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原因

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说起来应该很简单，一个没有智障而能正常思维的人就会明白，如果当初按既定的方向和道路走得好好的，我们为什么不沿着那条“金光大道”走下去，而偏要改弦易辙去“摸着石头过河”呢？必定是饱尝了“山高路险”乃至“山穷水尽”的苦楚，认清了“此路不通”，才痛下决心，另谋出路。

事实也正是这样。对于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连肥皂、火柴、灯油都要凭票限量供应，所谓“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是丑化和恫吓，而是一种无日无之的生存体验和沉重压力；而对于具有国际视野的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更有与周边国家发展速度相比较而产生的紧迫感。正是这种种内外因素，促成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达成了“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基本共识，最终促使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上选择了市场取向。

我想，对于我这样在旧体制中长大的或过来的人，只要良知未泯，没有谁会真心留恋那个时代。今日的农民虽说仍然生活在最底层，毕竟摆脱了粮票和“介绍信”的羁绊，可以出门谋生了；虽说收入很低，毕竟绝大多数人不用挨饿，不用天天起早摸黑“出工”穷折腾。我深信，即使中国不走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中国农民也没人真乐意回到“生产队”去。“人民公社”的崩溃并不是什么阶级敌人和反华势力策动的，而是这种“一大二公”的乌托邦建设违背人性的必然结局。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以《历史不再徘徊》为题，写过一本研究人民公社制度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衰史的书，令人信服地说明这种农业集体所有制的解体，是中国农民、务实的政治家与偏好“一大二公”的“革命浪漫主义”政治领袖反复博弈，历经曲折而不得不然的选择。

今年3月，政论作家马立诚推出了他的纪实新著《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这本书与其说在讲1949年以来中国私营经济发展史，还不如说是讲50多年来我们是怎么认识和对待私营经济的，甚至可以说是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怎样确立市场经济观念的。恰如经济学家樊纲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私营经济的优点，是在与国有经济比较中体现出来的，是在人类对国有经济的试验过程中（在有的国家可以说是悲壮的试验），被人们再认识的”；20多年来，“私营经济推动了中国混和经济制度的形成，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大突破》一书中第四章《十一届三中全会：春潮初起》前面几节值得特别关注。它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打开了市场经济的闸门，那并非某人一时心血来潮拍脑袋或关在密室“理性”设计出来的，而是被1700万知青大返城“逼”出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和集体企业）根本无力安置这么多人就业，涉及众多家庭的“待业青年”走投无路直接影响政治稳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于是，才有了“目前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的政策，才有了“十二大的关键词：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个体经济入宪”，进而有“十三大的关键词：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市场经济入宪”……换言之，中国的改革开改和市场经济取向，是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怎么可能退回去？谁能把那1700万知青退回乡下，退回他们的娘肚子里去？

今天的问题有今天的生成原因，也只能拿出适合今天现实的解决办法，岂能以“古”非今向后看？以建立健全社会公共福利制度来说吧，我们可以讲出许多理由，比如国家经济实力已提供了可能，比如解除民众后顾之忧才能刺激国内的有效需求，比如实现社会公平和基本人权；而最缺少说服力的就是讲过去如何如何好。我忘不了，所谓的“赤脚医生”制度不过是短暂的花架子，那个时候我作为农家子女，得了急性腮腺炎高烧数天只能在家里听天由命地挺着；我知道，那时候，普通中学和大学是培养极少数精英的，那时出于“勒紧裤腰带也要造原子弹”的教育发展战略，国家对极少数未来精英的财政投资，根本不能跟今天大众教育的情境相提并论；我也见过，直到1980年代，城里的工人、市民，大多数是几代同堂，搭暗楼搁板和睡地铺的男女不在少数……是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好了，扯什么过去的“好日子”不仅令人生厌也太没出息。

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倒成了“九斤老太”？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是怎样走到今天的，缺乏历史感，容易轻信，容易产生幻觉。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多讲一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给年轻人补点历史课，同时也让出于人性弱点容易怀旧的过来人保持清醒，总之使大家明白，改革开放并非某个领导人凭个人意志为所欲为的产物，而是顺应民心、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潮流的选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

其实，全面否定“文革”，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汲取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教训，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中共中央都有明确的政治决议，我们没有理由投鼠忌器，害怕多讲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要性会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若仍坚持神化毛泽东则另当别论）。相反，如果我们只大讲特讲毛泽东如何“过五关斩六将”（如电视连续剧《长征》、《延安颂》、《三大战役》、《开国大典》那样），而讳言“败走麦城”（如“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文革”和“十年浩劫”），那么，怎能指望人们特别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充分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最近有件事使我深有感触。有篇写我的文章，一开篇讲我生于1952年某某公社某某大队。1952年哪来的“公社”和“大队”？编辑将我讲的妻子当时不能招工回城的原因、她父亲的所谓“特（务）嫌（疑）问题”，自以为是地改写成莫明其妙的“特殊问题”。由此不难推定，年轻人不要说对“一月风暴”、“二月逆流”这些“文革”中的具体事件了，就是对“三面红旗”、“四清运动”、“五一六通知”这些改革开放前的重要历史脉络也不会有清晰的印象。——这样的历史认知水平，怎么能充分理解改革开放路径选择的政治合理性？

《大突破》中有一段历史教训讲得很有警示意义：1952年的“五反”在当时产生了一个深远的影响，即运动揭发的少数私营业主的“五毒”行为（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激起了全社会的道德义愤，这种“舆论”(这种发动的“群众运动”大造声势说过头话、斗争时“扩大化”是惯例）作为重要因素之一，反过来促使毛泽东等领导

人下决心改变对私营经济的政策，提早结束容许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快速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书中论证了“改造”的实质是“消灭”）。今天，也有人试图利用民众对权钱勾结鲸吞国有资产等腐败现象的道德义愤，否定改革开放的市场取向，吁求打压民营经济，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倘若我们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有基本的认识，相信就不会在迷迷糊糊中被引入歧途重犯“左”的错误，就能够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百折不回地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