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政治]论汉代古今文经的发展演变与政治之关系
古文经学与东汉政治
目 录摘 要 (I)Abstract (II)目 录 (III)引 言 (1)（一）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1)（二）课题研究现状分析 (1)1.古文经学研究 (1)2.经学与政治的研究 (2)3.港澳台地区相关研究著作 (4)（三）文章创新点 (4)一、东汉的古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家 (5)（一）古文经学的定义 (5)1.古文经学：“古文”与“古学” (5)2.“古文”与“古学”的特点 (7)（二）东汉的古文经学家 (8)1.古文经学家：以“古学”治“古文” (8)2.古文经学家的政治群体意识 (9)二、东汉古文经学的传承与发展 (11)（一）东汉古文经学的传承 (11)1.东汉《左传》学的传承 (11)2.东汉《周礼》学的传承 (11)3.东汉《毛诗》学的传承 (12)4.东汉《古文尚书》学的传承 (12)（二）东汉古文经学家的做官情况 (13)三、古文经传的征引与东汉政治 (15)（一）征引古文经传的特点 (15)（二）东汉诏书、奏书中的古文经传 (16)1.引古文经传决狱 (17)2.引古文经传处理皇族事务 (17)3.引古文经传言灾异 (20)4.引古文经传参与国家决策 (22)5.引古文经传举荐弹劾官吏 (26)四、古文经学与东汉政治集团 (28)（一）古文经学与外戚的士人化 (28)1.外戚“通古文经而致用” (28)2.“古学”的兴起与外戚门生故吏的扩大化 (28)（二）古文经学与东汉士大夫政治 (29)1.东汉“儒生”、“文吏”结合的转向 (29)2.“古文”与东汉士大夫政治 (29)3.“古学”与东汉士大夫政治 (30)五、东汉古文经学无法成为显学的原因初探 (32)结 语 (35)参考文献 (36)致 谢 (39)引 言（一）选题的价值和意义经学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特有的部分，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法律、经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政治与文化结合的产物。
周予同先生曾指出，“经的本身就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文化教育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差异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差异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差异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是汉代两大经学流派，它们在文字形式、对孔子的看法、研究重点、代表经典、政治地位、发展趋势及学术特点等多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文字形式与版本差异今文经学使用汉代流行的隶书记录经典，而古文经学则采用先秦古文字。
这种文字形式的不同，导致了两者在版本上的差异。
今文经学所依据的经典，多为汉初儒生通过口传并用隶书记录下来的版本，而古文经学则基于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发现的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经典。
尽管两者在文字上有所不同，但并非绝对，因为古文经可能有今文抄本，今文经亦可能有古文祖本。
这种文字形式的差异不仅仅是书写工具和风格的不同，更深刻地影响了两派对经典的理解和诠释。
今文经学由于采用隶书，文字较为简化，便于传播和普及，因此在汉代的社会中更为流行。
而古文经学由于使用古文字，文字复杂且难以理解，导致其在学术圈内的传播相对较为局限。
然而，古文字的使用也使得古文经学在解释经典时更贴近原始文本，保留了更多的历史信息和文化背景。
对孔子的看法与研究重点今文经学视孔子为“素王”，认为六经皆为孔子所作，强调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
这种学派以董仲舒、何休等为代表，最重视《春秋公羊传》。
相比之下，古文经学则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训诂，与现实政治联系较弱。
古文经学以刘歆、费达等为代表，最重视《周礼》。
今文经学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对经典的解释来指导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强调经典的实用性和指导性。
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理论便是今文经学的典型代表，试图通过经典解释来影响汉代的政治决策。
而古文经学则更注重对经典文本的字词解释和历史背景的考证，力求还原经典的原始意义。
刘歆在《周礼》中的研究便体现了这种学术倾向，他通过对古文字的研究，试图揭示经典中隐藏的制度和文化信息。
政治地位与学术特点在政治地位上，今文经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深受统治者重视，而古文经学则多为民间学说，仅在王莽时期短暂立为学官。
略论两汉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略论两汉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作者：焦中信来源：《魅力中国》2009年第01期摘要：两汉今、古文经学斗争的性质，西汉时表现为古文经学、立学官为封建统治服务，且以“广利禄之途”为一目的；东汉时表现为维护封建道统的斗争。
斗争的实质则是今、古文经学派之间的政治较量。
今、古文经学历经两汉，走向了最终融合。
关键词：两汉；经学；斗争与融合孔子以前，有经说而无经名，经名始自孔子。
初，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记，弟子辗转相授谓之说。
今谓十三经者，西汉为《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东汉增《孝经》《论语》，是为七经；唐《礼》分为三：《周礼》《仪礼》《小戴礼记》，《春秋》亦分为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梁传》，合《诗》《书》《易》为九经(无《孝经》《论语》)；宋代重起《孝经》《论语》，又附《尔雅》、《孟子》，合唐九经，终成十三经。
治经必宗汉学，而汉学亦有别。
西汉以今文经学为主，专明大义微言；东汉则兼杂古文经学，多详章甸训诂。
两汉经学今、古文的发展有一个相互斗争、此消彼长、最终达到融合的过程；经学盛于汉。
汉亡而经学衰。
“郑学”(郑玄之经学谓之“郑学”)出而今、古文经学皆亡。
一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
经说传自孔门，传统意义上的儒家经学起于西汉初年，至汉武帝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经学方取得统治地位。
所谓今文经，指以当时的文字隶书书写而成的经书，时人以隶书为当时通行文字而称之为今文经。
汉初之经，或摭拾于秦火之余，或口受于秦博士故宫，终以授徒者，必改为时文隶书。
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坏孔子宅。
得《尚书》、《礼》、《论语》和《孝经》等凡数十篇，献与汉武帝。
这些经书皆用汉以前的古文字写成，被称为古文经，其学说的传授被称为古文经学。
而在此之前的经学则相应地称为今文经学。
今、古文之别，文字之异为其标，宗派之异为其本。
二两汉期间，今、古文经学有四次重要的斗争。
其中，西汉末年一次，东汉初年三次，以下略作分述。
汉朝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总结范文
汉朝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总结范文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涵盖了两个主要的王朝：西汉和东汉。
在这个时期，汉朝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呈现出许多独特的特点。
本文将对汉朝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进行总结，以展示这一时期的重要性和影响。
首先，汉朝政治制度相对稳定。
西汉朝廷采取了“五官中郎将”和“丞相”等官职体系，较好地实现了权力的分散与平衡。
而东汉时期，官僚制度逐渐发展完善，加强了中央政权的掌控能力。
这些制度的建立使得汉朝政府能够相对稳定地掌控国家大政方针，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其次，汉朝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
在农业方面，汉朝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国家经济收入。
通过改善农田灌溉和农业技术，增加了农产品的产量。
同时，城市化的发展也带动了商业和贸易的发展。
丝绸之路的建立使得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得以进行，为汉朝繁荣崛起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汉朝的思想也呈现出多元化和开放性。
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得各种思想学派得以充分发展。
儒家、道家和法家等思想主张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政治行为。
儒家的“仁爱”思想强调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体现了人本思想。
道家陶冶人的性情，追求自然和自由。
而法家的思想主张则注重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力。
各种思想学派的交相辉映，为汉朝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和创造力。
汉朝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作为先秦文化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汉朝文化呈现出独特的特点。
文人墨客与士人共同促进文化的繁荣。
在文学方面，汉赋、汉诗和汉乐等文学形式得到了发展和创新。
历史学也在汉朝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史记”和“汉书”等历史著作成为后世的经典之作。
此外，艺术和音乐等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丝绸、瓷器和青铜器等手工艺物质的制作技术也高度发达。
汉朝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中央集权的规范和分权制度对后世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济上，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思想和文化方面，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略论汉代今文经学的发展演变
略论汉代今文经学的发展演变作者：曾艳曾庆硕来源：《群文天地》2011年第06期经是自西汉以后，经过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所认可的作为国家统治思想和培养士人官员的教科书，如《诗》、《书》、《礼》、《易》、《春秋》等。
而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适应某种需要而给经书作出的解释，就是经学。
经学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综合性的学问集成，它无所不包(在汉代，所谓的文学就是经学)，同时又是统治阶级内部进行思想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两汉时的经学是中国经学史上的早期阶段，也是经学产生的时代。
两汉经学主要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
严格说，西汉时期的经学是今文经学，这与东汉时期的古文经学有区别。
西汉末期，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批用先秦时期的古文字写成的经传，如《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这些经传后来被称为古文经。
此后，今、古文经学便开始了长期的斗争和融合。
纵观两汉，今文经学始终作为经学的正统而传于世。
一、今文经学的产生及其原因今文经学派是两汉间以儒家经书研究而形成的学派，它的出现需溯源至秦始皇的思想政策。
秦始皇采用李斯的建议，除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外，民间所藏的先秦百家之书尽皆焚毁，仅存官方所藏，也只有官方职司博士官者仍可研究阅读。
西汉初期，高祖时有陆贾著《新语》十二篇、文帝时有贾谊著《新书》等事，皆以儒学观念为基础。
朝廷也立儒经博士，承认儒学的正统地位，“《困学纪闻》云：后汉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经博士。
”’但为汉初统治阶级所推崇的、用以指导政治的是以道家为核心，融合了法家思想的“黄老之学”。
“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
景帝以辕固生为博士，而余经未立。
”(《经学历史》·皮锡瑞·清)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这一措施标志着经学的正式成立。
汉武帝时经学开始昌盛并最终取代“黄老之学”而取得统治地位，原因有三：1、刘邦建立汉朝，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尤其是经过“文景之治”，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以后，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大为巩固，封建经济也发展起来。
经学与汉代政治思想的演变
经学经学——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
天命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的精神支柱。
惟有人类精英——圣人才能知天命。
圣人死后，圣人对天命的认识就在他们留下的经典书籍中。
对经书的学习、解释，形成一门中国特色的学问——经学。
汉代汉武帝后，儒家经学成为官方法定的意识形态，从此后两千多年里，经学始终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崇奉。
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往往通过对经书的不同解释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政治主张，产贯彻到实际的政治活动中。
这种以经学为形式展开的政治理论斗争贯穿中国经学史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
经书。
经书就是儒家学派所尊奉并为中国封建时代官方政府法定的几部典籍的总称。
在先秦时代，儒家学者们所学习和传承的只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
汉武帝时，诗、书、礼、易、春秋遂被立为五经，因为乐是空有其名而无典籍留传。
宋代一度扩大到13经。
值得提出的是，宋代儒家学者继承唐代韩愈的做法，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
四书形成后，特别是朱熹作《四书集注》以后，其在经学上的地位和对现实政治的影响都远远超出的五经，构成经学史上极重要的范式转换。
经学是以经书为文本、以孔子儒学为解说的官方法定的意识形态载体，是思想统一的标准，只能学习、解说，不准怀疑、违反。
(周桂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第77页。
)经学确立后，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
两千多年的经学史，可说是一部经学内部派别斗争的历史，大的有汉学、宋学之争，汉学之中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中又有齐学、鲁学之争，齐学中又有不同的师法、家法之争。
这些派别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于对经典的不同理解所产生的经学问题，而实质却是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的不同政治利益在学术上的反映。
但经学总体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在经学的范围内，通过对中国封建政府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经典的解释来展开论争的，都尊奉孔子为圣人，都服务于现实的封建政治。
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说，汉代经学的义理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伦理道德最高本原的论证，一个是自然和社会整体的内在秩序的探索。
经学与政治的关系
经学与政治的关系讲“经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话题我分为两个部分来展开，一部分是举一个特殊的时期—洪武时期说明经学与政治的关系；另一部分是从经学的历史来把经学与政治的关系。
一、洪武政治对中国经学的重构重估洪武时期经学思想及成就是研究明代经学史的重要一环。
洪武政治通过对中国经学的重构使经学走上了通经致用的健康道路。
（一）、循经致用与崇尚经义朱元璋不是学者，但乐于同学者交流，与其交往过密的有刘基、宋濂、危素、张以宁等极一时之选的学者。
在交流过程中，朱元璋对经学产生了朦胧和朴素的认识。
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草莽气质，还使其体会到了经学的重要性。
1.利用《周礼》确定官制。
洪武元年，朱元璋要求按照《周礼》设置六部官员。
朱元璋称“：成周之时，治掌于冢宰，教掌于司徒，礼掌于宗伯，政掌于司马，刑掌于司寇，工掌于司空，故天子总六官，六官总百执事，大小相维，各有攸属，是以事简而政不紊故治。
”二年，他命令吏部按照《周礼》标准定内侍官数量，他又根据《周礼》否定了玉辂制度。
2.利用《尚书》改变文风。
洪武二年，他敕翰林为文无事浮藻：“古人为文，以明道德，《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
”六年，诏禁四六文词：“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实不华，诚为千万世法。
”朱元璋要求用经书的语言风格作为当时的文风的典范，表明朱元璋对《尚书》的文学特色也有朴素的认识。
3.利用《周易》制定兵制。
洪武元年，朱元璋禁止宦官预政典兵。
他借用《周易》之语曰“：《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
”4.利用《诗经》进行人伦教育。
二十四年七月，龙江卫吏乞守制。
尚书詹徽不听。
朱元璋称：“夫与人为善犹恐其不善，若有善而沮之，何以为劝。
《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乃独不然耶？徽大惭，吏遂得终丧。
”朱元璋引用《诗经》语句晓谕臣下，其实质就是将《诗经》记载作为历史事实来对待。
从文学性作品中发现历史资料的价值，这是朱元璋对于《诗经》学研究的突出贡献。
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作者：曲宏实来源：《商情》2014年第27期两汉的今古文经历了斗争和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受政治影响很大。
在政治和学术的共同影响下，今古文经走向了统一。
在今古文经的融合中，许慎和郑玄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郑学的出现是汉代传统经学改造和融合最终完成的标志。
两汉今古文之争融合许慎郑学一、斗争西汉哀帝之前立学官五经皆为今文经，当时古文经未出，故“古今文经”名称未立，无所谓争论。
大胆地系统地提出各种古文经《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毛诗》等，要求立学官，以与今文十四博士相抗衡者是刘歆。
但刘歆的建议遭到今文博士抵制，至此始有今古文之争。
就史书记载看，较重要之斗争有四次，第一次发生在西汉末年，其他三次发生在东汉初年。
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提出为《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毛诗》立学官的建议遭到太常博士反对。
刘歆为古文经立博士理由有二：一、今文经因遭秦火而残缺不全，古文经则较完备，可补今文经之缺。
如《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又如《礼古经》（古文《逸礼》）比高堂生之《仪礼》多三十九篇（这三十九篇即《逸礼》）；二、古文经较今文经可信。
以《左传》为例，左丘明为孔子同时代人，亲见夫子，好恶与圣人同，而公羊、榖梁等人则在“七十子”之后，传闻之于亲见详略不同，可靠性亦不同。
博士们一方面辩解说今文经是完备的，另一方面攻击古文经是伪造的。
另有一些博士“不肯置对”。
刘歆求助于孔光，孔光亦不肯帮忙，刘歆在一气之下写成一封著名之信《移让太常博士书》（见《汉书·刘歆传》）：“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
”因言辞激烈引起众博士大哗，“诸儒皆怨恨”，当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辞职相抗议，大司空师丹亦大怒，奏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
”刘歆因得罪掌权大臣，恐诛，请出外任。
第一次古今文经学的斗争以古文经失败告终。
直到王莽执政，重用刘歆，扶持古文经学，《古文尚书》、《礼》、《春秋左氏传》、《毛诗》、《易》及《周礼》都立了学官，古文经学才第一次取得合法地位，但“新”朝短命，古文经博士又都随之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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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代古今文经的发展演变与政治之关系
在汉代，今文经和古文经的争斗不单是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由此，今古文经的斗争一直备受专家学者的关注、本文试图以今古文经为点，展开一幅汉代经学历史，从中探求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一、今古文经之间的异同
儒家经典的传播因秦朝的焚书坑儒等措施和秦朝末年的战乱而出现了断裂层、这就导致汉代的儒学经典出现两种传本、一种是由经师依靠记忆、背诵，口耳相传下来的，用当时汉代通行的隶书记录来的文本，称为今文经;一种是由地下或孔壁挖出来的和民间所献的，用不易辨识的籀文、六国文字等先秦古文字抄写的经书传本，称为古文经。
在此基础上，今文经学侧重阐发经典中的微言大义，经常借题发挥;而古文经则常通过文字训释、名物考证等手段来阐明文本的含义。
今文经出现时间早，汉初传授者多是前代遗老，因而得以立官学，古文经相较多出现得晚，再加上古字不好辨识认读，因而在当时的流传范围和影响都较小。
二、今古文经的发展演变
学者一般认为，从西汉末到东汉末，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进行了四次较大的争论，第一次发生在西汉后期，另三次则都发生在东汉，直到东汉末今古文经合流，这种争论方才告终。
在四次斗争中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都得到了各自发展，西汉的今古文之争，是利禄之争;东汉的今古文之争，则属学术道统之争。
大体而言，在西汉哀帝之前，今文经学的特点是:著述形式由简而繁，章句之学盛行;说经重在经文义理的阐发，其中略带阐述己意，有空而不实的特征;今文经学注重通经致用，将学经与治世相沟通，而不纯专为学术而研究经学、在今古文经的争斗中，今文经出现与以往不同的改变:章句逐渐由繁而向简转变，由近于空疏的义理阐释向着重史实和名物训话方向发展，由通经致用的功利性向着学术味较浓的条例化方向发展。
简而言之，在治经方式和治经风格等方面今文经学都明显表现出向古文经学靠拢的倾向、这是今文经学在与古文经学争斗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东汉末期今古文经能够合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今古文经与汉代政治
经学无论是今文经或是古文经都是以为政治服务为最终目标，尤其是今古文经之争和二者地位的此消彼长，都表明了经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
(一)今古文经自身的学术旨趣与统治者倡导的时代主流
学术的发展与政治的导向有着密切的联系，君主喜好决定着政治的走向。
比如，东汉建立者光武帝善谶，于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及显宗(汉明帝)、肃宗(汉章帝)因祖述焉。
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言。
说明谶纬在东汉时代掌握了学术的话语霸权。
光武帝虽有提拔《谷梁传》的意愿，但《谷梁传》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
不晓图谶恰恰反映出古文经学者独立不依的学术操守和学术品格，这也正是古文经学备受人尊敬的地方。
对于政治的依附，虽然能够使学术获得发展和辉煌的机遇，结果是俗儒趋于功利的
追捧，他们目光所及是仕进的希望和由此而获得的拜官封侯香车肥马，今文经学的发展现状就是古文经学无法逃脱的宿命，这或许就是桓谭、卫宏并共毁訾废古文经于学官而欲使其保持自由发展的不可为人所道的原因、
(二)今文经的通经致用
今文经学与谶纬相结合，揉进阴阳五行、神话传说、方术迷信等内容，长时间在汉代占据官方学术地位，并逐渐成为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
因此，今文经家为了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顺应谶纬的变化，作出体面而又合乎时宜的反应，便用谶纬之说来解释儒家经典、
今文经学通经致用不仅表现在理论上为统治者的思想统治服务，在实践中经义往往也是断定是非的有效标准，对国家政治的指导作用日益增强。
今文经学者认为无论什么大道理都出自于经书，他们五经经义的阐释，因阐释者不同以及阐释者时代不同，可以对经作应时之需、应势之需的解释。
汉代政治尤其是东汉政治在谶纬思想的影响下，带有了一层神秘色彩，现实政治也走向神秘的怪圈。
如:以《春秋》断狱，以《禹贡》治河，以《诗经》当谏书等。
而王莽为了在后来的改制之事上证明自己是合法的继承者，便以今文经学作为思想基础，他利用着当时的学术潮流，利用着当时的民间迷信，以欺骗汉家的孤儿寡妇，并欲以一掩尽天下人的耳目、这种便利是西汉经今文学派赐给他的。
经与谶纬结合相当密切，但决不可认为今文经学信纬书，以为孔子微言大义间有存者，而古文经学只是斥纬书为诬妄。
(三)古文经中的作伪
刘昕作为第一个为古文经学摇旗呐喊的人，在主张古文经学的同时却也利用谶纬为王莽的代汉提供依据、他重新整理了古史系统，为了迎合五德终始说，在《左传》文公三年、襄公二十四年、昭公二十九年以不经意的方式故意插入三段叙述夏代豢龙氏刘累为陶唐氏(尧)之后的文字，篡改了帝系，杜撰了少皞帝，欺骗了人们近两千年。
古文经学在两汉之际，尤其是在王莽执政期间地位有所上升，体现了古文经学的兴起必然是与政治相联系的、史载:王莽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
这也是东汉之初，古文经学日渐成熟并且大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古文经对政治文化有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今文经学中阴阳灾异演变为截纬迷信，通过制造符瑞灾异形成社会舆论，为种种互相争斗而夺权的势力所利用;另一方面古文经为当政者有意篡改，妄图从古文经中寻找依据以正其名，维护其政权的正统性。
由上所述可见，从西汉至东汉，今文经与古文经之间的斗争源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形成的内在互动，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
这种转移，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学术发展的正常轨道。
今文经学与谶纬相结合，披上了神秘的色彩，今文经家为了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为了应时之需、应势之需，不惜以牺牲学术个性为代价，使得解经方式愈加繁琐，反而造成了今文经的衰落。
如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对公羊学神学化的改造与东汉公羊学对光武帝好谶纬的紧密呼应、当政者篡改古文经以妄图寻找依据，维护其政权，使古文经学在东汉之际地位逐渐提高，可见它的兴起与政治有紧密的联系、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传统当中有着一种实用主义精神，做事的出发点都是以实用、功利为主，学术上或多或少的也带有这种特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学术而学术也只是一种完美的幻想，
因为纵观中国千百年的历史，能否找到真正意义上的纯学术呢?学术与政治永远都是紧密相连的，政治要通过学术的方法去粉饰，学术的发展要得到政治的支持;而它们之间又是对立的，正如徐复观所言:学术对社会国家直接负责，是通过教而不是通过政，教是在自由中进行，而政治则总带有强制性、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在学术与政治间找到适合的心灵空间，把握度，真正的学术才会在这个空间里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