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及其意义_庾荣

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到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历时２年，转战十几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在长征中，路经西南、西北地区的包括苗、壮、布依、土家、侗、彝、仡佬、纳西、白、傈僳、藏、羌、回、蒙古等十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地区，这就使党和红军有了广泛而频繁接触少数民族的机会，使党在新民民主义革命早期制定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创造性地运用于实践，也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一、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在长征的整个过程中，我党始终高度重视民族问题。

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结合我国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党一方面把业已制定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工作的实践中加以检验修正，另一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民族政策，从而完善和发展了党的民族政策。

（一）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

坚持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坚持民族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已确定的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根本政策，长征中具体贯彻和发展了这些政策。

针对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反动军阀推选民族压迫剥削政策，少数民族备受歧视和压迫的严酷现实，党通过指令、训令、布告以及标语等形式，向各族人民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主张。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９日，中央红军途径广西全州瑶、侗、苗各民族聚居区时发布了《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主张“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等的权利。

”与此同时，我党还明确指出：“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解放弱小民族的。

”１９３５年１月，针对云贵川三省多民族的特点，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注意争取彝民工作的指示》等文件，大力宣传民族团结、民族平等，“不论汉族、苗族、布依族，不论民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和汉人有同样的权利”；“严厉地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偏见。

”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和《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又严正声明：党主张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和１９３６论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及其意义庾荣（西安财经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陕西西安７１０１００）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６－０２基金项目：陕西省委统战部２０１１年统战理论研究重点课题（ＳＴＺ［２０１１］２６）成果之一作者简介：庾荣，女，陕西西安人，副教授，法学博士。

［摘要］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即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重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实行自治；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意义，一是对红军长征及中国革命的影响，二是长征促进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成熟。

［关键词］长征时期；民族政策中图分类号：Ｄ６１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８５６３（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３３－０３２０１１年第４期（总第８５期）Ｎｏ．４２０１１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８５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３３年５月，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分别发表蒙古族、回族人民的宣言，揭露历代统治阶级，特别是蒋介石政府对少数民族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罪行，庄严宣布，“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这一时期党在关于民族平等的政策方面，一方面提出一切民族一律平等，另一方面提出各民族在一些具体方面如民族观、教育、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要完全平等。

党的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主张，为消除民族隔阂，赢得各少数民族的支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是坚持民族平等的重要内容，是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理解和支持，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措施。

长征中，总政治部到达甘肃的哈达铺、通回民居住区，总政治部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严格要求红军干部战士“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准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０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提出：“谁也没有权利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及其它的一切权利。

”１９３６年４月道孚县波巴政府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喇嘛和喇嘛寺的暂行条例》，这是我党在民族地区颁布的第一个宗教法规，详尽地阐述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彻底废除宗教特权和宗教压迫，主张民主管理宗教事务的政策，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了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

在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方面，党强调少数民族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提高文化、设立学校、人皆有入校读书的权力”。

红军在经过的少数民族地方多用汉文和少数民族语文两种文字，以便于少数民族认读，这体现了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尊重，同时，还编写了少数民族与汉族语言文字对照表，供红军指战员学习。

１９３６年１月，在《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中明确规定我党对于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习惯，不能用威力加以统一和纠正，”也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对于“风俗习惯的统一与纠正”的问题及对其不能用“威力”来完成、暴力来干涉的问题。

这些做法加深了红军与各民族间的感情，增进了民族团结，使红军受到了各族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三）重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红军长征时期，党对少数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非常丰富，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特别是开始突破以往统一战线主要针对少数民族下层民众的状况，把联络和争取民族上层人物作为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底，中央红军在对苗瑶民族的工作中指示：“瑶民的土司管事等，在瑶民心目中还有极大的权威和威信，他们依然还是瑶民民族利益的唯一代表者，一切对外关系，为他们所垄断，我们苏维埃红军也不能不开始同这些代表者发生关系。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标志着党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战政策又更加坚定地向前走了一大步。

这一步使很多少数民族上层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他们抗日的真诚，为与民族上层人士真正团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通过各项工作，红军团结和争取了许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还建立了各种政治和军事联盟，如刘伯承和大凉山彝族地区的头目小叶丹在彝海歃血为盟，就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

（四）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

红军长征时期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干部的培养，并且制定了一系列培养民族干部的政策，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早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中党就指出：“特别注意与培养他们自己的干部。

”１９３５年８月５日，毛尔盖会议指出，必须挑选一部分优秀少数民族“给以阶级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

”１９３６年５月２４日，红军的《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现在各部队及地方机关的回民同志，应当都集中到各政治机关的地方工作部去，并加强对他们的培养，造成强有力的回民领导干部。

同时从工作中、斗争中提拔和培养回民的新干部。

”红军在四川甘孜曾办有藏族干部学校，在甘宁回族区则将少数民族干部集中到有关部门使用，加大培养力度。

北方的党组织在蒙古民族中发展了一批党员，使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和内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得到发展。

长征期间，党和红军吸收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为日后开展民族工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准备了一大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少数民族优秀干部。

（五）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帮助少数民族实行自治。

红军长征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党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历史、社会和经济状况，为切实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自决的原则，提出了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事情的思想。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３４示》中明确指出，至于瑶民在自己区域内是否愿意建立联合政府，苏维埃政府，或者瑶民苏维埃共和国，那完全取决于瑶民自己，由瑶民自己去决定。

１９３５年５月，红军总司令朱德对彝族群众又重申了上述思想。

１９３６年８月，经党中央、中华全国苏维埃政府批准，在宁夏南部地区成立了豫海县（现宁夏同心县）回民自治政府，是党用民族区域自治形式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较早尝试。

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至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的两年时间里，党和红军在所经过的土家、苗、彝、回、羌、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根据其社会形态、宗教信仰、民族风俗等的不同，帮助他们建立了形式各样的民族革命政权，实现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力，抛弃了不仅不能达到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国内外敌对分子反而成为国内外敌对分子分裂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工作的实行联邦制的口号，受到了各族人民的坚持拥护和热烈欢迎。

二、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重大意义（一）对红军长征及中国革命的影响。

民族问题不仅是和平年代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项重要保证。

而特殊的使命、特殊的困难决定了长征是一次事关党和红军以及革命前途的民族工作实践。

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的党和红军面临着众多困难，其中之一就是如何顺利通过复杂而陌生的少数民族地区。

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推行“同化”和“怀柔羁糜”政策，采取残酷压迫的手段，因而造成了民族之间的对立与隔阂。

在红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前，反动派在该地区民族群众中恶意丑化、诋毁红军形象，甚至制造矛盾，力图阻挠红军顺利通过。

而红军在长征时期不断加强与各少数民族的联系，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的举措以及所实行的民族政策消除了少数民族对红军的隔阂，消除了民族群众对红军的误解，使红军赢得了各少数民族的极大拥护和支持，为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在广大红军战士的宣传和模范作用的鼓舞下，各少数民族群众踊跃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支持红军，如红军所到之处，各族人民为红军当向导、翻译、传送情报、修路架桥、保护和安置伤员，为红军筹粮、运粮，提供肉类、蔬菜等食品，各族青年积极参加红军等等。

所有这些使得红军在艰难、险恶的征途中得以生存、发展并继续前进。

正是有了各族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帮助和支持，使红军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最终完成了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

（二）长征促进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成熟。

红军长征时期是党和红军与少数民族接触最广泛、了解最深入的时期，也是探索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时期。

党在这一时期把已制定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工作中加以检验和修正，完善和发展了这些政策，使党的民族政策趋于成熟。

党和红军在长征中贯彻和发展了“反对民族压迫，坚持民族平等，坚持民族团结”这一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政策。

党中央和工农红军提出，民族不论大小、人口多少，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从而具体化了民族平等的内涵，且在长征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向各族人民宣传党和红军的根本任务在于解放各族人民，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