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的起源_王巍

人民政协报/2010年/3月/22日/第C03版学术家园・讲坛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编者按: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悠悠华夏五千年的文明，但事实上，我们却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

如果没有考古遗存发现，没有当世的文献资料，后世著述中的记载只能是“传说”。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的？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为了回答种种问题，200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

目前，探源工程第三阶段工作即将开始，经过多年的工作，在大量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最早的中国正在一点一点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演讲人:王巍演讲人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组长。

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研究以及环境变迁与人类生活方式及文明演进关系研究。

缘起:为文明求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中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长期所承受的压力。

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肇始，把夏代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王朝。

中华文明被认为具有五千年的历史。

但是，古代文献中对黄帝、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均属古史传说的范畴，对夏代历史的记载也极其简略，仅仅根据这些后世文献的记载，很难全面地研究当时的历史，更无法判断当时的社会形态。

依据西方现代考古学的观点，如果没有考古遗存发现，没有当世的文献资料，后世著述中的记载只能是“传说”。

正因如此，国内外学术界很多人对中国是否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持怀疑的态度，部分国外学者甚至怀疑夏朝是否为真正存在过的王朝。

面对这些诘难，我们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解答。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

经过80多年的发掘研究，新的考古材料对西周之前乃至夏王朝历史有了一个轮廓性的记录。

同时，人们也认识到，《史记》中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绝非凭空杜撰，其中的确传递着一定的历史信息。

20多年前，夏鼐先生曾提出进行文明起源的研究，并不断有研究者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进行探讨。

但是，要想消除社会上及学术界存在的上述怀疑，现存的文献资料是难以做到的，必须通过考古学家的工作，让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成果站出来说话。

近20多年来，中国大批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梳理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发展脉络、论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但是，要论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必须全面和系统地回答以下问题: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的？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何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促使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作为中华文明主要物质内涵的科学技术发明和创造与精神文化的发展的具体状况如何？这些关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迄今还缺乏较为系统的综合研究，更远未得出比较一致的认识。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学者，对上述有关中华文明的一些基本问题拿不出较为系统的见解，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汗颜的事情。

针对这种状况，在2000年完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即开始了这项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考古工程。

实践:考古发现与资料下面我想结合一些考古的资料来谈中华文明的起源。

中国史前农业的起源:首先看中华文明起源的基础——农业的出现和发展。

如果没有农业的出现，就不可能有文明的起源，农业是出现在文明起源的第一个基础。

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农业的出现应该是距今12000年左右，比如说在南方的江西、湖南等一些地方都发现了1万年左右的与栽培稻有关的遗存；在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发现了距今1万年前的陶器和刀子的植物硅酸体；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发现了陶器和稻子的颗粒。

但是在当时，普遍的特点都是在洞穴里面居住，所以栽培的稻数量很少，应该是农业起源的阶段。

在国际学术界，有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中国或者说世界水稻的起源地问题。

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一些搞农学的人认为水稻的起源于印度；还有一些人认为云南是水稻的起源地，因为云南至今仍有很多的野生稻的种类。

两种观点的同一前提是，栽培稻应当起源于野生稻的原产地。

开始是人们认识和利用野生稻，后来由管理野生稻逐渐发展为栽培稻，这应该是很顺理成章的。

但是，我们在考古中发现云南水稻的年代都比较晚，大概是出现于距今4500年前，没有发现更早的。

而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在长江下游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7000年左右的栽培稻，近20年来，在长江中游地区还发现了1万年前的栽培稻。

所以，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就考古发现来看，距今1万年左右在长江流域已经开始了水稻的栽培，后到距今8500年左右往北或者往四周传播了。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水稻的栽培很可能是在长江中游首先开始的，但是也不排除下游的可能性，因为考古发现就是这样，只能根据迄今为止的发现来做出推论。

长江下游地区的古国——良渚文化的社会变化:在江浙沪地区，也就是太湖沿岸地区，分布着大量良渚文化的遗址和墓地，距今5200年到4200年。

良渚文化时期是当地文明起源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首先是农业的发展，在这里出现了迄今年代最早的石犁，表明耕作技术和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另外一个是石镰，这也是跟耕作有关的农具，可以看出当时长江下游地区已经脱离了铲和镰的组合。

良渚文化的手工业生产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一些陶器制作相当精美，有的表面还有刻画图案或符号。

良渚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出现了祭坛——平面为方形，周围是用石头垒砌的墙壁，在祭坛上往往都有良渚文化的墓葬。

这些挖在祭坛上的墓葬大都是出土玉器比较多的高等级的墓，而且跟祭祀有关的玉器也很多。

我们认为，埋葬在祭坛上的人很可能就是生前主持祭祀的祭司，他们的身份比较高，生前在这儿主持祭祀，死后便被陆陆续续地埋在祭坛上，成为后人祭祀的对象。

在墓葬中发现了很多玉器，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玉琮，外面是方形的，里面是圆形的孔。

还有一种就是圆形的玉璧，有的一座大墓中就随葬20多件玉璧。

琮、璧还有几种玉器是长江下游高等级墓葬特有的随葬品，也是墓主人身份的体现。

近年，在良渚文化的中心区浙江余杭良渚镇一带，发现了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

城墙基部的宽度达40到60米。

修建于沼泽地区的这座城址的墙基底部铺垫一层石块作为基础，其上的墙体用黏土筑成。

石块和黏土都是从别处搬运过来的。

建筑这座城所需工程量之巨大，令人叹为观止。

据初步估算，动用1万名劳动力，需要4年才能建成。

可见当时位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权贵阶层所具有的动员、组织和管理一个庞大的、结构复杂、分化明显的社会的能力。

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我个人认为很重要的是权力的出现和发展。

原来都是平等的，后来怎样出现有一些人掌握了权力，掌握了哪些权力，或者这个权力是从哪儿得来的？我们觉得一个是宗教——对神的祭祀，如果某个人作为一个集体的代表，能够跟神进行交流，他的一些意志可以假托神灵的意志来发布，周围的人会无条件地服从。

第二个来源是军事权利，首领跟外面部落打仗，必须要统一，有绝对的指挥权。

这个军事指挥权逐渐地增加了权威，对内也逐渐地实行了强权的统治。

所以说，神权和军权是王权的重要来源。

探寻尧都——陶寺遗址的发现:在据古史传说在尧活动中心地区的山西南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在襄汾陶寺遗址新发现了距今约4300－4000年的大型城址，其中早期的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

到了中期(约距今4100年前后)，建成了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

在城内的东北部，为一个高等级居住区，这里发现了规模达1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制建筑材料——瓦和精美的刻花墙皮。

遗址中出土的陶器表面，还发现了朱书的“文”等文字，表明当时已经使用了文字。

遗址中还出土了纯铜谔的铜铃和青铜器环以及铜容器的残片，表明当时已经掌握了冶铜术。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大型墓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平面呈大半圆形的特殊遗迹。

经过1年的模拟观测发现，从该半圆的圆心经半圆形夯土墙有意留出的二十道缝隙中向东望去，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农时节气时恰好可以观测到太阳从遗址以东的帽儿山升起。

发掘者和天文学家都认为，这个遗迹极有可能是与当时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节气的活动有关的观测天象和举行祭祀的场所，这使学者们感到，《尚书・尧典》中关于尧“观象授时”的记载很可能并非后代史家的杜撰，而是具有“史影”。

陶寺城址的规模比夏代后期的都城二里头遗址小约100万平方米，但与全国各地发现的早于夏代的城址相比，则要大1倍乃至数倍之多，颇有傲视群雄之感。

陶寺城址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城内功能分区明显。

高级贵族居住区与社会下层居住区相隔绝，并已出现专门为上层贵族所掌控的仓储区和墓葬及祭祀区。

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阶层分化，城内的统治集团已经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祭祀权，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宰，已经具有“王”的雏形。

课题组认为，至迟在距今4000多年前陶寺大城修建和使用的时期，已经进入到初期文明的阶段。

夏代后期的都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市以东。

是1959年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的。

上个世纪70年代，在遗址的中部发现掘过一号宫殿和二号宫殿，后来又发掘了铸铜作坊遗址和一些墓葬。

这些发现表明，这个遗址的规模很大，规格很高。

由于其年代比商代早期略早，很多学者认为，它很有可能是夏代的都城所在。

但是，及至上个世纪末，对该遗址的布局了解得很少。

进入21世纪以来，配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这个遗址再次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首先发现了几条宽度在10到20米，相互交叉平面呈井字形的道路网络。

后来，在道路的内侧发现了围墙，先后发现的一些宫殿均位于宫城城墙围绕的范围之内，形成了边长300多米，面积10万平方米的宫城。

在位于宫城东侧的二号宫殿的南边，发现了修建时间略晚于二号的四号宫殿，虽然时间不一样，但一前一后的两座宫殿是方向一致，左右对称的。

1996年到1998年我带队在位于二里头遗址东北6公里的偃师商城进行发掘时，发现商代早期前、中、后三座宫殿建筑在一个中轴线上，且多座宫殿都是左右对称的格局，表明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故宫的这种前后几进院落，具有同一中轴线，每座宫殿内左右对称的宫殿布局可以上溯到商代早期。

现在看来，在夏代后期，这种中轴线的布局已经出现了。

但是我们在比二里头早数百年的陶寺遗址却看不到这种布局的迹象，因此，这种都城的布局制度理念很可能产生在夏王朝时期。

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在二里头宫殿区周围的道路上发现了车辙，这就牵扯到了中国古代车子的起源问题。

目前，我国古代最早的马车是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的，也就是说距今约3300年左右，在此之前没有发现马车，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商代晚期的马车是本土起源，还是外来的影响？搞古代动物研究的人发现，家马在中国的出现也是在3300年，也就是说两者是同时出现在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