，在文学研究中，有意误译具有实际意义，是指译者有意识将源语文化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重新解释，一种是顺应译入语国家读者的阅读价值观，改变原文的文学意象和表达手法；一种是加入源语文化内涵，迫使译入语国家读者接受与审美。
辜鸿铭《论语》英译赏析
辜鸿铭《论语》英译赏析随着《论语》英译本问世，辜鸿铭成为中国翻译史上对外译介儒家经典的第一人。
接下来，小编给大家准备了辜鸿铭《论语》英译赏析,欢迎大家参考与借鉴。
辜鸿铭《论语》英译赏析中国古汉语的一大特点是遣词造句采用意合法，重意义组合而轻形式结构，少用或不用关联词语，语法意义和逻辑联系隐含在字里行间，不直接显现出来。
而英语的特点是采用形合法，注重形式结构，多采用或常用关联词语，显性衔接，以形显义。
例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辜译：Confucius remarked, “ 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But he is truly a wise and good man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even when he is not noticed of m en.”解析：1)原文语句凝练，无任何赘述，十分符合上述所说的古汉语的特点。
辜鸿铭翻译时，添加了很多成分，如“greater, still, of congenial minds,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等词语。
2) 第一句使用“pleasure”,第二句中使用“a greater pleasure still”，可见两种快乐的程度不同，独自学习和朋友切磋的快乐呈递进关系。
3) “有朋自远方来”的“朋”，译者在翻译时，加了很多修饰，比如“of congenial minds”表明是志同道合者，以及“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又是因仰慕学识而来的。
辜鸿铭_论语_英译中的读者意识
文学与审美教育 160辜鸿铭《论语》英译中的读者意识徐向群 高兰英一、读者意识及其重要性辜鸿铭英译《论语》别出心裁,在欧洲引起不同凡响并广为流传。
其之所以取得成功,固然与辜鸿铭的学术背景、生活经历、语言天赋密不可分,①但更与其注重读者意识有直接关系。
所谓读者意识,指作家对读者的认识,是作家创作意识的内在构成,包括作家的创作指向,作家对创作与读者关系的理解,对读者所指、地位、功能的认识,对读者心理和阅读期待的揣测。
[1]它实际上是作家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中,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审美经验,揣度并想象读者的需求而形成的。
[2]作家写文学作品是一种创作,翻译同样也是一种创作,译者也有其意向读者,需要关注读者需求,树立读者意识。
中西翻译史上有不少翻译家都强调了关注读者及读者主体地位的重要性。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其翻译观核心是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评价译本的优劣要看读者的反应是否与源语读者的反应大致相同。
[3]奈达在《论翻译》中指出:“即便原作者的创作不为他人,而是完全出于个人爱好,在翻译时,译者也要考虑到译文是要有人看的,他的读者意识是不容忽视的。
”[4]对于读者主体地位,我国学者也给予充分肯定。
杨武能先生曾明确指出:“过去,人们常常简单地将文学翻译的模式归结为:原著→译者→文本,而忽视在这之前创作原著的作家,特别是在这之后阅读译本的读者。
在我看来,全面而如实地反映文学翻译的特征的图形应该是:作家———原著———翻译家———译本———读者……(译本的读者)实际上也参与了译本和原著的价值的创造。
”[5]其实,译者本人也曾是读者,是原著的读者。
他先要阅读原作,在理解原著基础上再创作,通过翻译传递原文信息。
翻译是一个交际的过程,交际的终极是读者,因此,读者意识应该贯穿这一过程的始终。
[6]译者选择翻译文本时需要考虑意向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实际需要。
如果原文价值难以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翻译目的也就难以实现。
另外,根据意向读者接受程度采用适当翻译方法与策略,否则,译文晦涩难懂不易被读者接受,则难以实现翻译价值。
辜鸿铭归化英译《论语》探究
辜鸿铭归化英译《论语》探究
辜鸿铭归化英译《论语》是一本介绍孔子思想的书籍，由中国著名学者辜鸿铭进行翻译并注释。
在这本书中，辜鸿铭使用了归化翻译的方法，即将汉语直接转换成英语，而不是按照英语语法进行翻译。
这种方法使得英文读者更容易理解孔子的思想和文化背景。
在翻译过程中，辜鸿铭注重保持原文的节奏和语气，并注释了一些文化背景和难以理解的句子。
他还对每篇文章做了简短的导读和总结，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内容和精神。
辜鸿铭归化英译《论语》的出版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增进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具有重要意义。
它不仅是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也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推广和传承。
从《论语》两种译本看中西特色翻译
从《论语》两种译本看中西特色翻译——以辜鸿铭与理雅各译文为例【摘要】辜鸿铭和理雅各作为中西方代表，其《论语》译本各有千秋。
文章对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两位译者的翻译特色，说明译者的人生经历和翻译目的对此的影响。
【关键词】《论语》英译；理雅各；辜鸿铭；对比研究【Abstract】Gu Hung-ming and James legge as Chinese and western representative, both of their analects versions in their own way have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his essay carries out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James legge's English version of The Confucius Analects and Gu Hung-ming's version of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nalyzing two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features, life experiences, and translation purposes.【Key Words】The Confucius Analects; James Legge; Gu Hung-ming; comparative studies文化典籍的翻译不仅是一种民族文化符号转化、阐释与再生的过程，而且还能够体现译者的民族意识，弘扬民族精神。
《论语》是奠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作品之一，其译本不仅能够体现影响译者决策的综合性因素，还反映出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态度和政策。
文章通过对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两文翻译特色并探究其原因。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文化解读
收稿日期：2019—07—21作者简介：杨若柳（1994—），女，山西洪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和明代诗学的研究。
一、引言《论语》一书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该书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以及教育观念。
自利玛窦首开《论语》翻译先河后，《论语》的译介活动一直延续至今，据学者统计有60多种中西译本①。
在这众多译本中，辜鸿铭②先生的译本以鲜明的翻译特色与巧妙的翻译技巧尤为西方受众认可与接受。
他所翻译的《论语》③一经出版便受到西方读者的喜爱，销路很广，在当今世界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学术界对辜氏《论语》译本的评价毁誉参半，批评者认为辜鸿铭采取归化翻译的方法，不是对原文的忠实还原[1]；赞赏者认为其译本达到了有效传播的目的，切实提高了中国的文化知名度[2]。
实际上，辜鸿铭先生的译作是兼具准确性与审美性的，他“以西释中”的翻译策略建立在对原文的精准解读之上，看似没有忠实还原文本，实则是译者为达到翻译目的而作出的文化适应与调整，是处在当时世界文化环境中的无奈之举。
译者试图抛开译出语所处的文化语境，让作品去靠近译入语，缩小译入语与译出语之间的文化距离，目的是方便受众阅读。
辜氏译本中的文化适应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二、对弟子姓名的文化缺省孔门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这些数量众多的弟子并未全部出现在《论语》一书中，而是散见于其他典籍之中。
《论语》中涉及的弟子数量不多，但都各具特点，我们熟知的有端木赐、冉求、曾点、曾参、宰予、卜商、樊须、原宪、冉伯牛、仲弓等人。
他们或老或少，或贵或贱，或智或愚，或仕或隐，正是他们丰富的个性色彩构成了《论语》一书的多姿多彩。
然而，辜鸿铭先生在翻译《论语》时未将文中所涉的弟子全部译出，只以其身份代替具体姓名，统统译作“A disciple of Confucius ”，这是辜鸿铭先生为读者作出的文化缺省。
在这一缺省策略中有两名弟子例外，他们是颜回与仲由。
颜回，字子渊，他在《论语》中出现共计35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文化解读杨若柳（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6）摘要：《论语》一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代表之作，其翻译作品版本众多，其中传播效果最优的当属辜鸿铭先生的《论语》译本。
生态翻译理论下的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研究
摘
要 《 论语》 是记录孔 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 书。 在对外
的政治思想 与道德观念 ， 对后世影响颇深。由于《 论语》 反映
传 播 中， 不 同译者 从不 同视角 对《 论语 》 形成 了多个英译 版 本 。本 文引入清华大学胡庚 申教授提 出的翻译适应选 择理
着 中国传统智慧 ， 因此汉学 家对 其十分重视 ， 被译 为多种语
ｂ ｏ ｏ ｋ ｓ ｒ ｅ ｃ ｏ ｒ ｄ ｉ ｎ ｇ ｔ ｈ ｅ ｗｏ ｒ ｄ ｓ ａ ｎ ｄ ｄ ｅ ｅ ｄ ｓ ｏ ｆ Ｃ ｏ ｎ ｆ ｕ ｃ ｉ ｕ ｓ ｎｄ ａ ｈ ｉ ｓ ｄ ｉ ｓ ｃ ｉ —
１“ 生态翻 译 学” 的 内涵
生 态翻译学是 由“ 翻译适应选 择论 ” 发展 而来 ， 是站 在
研究 ， 探讨其在翻译过程 中多角度适应性 翻译方法 的运用 ，
关键词 生态翻译理论 辜鸿铭 论语 英译
Ｒｅ ｓ ｅ ａ ｒ ｃ ｈ ｏ ｎ Ｇｕ Ｈｏ ｎ ｇ ｍｉ ｎ ｇ ’ Ｓ Ｅｎ ｇ ｌ ｉ ｓ ｈ Ｔｒ ａ ｎ ｓ ｌ ａ ｔ ｉ ｏ ｎ ｏ ｆ” Ｔｈ ｅ
ｄ ｉ ｆ ｅ ｒ ｅ ｎ ｔ Ｅｎ ｇ ｌ ｉ ｓ ｈ ｔ ｒ ａ ｎ ｓ ｌ ａ ｔ ｉ ｏ ｎ ｓ ｆ ｒ ｏ ｍ ｄ ｆｅ ｉ ｒ ｅ ｎ ｔ ｐ ｅ ｒ ｓ ｐ ｅ ｃ ｔ ｉ ｖ ｅ ｓ ．Ｉ ｎ ｔ ｒ ｏ — ｄ ｕ ｃ ｉ ｎ ｇ ｈｅ ｔ ｈｅ ｔ ｏ ｒ ｙ ｆ ｏ ｔ ｒ ａ ｎ ｓ ｌ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ｓ ａ ｄ ａ ｐ ｔ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ｎ ｄ ｓ ｅ ｌ ｅ ｃ ｔ ｉ ｏ ｎ ｐ ｒ ｏ —
生态翻译理论下的辜鸿铭《 论语》 英译本研究
傅 煊 翔
（ 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 学院
操纵与改写——辜鸿铭英译《论语》探析
操纵与改写——辜鸿铭英译《论语》探析[摘要] 本文借鉴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分析辜鸿铭英译《论语》的动机和策略,指出:辜氏翻译选材是在其译者主体性尤其是文化意识形态作用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超越,而其译文中对原文的改写是当时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操纵的结果。
[关键词] 论语操纵改写意识形态诗学引论辜鸿铭是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翻译家。
在晚清中国的知识分子推行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他却逆向而行,大力向西方传播儒家文化,成为第一个翻译儒家经典的中国人。
1898年,辜氏英译儒经的第一部作品《论语》在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发行。
他不仅增添了副标题“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注释的一种新的特别翻译”(黄兴涛,1996:344),还在译文中利用西洋文化观念和哲学名词解释儒经,增加了许多自己的理解。
按照传统的“信、达、雅”或者“忠实”、“对等”的翻译标准,他的译文是不忠实的,其独特的翻译行为也得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不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而是将翻译置于文化、社会、历史的宏观语境下进行探讨,同时译者的主体作用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因此,本文借鉴勒菲弗尔(Lefevere)的操控理论分析辜译《论语》,解释辜氏为何在“西学东渐”的社会主流下英译《论语》以及其在操纵作用下改写策略,还辜译《论语》一个客观的评价。
一、辜译选材——译者主体作用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超越在勒菲弗尔看来,意识形态泛指那些命令我们行动的形式、规范和信仰(Lefevre,2004:16) 。
他进一步将意识形态分为显性意识形态和潜在的意识形态,前者指社会生活中对译者产生明显操控作用的主流意识形态,后者指潜存于译者思想中的个人意识形态(Hermans,1985:227)。
所谓“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简言之,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里占主导地位政治、伦理、审美、价值观等的倾向。
晚清时期,中国遭遇列强蚕食,满清政府政治、军事上进退失据,主权的沦丧不可避免地带来包括文明话语权等其它各方面平等权利的丧失;再者,汉学家、传教士大肆制造、撒播东方主义言论,将中国描述成愚昧、落后、野蛮、守旧的帝国,为西方的殖民扩张、输出文明制造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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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11月 Vol.38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Nov. 2016──────────基金项目：上海电力学院课程建设项目（20163169） 收稿日期：2016-10-08作者简介：么孝颖（1966-），女，河北丰南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
-52-辜鸿铭归化英译《论语》探究么孝颖（上海电力学院 外语学院，上海 200090）摘 要：辜鸿铭论语英译本自问世以来，受到广泛关注，该译作也因归化翻译策略的运用受到或褒或贬的评价，本文无意对相差悬殊的评价进行立场选择或者评判，而是意欲循着译者的翻译动机、译者的意向读者、以及意向读者的价值取向和认知思维模式等方面剖析辜鸿铭之所以呈献如此译作背后的深层缘由。
关键词：归化；翻译动机；意向读者；价值取向；认知模式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6)06-0052-04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6.06.012On Gu Hongming’s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YAO Xiao-ying(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lectric Power, Shanghai 200090, China)Abstract: Gu Hongming’s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nalects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since its publication, and is also valued either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due to its domesticating strategy. This paper is not intended to make any judgment on those different views, but instead to explore the reason why Gu presented such an English version by considering his translation motivation, his intended readers, his intended readers’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ir cognitive model.Key Words: domestication; translation motivation; intended readers; value orientation; cognitive model归化和异化是1813年由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提出的两种翻译方法。
所谓归化是对原作中的“异质成分”进行处理，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让原作向读者靠拢。
归化派以奈达[1]为典型代表。
所谓异化是尽可能不去打扰原作，让读者向原作靠拢，使原作中的“异质成分”得以保存，实现文化传真的目的。
异化派以韦努蒂[2]为典型代表。
笔者认为异化和归化各有所长，应该视译者翻译文本的动机、文体、目的语语境包括目标读者群以及该群体的认知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来确定。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16世纪末以来，逐渐被广泛译为多种西方语言，其翻译方法无外乎归化和异化。
1893年问世的辜鸿铭论语英译本是归化翻译的典型代表，且打破了在此之前由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向西方翻译儒家经典的垄断局面，辜鸿铭也被认为是第一个把《论语》等儒家经典译为英文的中国人[3]。
林语堂盛赞辜氏译文“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选词、用字、皆属上乘”[4]。
但以王国维和胡适为代表的一些评论家却对辜鸿铭的翻译持否定态度，认为辜氏的翻译是一大失败，还有很多学者批评辜鸿铭译本过度使用归化策略，影响了中华文化身份的确立[4]等等。
本文无意对上述褒贬不一的评价进行立场选择或者评判，而是意在尝试从辜鸿铭翻译该文本的目的、他的意向读者群以及意向读者群的价值取向和认知思维模式等方面对其归化翻译《论语》的缘由进行溯源式探究。
一、弘扬中华文明使命感支配下的归化翻译辜鸿铭深谙西方文化，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对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在他逐渐深入领悟中国传统文化之后，也逐渐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笃爱，并逐渐认识到儒家文化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精髓，是革除西方社会种种弊端的出路所在。
他在另一本儒家经典《中庸》的译序中指出[5]，“绝大多么孝颖：辜鸿铭归化英译《论语》探究-53-数人都认为在中国旧的秩序正在消亡，他们欢呼新知和进步文明进入中国。
但我个人却不相信在中国古老的秩序会过时，因为我知道旧式秩序、中国文明和社会秩序是一个道德的文明和真正的社会秩序，它符合事物的本性，因此不会消亡。
”正是基于对儒家经典文化这样一种坚定信念，怀着“中国文化救西论”的理想，他决定选择《论语》等儒家经典作为英译的文本，希冀能以中国理智和道德的文化装备拯救世界文明[6]。
但在当时，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西人挟炮舰之威”，视中国为不文明和未开化之地，大搞殖民政治与文化输出，中国传统文化饱受歧视和歪曲，可谓危机四伏。
恰逢此时，以理雅各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和传教士所译的儒家经典大行其道，辜鸿铭对他们的译文并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准确反映儒家思想的精髓。
甚至在辜鸿铭看来，正是由于这些人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要义，糟蹋了中国文化，才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
他在其《论语》译序开篇指出[5]，“理雅各博士在其译著中所展示的中国人之智识和道德的装备，正如同在普通英国人眼中中国人的穿着和外表一样，必定会使其产生稀奇古怪的感觉”。
他希望通过对《论语》等儒家道德文化的推介，改变西方人对待中国人及中国文明的蛮横态度，抛弃西方炮舰和殖民侵略思想[10]。
“如果这本出自中国古代智慧的小书能有助于欧美人民，尤其是那些正在中国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道’，形成一种更明白更深刻的道德责任感，以便能使他们在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时，抛弃那种欧洲‘枪炮’和‘暴力’文明的精神和态度，而代之以道，无论是以个人的方式，还是作为一个民族同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都遵从道德责任感——那么，我将感到我多年理解和翻译这本书所花费的劳动没有白费”[5]。
正是为了消除西方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误解甚至歧视，更好地把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优越感颇足的西方社会弘扬开来，辜鸿铭努力按照目的语受众的认知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对原文本进行了以受众为导向的归化英语翻译，这是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之下的权宜之计，如此以取得中华传统文化在目的语语境之下的最佳传播效果。
二、读者最佳接受支配下的归化翻译明确的意向读者是译者选择合适翻译方法的前提，也是成功翻译的一半。
辜鸿铭英译《论语》有着明确的意向读者群，在其译文序言中，他指出[5]，“我们努力按照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
事实上，辜鸿铭英译《论语》面对的这些意向读者，其中大多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无知且傲慢的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他们认为西方的器物完美、西方的科学昌明、西方的制度完善民主进步。
如此，面对来自东方的文明，他们表现出了狂妄自大、不可一世的态度。
这种情况的直接后果就是严重误解甚至歧视中国传统文化。
面对可怕的西方文化沙文主义，为了拯救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儒家经典，辜鸿铭表现出了以读者最佳接受理论支配之下的强烈的读者意识，并采取了由此支配之下的归化翻译方法。
因此，他在翻译《论语》过程中尽最大努力减轻读者负担，积极为读者着想，以使其译作能够引起西方读者的理解、接受、关怀和认同。
译本也因此不仅符合西方读者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模式，也具有属于西方读者的西化语言特质，备受西方读者崇拜。
李大钊称赞道[6]，“愚以为中国两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辜鸿铭从读者的角度出发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这一点在他处理《论语》中出现的大量人名和地名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为了消除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陌生感，辜鸿铭在译文中尽量删掉了出现在原文中的大量中国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这也是很多人批评辜鸿铭论语译文的重要原因之一）。
纵观全部论语译文，辜鸿铭几乎删除了所有孔子弟子的名字，仅保留了颜渊和子路，对于孔子的其他弟子一般都译作“孔子的一个弟子（a disciple of Confucius ）”或者“孔子的另一个弟子（another disciple of Confucius ）”，或者干脆译为“一个弟子（a disciple ）”。
还有其他很多人名都进行了以减轻读者负担为目的的模糊处理，例如，把“季氏”翻译成The head of a powerful family of nobles in Confucius’ native State ，把“孟懿子”译为A noble of the Court in Confucius’ native State ，而把“孟武伯”译为A son of the noble mentioned above 。
对于地名的处理，辜鸿铭也尽最大努力为读者考虑，把“鲁”这样重要的地名译为“孔子的祖国（Confucius’ native State ）”，对于齐鲁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齐”只译为“另一个国家（another state ）”，“陈”则干脆译为“外国（a certain state ）”。
对于如此处理这些人名和地名，他反复强调了他的读者意识[5]，“为了尽可能地消除英国读者的陌生感和古怪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删除其中的专有名词”。
很多学者对辜鸿铭的这一翻译处理方法表示不解。
笔者认为，客观评价辜鸿铭如此翻译策略不能脱离当时英译《论语》时的时空语境，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历史地还原当时的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之悬殊的社会地位以及辜鸿铭拯救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感，也就不难理解辜鸿铭建立在熟知东西方文化基础之上所采取的以目的语读者最佳接受为主要翻译原则的良苦用心。
事实上，辜鸿铭以极大的热情采取读者最佳接受为目的的归化翻译策略，第38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11月-54-把中华儒家经典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使那个年代的西学东渐大潮碰到了东学西渐的暗流，实现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目的，被尊称为东方文化的“圣哲”[7]。
林语堂这样评价辜鸿铭[8]，“他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