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能量散文诗

正能量散文诗

正能量话语下的散文诗阐释

——读周庆荣的散文诗集《有理想的人》与《我们》

文学与时代总是保持着一种互应与互衬的暧昧关系，这是一衣带水而无法割舍的。在中国的当代文坛上，周庆荣以诗人独具慧眼的洞察力和直面现实人生的魄力直击当代文艺创作中“正能量”话语阐释缺失的弊病，并从精神生态学的高度阐释与传递着文学创作中积极的心灵正能量对于高压生存境遇下人们精神生态的和谐和心灵世界的净化所产生的积极向上的善性力量。他在散文诗集《有理想的人》和《我们》创作的主体建构过程中，一开始就表现出有意区别于低迷的小资情调、流行的大众化感伤、纯唯美化的个人抒怀和哗众取宠的小做作式的诗歌书写，而是标新立异，以他特有的阳刚之气，直面现代社会里人们的生存困境，着力于“意义化写作”（诗人周庆荣语），关照生态危机下人的生存现状，正如周庆荣所倡导的：“散文诗的意义化写作能更多地关乎我们当下生活，从而凸显我们自身的态度并能将理想的精神赋予清晰的现实指向”①。诗人这种创作的指向

性和远见的可贵性也正在于他以散文诗写作的方式填补当代文坛“正能量”话语介入文学创作对现代社会中人们当下生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阐释上的空白，他甚至将从诗歌话语力量的建构到内在“正能量”的传递与激发作为主线式叙述，并将其上升到突显一种高尚、厚德、善美的积极人格力量，同时，人的价值获得崇尚与尊重，人的精神世界在“正能量”的影响下呈现健康与和谐，这种高屋建瓴式的眼光无疑值得赞叹。

反观21世纪的今天，人们会深切感受到物质社会的极大发展和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安适与享受的同时，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错位，人们在物质资源不断丰富的生存空间里，精神的需求却不断地被种种危机所纠缠：伦理意识的淡薄、道德感的滑落、孤独感的加剧、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化、陌生化、猜疑与不信任的泛滥、人文关怀的不充分与缺失、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体认的逐渐沦丧以及人性的异化、思想的匮乏与虚无、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矛盾的渐趋激烈、人对自我认识态度的模糊、无所谓与冷漠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困扰着人们对现存世界的合理性认识，也困扰着人们精神世界的健康需要与良性循环。这些现象呈现背后指认的也恰恰是一种生态危机和人的生存困境局限延伸与

扩张的本质反映，这无疑也在给人类生存命运的健康运转与可持续延进敲响警钟，反思和重新审视人类自身也成为一个不可回避与亟待重视的生存诉求。这些现象的出现，也促使着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的自我精神存在关系层面和谐、平衡的理性回归式反省，就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位一体化的平衡协调发展而言，既是诉求的反映，又是一种积极的期待。

对于自然与人文、物质与理性、科技与精神、社会存在与人的生存状态之间关系的思考，尤其对于人的精神需要与危机感的存在之间关系的思考，引发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就现代社会人的精神生态状况而言，德国的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其著作《时代的精神状况》中将人的精神恶化的现象称之为“技术进步中的精神萎缩”，并将人的精神状态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恶化联系起来探究生态危机问题存在的根源。比利时的一位著名生态学家P·迪维诺（PaulDuvigneaud）1974年在其《生态学概论》里明确指出了现代社会的“精

神污染”给人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困扰，他提到：“在现代社会中，精神污染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人们成了文明病的受害者”。这种生态学意义上的精神解剖，对现代社会生存境遇里人的心灵净化与健康心态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也深入人类内在的精神深处，在其《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中提出“要根治现代社会的弊病，只能依靠来自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神革命。社会的弊病不是靠组织机构的变革就能治愈的……唯一有效的治愈方法最终还是精神上的。”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他还提到“人必须有一种新的精神基础。如果找到某种新的基础，并能依靠这一基础根治现代社会的弊病，那么，人们就能在这种新的、更理想的精神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崭新的、更完善的社会。”美国的欧文·拉兹洛在其著作《人类的内在限度：对当今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异端的反思》中将人类对未来的认识和期待、人类如何超越自我以及人类如何走出生态困境提出了“内部革命”的主张，他认为“人类面临着一个严峻却得不到广泛认识的问题，即决定人类存亡的不是外部极限，而是内在限度；不是地球的有限性或脆弱导致的物质极限，而是人和社会内在的心理、文化尤其是政治的局限。”拉兹洛这里的“内在限度”无疑与对人类精神生态的紊乱思考有着紧密的联系。我国生态文艺学家鲁枢元教授从生态学出发，进一步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层面阐释他对生态困境背后危机生发的深度思考。他认为，“人不仅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同时还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

就人的生存状态而言，除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还应当有一种精神生态。”他以精神生态的细微研究为基底，提出“精神生态学”的概念，将人的内在情感与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在关注人的精神主体建构健康存在与演进的同时，也在谋求着对整个人类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平稳行进和谐局面的实现。《疯牛病与精神生态》一文是鲁枢元对人的精神局限与萧条化的危机存在所进行的一次深入的反思式映现。他认为：“生态危机已经透过生态的自然层面、社会层面深入人类的精神领域，人的物化、人的类化、人的单一化、人的表浅化、意义的丧失、深度的丧失、道德感的丧失、历史感的丧失、交往能力的丧失、爱的能力的丧失、审美创造能力的丧失，在日益加剧。这种精神生态方面的危机，反过来又助长了整个地球生态的颓势，拯救地球，恐怕还必须从改善人类的精神状况开始。”可见，鲁枢元的见解是很贴切的：挖掘生态危机背后隐性毒素对人们精神健康蚕食的本质根源，并将精神状况的改善作为人类生态危机破除的必要努力，这种眼光的独到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他还进一步在《生态解困：期待一场精神革命》一文中把“精神革命”作为生态困境解除的一种期待，这对于生态困境的解围与和谐精神生态的建构是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周庆荣则更是紧密在时代、社会与人的精神生态建构之间果断地发出以正能量的诗歌话语阐述精神维度积极创作的紧迫性宣告，他在散文诗集《我们》里，以“我们”这种满蕴力量的大众语势和昂扬的姿态所付出的积极努力给中国当代的散文诗坛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范例。崔国发在《“我们”的精神向度与一代人的命运之书——评周庆荣的散文诗集〈我们〉》里写道：“他的代表作，不是那种即食即饮式的快餐和软饮料，而是作用于人的精神使人的理想境界得到提升的‘大诗歌’，乃是一部既肩负历史的重载又承受时代的使命，具有普世价值和永恒意义的扛鼎之作，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所置身的生存境界与生存价值进行审视与思考之后赋写的命运之书，是融入诗人心血和独特的感受且被凝炼升华而具有普遍性与表现力的艺术佳构。”周庆荣充满正能量的诗歌话语写作，在承载历史使命与时代职责的同时，对“灵魂叙事”的深刻发掘也是值得关注的。罗小凤在《灵魂叙事视阈下的“我们”——读周庆荣散文诗》中写道：“在灵魂叙事严重缺席的当下，周庆荣的散文诗以‘繁华落尽见真淳’的淡定、从容、平缓与开阔在铺展开‘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图谱后，又进一步超越了‘一代人’的视线，最终抵达人类性的情怀，无疑是以灵魂叙事的诗歌话语构筑出的一道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