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答案

《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

它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即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划分为9等，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

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皆可分得一份数量相同的土地，不满16岁的减半。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农、副业产品的生产与分配，都以农村政权的基层组织“两”来实行管理，每25户为1“两”。

生产所得，“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圣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

“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颁国库以养”。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希望通过施行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所以，《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起义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

《天朝田亩制度》的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表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是对以往农民战争中“均贫富”、“等贵贱”和“均平”、“均田”思想的发展和超越，具有进步意义。

不过，它并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

它所描绘的理想天国，仍然是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又是一个没有商品交换的和绝对平均的社会。

这种社会理想，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性质。

正因为如此，《天朝田亩制度》在太平军占领地区从未实行过，也不可能实行。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社会发展方案。

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被封为干王，总理朝政。

不久，他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

它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并学习西方，制订法律、制度。

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银行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尤其是提出“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宜令作工，以受所值”，这就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生产力的领域扩展到生产关系的领域，即开始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了。

在思想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破除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俗，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

在外交方面，主张同外国平等交往、自由通商，并“与番人竞雄”，但严禁鸦片人口，强调外人不得干涉天朝内政。

《资政新篇》是一个具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

洪秀全看到后，几乎逐条加以批示，对其中绝大部分条款都表示赞同，并下令镌刻颁布。

但是，由于它不是农民战争实践的直接产物，又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付诸实施。

洋务派政治思想、早期维新思想与资产阶级之间有何联系与区别（1）相同点：政治上两派保皇保清保君主制；经济上都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富国强兵；教育上都主张创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

（2）不同点：一是政治上：洋务派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兴民权，开议院。

二是经济上：洋务派兴办官办工业，维新派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

三是思想文化上：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单纯学习外国的制造技艺，维新派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应该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

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上。

（3）内在联系：洋务派与维新派都是鸦片战争以来“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的产物；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从洋务派中分离出一部分，形成早期的维新派。

（4）产生差异的根源：一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洋务派产生于国内阶级矛盾尖锐、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年代，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尚未产生。

维新派是洋务运动暴露出一些问题和资本主义产生后出现，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条件下成长起来。

二是由政治地位决定的。

洋务派代表人物多是封建官僚，他们必然要维护封建制度。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多是中下级知识分子，容易接受西方政治思想，提出变革主张。

无政府主义的本质与危害本质：l9世纪中叶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潮，其基本观点是否定一切权威和任何形式的国家政权，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幻想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建立一个没有国家的、完全平等和绝对自由的社会。

这种思想以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为基础，反映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部分破产的小资产者的情绪和愿望。

危害：认为“革命”只是感情冲动的结果，无须科学理论的指导，科学方法是和革命理想相冲突的，并且荒谬地认为只要人们主观上愿意，不需要经过任何艰苦的阶级斗争，不需要经过努力奋斗和流血牺牲，也不需要任何物质条件的准备，就可以立即实现所谓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国家的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新的革命和工人运动正在兴起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公开反对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引导人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革命斗争，其危害性就愈来愈严重而且明显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影响（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

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

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

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

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

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4）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

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

（5）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

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更紧密地统一起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文化的普及与繁荣。

如何正确评价中体西用思想(1)“中体西用”即以封建正统思想为根本，把西学的“用”嫁接到中学的“体”上，严重削弱了与传统观念相抗衡的力量，冲击了保守的传统思想，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2）“中体西用”是用西方先进的科技来维护清王朝腐朽、没落的旧制度，违背了“只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一原理，注定了以此思想为指导的洋务运动最终以破产告终浅析近代中国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思想民族主义的基础是民众对民族前景的明确期待，最主要目标是维护民族的整体利益，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政治属性，这是民族主义兴起的最显著的特征。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在晚清时期从日本传入中国的。

中国本来只有天下意识，没有民族—国家意识。

在中国文化中，中国就是“天下”，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地方都是“蛮夷”和“化外”，是围绕中国旋转和朝贡的。

在天下观念中，“中国”指的王朝或文化，而不是民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王朝的合法性在于代表文化的正朔。

在经历了漫长的这种“天下”观念的主宰后，19世纪的鸦片战争的炮火迫使中国进入了基本上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充满竞争的国际社会，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中国人才被迫以陌生的国家观念取代传统的“天下”观念。

中国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曾经有多种选择，首先是晚清政府选择的君主制的立宪制度，包括当时的洋务运动和康、梁唯心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以推翻皇权建立共和为目的的革命派；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共产党以及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革命等。

这些不同选择的分水岭在于是用改良还是改革的方法或者是用革命的暴力手段，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宪政。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主义领袖提出了“三民主义”纲领，标志中国民族主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产生于对于国家认同危机以及文化、道德和政治认同危机的回应，形成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历史进程中。

在这一进程中，国家、社会、个人被整合入“中国民族”的共同体。

其中，20世纪的辛亥革命、30至40年代的抗日战争和1949年革命是标志中国民族主义的里程碑。

这些历史事件强化了民族主义观念，把“中华民族”凝结为一个共同体，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在承担生死存亡共同命运的关头发扬光大，并使中国进入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之中。

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经过抗日战争，民族主义意识已经在中国深深的扎下了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获得了与现代文明相一致的崭新面貌，从而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第一，实践斗争。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从此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沦为半殖民的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各阶层的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纷纷站出来提出各种理论试图解决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些努力主要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

所有这些努力的失败表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和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期待新的社会力量寻求先进理论。

第二，思想启蒙。

一是新文化运动。

这是一场由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方面，它大力宣传民主和科学，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潮流；另一方面，它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适宜的土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了思想文化上的条件。

二是五四运动。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同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实际斗争中逐步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阶级基础。

五四运动前后工人阶级的壮大及其斗争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阶级基础和实践需求。

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得到迅速发展，五四运动前，中国的工人数量已达到200多万，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另外，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显示了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强大的力量，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前景产生了极大的希望。

第四，外来影响。

一是中国人对资本主义方案的怀疑，主要表现在：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已经比较充分的暴露出来；“一战”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更使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疑问。

二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十月革命给中国一个启示，那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自己走向解放道路；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反对帝国主义，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胜利的事实给予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和启示，给陷于彷徨、苦闷的中国人昭示了新的理想目标和建国方案，这就是走俄国人的路，搞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