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更替的土地政治学
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简介
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简介一、政治地理学（一）概念和研究范围拉采尔认为，政治地理学是“阐明国家和土地之间存在关系的科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研究国家与地区等各种类型的领土内与领土间的政治活动现象的地理分布或空间布局”美国《地理学的科学》：“政治地理学研究地理区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或曰研究政治过程的空间分布和空间关系”。
政治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一国际政治地理：世界性政治现象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
包括：地缘政治因素分析，世界政治地图的形成与演变，世界政治地理格局的发展变化与各国在地球上所处的政治经济态势，国际政治关系与政治现象（如地区冲突）的地理背景，国家集团与国际组织的组合与作用等。
二国家政治地理：国家政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
包括：国家政治空间的形成与发展，领土的结构与特征，疆界的职能划分与变动，地理因素对国家体制、内外政策和国防战略的影响，国家政治行为和政府决策的地理背景，核心地区与国家首都的位置与功能，人口和民族的构成与分布及其对国家稳定性的影响，推动国家统一与团结的向心力与导致国家分裂的离心力的研究，等。
三国内政治地理：国家内部的地方性政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
政治地理学对内的任务：为国家改革和调整行政区划，提高施政水平和管理水平，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制订和实施正确的社会发展战略、民族政策与边疆政策，以及合理开发利用和整治国土等提供决策的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案。
（二）政治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西方人很早就重视政治与地理之间的关系。
1750年法国学者托哥特首次使用“政治地理学”一词。
（一说19C康德）。
1857年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英国文明的历史》一书也讨论过地理因素对政治组织和个人气质的影响。
1897的拉采尔《政治地理学》首次将政治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把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空间现象来描述，提出“国家有机论”，因而被称为是近代政治地理学的奠基人。
后来又发表了有关“生存空间论”的论文。
《动荡变化中的春秋时期》夏商周时期：奴隶制王朝的更替和向封建社会的过渡PPT课件
4．春秋时期，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下列能为这一结论提供佐证的史实是（ ）
①当时推广了铁制农具和牛耕
②手工业规模扩大，专业化程度有所提高
③很多城市开设了商品交换市场
④金属货币越来越广泛地流通
A.②③④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①②③
C
1.基础型作业：完成课后活动题，并标明考查的知识点。2.发展型作业：完成课后练习。
（2）目的：
（3）口号：
想一想：诸侯争霸为什么要以“尊王攘夷”的名义进行？
（1）周王室虽然衰微，但仍具有天下“共主”的名分，打着“尊王”的口号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2）当时少数民族势力发展，威胁中原华夏诸国，打着“攘夷”旗号充当保护色，能赢得华夏诸国的认同。
追逐自身的利益。
“尊王攘夷”（尊敬王室，排除夷狄）。
诸侯争霸
说法1：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荀子》
说法2：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 ——《史记》
齐桓公
诸侯争霸
成语典故：一鸣惊人（楚庄王）
楚庄王于公元前614年继位。他继位三年，不发号令，终日郊游围猎，沉迷于酒色，并下令：“有敢谏者，死无赦！”大夫伍举冒死进谏，喝得正痛快的楚庄王很不高兴。伍举请他猜谜语“有一只鸟停在宫殿内，三年不飞不鸣，这是什么鸟啊？”庄王答：“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于是，庄王罢淫乐，亲理朝政，并举伍举、苏从担任要职，稳定了政局，发展了生产，从而为楚国的争霸奠定了基础。
积极：促进民族交融，有利于局部统一
王室衰微
农业：铁制农具和牛耕出现
商业：商业活动活跃，金属货币广泛使用
手工业：规模扩大，分工细致
分封制逐步瓦解
周王室权威明显削弱，控制力大减
政治学第四讲国家的历史类型及其更替
国家的历史类型及其更替一、国家的历史类型国家的历史类型，是指国家的分类问题。
不同的政治学者曾根据国家的不同方面特征，运用不同的标准对国家进行分类。
最早系统地对国家进行分类的是亚里士多德，他以掌握国家权力人类的多少为标准，把国家划分为三类：君主国、贵族国和民主国。
也有学者按本国政府对国家主权的掌握程度，将国家划分为：主权国家、部分主权国、殖民地国家。
也有学者按地理环境将国家划分为：海洋国、大陆国等。
上述分类都是从国家的外部特征对国家进行分类的。
这些分类都没有揭示国家的本质，属于国家的非本质分类。
国家分类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人类历史上各个国家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类型的理论，就是从国家的本质出发，对各式各样国家的具体形态的共性进行的分析和概括。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用以实现和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的工具。
因此，国家的本质就是在经济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的历史类型的区分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关于国家本质认识基础上的，即认为划分国家的历史类型的基本标准是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实质。
在阶级社会中，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统治阶级凭借国家国权力实行的阶级统治，就有什么类型的国家。
同一社会经济形态的一切国家，都属于同一历史类型的国家，都是同一类型的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国家，无论它们的外表特征有多大的差异，不论它们的人口多少、地域大小、历史长短，只要它们建立在同一社会经济基础上，它们就属于同一历史类型的国家。
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四种社会生产方式，即奴隶制生产方式、封建制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在这些生产方式中占有主导地位的阶级分别是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此，国家的历史类型相应地分别是奴隶国家、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
土地制度历史沿革
土地制度历史沿革过去几千年中，土地一直是社会生活中的关键资源。
土地制度的历史沿革可以反映出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变迁的特点。
本文将从古代到现代，总结土地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
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可追溯到中国封建社会的起源。
在这个时期，土地是封建贵族和王室的所有物，各级官员和士大夫享有土地收益的使用权。
土地租金和奴隶的劳动成为当时主要的经济来源。
而普通农民只能被分配一小块田地作为生活的基础。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土地制度逐渐走向多样化。
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制度有了一定的转变，土地期限制度开始出现。
土地可以传承给儿子，但也可以出售或转让给其他人。
这种制度对农民而言是一种进步，但也导致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加剧了贫富差距。
随着中世纪各国农业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制度逐渐从封建制转向了农奴制。
农奴制度下，农民成为地主的附庸，完全失去对土地的所有权，并通过给地主提供劳动来换取生活所需。
这一制度在欧洲的一些地区持续存在了几个世纪。
农奴制度限制了农民的自由和社会地位，也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7世纪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土地改革。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土地私有化和地契制度的建立。
通过土地私有化，大量的农民成为自由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并自己经营。
地契制度确保了土地的所有权，使得农民能够将土地用作抵押或转让，为他们获取更多的资本提供了途径。
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也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到了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城市化的加剧，土地制度再度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
农业生产逐渐成为现代化大规模农业经营的形式，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逐渐被剥夺。
土地成为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手中，大规模农业和工业化的发展带动了城市人口的大量增长。
20世纪，特别是近现代土地制度的发展更加复杂多样。
土地改革成为许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议题。
通过实行土地国有化，政府取得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并通过分配土地给农民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历政地知识点总结
历政地知识点总结政治地理学是研究政治行为和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包括政治制度、政治地理、政治发展等方面。
本文将从政治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总结。
一、政治地理学的基本概念1.政治地理学：政治地理学是研究政治行为和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
它既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2.政治行为：政治行为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
包括政府部门、政党、社会团体、群众等在政治活动中的行为。
3.地理环境：地理环境是指地球表面的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环境。
包括地形、气候、水文、土壤等自然环境，还包括人口、资源、城市等人类活动环境。
4.相互关系：政治行为和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
政治行为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地理环境又受政治行为的影响。
二、政治地理学的主要内容1.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指国家政权组织的形式和结构。
包括政体、政府、政党、选举等内容。
政治地理学研究政治制度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特征、空间格局、影响因素等问题。
2.政治地理：政治地理是指政治活动在地理环境中的表现和影响。
包括国家、边界、领土、中心地、边缘地等内容。
政治地理学研究各种政治地理现象的地理分布、地理格局、地理过程等问题。
3.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指政治制度和政治地理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变化和发展。
包括政治现代化、政治转型、政治地理的演变等内容。
政治地理学研究政治发展的空间差异、时空演变规律、影响因素等问题。
4.其他内容：政治地理学还涉及政治地域系统、政治地理信息系统、政治地理规划、政治地理分析等内容。
三、政治地理学的研究方法1.实证研究方法：政治地理学注重对政治行为和地理环境实际情况的实证研究。
包括调查研究、统计分析、实地观察等方法。
2.比较研究方法：政治地理学注重通过比较研究来揭示政治地理现象的差异和联系。
包括空间比较、历史比较、文化比较等方法。
3.模型研究方法：政治地理学还注重运用地理模型方法来分析政治行为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土地问题决定中国古代政治走向》阅读题及参考答案
试题内容：（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在中国古代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浪潮中，土地问题总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
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史，为君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把土地和附着在土地上的人民牢牢控制在手中，这就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推行来实现。
西周建立后推行分封制与井田制，使得王权和土地开始真正结合在一起。
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的政治变革往往伴随着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变革。
商末周初的政治变革在历史上影响甚巨，其以“授民授疆土”为核心的封建体制便是最重要的代表。
周初重器大盂鼎铭文中记载了周康王封赐给一位名盂的贵族土地、人民的情形，就是这一制度的生动写照。
作为配套制度而行的井田制在当时也举足轻重。
春秋中期以后，以井田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走向瓦解，新的土地关系与生产关系开始出现，引发了政治领域内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便抓住了土地这一关键问题，在地方行政和土地分配两方面完成了新旧制度的更替。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以皇帝为主导的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巩固，土地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稳定。
西汉中期以后，聚敛了大量土地与财富的地方豪强严重危及了中央的统治。
对此，大儒董仲舒曾建议通过“限民名田”来抑制土地兼并，但未被采纳。
自此以后，严重依赖地方豪强的中央政权无心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最终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延续达数百年的门阀政治。
中央对所辖区域内土地与行政权力的控制越来越弱，反过来又促使中央政权对土地关系、地方行政运行机制进行调节与整顿。
于是，在隋唐北宋时期，中国历史上又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与土地变革。
中国朝代土地发展史
中国朝代土地发展史1.引言1.1 概述中国历史悠久，各朝代间的土地发展历程千差万别。
土地发展在中国的历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反映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也体现了政治、文化的演变。
本文将针对中国历代朝代的土地发展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旨在深入探讨各朝代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中国的土地发展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并对土地进行改造。
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土地的利用和管理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例如，在奴隶社会时期，土地主要由贵族和奴隶主统治阶级占据，而普通劳动者则无权拥有土地，这种制度为后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奠定了基础。
随着封建社会的到来，土地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各个朝代在土地制度方面的政策和实践有所差异。
有些朝代实行土地国有制，将土地划归国家所有，以实现对土地的统一管理和利用。
而另一些朝代则鼓励封建贵族私有土地，使得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形成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在土地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始终是一个关键的议题。
不同朝代的农业生产方式也有所不同。
一些朝代倡导耕者有其田，鼓励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以增强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所有权意识。
而另一些朝代则采取集体耕作的方式，将土地收归集体或国家所有，并由农民合作耕种。
这些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通过对中国各朝代土地发展的概述，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土地制度的演变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变革密切相关。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后来的农民起义和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历史上土地问题一直是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的焦点之一。
通过对不同朝代土地发展的总结与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丰富我国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有助于为当今社会的土地管理与农业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1.2文章结构文章结构部分是对整篇文章的结构进行说明和概括。
在编写这一部分时，可以简要介绍各个章节的内容和安排，帮助读者理解整篇文章的组织结构。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演变的特点和规律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演变的特点和规律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指的是历史上在中国大陆地区实行的统治者土地所有制、使用制、收益分配制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制度。
它反映了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演变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私有制土地的发展。
从上古到春秋时期，中国的土地制度逐步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私有制土地越来越重要，成为中国国度政治、经济中心，从而形成古代社会私有制土地在经济和政治中的重要地位。
二是郡县制度的发展。
公元前7世纪皇室分派管辖权，分配的土地就由郡县制处理，当时，中央王权的增强使郡县在古代中国的土地管理系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推动了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演变。
三是土地的承包租赁制度的形成。
随着私有制土地的发展，阶级分化的加剧，财富不均的加深，社会上出现了贫富差距，以官府为中心，形成了一种以官府承包给民间大户，再由民间大户承包给小户的土地租赁制度，形成了有了典型的形式官包租制。
四是地方性土地制度的出现。
随着中国古代地域分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宗法制度的逐渐建立，中国出现了许多地方性的特殊制度，这些制度比较独立，体现了地方性的特征，并且多与中央统治的宗法制度相协调，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地方土地制度，影响着中国历史上大陆地区土地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各种演变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演变多样，具有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联系，但中国古代土地制度主要趋势包括：私有制土地的发展、郡县制度的发展、土地承包租赁制度的形成、地方性土地制度的出现等，这些规律及其特点铸就了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发展史上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共同特征：即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演变，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有着不断演变的特点。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演变，不仅反映了当时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反映了中央统治者传统形式的变革，它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
其结果，在中国古代，一种制度演变很少能够维持太久，他们会不断被改变和更新，根据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而变化。
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
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1.古代时期：在古代，土地是由君主所有，并通过封建制度进行分配。
封建制度中的土地主要分为国家领地、贵族领地和农民土地。
土地是根据君主的政治利益和财富分配的，并通过乡村社会和部落制度管理和使用土地。
2.秦汉时期：在秦汉时期，实行了集权的封建制度，土地由皇权统一管理。
封建制度中的土地分为官田、私田和公田。
官田是国家的土地，由官吏和农民共同耕种。
私田是农民个人所有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公田则由国家分配给低收入和无地的农民使用。
3.南北朝时期：随着南北朝时期的动荡，土地制度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
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制度变得更加复杂，封建礼制和土地分配的关系更加紧密。
官僚团体通过多种方式控制土地，土地被更加私有化。
4.唐宋时期：唐宋时期，农民开始在北方和南方进行大规模耕种，土地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
土地收入的增长和土地的私有化促使地主阶级的兴起。
地主拥有大量土地，并雇佣农民进行耕种，形成了一种类似奴隶劳动的地主经济制度。
5.元明清时期：元明清时期，土地制度经历了较大的变革。
元代土地税收制度相对简单，通过“丁役法”对农民进行强制耕种。
明代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公田制，并进行了土地的重新分配。
清代废除了明代土地公田制，实行了私田制，土地归农民私有。
6.现代时期：中国土地制度在近代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
中华民国时期实行土地私有制，但存在不平等分配和地主土地集中的问题，这成为革命运动的重要动因之一、中共建立新中国后，土地制度进行了彻底的。
1950年代初，实行土地，实现了农村土地的公有制，通过分田单，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
此后，农村实行了集体经济和土地承包制度。
1980年代中期，中国进一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流转土地，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总结来说，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经历了从封建制度、皇权统一管理到土地的私有化，再到公有化和集体化的转变。
近代以来，中国土地制度的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提高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和农业生产的效率。
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制度
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生和地域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变化也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土地所持有的思想观念以及统治者对人民所持有的政治统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制度，在各个时期表现出独特的特征，其变化也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状况。
魏晋时期的土地制度分为国有、农民个人所有和宗法地三大制度，在此期间，司法部门将土地分为宗法地、府库地和县镇地三类，其中宗法地代表着朝廷的权力，且宗法地的性质很难改变。
在宗法地中，国家土地和宗室土地是最重要的，但这些土地不在市场上交易，其变动主要是由朝廷来控制的。
此外，府库地也由政府直接控制，并给予民众特殊待遇。
而县镇地则可以由个人所有，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自由租赁、出售、拆迁等。
南朝时期，尤其是宋朝，土地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分为国家登记土地、宗室登记土地、农奴租用地和家庭财产四类，其中国家登记土地、宗室登记土地和家庭财产三类土地都受朝廷管理，而农奴租用地是一种政府出让的特殊土地。
此外，制度还确立了登记繁复、征税重等制度，使政府有更多的资金获取，但也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北朝时期，土地制度继续保留宋朝的规定，但朝廷对民众的控制有所下降。
它引入了新的土地制度，即“万里地”制，实行地租制，而不是原先的登记制，这个制度使政府可以适应当时的发展需求，同时也改善了民众的生活。
同时，该制度还改变了旧时期的一些政治制度，如宗法制和宗室制，使朝廷在政治上更强大。
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制度曾在历代变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强化了朝廷的权威，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发展。
尽管当时的土地制度存在着许多弊端，但它仍然在朝代更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政治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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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更替的土地政治学2012.05.30 10:48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作者：王勇分享到我要评论字号：【大中小】“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从国家兴亡的角度来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周期率的。
我认为，毛泽东的这个回答在最终意义上是正确的。
为什么说在最终意义上是正确的呢？这是因为，成熟的民主国家在其宪政制度的具体运作环节中就体现出了“人民来监督政府”（通过“权力制衡”而实现）、“人人起来负责”（通过“普选”和“社会自治”来实现）这样的民主实践精神。
但是，需要留意的是，成熟的民主国家是以发达的“民主社会”为基础的，民主国家是民主社会发育成熟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所以在国家民主的层面没有取得根本的建树，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民主社会或公民社会这样一个基础性工程的建构。
尽管迄今为止，我国民主社会的建设在诸多领域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作为支撑民主国家的基础性工程的民主社会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令人欣慰是的，这个基础性工程的“整体”规划和建设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已经拉开帷幕——这就是以土地流转为中介、以城乡一体化为标志的统筹城乡发展。
我之所以将统筹城乡发展看作是民主国家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因为经由这样一个基础性工程，才能使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实现其身份的历史性转换——向公民即市民的转换，才能最终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农业立国向工商立国的历史性跨越。
这将为中国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奠定最为坚实的社会基础——公民社会。
在这里，我们也许已经明白中国之所以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跳不出一治一乱的周期率的根本原因了——“以农为本”的传统农业社会。
研究世界农民问题的大师巴林顿·摩尔在其代表作《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表达了一个核心的思想：只有实现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历史转型，现代民主制度才能获得其坚实的社会基础。
摩尔在其书中多处阐发了类似的真知灼见：“尽管这种结局的出现（小农的消灭）是悲惨的，然而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一结果对和平民主的发展过程做出了重大贡献，其意义不亚于国会力量的加强。
”[4]“大体来说，如果在农业社会向其它社会类型的转化过程中，农民问题得到解决，对于民主来说将是个好兆头。
”[5] “英国经验告诉人们，摆脱农业这种人类的主要社会活动，是民主获致成功的一大前提条件。
”[6]由此可见，统筹城乡发展将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次中国革命，其意义在于实现中国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型，是建立成熟的中国民主社会的基本前提。
到那时，我们也许会同意毛泽东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但是，在这里，作为读者的我们很可能并不满足这样一个简单的因果分析和结论。
我们还需要一个具体的论证过程。
为什么“以农为本”的传统农业社会是导致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跳不出一治一乱的周期率的根本原因？为什么我们今天似乎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路径？能否给出更为微观的、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邓大才教授的新著《土地政治：地主、佃农与国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简称“本书”或“邓著”，涉及本书的引用均直接标明页码）便在这个极具理论挑战性的问题上做出了重要的努力和尝试。
是非常值得一读的一部原创性的著作。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以中国历史上的农地流转为研究对象，以交易成本为理论工具，通过对国家-地主-佃农三者博弈行为的分析，为王朝更替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提供一种新的解释和分析框架，是《土地政治》一书的显著特色。
如果说“黄宗羲定律”（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是对历史周期率的一个初步解释的话，[ 7]那么，邓著便是经由对“黄宗羲定律”之形成机理的微观透视而对历史周期率提出了一个更为彻底的解释框架。
显而易见，政府（通过其代理人“官家”）在这个过程中是双方“通吃”。
尽管有读者可能会对作者所理解的较为广义的交易成本概念持保留态度，但是，在作者引用的这个“故事”中，“劝说”、“蛮力”、“酬劳”、“贿赂”在性质上确是一种典型的“交易成本”。
诸如这样的故事在书中随处可见。
在利用丰富的史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非常敏锐地发现了类似租佃行为以及其他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正是透过这些细微的交易成本即相关利益主体互动中的“摩擦力”，作者发现了王朝更替的“秘密”：国家、地主、佃农三方分别对其他利益主体施加压力和约束，从表面上看国家比较公正地对地主和佃农各打“五十大板”，但是，由于佃农总体上缺乏组织化的力量，最终表现为国家对地主施加的是“软约束”，而对佃农施加的则是“硬约束”，最后演变为国家、地主与佃农的两极对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家之所以对地主施加“软约束”，是因为“自宋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地主、士大夫和官僚三位一体的集团，非常巩固、稳定，也非常有连续性。
”[8]如果佃农的反抗仅仅停留在个体层面，或者在非暴力层面，施加给地主和社会（包括国家）的交易成本不足以改变国家施压的方向，地租率则会维持原水平或者上涨。
如果佃农施加的交易成本——暴动、起义、反抗超过政府和地主施加的交易成本，则会迫使国家强制地主接受佃农提出的部分减租要求。
（第277页）。
这就形成了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率。
“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忽略博弈论即对策略互动的分析以及缺少分析策略互动的必要理论工具，大多数学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扮演历史裁判员、历史评论员和历史故事员的角色。
他们往往不能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提供构造性、开放性的分析和解释。
”[9]作者在本书中借助于博弈论模型的帮助，分析了真实场景中的国家、地主、佃农三方互动关系，显然是一次将中国政治学引向政治科学的一次重要尝试。
作者借鉴了何高潮在其《地主·农民·共产党》（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一书中的博弈论分析方法（本书对共产党、农民和地主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的微妙而复杂的策略互动关系进行了细致地阐释和分析），但是，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对何著中博弈论分析方法的超越，尤其是将交易成本这一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非常娴熟地嵌入进博弈论的分析框架之中，进而将何著中的“抉择结构”（Structure of alternatives）分析范式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传统的博弈论分析只关注建构抽象模型而忽视真实世界中的“约束条件”（constraints），这种意义上的博弈论曾经被张五常教授讽刺为“套套逻辑”（tautology）。
[10]将交易成本分析方法引入博弈论进而使传统博弈论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克服，这显然是作者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只是一个切入点，只有同时引入政治科学的分析视角才能发现历史周期率的深层次原因。
邓著的研究发现，王朝更替的周期率绝不仅仅是土土买卖问题，因为土地兼及只是使土地集中而已，先秦时期土地更是集中在国家和诸侯王国的手中。
也就是说，只有土地市场-土地买卖-土地兼并-农民失地的分析框架，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怪圈”，要解释这一怪圈，必须结合土地租佃市场才有得到较为圆满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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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历代中央政府规范土地市场的成文法多集中于土地买卖而不是土地租佃市场上，而且在这些成文法“具体化”的过程中，发生在土地租佃市场上的交易成本要远远大于发生在土地买卖市场中的交易成本。
这是因为，土地买卖行为多属于法学上所讲的“要式行为”，是以明确的书面买卖契约，并依据相对明确的成文法规范进行的；但是，土地租佃行为却更多存在法学上所讲的“非要式行为”，口头的契约行为，多样的租佃方式，复杂的策略互动，反复的变更和调适充斥于土地租佃过程的始终。
成文法无法对复杂多样的土地租佃行为进行有效的调整，从而给土地租佃过程中的第三方即各级官吏提供了以权谋私，与地主合作共同压榨佃农和农民的机会，进而提高了土地租佃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代表国家的第三方即各级官吏频繁地介入土地租佃过程之中，是发生于王朝中后期的一种普遍现象，其直接的效果是显著地提高了土地租佃市场的交易成本，从而最终引发了佃农和农民的大规模的反抗。
在这一过程中，佃农付出的体力，地主付出的是鸡蛋和有肉的午餐。
这些就是双方履约过程中必须付出的最低的交易成本。
为便于比较，可将地主与佃农（农民）的交易成本各确定为1个单位（总计2个单位的交易成本）。
这种情况是一种“完全信息博弈”，双方合作达到“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
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完全信息博弈”，是由于双方有相对长期而稳定的合约关系和互惠预期。
农民（佃农）的最好的对策是只提出恰如其份的可以被地主接受的要求（几个鸡蛋和一顿有肉的午餐）。
何高潮在其《地主·农民·共产党》（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一书中对这一博弈模型已作出了一个经典分析。
但是，当地主与佃农之间对租佃合约没有长期而稳定的预期时，双方就会出现机会主义的行为，佃农的行为主要表现为欠租、赖租（其交易费用可确定为2个单位），而地主则随时准备强行收租或解除与佃农的租佃合约（其交易费用可确定为3个单位）。
在这样一个由第二方即对方执行的博弈过程中，地主退让即佃农获胜，或佃农退让即地主获胜的可能性都有，很难达成一个确定的“纳什均衡”。
正是存在这种或然性，所以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都会同步增加，交易费用随之攀高。
这是地主与佃农之间存在着的不完全信息博弈。
佃农不能确切地知道什么样的要求和做法才是“恰如其份”可以被地主接受，他的要求就必须建立在关于地主反击或惩罚可能性的估计上。
如果估计地主反击或实施惩罚的可能性小，佃农就会逐渐提高其“筹码”；如果可能性大，就会降低其“筹码”。
地主的策略也会建立在对佃农的行为的估计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