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追踪调查数据权数的使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中国居民家庭的消费趋势及特征
第74卷第3期2021年5月Vol.74No.3May2021119~130DOI：10.14086/ki.wujss.2021.03.012中国居民家庭的消费趋势及特征万晓琼王少龙摘要为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便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将中国居民家庭依据流动性约束和人均家庭净资产情况分为四类，利用QUAIDS结构方程可以分析中国居民家庭2010-2018年的消费趋势及演化特征。
研究发现：第一，2010-2018年四种类型家庭都经历了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其中富裕类家庭高收入群体也在增多，富裕和非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消费提升更为明显。
第二，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整体呈现升级态势，但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医疗负担仍然较重。
第三，2014-2018年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教育文化的消费占比随市场价格的上涨而增加，表明这些消费缺乏弹性。
第四，从支出弹性来看，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表现出“奢侈品”特性，表明中国居民家庭愈加注重生活品质的提升。
第五，四种类型家庭中，富裕和非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在家庭用品、交通通讯方面的支出弹性更小，而在教育文化方面的支出弹性更大，表明这类家庭也更加注重精神文化需求。
因此，政府应致力于稳定提升居民收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度、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的放矢地提振整体居民消费，为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增添动力。
关键词家庭消费结构；收入分布；QUAIDS模型；支出弹性；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中图分类号F1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320（2021）03-0119-12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72010）一、引言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速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而有所放缓。
自从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发生以来，通过外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也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影响；同时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阶段，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在逐步减弱；而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影响。
父辈代际支持与子女生育意愿——兼论父代互联网使用的调节机制
一、研究背景人口问题是中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
为应对低生育率带来的冲击，政府相继调整出台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及三孩等政策，虽然带来生育率短期回升，但整体实施效果远远低于预期。
个体生育意愿已成为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因素。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调查，“经济负担重”和“没人照看婴幼儿”仍是影响我国个体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1]。
在现实的生育养育压力面前，来自祖辈的代际支持仍然是缓解年轻人生育顾虑的重要途径[2]，代际支持对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值得重点关注。
截至2021年12月，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1.19亿[3]。
吕明阳和张益发现使用互联网有利于老人获取子代的情感支持[4]，但是很少有文献关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给予子女代际支持的影响，尤其缺少从互联网发展这一视角去审视家庭代际支持对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
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的上升对家庭传统代际支持的观念、内容以及行为均产生较大影响。
因此，及时关注互联网发展背景下家庭代际支持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和机制，对破解生育意愿实现障碍，构建友好生育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一）父辈代际支持与子女生育意愿代际支持本质上是家庭资源的代际流动，是双向互惠家庭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通常表现在三个维度：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支持[5]。
本文重点讨论父辈对育龄子女的代际支持。
关于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经济学和社会学两种角度展开研究。
家庭经济学从成本和效用角度分析，认为个体通过分析生育的成本与收益，决定是否进行生育行为[6]。
父母的代际经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子女生育意愿。
B ühler et al.将父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看作一种社会资本，通过提升个体或家庭的安全感和稳定性来提高子女生育意愿[7]。
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背景下，普通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婚姻成本、教育成本以及住房成本等家庭再生产的成本都不断提高，父辈提供的经济支持往往显得杯水车薪。
我国夜班劳动的基本现状及其职业伤害
㊀‘人口与经济“2023年第6期我国夜班劳动的基本现状及其职业伤害徐海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100871)摘㊀要:目前的劳动法将 夜班 和 白班 视为同质性的劳动时间,夜班劳动的职业伤害受到忽视㊂基于2020年的CFPS 数据和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通过统计推断描述了我国夜班劳动的基本现状,通过广义倾向得分调整的因果推断方法评估了夜班劳动在健康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职业伤害㊂研究发现,我国约三成的劳动者在从事不同程度的夜班劳动,涉及1.92亿劳动力,其中约20.5%(8258万)的劳动者 每周至少1次夜班 ; 交通运输工具 和 车间 是夜班劳动者比例最高的工作场所,分别有39.9%和25.0%的从业者 每周至少1次夜班 ; 商业㊁服务业人员 和 生产㊁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是涉及夜班劳动者数量最多的职业,分别有2658万和2430万的劳动者 每周至少1次夜班 ㊂由于缺乏法规保护,许多夜班劳动者在劳动收入㊁休息权㊁用工规范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㊂研究发现,夜班劳动会对身体健康㊁心理健康㊁睡眠时长㊁睡眠质量和记忆力方面产生负面影响,会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减少和家人吃饭次数㊁娱乐休闲时长和锻炼频次㊂目前劳动法并未区分 夜班 和 白班 ,很多用人单位对夜班劳动的安排缺乏节制;相关部门应当充分重视夜班劳动存在的广泛性和职业伤害性,积极推动立法,进而实现对夜班劳动的规范和补偿㊂关键词:夜班劳动;职业伤害;劳动法;工作生活平衡;广义倾向值调整中图分类号:F241.4㊀文献标识码:A㊀文章编号:1000-4149(2023)06-0138-18DOI :10.3969/j.issn.1000-4149.2023.00.055收稿日期:2023-04-15;修订日期:2023-07-21作者简介:徐海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㊂㊀㊀一㊁引言夜班劳动会对劳动者造成多方面的职业伤害,但目前我国无论是劳动法规政策,还是相关统计制度和学术研究等,对该问题都缺乏关注㊂已有大量医学方面的研究报告了夜班劳动对个体健康的负面影响,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健康常识,但夜班劳动的健康损失及㊃831㊃徐海东:我国夜班劳动的基本现状及其职业伤害其作用机理几乎只存在于医学领域,并未成功地转化为我国劳动法规对夜班劳动的规范和保护㊂在2018年12月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提及 夜班 的条文仅两处,分别针对 怀孕七个月以上的女职工 和 女职工在哺乳未满一周岁的婴儿期间 两种情形,规定 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 ㊂劳动法将 夜班 和 白班 的工作时间视为同质性的,虽然8小时的夜班工作并未超出劳动法关于工作时长的限制,但夜班工作尤其是白夜班交替的工作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后果,因此夜班劳动应当得到一定的规范和补偿[1-2]㊂不仅如此,夜班劳动还缺席了各种官方统计报告,例如由国家统计局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编写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仅统计了各行各业的劳动时长㊂对夜班劳动基本状况及其职业危害的认知是推动相关立法的重要前提㊂根据英国的官方统计,2000 2016年间,英国在夜间工作的雇员数量约270万 320万,占全部雇员的11.1% 12.7%;2016年,夜间劳动雇员占比最高的行业是公共管理㊁教育和卫生(39.7%),其次是分销㊁酒店和餐馆(18.6%),制造业(11.7%),运输和通信(11.4%),银行㊁金融和保险业(9.2%)等[3]㊂日本学者根据总务省的劳动力调查估算了全国夜班劳动者的数量,发现1997 2012年间日本的夜班劳动者数量和比例都在不断增加,1997年夜班劳动者比例为13.3%,2007年为17.9%,2012年为21.8%,截至调查时约有1200万劳动者从事夜间工作[4]㊂英国大致可以代表已经 去工业化 的发达国家的夜班劳动状况,其夜班劳动者比例相对稳定;日本大致可以代表工作时间超长的东亚社会的基本状况,夜班劳动者比例不断攀升㊂然而,我国长期缺乏对夜班劳动的相关统计㊂鉴于此,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首次加入的对夜班劳动的测量,研究分析我国夜班劳动的基本现状及其对劳动者的职业伤害㊂㊀㊀二、研究问题与文献评述夜班劳动和轮班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明创造,它们的普遍化由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扩张所推动㊂虽然夜间劳动也存在于前工业社会,但在人工照明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以前,人们的工作时间普遍更接近于随季节而变化的自然光照时间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夜工和换班制度做过大量论述,指出 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 ,一方面尽可能地把工作日延长到自然日的界限以外㊁延长到夜间,另一方面是发明换班制度, 让白天被吸尽的劳动力和夜里被吸尽的劳动力换班工作 ,从而克服劳动力无法不停压榨的身体障碍[5]㊂劳资双方经过长期斗争,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但出现了两班制或三班制,夜以继日的劳动被逐步制度化[6]㊂总之,夜班劳动和轮班制度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生产的 内在要求 ,避免生产资料处于闲置状态,夜班是现代劳动制度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㊂一般来说,夜班劳动是指劳动者在夜间 人们通常的睡觉时间 进行的劳动工作㊂夜班劳动既涉及轮班制度下的夜间工作,即劳动者定期或短期在夜间工作;也涉及只能在夜间进行的工作,即劳动者长时期在夜间工作㊂一方面,出于社会需求㊁技术必要或经济原因等,夜班劳动在提供服务保障的连续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夜班劳动破坏了正常的人体生物节律和社会安排,它可能会对劳动者的生物机体和社会生活造成破坏性影响㊂㊃931㊃㊀‘人口与经济“2023年第6期有人提出了一些帮助劳动者适应夜间工作的支持性策略,诸如更明亮的光线㊁使用褪黑素㊁适当午睡等,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它们能有效减少夜班劳动的长期负面后果[7]㊂已有大量医学证据表明夜班劳动对劳动者的身体健康会造成负面影响㊂一方面,轮班工作或夜班劳动通过扰乱人体的代谢过程从而产生多种健康结果[8],增加劳动者患上心血管疾病㊁哮喘㊁甲状腺结节㊁肥胖症㊁癌症等慢性疾病的风险[9-11]㊂此外,夜班劳动会对女性造成特殊负面健康后果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表明,经常从事夜班劳动的女性更有可能患乳腺癌[12]㊂不仅如此,夜班劳动还会影响生育能力和胎儿发育,增加流产㊁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风险[13],使女性的更年期更早出现[14]㊂另一方面,夜班劳动降低人体免疫力㊁影响宿主 病原体相互作用的性质,增加劳动者感染传染性疾病的风险[15]㊂许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表明,夜班劳动与不良的心理健康结果有关㊂轮班工作或夜班劳动对焦虑情绪㊁认知障碍㊁药物滥用㊁生活质量下降㊁自杀意念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会增加抑郁症状的风险[16]㊂有研究分析了夜班劳动影响心理健康的异质性,在长期夜班的工人中,工作量大㊁工作控制能力强和单身状态者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更大[17];夜班劳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类型的轮班工作中有所不同,在不规律或不可预测的轮班工作中的支持证据更加有力[18]㊂目前,国内研究者对夜班劳动及其职业伤害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医学领域,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医护人员(尤其是护士)职业群体,但缺乏对更广泛劳动者群体的关注,也缺乏对健康之外的职业后果的关注㊂通过检索中文文献,可以发现大量关于夜班护士和少量关于值班医生的研究,其内容主要覆盖夜班劳动多方面的不良后果:身体健康㊁心理健康㊁睡眠剥夺和睡眠质量㊁昼夜节律㊁内分泌节律㊁疲劳状况㊁认知记忆能力㊁自我效能感㊁职业倦怠等[19-20]㊂除医护人员外,还有部分研究关注轨道交通从业者的夜班劳动后果,主要关心其疲劳状态和睡眠质量及相关作业风险问题,也有部分涉及心理健康状况[21-22]㊂医护人员依托于医学系统而受到大量关注,轨道交通从业者依托于铁路系统而受到关注,然而,对其他规模庞大的,尤其是体制外的夜班劳动者 产业工人㊁道路运输从业者(如卡车司机㊁的士司机)㊁餐饮从业者等 的相关研究几乎没有㊂从职业伤害的具体内容来说,学界更偏重于对健康后果的关注,缺乏对社会生活方面后果的考察㊂轮班工作的特点决定其会造成工作与家庭生活和社会安排的冲突,破坏工作 生活平衡,即个体无法有效地履行工作㊁家庭和社区中的多重角色和责任[23-24]㊂有研究指出,轮班制劳动者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不满程度明显高于普通日班劳动者,他们更可能遭受角色过载的困扰;他们与配偶在一起的时间都比正常工作的人更少,但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相对较多,会为弥补家庭生活而牺牲睡眠时间[25]㊂夜班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与邻居㊁朋友和熟人的互动[26]㊂对女性而言,他们在夜班劳动的准备和恢复阶段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情绪㊂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期望使得他们在夜班开始前承担更多责任㊁进行复杂规划,并在夜班结束后数小时内重新进入既定的家庭日常;他们需要更主动地管理夜班劳动的负面影响,以维持家庭生活的连续性,性别化的家庭责任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和展示[27]㊂作为补救措施,㊃041㊃徐海东:我国夜班劳动的基本现状及其职业伤害轮班制中的劳动者掌握更多的控制权有助于减缓不正常工作时间的负面影响,缓解工作 生活冲突,例如对轮班开始和结束时间的控制程度更高㊁与同事换班频率更高㊁私人生活方面的休闲限制较少等,但这并不能完全消除其负面影响[28-29]㊂此外,休闲娱乐和体育锻炼等活动能够帮助劳动者得到放松,让劳动者从心理上脱离工作,有助于劳动者从疲劳状态中恢复过来,这对于保持健康和效率是必要的㊂但研究发现,夜班劳动和轮班工作会导致机体恢复过程的延迟;相对而言,夜班劳动者的工作 生活平衡指标相对更差,放松的能力更低,体育锻炼活动更少[30]㊂这意味着夜班劳动者的恢复能力更差,他们需要更长的休息时间㊂综上,本研究旨在分析我国夜班劳动的基本现状及其职业伤害㊂一方面,基于调查数据和国家人口普查数据,通过统计推断方法测算各行业的夜班劳动者数量及其占比,全面描述不同夜班频次的劳动者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通过广义倾向得分(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GPS)调整的因果推断方法,评估夜班劳动对劳动者在健康方面以及社会生活方面造成的职业伤害㊂㊀㊀三、研究设计1.数据来源本研究使用2020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该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样本覆盖25个省(市㊁自治区),从2010年开始每两年追踪一次,是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追踪调查㊂CFPS 2020在调查问卷中增加了关于夜班情况的测量,这是国内大型社会调查项目首次对夜班劳动的测量㊂为了从样本推论到全国总体状况,本研究还利用了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与性别㊁年龄和职业等相关的汇总数据㊂本研究将分析对象限定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受雇于非农工作的劳动者㊂在CFPS 2020个人数据库中,符合劳动年龄人口标准(女性为16 54岁,男性为16 59岁)的样本共有15908个,其中受雇于非农工作(剔除正在上学和职业类型为军人或无职业者)的样本有7404个,占劳动年龄人口样本的46.54%;剔除掉夜班信息缺失样本394个,得到分析样本共计7010个㊂本研究对关键自变量的缺失值进行了合理的插补①,以尽量减少样本损失可能造成的分析偏误㊂本研究的分析过程使用CFPS 官方提供的 个人横截面权数(标准化) 事后分层权数 进行加权㊂2.职业伤害相关变量首先,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㊂本研究的身体健康指标为 两周内身体不适 , 过去两周身体是否不适 回答为 否 定义为4分, 您觉得病伤程度 回答 不严重 定义为3分, 一般 为2分, 严重 为1分,数值越高则越健康㊂心理健康指标使用CFPS 官方提供的cesd20sc 综合变量,即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CES-D),它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测量抑郁症状的量表之一㊂经过翻转编码后,心理健康指标为0 50分,数值越高则越健康㊂㊃141㊃①职业类型 缺失插补为 不便分类 (11个); 过度劳动时间 缺失插补为0(41个); 小时工资 缺失插补为其中位数21.25(9个); 工会成员 缺失插补为其众数0(82个); 童年健康自评 缺失插补为其众数5,即 非常健康 (86个)㊂㊀‘人口与经济“2023年第6期其次,睡眠状况和记忆力㊂睡眠状况区分为 睡眠时长(小时/天) 和 (是否)睡眠质量高 ;后者为CESD 量表中的一个测量项目,测量过去一周内 我的睡眠不好 的发生频率,回答 几乎没有(不到1天) 赋值为1,回答 有些时候(1 2天) ㊁经常有(3 4天) 和 大多数时候有(5 7天) 赋值为0㊂记忆力指标使用 一周内发生在您身上的主要事情,您能记住多少 的测量,从 只能记住一点点 ㊁ 只能记住少数 ㊁ 能记住一半 ㊁ 能记住多数 到 完全能记住 依次赋值1 5分,数值越高记忆力越好㊂第三,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㊂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为 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 ,0分代表最低,10分代表最高㊂生活满意度的测量为 您给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打几分 ,1分表示很不满意,5分表示非常满意㊂第四,社会生活安排㊂在家人互动方面,以 和家人吃饭次数(晚/周) 作为指标,问题为 包括和家人外出吃饭,一般情况下,您每周有几个晚上会和家人一起吃饭 ㊂在体育锻炼方面,以 (是否)每周至少锻炼1次 为指标,测量为 不包括以上下班为单一目的骑车㊁走路,过去12个月您有多经常参加体育健身休闲活动 ㊂在娱乐休闲方面,通过 移动设备上网时长 ㊁ 电脑上网时长 和 看电视㊁电影时长 ,构建综合的 娱乐休闲时长(分钟/天) 指标㊂3.工作特征相关变量根据不同分析需要,将夜班劳动区分为夜班劳动类型(4分类)和夜班劳动频次两种测量㊂对于 过去12个月,这份工作平均多久需要您上夜班 的问题共有7个选项,分别为 1.从不需要 ㊁ 2.每月不到一次 ㊁ 3.每月一次 ㊁ 4.每月几次 ㊁ 5.每周一次 ㊁ 6.每周几次 ㊁ 7.每天都需要 ㊂在夜班劳动类型(4分类)变量中,选项1和2合并为 仅白班 ,选项3㊁4㊁5合并为 轻度夜班 ,选项6定义为 中度夜班 ,选项7定义为 重度夜班 ㊂在夜班劳动频次变量中,分别将这7个选项转换为连续型的频次变量①㊂工作特征变量包括职业类型(7分类)㊁工作场所(6分类)㊁(是否)使用计算机㊁过劳工作时长(小时/周)㊁月工资收入(元)㊁小时工资(元/小时)㊁(是否)有周末㊂其中,过劳工作时长(小时/周)为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长超过53小时的部分②㊂月工资收入(元)通过现金福利㊁实物福利㊁公积金㊁工资㊁年终奖和奖金综合计算得到㊂工作保障特征变量包括(是否)签订合同㊁保险数量(个)㊁(是否)工会成员㊂其中,保险数量计算了劳动者从事的主要工作为其购买的保险数量,包括养老保险㊁医疗保险㊁失业保险㊁工伤保险㊁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共六种㊂4.其他协变量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㊁年龄㊁(是否)在婚㊁12岁时户口(2分类)㊁(是否)上过大学㊂控制个体在早期阶段的健康代理变量,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健康选择性对因果推论的影响㊂本研究的早期健康代理变量包括童年健康自评(1 5分)㊁相对出生体重和相对身高㊂其中,㊃241㊃①②选项1定义为0,选项2定义为0.02273(0.5天/22天),选项3定义为0.04545(1天/22天),选项4定义为0.11364(2.5天/22天),选项5定义为0.2(1天/5天),选项6定义为0.50(2.5天/5天),选项7定义为1㊂根据‘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 的工时制度,以及 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的延长工作时间,即法定内的加班时长平均每周不超过9小时,由此推定劳动者在法定内的最高工作时长为53小时/周㊂徐海东:我国夜班劳动的基本现状及其职业伤害相对出生体重是被访者在其出生地省份分性别的出生体重标准分,相对身高是被访者在其出生地省份分性别的身高标准分,二者的缺失值都赋值为0㊂出生体重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生儿健康状况的表征,出生体重过轻可能是先天疾病㊁孕期发育不良等的结果,新生儿健康状况不佳可能会对其未来的健康状况和发育造成不利影响;身高在一定程度上由先天的基因决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儿童青少年阶段的营养状况,营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又决定了该阶段的健康水平的高低㊂相对出生体重和相对身高的计算过程排除了性别和地域因素导致的体质差异,身高标准分或出生体重标准分越高,其早期的健康水平相对越高㊂㊀㊀四、我国夜班劳动的基本特征1.夜班劳动者比例和数量估计我国约三成的劳动者在从事不同程度的夜班劳动,涉及人口规模约1.92亿㊂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为8.26亿,其中16 59岁男性4.51亿,16 54岁女性3.75亿;根据普查 长表 数据估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不同职业的就业人口规模为5.80亿,其中16 59岁男性3.53亿,16 54岁女性2.27亿㊂根据CFPS2020调查数据(以下简称 调查数据 )的估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 非农受雇 的比例为48.84%,共计4.04亿人,其中男性约2.35亿,女性约1.68亿㊂根据调查数据估计,劳动年龄人口中 非农受雇者 从事不同强度夜班劳动(每月至少1次夜班)的人口比例为33.0%,数量约为1.33亿㊂按照95%的置信区间估计,该比例为31.2% 35.0%,涉及1.26亿 1.41亿劳动者㊂如果将该夜班比例应用到全体就业人口,则我国从事不同程度夜班劳动的人口约1.92亿㊂分性别来看,男性中的夜班劳动者比例高达39.1%,女性中的夜班劳动者比例为24.0%㊂基于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4.04亿的非农受雇者,表1呈现了不同定义标准下夜班劳动者比例和数量的估计结果㊂根据定义2,我国约有8258万劳动者每周至少1次夜班,占劳动者总体的20.5%,其中男性的夜班比例为23.3%,女性的夜班比例为16.2%㊂根据定义3,我国约有6333万劳动者每周至少2次夜班,占劳动者总体的15.7%,其中男性的夜班比例为17.9%,女性的夜班比例为12.3%㊂根据最严格的定义4标准,我国约1874万劳动者每天上夜班,占劳动者总体的4.6%,其中男性的夜班比例为5.2%,女性的夜班比例为3.9%㊂在久保(Kubo)的研究中,夜班劳动者被定义为 平均每月至少从事4次夜班工作 ,估计出2012年日本的夜班劳动者比例为21.8%[4];本研究中的定义2与之接近,按照 每周至少1次夜班 的定义标准,2020年我国的夜班劳动者比例为20.5%,与日本2012年的水平相当㊂男性的夜班劳动者比例比女性相对更高,但夜班劳动者的比例和夜班强度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降低㊂如表1所示,在不同定义标准下,男性的夜班劳动者比例总是显著高于女性的,置信区间并不重合㊂然而,各年龄段的夜班劳动者比例没有显著区别㊂如图1所示,除了20岁以下人群,无论在何种定义标准下,各年龄段不同夜班强度的比例十分接近㊂根据 每周至少1次夜班 (定义2)的标准,20岁以下人群中的夜班劳动者比例为29.1%(高于其他组别,但不显著),20 29岁的为22.1%,30 39岁的为19.9%,40 49岁的为19.6%,㊃341㊃㊀‘人口与经济“2023年第6期㊀㊀表1㊀2020年我国非农受雇的夜班劳动者比例和数量估计%,万夜班劳动者定义性别点估计区间估计夜班比例数量夜班比例数量下限上限下限上限定义1:每月至少1次夜班男39.1920036.541.785959820女24.0403721.726.436564445总体33.01333831.235.01258714112定义2:每周至少1次夜班男23.3548021.425.350255962女16.2273114.218.523933105总体20.5825819.022.076528899定义3:每周至少2次夜班男17.9422216.120.037814702女12.3207310.614.317782410总体15.7633314.317.257676944定义4:每天上夜班男 5.21216 4.3 6.210101460女 3.9649 3.1 4.9514819总体4.618744.05.416232161㊀㊀数据来源:根据CFPS 2020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算得到㊂图1㊀分年龄段不同定义标准的夜班劳动者比例㊀㊀数据来源:根据CFPS 2020测算得到㊂说明:图中展示了95%置信区间;夜班劳动者的不同定义见表1㊂50 59岁的为20.2%㊂由此可见,各年龄段的夜班劳动者比例没有区别㊂年龄大的劳动者同样从事着较高强度的夜班劳动,这是需要重视的不良现象㊂2.夜班劳动者的职业分布基于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的非农受雇者,表2呈现了不同职业的夜班劳动者比例和数量的估计结果㊂按照定义1标准, 办事人员 (38.5%)和 生产㊁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38.0%)是夜班劳动者比例相对最高的,且 生产㊁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涉及的劳动者数量㊃441㊃徐海东:我国夜班劳动的基本现状及其职业伤害(4230万)最多㊂按照定义2标准, 办事人员 ㊁ 单位负责人 和 生产㊁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是夜班劳动者比例相对最高的,分别为24.2%㊁22.0%和21.8%,但涉及劳动者数量最多的职业为 商业㊁服务业人员 (2658万)㊂按照定义3标准, 办事人员 和 生产㊁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是夜班劳动者比例相对最高的,分别为18.6%和17.3%,涉及劳动者数量最多的职业仍然是 商业㊁服务业人员 (2155万)㊂按照定义4,即 每天上夜班 的标准, 商业㊁服务业人员 (6.5%)和 单位负责人 (5.2%)是夜班劳动者比例相对最高的,涉及夜班劳动者数量最多的职业仍然是 商业㊁服务业人员 (944万);这意味着我国约有1874万劳动者几乎每天都要上夜班,其中约一半属于 商业㊁服务业人员 ㊂在定义2㊁定义3和定义4标准下,医护人员所属的 专业技术人员 反倒成为夜班劳动者比例相对最低的职业,说明他们的夜班频次更为节制㊁安排更加合理㊂表2㊀2020年我国不同职业的夜班劳动者比例和数量估计职业类型样本量(个)人口总量(万)定义1定义2定义3定义4比例(%)数量(万)比例(%)数量(万)比例(%)数量(万)比例(%)数量(万)国家机关㊁党群组织㊁企业㊁事业单位负责人35997336.335322.021417.1167 5.250专业技术人员1291464628.4132117.782511.5535 2.7126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713304838.5117224.273818.6566 3.4104商业㊁服务业人员16911446225.3366418.4265814.92155 6.5944生产㊁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28531112938.0423021.8243017.31928 4.6517㊀㊀数据来源:根据CFPS2020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算得到㊂注:夜班劳动者的不同定义见表1;由于人口普查汇总数据无法区分 自雇 或 受雇 ,因此未对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和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进行估计㊂车间和交通运输工具是夜班劳动者比例最高的工作场所,相关职业应当予以重点关注㊂如图2所示,交通运输工具中的夜班劳动者比例在定义1到定义4下分别为54.9%㊁39.9%㊁36.4%和14.5%;车间中的夜班劳动者比例在定义1到定义4下分别为41.9%㊁25.0%㊁19.9%和4.5%;此外,其他场所中的夜班劳动者比例也非常高,在定义1到定义4下分别为41.4%㊁29.2%㊁21.8%和8.4%㊂工作场所在办公室的劳动者其夜班比例最低,在定义1到定义4下分别为25.6%㊁13.8%㊁9.3%和1.6%㊂3.夜班劳动者的权益状况重度夜班劳动者的权益状况较差,他们在劳动收入㊁休息权㊁用工规范等方面处于明显劣势地位㊂表3比较了不同夜班强度劳动者的职业特征和保障状况㊂与白班劳动者相比,夜班程度越高,过度劳动时间越长;在法定劳动时间(含加班限制)之外,重度夜班者每周需要多付出20.1个小时;在控制工作特征和个人特征的情况下,不同程度的夜班劳动者与仅白班者之间的过劳时长差异仍然是显著的㊂过度劳动给轻度和中度夜班劳动者带来了额外的月工资收入,但其小时工资并未高于仅白班劳动者;重度夜班者的小时工资显著低于其他组别,他们只能通过超时工作勉强维持与仅白班者相当的月收入;控制条件下重度夜班者的小时工资与仅白班者的差异仍然存在㊂从是否有周末来看,夜班程度越高,有周末的人员比例越低,㊃541㊃。
女性受教育程度、子女数量与家庭收入关系研究
No. 2 2021General No. 200Vol. 342021年第2期 第34卷(总第200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女性受教育程度、子女数量与家庭收入关系研究夏国祥，黄荣洁(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上海200234)摘 要: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7665个家庭的数据，通过OLS 回归分析了在“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家庭收入也会随之增加;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子女数量有抑制作用,从而间接提高家庭收入;子女数量在女性受教育程度影响家庭收入上起中介调节作用。
文章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政策 启示，社会各界应给予女性更多的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保护，缓解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上的选择压力。
关键词:女性受教育程度;子女数量;二孩政策;家庭收入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5310(2021)02 - 0104 - 08—、弓I 言为有效控制人口增长，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提倡晚婚晚育和优生优育，但政策实施的同时，人口老龄化、生育率持续下降 和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日渐显著。
根据2010年的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总生育率为1-63%，处 于最低生育水平。
此外,0 - 14岁人口数量仅占总人口的16.6%,相比第五次人口普查下降6. 29% o 基于上述情况，党中央于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 全面二孩政策，并定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调整必 定会对作为生育的主要承担者的女性产生重要的影响。
对于已婚女性，她们身兼多重身份，不仅是 生育行为和家庭劳务的主要承担者，也是就业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基于健康生态学模型的我国老年人慢性病共病影响因素研究
•论著•基于健康生态学模型的我国老年人慢性病共病影响因素研究齐元涛，柳言，杜金，刘永文，马桂峰*【摘要】 背景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慢性病共病现象日趋普遍。
目的 以健康生态学模型为基础，系统了解我国老年人发生慢性病共病的影响因素，为我国老年人慢性病共病问题防控提供参考。
方法 于2021年3月，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2018年追踪数据库中选取年龄≥60岁的样本（n=10 779），剔除研究涉及变量有缺失的样本后，最终纳入样本7 354例。
以是否发生慢性病共病（患≥2种慢性病）为因变量，根据健康生态学模型的5个维度纳入自变量，采用多因素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老年人发生慢性病共病的影响因素。
结果 老年人的慢性病共病发生率为65.16%（4 792/7 354），患2种慢性病者居多〔32.16%（1 541/4 792）〕，其中发生率最高的二元慢性病共病组合为高血压+关节炎或风湿病〔16.42%（253/1 541）〕。
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于老年人的慢性病共病发生风险，女性高于男性〔OR （95%CI ）=1.371（1.177，1.596）〕，>70岁者高于60~70岁者〔OR （95%CI ）=1.189（1.061，1.333）〕，夜晚睡眠时间为6~8 h 者和>8 h 者低于<6 h 者〔OR （95%CI ）分别为0.759（0.678，0.850）、0.686（0.572，0.821）〕，午睡时间为0.5~1.0 h 者和>1.0 h 者高于<0.5 h 者〔OR （95%CI ）分别为1.238（1.102，1.391）、1.219（1.604，1.396）〕，对健康感到一般和不太满意者高于非常满意者〔OR （95%CI ）分别为1.755（1.537，2.004）、5.890（4.930，7.037）〕，城市户口者高于农村户口者〔OR （95%CI ）=1.167（1.036，1.315）〕，居住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者高于东部地区者〔OR （95%CI ）分别为1.311（1.158，1.483）、1.491（1.315，1.692）〕，正在工作者低于曾经工作过者〔OR （95%CI ）=0.768（0.680，0.866）〕，人均年收入>5万元者高于<2万元者〔OR （95%CI ）=1.413（1.009，1.978）〕。
我国空巢老人慢性病患病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空巢老人慢性病患病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王爱华;杨莉
【期刊名称】《中外医疗》
【年(卷),期】2014(033)007
【摘要】目的了解我国空巢老人的慢性病患病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使用数据全部来自北京大学“985”项目资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计算数据中2 450名空巢老人的慢性病患病种数,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空巢老人慢性病患病率为25.7％,其中患一种慢性病的为17.8％,患两种及以上的占8.0％.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工作状态、城乡、社会参与、无话不说的人和收入水平与空巢老人的慢性病患病种数的相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空巢老人的慢性病患病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村地区的女性空巢老人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
【总页数】4页(P42-45)
【作者】王爱华;杨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北京100191;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北京10019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195
【相关文献】
1.广州市萝岗区居民慢性病患病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J], 杜玉忠;凌莉;赵醴丽;黄燕飞;王成;刘翠芳;林东勇
2.太仓市居民主要慢性病患病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J], 徐晓波;姜纪武;沈明其;林海鹰;刘秋燕;刘志青;张绍艳;
3.不同职业人群的居民慢性病患病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J], 丁海峰; 罗娟
4.农村空巢老人慢性病患病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J], 曹阳春; 宁凌
5.我国老年人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与慢性病患病状况相关性分析 [J], 石名菲;李英华;刘莹钰;李莉;聂雪琼;张刚;王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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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作者：李铮孟昊芸温军来源：《财经理论与实践》2024年第01期摘要：从女性赋权角度出发，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Probit 和Tobit模型，探讨家庭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研究发现：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较为单一。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越高，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越低，持有正规金融市场的资产比例越小。
异质性分析表明缺乏金融素养的女性决策者，家庭金融配置单一问题更严重。
机制分析表明女性家庭决策赋权通过改变家庭金融排斥程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鉴于此，需要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丰富金融产品种类，以提升女性金融素养、缓解家庭金融排斥，进而丰富家庭金融配置类型，降低家庭财务风险。
关键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家庭决策；女性赋权中图分类号：F832；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4）01-0002-09一、引言与文献综述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不仅影响个人财富，也是宏观经济体系及资产价格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学术界对家庭资产配置与投资偏好的讨论逐渐深入[1]。
受风险规避的影响，世界90%以上的家庭持有储蓄等无风险金融资产[2]。
除瑞典外，仅有50%以下的家庭参与股票等风险金融市场。
我国的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率甚至低于10%[3]，与日益增长的家庭收入并不适配。
2021年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单一，在现金、银行储蓄渠道投资的家庭金融财富比重高达88%。
近九成的储蓄比例不仅不利于家庭金融资产的保值与增值，也不利于家庭资产风险的降低，同时对我国金融业的结构化转型及经济高质量发展造成了阻碍。
不完全等同于传统金融的研究范式，家庭金融资产选择需要考虑家庭决策及行为理论[4]。
受社会观念及生理因素影响，男性决策者与女性决策者在家庭决策方面存在较大的行为差异[5]。
我国教育代际传递的城乡差异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
我国教育代际传递的城乡差异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孙永强;颜燕【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趋势逐步增强,城乡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差距的扩大阻碍了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然而,教育机会只是对某一代人受教育状况的描述,在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情况下,若教育流动性足够强,父代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将向子代的教育机会均等演变.本文采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别从城乡居民和城乡户籍双重视角对我国城乡教育代际传递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整体而言,父母的教育背景对子女受教育水平有显著传递效应,区别在于父亲教育背景对子女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机会影响显著,而母亲教育背景对子女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的教育机会影响更大.父亲教育背景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并未有显著的城乡差异,但是母亲教育背景对子女教育影响呈现显著的城乡差异.从城乡居民视角分析,城镇地区母亲学历对子女完成义务教育具有显著正影响;从城乡户籍视角来看,母亲教育背景对农村户口子女的小学入学机会影响更大,而对城镇户口子女的大学入学机会影响更大.上述结果表明,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应当进一步向农村地区和农村户口受教育者倾斜,增强教育代际流动性;同时,在义务教育阶段消除性别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将有利于在长期内确保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期刊名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5(000)006【总页数】9页(P59-67)【关键词】教育代际传递;教育机会;城乡差异【作者】孙永强;颜燕【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北京100875;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10087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1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强，高中和大学入学机会的城乡不平等呈现扩大趋势，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比例逐年下降(潘晓凌等，2011)。
当城乡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存在整体差距时，劳动力的流动仅仅是促进了劳动力与职业之间的重新配对，原有的城乡隔阂难以彻底打破。
生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
生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作者：张抗私谷晶双来源：《人口与经济》2020年第05期摘要：基于2010—2016年中國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考察了生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生育不仅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并且对就业女性的工作时间投入和劳动收入水平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生育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随着女性年龄的增加而减弱，且对高学历女性和城镇女性劳动力市场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随着子女年龄的增大，生育对女性就业的阻碍作用逐渐减弱。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老年父母的照料支持以及公共幼教资源的可获得性有助于缓解生育对女性就业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生育行为;女性就业;群体差异中图分类号：F241.4;C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20）05-0019-11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0.00.032一、引言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低于更替水平（每个妇女一生生育2.1个孩子），此后长期徘徊在1.5左右，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持续的低生育水平不仅与中国长期以来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息息相关，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女性生育观念的影响密切关联。
伴随着女性地位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通过权衡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与孩子带来的效益来理性考虑生育行为的合理性。
女性的就业行为不仅能够提高自身收入和改善生活质量，还能有效地提升她们在家庭中的决策权与议价能力[1]，但同时她们也面临着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角色冲突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政府不仅推行了平等的就业制度，还为2个月到6岁的儿童提供了完善的托幼服务体系，有效地解决了女性工作与家庭的矛盾冲突问题。
因此，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2]。
但是伴随着市场化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政府于1989年颁布的《幼儿园管理条例》规定，公办幼儿园只接收3岁以上的儿童。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使用、收入提升与青年群体技能溢价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使用、收入提升与青年群体技能溢价作者：丁述磊刘翠花来源：《当代经济管理》2022年第08期[摘要]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对青年群体职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文章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城乡差异角度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青年群体收入提升和技能溢价的影响，以及不同群体异质性分析。
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存在显著的工资溢价效应，与低技能青年群体相比，互联网使用对高技能青年群体收入水平产生了额外提升效应，促成高低技能之间收入溢价。
随着收入分位数增加，互联网工资溢价率逐渐降低，互联网技能溢价率逐渐升高，即互联网技能溢价对高收入青年群体的影响大于低收入青年群体。
城乡差异比较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地区青年群体收入提升效应明显大于城市，互联网普及发挥了缩小城乡青年群体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但互联网技能溢价效应对城市的影响却大于农村，会阻碍缩小城乡青年群体收入差距。
分样本研究发现，女性青年群体互联网工资溢价率高于男性，但技能溢价率低于男性;与中老年群体相比，无论是工资溢价率还是技能溢价率，青年群体均表现更强的收入提升效应。
[关键词]互联网使用;工资溢价;技能溢价;乡村振兴;青年群体[中图分类号]F249.24;F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2）08-0064-09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就业优先、稳定和扩大就业的推动机制与政策研究》（21ZDA09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字经济驱动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业的影响机理与政策研究》（21CJY01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总量、结构及质量的影响与提升机制研究》（20CJY015）。
作者简介：丁述磊（1991—），男，山东聊城人，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与就业、劳动关系;刘翠花（1991—），女，山东莱芜人，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与就业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