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门头沟区民俗文化特点

北京门头沟区民俗文化特点齐鸿浩门头沟区位于北京的西部，是京城的西部屏障，也是京城通过永定河这个通道西往山西、内蒙古的孔道。

自辽代起就是京畿之地，区域内盛产的煤炭、石材、石灰、琉璃、砂锅，从元代开始就已是京城建筑和生活的经济支柱。

历史的长河缓缓地流过，给我区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做为永定河流域上的门头沟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钟敬文先生在1988年来门头沟区博物馆考察时说：“门头沟这地区，从先史时代起，就有人居住，他们在这里生产、生活和创造各种必需的文化，因为这里是个山区，后来又是一个矿区。

他们所创造和沿袭的风俗、习尚必然要带上这些环境的特点。

同时它地处历代都城近郊，又不断加入由山西、河南等地迁来的移民，这些事实，同样要对当地民俗产生这样那样的作用。

因此门头沟地域虽然不算广阔，但文化、民俗的性质、成分以及呈现在形态上的色彩却是相当复杂的，也是值得民俗学者们注意和深入探讨的。

”那末门头沟区的民俗到底有什么特点呢？笔者根据自己掌握和了解的资料试作分析。

一个地区民俗文化的特点，从本源上说不是被外人总结出来的，而是从这个地区特有的民俗文化事象中表现出来甚至是表达出来的。

所谓民俗文化事象，就其丰富程度和规模来说可能不等，或者是传承、记忆下来的比较完整的有秩序的生活现象和生活环境；或者是比较零碎的语言、行为、器物、制品等个别事物和符号，但都曾经跟这个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具有复杂多样性，由于门头沟区98.5%的地方是山区，永定河作为北京连接山西、内蒙古的通道横穿区境，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人口流动性大，形成了其民俗活动的多样性。

如在语言习俗上就表现得尤为突出，我区位于北京西部，语言以北京话为主体，特别是本区东部的门城地区，在语言、语法、语音和声调等方面都和北京与基本相同，但我区地处京西山区，特别是门城以西的广大深山区，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所以形成了语言上的一些自身特点。

如斋堂话虽被划为北京官话范围，但在语音、声调、词汇上，既不同于京师，也不同于怀承、朝峰。

甚至与周边的河北省怀涞县、涿鹿县、涞水县、北京市房山区、昌平区以及本区的永定河北岸和大寒岭以东地区，也相差明显。

其声调却与并不接壤的冀鲁官话之片的保(定)唐(山)话相近。

从地理上说，斋堂话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方言岛现象。

斋堂话这一方言岛地域面积约八百多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的60％。

门头沟的西部一百多个自然村落、四万余人均使用这一方言，占全区农村人口的近50％，全区总人口的17.3％。

其中，包括雁翅镇西部的青白口村、黄土贵村、碣石村、书字岭村、杨树地村、避静寺、塔儿上等村。

就是居于永定河北岸的珠窝村，也属斋堂话区域。

沿河城地区的35个自然村落，大至数百户人家的沿河城，小至三两户人家的泥皮、仙人洞。

这些村落虽于清雍政5年才归属于京师宛平县管辖，但其语言也属斋堂话。

奇怪的是，居于永定河北岸的向阳口村也讲斋堂话。

现斋堂镇、清水镇，除清水镇的江水河村外，都在使用斋堂话。

斋堂话之所以成为一个方言岛，主要是因为在北京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宣逐怀话的海洋中包围着一个孤立存在的语言小岛。

由于它明显地区别于其它方言，听其音，析其辞，观其语序，便知是斋堂话。

俗话说“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本区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各自产生了当地自己的一套地区性的风俗习惯，也形成了各自地区性的独特的地方语言，按照现在门头沟地区的语言状况，根据语言的语法、语音、词汇、声调等语言特征，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语区，即门城地区、浅山区和深山区。

即使是这样，仍然还有区别，如斋堂话虽仍属北方语言，但其紧邻的江水河村的语言，在语法、语音、词汇、声调上却有着明显的区别。

因此门头沟地域虽然不算广阔，但文化、民俗的性质、成分以及呈现在形态上的色彩却是相当复杂的，也是值得民俗学者们注意和深入探讨。

其次具有独特性，民俗信仰是各民族广泛流行的多神信仰，内容十分丰富，范围非常广泛。

由于它是一个历史的沉积物，源远流长，古今掺杂，既包括史前时代的巫觋及其变异，也包括各种人为宗教如佛教、道教，及民间俗神。

其信仰的重点也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依据本地区的特点，形成自己的信仰中心，形成了与其他地区绝然不同的习俗，而称之为独特性。

如九龙山娘娘庙会，就是具有其鲜明的独特性，因为民俗信仰的所有活动，都是从民众的现实生活需要出发的，具有相应的功利目的。

因为人们最关心的是基本生存条件和正常的生活条件，上千年的开采史，形成了门头沟煤窑、窑工颇具特色的生产、生活和信仰民俗，这又具体地表现在采煤、运煤、用煤、语言、生活、祭神等各个方面。

当然，随着官窑和民窑的不同，土窑和洋窑的不同，这些行业知识又有着差异。

艰难的生产条件和对生命的珍爱，不但形成了窑工的喜酒豪爽的性格，粗狂的言语，同时也形成了窑工对窑神的虔诚。

如门头沟一带盛产煤碳，小煤窑众多，当地百姓多为走窑的、运煤的、开煤厂的，他们除了信奉窑神外，还信奉九天玄女，以求这位善于济贫解危的女神来保佑。

圈门有专门的窑神庙，九龙山的娘娘同样保佑煤业的安全生产，九龙山娘娘庙会也被门头沟人视为“咱沟里的会”。

因窑神，所有的窑几乎成为一个整体，人们要经过相同的仪式、祭奠之后才会开窑、采煤，也形成了对窑神周期性的集体膜拜。

窑主、煤商祈盼煤窑生产平安顺利，窑工祈盼在煤窑中生命平安，加之门头沟地区农历五至八月为雨季，对煤窑生产不利，于是在四月二十九送九天玄女回归本庙休养，煤窑也停止生产。

雨季一过，开窑之前上山请回九天玄女至炉灰坡的九天娘娘行宫，以佑护煤窑的安全，窑工性命平安。

另外，柏峪村秧歌戏是历史悠久的古老戏种，享有戏曲“活化石”之称的秧歌戏，也具有其鲜明的独特性。

柏峪村秧歌戏，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因为柏峪村村民的祖先多为明代从南方迁居到此守卫天津关的军户，为了消除守关的寂寞，将秧歌戏从南方带来，并传了下来。

因其唱腔苍凉古朴，风格独特，以“九腔十八调”而享誉。

秧歌戏角色分生、旦、净、末、丑等行当，其唱腔的源流为明代以江西弋阳腔、安徽青阳腔为原始声腔的高腔戏，而弋阳腔又源于北宋末年在温州诞生的“南戏”。

弋阳腔保存了古老“南戏”的部分传统，如多用打击乐器等。

秧歌戏是历史最悠久的古老戏种了，在城市的戏剧舞台上早已销声匿迹，退出戏曲舞台，而在深山老峪中的柏峪村扎了根，由于柏峪村地处深山，虽然在古代是交通要道，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昔时的古道失去了作用，柏峪村逐渐成为较为封闭的山村，秧歌戏由于村民的喜爱而得以流传。

其三具有自娱性，由于门头沟区98.5%是山区，交通不便，比较闭塞，当地的百姓为了生计年复一年的辛勤地劳作，只有利用春节期间歇冬，举行各种花会表演活动，已达到自娱自乐的目的。

如千军台、庄户两村每年的正月十五、十六举行的古幡会活动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千军台、庄户是相邻的两个山村，地处京西古道大寒岭南侧。

这条古道东通京城，西经大寒岭到斋堂川，在往西通往怀来、涿鹿、蔚县，并可从怀来盆地抵达内蒙古草原。

幡会这一古老的民间村社活动，在此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按照两村的惯例，出门在外的人春节可以不回家过年，但正月十五以前，出嫁的女儿、离家在外的人，都要回到家乡参加幡会活动。

到时共有三百多户人家的两个小山村，家家参与，人人上阵，幡会活动牵动着每户人家的心弦，如此轰轰烈烈的场面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着眼于门头沟主体居民村落生活和与外部交往的生活，我们可以观察出门头沟区民俗文化具有如下一些特点：其四、山里、山前的差异与相互衔接门头沟区全境，山地广布，仅在东部边缘有很小一片山前平原。

山里与山前居民在生活方式和语言上都有比较显著的差异，形成两种民俗文化的风貌。

这种情况也反映出门头沟人在与外界交往关系上的衔接性结构——在过去的年代里，山里居民生活相对封闭，主要是在参与商贸运输的活动中与山前居民进行交往；而山前居民与北京城、近郊区的居民则多发生直接接触。

随着山区里矿业生产的发展以及交通条件的日益改善，门头沟境内两种面貌的民俗文化之间界限有所模糊，但基本上还保持着差别。

区内流传的一些俗语、口头传说就反映出两部分居民对于对方生活习惯的评价。

其五、与北京城区居民生活的紧密联系长期以来，门头沟区一直是向京城百姓提供煤炭、建材等必需原材料的产地和供应地，这就大大拉近了门头沟居民与城区居民之间的情感距离，也使得门头沟成为北京整体民俗文化的源头之一。

一些传统的民俗事象言说了此地人的生活与京城百姓的生活之间相互依存的紧密联系。

“东有张家湾，西有三家店”，说的是京西的永定河与京东的大运河一样，都是北京人赖以生存的水上运输通道。

“先有檀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更象征性地表达了北京人对门头沟历史地位的看重。

“金顶妙峰山”闻名遐迩，而每年四月初一至十五来这里朝圣、设茶棚的人却多是来自北京的城区。

其六、来自西北等地方文化的渗透门头沟既是北京的西部屏障，又是北京联系山陕地区的最近通道，受此影响，民俗文化中包含了较多来自北方民族和其他地域文化的成分。

山里至今还保留着许多边关要塞的遗址，现在的公路是建在古老“西山大道”的基础之上，发源于晋北的永定河依然在日夜流淌。

古商道上的老年村民都还清晰地记得驼队往来的情景，记得张家口地区的人曾经称呼他们是“关南客人”。

山村里尚存有古戏台，老年人还能演唱秧歌戏和山梆子戏，音调苍劲悲凉，让人感受到当年戍守边关的将士思念故乡的情怀。

这些都印证了门头沟居民及其生活文化传统的多方根源。

其七、村落形态的多样性由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京城、国家政权有不同方面的联系，门头沟村落生活的面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可以称为村落形态的多样性。

除了在民众当中保留着诸如军户、坟户、商户或瓷窑、码头等口头传说的记忆之外，还能够从民居特色、街道布局和某些历史性建筑上看出这些村落生活面貌的不同。

比如军庄村的棋盘街、边墙和宅门等，都显示出曾是官军驻守之地的威严。

陇驾庄村村民中近三分之一是满族，且聚居于村西，而村西北就有清代和硕显亲王丹臻墓的大型墓园。

三家店村和琉璃渠村在东西两面扼守永定河出山的第一个渡口，两村均保留着古商业街的完整面貌，在北京地区已属罕见。

石厂村在明清两代有青石料厂，所采石料供宫廷建筑所用，现在村东仍保留一处明代过街楼，东北有玄帝庙，村西有圆照寺，都是取精良石材，雕凿搭砌而成。

川底下村的四合院民居聚落，依山坡地势而建，高低错落呈扇面形状向下延展，印证了明代古驿道开辟以来的村落发展史。

其八、村落的开放性村落形态的多样性，也表明了这里农村的生活方式不完全受自然条件限制而整齐划一。

相反，由于与北京城区的特殊联系，村落生活拥有一定选择的可能性；村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也容易打破自给自足的局面，开放性程度比较高。

与此相一致，村落之间的日常互动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联村的民俗文化活动比较多见，既体现地缘政治关系，也受到业缘和与外部世界特殊关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