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
英语II(2)Unit22-24译文
英语II(2)网上辅导2（Unit22–Unit24）部分译文2004-10-19Unit 22部分译文Activity 9英语将永远会是主要的网络语言吗？因特网连接各种文化的能力鼓励多样性的存在。
但目前，英语是网络世界的主导语言，因为从最初它就是网络空间的交际语。
情况会永远如此吗？目前约70%的因特网内容是英语的，但只有44%的因特网用户是以英语为母语。
在世界范围内，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人数超过了在线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数。
以中文为母语的人数是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人数和在线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数的总和。
有数据显示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例如，三年前，75%的网页是英语的，而现在这一数字下降到了50%。
而且，使用因特网但母语不是英语的用户的增长比率比母语是英语的因特网用户的增长比率要快。
据预测，到2003年，以英语为母语的因特网用户将降到29%。
一些研究人员说其结果是英语早期的优势地位将会减弱。
他们认为在母语不是英语的社区间的交际中英语将保持特殊的地位，但约20年后，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中文将会在这样的交际中发挥作用。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只使用英语的人可能要学另一种语言成为双语使用者甚至多语使用者。
Activity 13Extract 3濒临消亡的语言交际的全球化意味着一般语言消亡的可能性会减小。
下面是一些相关数据。
∙到2050年全世界90%的语言可能会消失。
∙在最近的一次统计中，全世界约有6，000种语言，但其中只有4%的语言被96%的世界人口使用。
∙目前有3，000种或更多的语言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正在正濒临灭绝或消亡。
∙拥有100万人口的大社团各使用10种语言中的一种，包括英语、阿拉伯语和印度语。
∙近40%的欧洲语言正面临消亡。
辛普森教授谈面临消亡的语言。
采访者：您为什么在上周组织了一个“濒于消亡语言日”的活动？教授：哦，主要是因为世界上90%的语言到2050年将会消亡。
采访者：全世界总共有多少种语言？教授：大约6000种。
吉林省汪清县四中2022高二政治上学期第二次阶段考试试题
吉林省汪清县四中2022高二政治上学期第二次阶段考试试题考试时间：90分钟满分：100分一、单选题（共25题，每道题2分，共50分）1．2022年4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文章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在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之所以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是因为它①可以为人们提供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②与生活密切相关，产生于人类社会实践③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科学之科学④能够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A.①③B.①④C.②③D.②④2．“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钟况然有音。
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
恶人闻之，可也；恶己自闻之，悖矣!”材料中的“得钟者”①犯了客观唯心主义的错误②认为客观世界依赖人的主观精神③警示我们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④懂得根据存在的变化作出正确的思维调整A.①②B.③④C.②③D.①④3．古希腊恩培多克勒“流溢说”认为，认识是从物体流溢出来的物质经过感官通道引起的，柏拉图理念论则认为现实世界是由理念世界创造的。
上述观点①体现了哲学两大基本派别的观点分歧②二者均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根本方向③均围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展开④两者都认为思维能够正确地反映存在A.①③B.②④C.②③D.①④4．《华严经》曰：“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丛生，无法而不造。
”下列与材料观点相同的是①气之所以能动静者，理为之宰也②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③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④心生法生，心灭法灭；心染则国土染，心净则国土净A.①②B.①③C.②④D.③④5．人，是东西方哲学家追问内心、寻求知识、展开思索的原初起点，时至今日，依然是世界哲学领域的重要议题。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的5个分主题，自我、社群、自然、精神和传统，都关乎人类未来发展和全球命运等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都充分表达了哲学的时代关注。
《传播理论》参考书目
《传播理论》参考书目（60本）传播理论教材与传播思想史（8本）（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美）罗杰斯著《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美）约翰·维维安著《大众传播媒介》，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著《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曹书乐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陈力丹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开明出版社，1993年；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版；刘海龙著《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世界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技术学派专著（5本）（美）保罗·利文森著《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熊澄宇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美）约书亚·梅罗维茨著《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刘少文著《1872-2008：中国的媒介嬗变与日常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实证主义专著（3本）（美）仙托·艾英戈、唐纳德·R·金德著《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刘海龙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美）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著《议程设置：大众传媒与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英）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著《获取信息——新闻、真相和权力》，张威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跨文化传播教材与专著（3本）（美）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著《跨文化传播》，闵惠泉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美）爱德华·霍尔著《超越文化》，何道宽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美）露丝·本尼迪克特著《文化模式》，王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传媒的规范理论专著（5本）（美）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等著《传媒的四种理论》，戴鑫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新闻自由委员会编《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张巨岩著《权力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三联书店，2004年；批判理论专著（4本）（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德）瓦尔特·本雅明著《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许绮玲、林志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加）文森特·莫斯可著《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美）赫伯特·席勒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文化研究专著（4本）（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美）约翰·费斯克著《理解大众文化》，王晓钰、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版；（英）约翰·斯道雷著《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2版；陆扬、王毅著《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艺术与艺术哲学专著（2本）（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著《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朱疆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美）诺埃尔·卡洛尔著《大众艺术哲学论纲》，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全球化与网络社会专著（4本）（英）科林·斯巴克斯著《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刘舸、常怡如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3版；（西班牙）曼纽尔·卡斯特著《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胡泳著《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符号学入门读物（2本）李彬著《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俞建章、叶舒宪著《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传播学先驱作品（12本）（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英）密尔著《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英）密尔顿著《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美）乔治·赫伯特·米德著《心灵、自我与社会》，霍桂桓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美）沃尔特·李普曼著《舆论学》，林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美）拉斯韦尔著《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洁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美）维纳著《人有人的用处》，陈步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美）拉扎斯菲尔德等著《人民的选择：选民如何在总统选战中做决定》，唐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著《传播与社会影响》，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奥）弗洛伊德著《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法）古斯塔夫·勒庞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其他重要专著（8本）（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著《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美）巴伦·李维斯、克利夫·纳斯著《媒体等同》，卢大川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英）丹尼斯·麦奎尔著《受众分析》，刘燕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美）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麦永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美）丹尼斯·K·姆贝著《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陈德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常昌富、李依倩编《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宋昭勋著《非言语传播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王怡红著《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
第一位电视总统肯尼迪
打动公众的不仅仅是肯尼迪的语言,还有他在演讲时所表现出的那种,肯尼迪政府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
虽然艾森豪威尔是第一位定期出现在电视上的总统,但是,“是在肯尼迪任期内和因为他,电视成为确定一位总统领导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的——也许是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
布劳尔:“约翰·F·肯尼迪”,第119页。
正如政治学家布鲁斯·米诺夫(Bruce Miroff)所指出的,在他的整个总统任期内,肯尼迪与他政府的其他成员做了各种广为宣传的“公开表演”,或进行了内容丰富、具有象征意义的展示,“突出的是青春、活力与新奇,(总统职位)被重新塑造成了一个智慧和巧妙意志的总部”。
布鲁斯·米诺夫:“总统职位与公众:展示的领导艺术”,见尼尔森:《总统职位与政治体制》,第305页。
约翰·F·肯尼迪视电视为自己的盟友，他是肯尼迪的电视讲话仅仅是他公共交流策略的一部分。
在就职典礼后,总统在镜头前面只做了9次经过精心准备的演讲。
他认为,观众对于正式的演讲会很快感到厌倦,因此,他依赖记者招待会作为他接触公众的主要讲坛。
肯尼迪是第一位允许对记者招待会进行不受任何限制地电视直播的总统,因为他意识到,与记者进行现场的、没有剪辑的意见交换是向国家发表讲话的最佳方式。
艾森豪威尔的记者招待会也通C·赫杰蒂(James C.Hagerty)认为,进行现场电视直播是危险的,因为总统有可能在某一敏感的问题上说错话,从而危害到国家的安全。
然而,肯尼迪却视它为盟友,在1960年与尼克松进行的现场直播辩论中,他获得了极大的好处。
在过去,总统们——特别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利用记者招待会,鼓励记者将他们的信息传达给美国人民,但现场电视直播的记者招待会赋予了记者配角演员的角色。
在肯尼迪的支持下,记者招待会具,给了总统一个相对比较随意和个性的方式公众通过记者招待会比通过任何其他的途径更多地看到和听到了肯尼迪,但他总共只举行了64次这样的记者招待会,每个月比罗斯福、杜鲁门或艾森豪威尔都少。
议程设置 笔记
议程设置1、background:2、Who: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3、When:1972年，论文《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4、What：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5、特点：①传播效果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的着眼点是认知层面上的效果。
由于传播效果是一个循序发生和深化的过程，认知阶段的效果并不排除对态度和行为产生联动作用的可能性。
②“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所考察的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着眼于传播媒介日常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提出大众传播对于公众的环境认知具有强大的影响，修正了有限效果论。
③“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暗示了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作业”的机构。
④形象说明了大众媒体、公众意见和政治过程之间的关系。
议程设置过程是事件推动者们为了获得媒介工作者、公众和政治精英不断进行的竞争。
6、前期研究（1968年教堂山研究）的缺陷：①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
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的高度相关，也可能是二者同时受到第三个变量的影响②李普曼的理论讨论了现实、拟态环境和公众认知之间的关系，但1968年的研究只讨论了后两者的关系，社会现实很可能成为第三个变量——媒体全面反映了现实，公众准确感知现实，也可能导致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高度相关7、《夏洛特观察者报》和公众议程调查：1972年，在新一轮总统竞选宣传中，麦库姆斯和肖等人在美国夏洛特市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一项对两个时间点的纵贯研究和、证明了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之间的因果关系。
6月报纸议程VS 10月选民议程6月选民议程VS 10月报纸议程结果显示：6月的报纸议程与10月的选民议程之间的相关性更大。
这就证明，是媒体议程设置了公众议程。
建设性新闻视野下电视民生新闻的实践和思考——以《小莉帮忙》为例
传播与版权CHUANBO YU BANQUAN - 4 -2024年第3期 总第142期建设性新闻视野下电视民生新闻的实践和思考—以《小莉帮忙》为例◎赵华蕾［摘要］建设性新闻是主张媒体激发公众积极情绪，积极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新闻报道方式。
民生新闻因立足实际生活、为百姓办实事而得到广泛发展，是建设性新闻理念在我国的重要实践。
文章以电视民生新闻栏目《小莉帮忙》为例，从线索与选题、新闻报道与组织、新闻发布三个方面分析建设性新闻理念在我国电视民生新闻栏目的运用。
当前，电视民生新闻栏目仍存在议题私人化和同质化、叙事碎片化和情感化、声画娱乐化三个实践误区，应从报道主题的公共性、坚持问题解决导向、多元报道提供语境角度改进报道策略，推动建设性新闻在我国民生领域的发展。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电视民生新闻；《小莉帮忙》建设性新闻是积极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新闻报道方式。
建设性新闻在理念上，强调未来、包容；在实践上，强调解决、创新。
建设性新闻具有方案新闻、预期新闻、和平新闻等多种新闻类型的特点，实验证明，建设性新闻能够使受众减少负面情绪。
曾有学者总结建设性新闻的六个共性特征，即解决特定问题、强调公民赋权、维持新闻核心功能、积极情绪、记者干预和以未来为导向。
在此背景下，我国新闻媒体将建设性新闻理念运用到新闻实践中。
其中，电视民生新闻因立足实际生活、为百姓办实事而得到广泛发展，成为建设性新闻理念发展的重要领域，而《小莉帮忙》是对建设性新闻理念的一次实践探索。
文章通过对《小莉帮忙》整体报道分析，梳理建设性新闻在我国电视民生新闻领域的发展情况，为建设性新闻理念更好地应用到电视民生新闻领域提供方向。
一、建设性新闻理念“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这一概念最早见于丹麦2008年的一篇新闻评论中，时任丹麦广播公司新闻部门负责人的海格拉普在专栏文章中提出，“必须用一种新的新闻标准来补充我们的传统新闻标准”。
从美国大选看美式民主的虚伪性
从美国大选看美式民主的虚伪性【摘要】美国大选引发了对美式民主的思考，民主制度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
选举过程中的不公平竞争，政治宣传的虚假性，以及利益集团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使得选举结果与民意脱节。
选民参与度的下降趋势更加凸显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虚伪性。
这些问题不可忽视，需要引发我们反思并改进民主制度。
美国民主的虚伪性需要被认真对待，只有通过持续的改革和完善，才能让民主制度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关键词】关键词：美国大选，美式民主，虚伪性，不公平竞争，政治宣传，利益集团，民意脱节，选民参与度，反思，改进民主制度1. 引言1.1 美国大选引发的思考美国大选是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政治事件之一，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都会牵动全球的目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对美式民主的虚伪性产生了新的思考。
在这次选举中，一些情况引发了人们的深刻思考。
选举过程中的不公平竞争现象频频出现，一些政客通过操纵选举规则或利用权力资源来获取不正当竞选优势。
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选举的公正性和民主性，让选民对整个政治体系产生怀疑。
政治宣传的虚假性也成为了美国大选的一个突出问题。
许多候选人和政治团体通过夸大事实、散布谣言和歪曲对手的政策来影响选民的选择，从而扭曲了选举的本质。
利益集团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它们通过捐款和游说来左右政治决策，使选举结果更加偏离民意。
这些问题使得选举结果与民意产生脱节，让选民感到自己的声音无法被真正听取。
与此选民参与度的下降趋势也体现出美式民主面临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式民主的虚伪性，我们不能再视而不见。
我们应当反思并致力于改进民主制度，让民主不再只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真正体现人民意愿的政治制度。
1.2 民主制度的理想与现实民主制度的理想是一个充满公平、平等和自由的政治体系，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参与政治决策并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实现真正的民意统治。
理想中的民主制度应当是一个开放、透明和高效的机制，能够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实现政府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新媒体对美国政治格局的影响-新媒体与美国政治
新媒体对美国政治格局的影响:新媒体与美国政治网络媒体拘束美国诞生以来已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影响，而今又凭借其特有的传播特性渗透到美国的政治生活中，2021年新媒体的先锋实体――博客首次成为可信任的媒体参加美国大选。
4年后，网络视频YouTube，交友网站Faceb00k、MySpace，即时信息发布技术Twitter 等同于Web2，0技术的各种新媒体与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争夺大选的当家媒体，使2021年美国大选成为互联网高科技的竞技场。
而擅用新媒体的奥巴马顺当赢得大选，使媒体不得不赞叹新媒体力气的强大。
基于网络的新媒体对美国政治格局产生的影响，详细体现在对选民年龄结构、政党筹款方式和政治家媒体策略的影响三方面。
对选民年龄结构的影响始终以来，年轻人对政治冷漠、懒得投票的问题令美国政客非常头痛。
而2021年这一群体对大选的关注率达到了74％，是1972年以来年轻人投票率最高的一年。
2021年美国大选的总投票率也大幅提高，在艾奥瓦州的第一场初选中，民主党的总投票人数比上一次大选多出“90％、其中年轻选民的增加额度最高，达到了135％。
究竟是什么缘由导致了美国选民年龄结构的变化?新媒体的影响是重要因素。
艾瑞询问集团依据美国BIGre―search2021年3月公布的数据进行整理后发觉，对18周岁以上选民所做的调查显示，以年轻人为主的自由派选民中新媒体的使用率最高，其中iPod/MP3更是取代了传统的手机短信上榜，以56.6％的使用率排名第三，而手机在众多媒体中使用率最高，无论哪个党派的使用率都超过80％。
年轻人使用新媒体的比例之高，使奥巴马找到了宣扬的渠道。
他见缝捕针地采纳电子邮件广告、Banner广告、搜寻引擎广告、网络嬉戏内置广告等形式，让高频率使用网络的年轻选民无时无刻都能看到奥巴马“记得为我投票”的流淌广告：YouTube更让觉得政治既生疏又遥远的年轻选民爱上消遣化的政治内容。
而在Faceb00k、MySpace等交友网站消失之前，年轻选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能够与候选人如此地接近……新媒体包装下的美国大选政治味儿明显弱了很多，内容更多关注于候选人个人而不仅仅是枯燥的选举政治，让台下的选民特殊是年轻选民感到参加政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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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最重要的力量？一个普通的周末之夜，大约有550万美国人围坐在电视机前，将频道锁定在三大电视网①的新闻节目。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相信，只有电视——而不是杂志、广播和报纸——才能对公共事件做最深入、最全面、最公正的报道，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是电视，在全国大选中让人们了解候选人的情况和重大议题。
我们美国人信任电视新闻；我们把它看做权威（这与我们相信“眼见为实”不无关系）；我们热情地欢迎亨特利②、克朗凯特②、布罗考④和其他新闻主播出现在我们的起居室。
因为广泛的到达率和较高的可信性，很明显，电视新闻左右美国舆论的潜力。
然而，电视新闻是否能够把这种潜力变成现实，则值得考虑，甚至有时还存在激烈的争论。
事实上，调查研究却常常发现，大众传媒，只能强化公众已有的信念和意见。
帕特森和麦克鲁尔认为，电视新闻对总统竞选的报道，实际在政治上起不到任何效果。
根据他们的分析，电视网的新闻节目甚至没能提供足够的信息告诉选民他们到底选择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呢？帕特森和麦克鲁尔是这样论证的：由于晚间的新闻“非常简略，以致于根本不能全面地展示当代政治的复杂性，太注重视觉效果，以致于不能有效地报道大部分事件，心里只想着如何去取悦观众，以致于不能告诉观众有价值的新闻，因而大部分电视网的新闻节目既不能提供信息，也不具有影响力”。
我们中的大多数会同意对电视的下述指控。
电视新闻很简略；它过度简化了当代政治的复杂性；它的确太注重视觉效果；它也确实毫不害臊地借用电视娱乐节目中的伎俩。
而且我们还知道，晚间新闻按时间顺序编排播出，而一般来说，电视观众只是偶然或者是间断性地收看。
然而，我们相信帕特森和麦克鲁尔的结论——“电视网新闻节目既不提供信息，也不具有影响力”——彻头彻尾地错了。
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提出这样一个理论：事实上，电视新闻不仅是一个无人能敌的信息提供者，而且无可争辩地影响着美国人对政治生活的看法，也就是说，电视新闻是举足轻重的新闻。
我们可以注意到，美国人会对各种各样他们没有亲身经历的事件形成自己的看法，我们的论证就从这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开始。
当然，大部分美国人首先关心的是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私人生活：如何养家糊口，如何维持友情。
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尽可能地对诸如“巨额联邦赤字是否威胁经济发展”、“拉丁美洲的战争是否威胁国内安全”这类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些判断并不来自他们的实际经验：他们不会自己进行经济分析，也不会亲自到尼加拉瓜以①指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译注。
②亨特利，全国广播公司节目主持人，曾与布林克利合作主持《亨特利——布林克利》报道，是1958年及其后14个季度的电视新闻收视冠军，并获得1959年和1960年的艾美奖。
1970年，亨特利退休。
——译注。
③克朗凯特，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
出生于密苏里州圣约瑟夫。
1933年～1935年就读于德克萨斯大学，1966年荣获罗林斯法学博士学位。
1937年进入合众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战地记者，报道欧洲、北非战场新闻，曾获最佳战地记者称号。
1946～1948年人莫斯科分社社长。
1950年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任记者，1962～1981年任CBS电视网《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
他主持的节目，每晚有2000万人收看。
20世纪70年代被美国电视观众誉“最可信赖的人”。
1970年访问中东，对促成埃及和以色列谈判起到作用，1972年随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1981年再次来华访问。
1980～1992年，主持《克朗凯特的20世纪》节目，每天用90秒钟的时间回顾历史上的今天。
从1993年开始，他在探索频道主持《克朗凯特报道》节目。
他曾获得皮博迪奖、乔治·波尔克新闻奖、艾尔弗雷德·I·杜邦——哥伦比亚大学广播新闻奖，并数度获艾美奖。
——译注。
④布罗考，美国著名记者和新闻节目主持人。
20世纪60年代，进入洛杉矶KNBC电视台任记者兼新闻节目主持人。
1973年进入全国广播公司，出任驻白宫首席记者。
1976年调回纽约总部，任早间新闻节目《今天》的主持人。
1982年任《晚间新闻》主持人、首席记者、编辑部主任，他是这个节目迄今为止主持时间最长的主持人。
他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三大电视网的三大明星主持人之一。
他的特点是见解深刻并擅长即席发挥。
——译注。
南去旅行。
因为很少参与重大政治事件，普通的美国人必须依靠来自他人的信息和分析解释——在现代社会，则得依靠大众媒体。
这种依赖性使得媒体具有了左右公众思维的巨大力量。
科恩对这一点做了极为精彩的论述。
尽管他描述的是报纸，但电视在这方面丝毫不逊于报纸。
报纸远不只是一个信息和意见的提供者。
很多时候。
它可能并不能成功地告诉人们怎么想，但是在成功地告诉它的读者想什么方面，它却极为出色。
因而，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这个世界是不同的，这不仅因为他们的兴趣有所不同，而且因为记者、编辑和社长通过他们所阅读的报纸，在他们的头脑中画出了不同的地图。
可能用“地图”这个概念仍有很大的局限，因为它还不能展示报纸所报道的全部政治现象。
如果用更确切的词来表达的话，应该是一本描述地区、名人、形势和事件的地图册；甚至通过报道当天发生的各种事件，它还讨论人们头脑中可能出现的各种观点，因此它还是一本关于各种政治选择的地图册。
编辑可能会认为他只是出版了人们想知道的事情，但实际上他控制了人们的注意力，决定了他们在今天思考什么，谈论什么，直到明天的报纸再次冲刷人们的头脑。
（1963,13）虽然议程设置——一个来自社会科学的概念——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人们仔细研究的对象。
但是关于这一主题的经验性研究却非常少，难成气候。
李普曼提出的“新闻机构具有决定公众注意什么”的警告并没有对社会调查产生影响。
即使是在40年后，克拉帕在他那本对大众传播效果进行总结的百科全书中，也只用了两页纸来描述议程设置理论；不仅如此，这两页的讨论里还不时出现类似“这是一个普通常识”或“一些作家相信”这样令人沮丧的语句。
虽然关于议程设置的调查研究在过去十年间不断增加，但不幸的是，迄今为止，这些结果并没有使我们对这一问题有更透彻的认识。
即使是议程设置理论的倡导者也承认，议程设置可能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但它还不是一个理论。
缺乏相关的媒介效果理论会妨碍我们理解民主制度的运作，任何一个民主政府要正常有序地运作，均部分取决于普通公民的理性判断。
事实上，学术期刊、报纸社论栏里对当前美国政治的评论，几乎都在讨论公众是否理性、公众是精明还是愚蠢这一主题。
这些言论基本上都没有涉及政治信息在社会中的扩散问题，对日益增长的大众传播机构与普通公民在政治上是否具有理性二者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却毫不关注。
李普曼丝毫没有在政治上夸大上述关系，他写道：公民“如果不能掌握有关周围环境的事实，那么他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煽动和宣传的牺牲品。
只有在受众无法自由接触信息时，欺世盗名之徒、江湖骗子、军国主义者和恐怖分子才会有机可乘”（1920,54-55）。
如果我们想理解和评价美国政治系统的运作情况，我们一定得有一个描述公共事件的信息如何在美国社会中过滤的理论。
为了弄清楚电视新闻如何影响普通美国人的政治观点，我们首先需要建构这样一个理论。
我们主要通过实验——当然我们并不排斥用其他方法——来深化我们对这一过程的认识。
实验研究法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调查方法，但大多数时候却被媒体研究者所忽略。
我们进行的14项实验，对普通大众观看的电视节目做了系统、扎实和多角度的研究。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不同的实验环境下，实验者对政治的看法有所不同——我们将看到，这种差异至关重要。
因为我们的目标与众不同，所以我们用了整个第二章，来说明我们的研究目的。
在其中，我们精确地界定了我们所说的实验的含义，提出实验在研究电视新闻方面的独特优势，接下来还描述了我们使用的独特的实验设计。
第三章描述了我们在一系列议程设置实验中得出的结论。
此外我们还对全国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并把它作为前者的重要补充和扩展。
综合这两部分研究结果，我们证明了李普曼提出的命题：新闻媒体关于人们不可能接触到的政治世界的描述，具有巨大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还特别指出，电视新闻有力地影响着观众对何为国家大事的判断。
物价上涨、失业、能源紧张、裁军——所以这些（可能还会更多）只要在电视网新闻中得到最优先的报道，那么它们就会成为观众心目中最重要的国家大事。
在第四章，我们检验了报道中可能强化议程设置效果的因素。
我们对比了晚间新闻中头条新闻与非头条新闻，我们的假设是：因为位置的关系，头条新闻会更有影响力（事实证明确是如此）。
在新闻报道中，经常会通过关注戏剧性的个人遭遇来反映国家问题，这一做法是否会更有效？这种做法肯定会使报道更吸引人，所以我们认为，它也会产生特殊的作用（但结果证明并不是这样）。
在第五章，我们研究了电视中描述的全国性问题如何与观众的个人背景相互影响。
种族歧视、失业和社会保障系统的崩溃（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是全国性问题，对于一些美国人来说，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他们身上。
这些直接的体验是否会胜过电视新闻带来的间接经验？结果是不会。
在第六章里，我们调查了几个会影响议程设置效果的个人因素。
我们对比了受过良好教育者和缺乏良好教育者的反应，投入观看者和置身事外者的反应，政治参与者与非参与者之间的反应，希望能够准确地指出，谁最容易受到议程设置效果的影响。
第七章到第十一章都围绕我们所说的“铺垫效果”进行，这是一个比议程设置更深入，或许更重要的电视传播效果。
铺垫效果假设，当对一个复杂的政治客体——现任总统的表现或者是总统候选人的许诺——进行评价时，公民并不会全面地考虑他们所了解的一切。
即使有意识地这么做，他们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他们的判断只来自于他们的第一感觉，突然浮现．．．．．．．．．．．．．．．．．．．．．在他们脑中的政治记忆碎片．．．．．．．．．．．．．．．．．．．．．．．．．．．．．．．．．．。
我们认为，电视新闻是能够决定在大众脑海中闪现什么的最重要的力量．．．．．．．．．．．．．．．．．．．．．．．．．．．．．．．．．．．．．．．。
通过事先强调国家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忽略另外一些方面，电视新闻把人们的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
第七章讨论了铺垫效果是如何影响公民对总统的评价。
当电视新闻把报道重点放在国防上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电视新闻影响的公民会把国防问题作为评价一个总统表现的主要标准；当电视新闻重点报道通货膨胀问题的时候，公民又把是否能够降低物价作为评价总统政绩的标准；以此类推。
在第八章，我们探索了铺垫效果是否会影响公民对总统性格的判断（结果是确实有影响，并且是一种复杂而有趣的影响）。
在第九章，我们调查了新闻对政府的报道深度是否会影响铺垫效果（答案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