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经典诠释及其意义【比较经学】
跨文化语境下拉赫玛尼诺夫音乐作品对中国民族音乐创作的启示
跨文化语境下拉赫玛尼诺夫音乐作品对中国民族音乐创作的启示1. 引言1.1 拉赫玛尼诺夫音乐作品在中国的影响拉赫玛尼诺夫是俄罗斯音乐史上的巨匠，他的音乐作品不仅在西方世界广受欢迎，也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
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作品富有浓厚的俄罗斯民族特色，其中融入了东正教会音乐和俄罗斯民间音乐元素，给人们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
在中国，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作品也备受欢迎，他的钢琴协奏曲、交响曲以及钢琴独奏曲经常在音乐会上被演奏。
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才华，也让中国观众对西方古典音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欣赏。
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作品在中国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音乐演出领域，他的作品也激发了中国音乐家的创作灵感。
中国作曲家们通过学习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语言和创作技巧，融合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创作出了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国际水平的音乐作品。
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作品在中国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他的作品不仅让中国观众享受到了优美动人的音乐，也启发了中国音乐创作的多样性发展。
1.2 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的跨文化交流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的跨文化交流是一种独特而富有挑战性的交流形式。
在这种交流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音乐艺术家们需要跨越语言、思维方式、乐理体系等多个领域的障碍，去理解和接受对方的音乐艺术，同时也要尝试融合和创新，以创造出新的音乐形式和风格。
中国民族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包括音阶体系、调式结构、节奏感和和声处理等方面。
中国的传统音乐注重五音十二律的调式，强调气韵生动和情感表达；而西方古典音乐则更加注重音调的精确性和逻辑性，追求对称和平衡。
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不同文化对音乐的理解和感受方式的不同，也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可能性。
在跨文化交流中，中国民族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的相互融合和影响，不仅促进了双方音乐风格的发展和创新，也丰富了整个音乐界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通过学习和借鉴对方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音乐艺术家们能够更好地拓展自己的创作领域，创造出更具有独特性和国际性的音乐作品。
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经典诠释及其意义【比较经学】
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经典诠释1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一向是来华耶稣会士的必修课，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一个又一个“四书”的西文译本，而以1687年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出版的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最为著名。
在这些西文译本中，耶稣会士无疑对儒家观念施以基督教式的诠释，而且事实上突破了利玛窦所宣称的孔学和理学的界限，不仅选择了朱熹编定的“四书”并倚重张居正的注本，还对理学家的观念进行一些曲解以使此书看起来符合“孔子相信上帝”的论调。
比如对“至善”的解释，朱熹解，明明德和新民这两者都当达于至善，善为事物当然之极。
耶稣会士则补充，明明德和新民之后要努力达致永恒的至高之善（supreme good ），这“至善”被译为有玄学和神学意味的“summum bonum”，即supreme good 。
及其意义——以利安当《天儒印》为例吴莉苇内容提要：传统的文化交流观念通常期待外来文化能够在本文化的学统之下理解本文化及相关经典，并惯于以外来者理解了多少、正解了多少、曲解了多少作为判断外来者之文化态度、交流策略、学习能力的标准。
这样的观察视角往往会忽略或轻视文化交流或文化撞击中产生的一些新事物的价值。
然而，产生新事物其实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功能和重要议题，在讲求“跨越”和“多元”的今天，有必要正视或重新定位那些（以传统为模型而衡量之）看似不经或不准确的事物，并以此为契机思考，经典或传统的时代性价值该如何呈现，经典或传统的再生空间该如何构筑。
利安当的《天儒印》竭力用天主教的一神论、道德观、礼仪含义及人类由来说解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的一些格言，使之成为天主教观念的注脚，因此正是思考跨文化诠释议题的良好个案。
关键词：中西文化交流，经典诠释，传教士一、引言2另一方面，以利玛窦《天主实义》为代表，耶稣会士以及接受耶稣会士指导的中国天主教徒也留下不少中文宣教作品论证“天”和“帝”即为天主，但这些作品普遍遵循利玛窦一开始的做法，其证明手段只是从《尚书》、《诗经》这类先秦文本中摘录明显含有“天”、“帝”耶稣会士此举是为承续利玛窦（Matteo Ricci ）设定的宣传方针，让欧洲人相信，经由孔子发扬的古老传统是不异于基督教基本教旨的体系，从而有理由以比较宽厚且缓和的方式在中国传教。
跨文化语境中古汉语传播的语言学意义
跨文化语境中古汉语传播的语言学意义收稿日期:2009-12-21作者简介:李文,男,1967年生,江苏南京人,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
跨文化语境中古汉语传播的语言学意义李文(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北京100083)摘要:古汉语传播一方面具有历史传承的意义;另一方面能够促进现代汉语传播,即通过建立起现代汉语语素概念,进而提高推测词义的能力,扩大现代汉语词汇量,同时在了解古今词义异同的基础上,促进对其结构、用法的学习和掌握。
关键词:跨文化语境古汉语传播中图分类号:H13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0)01-176-05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古汉语的传播历史悠久。
两千多年前,《周礼》及《礼记》中就提到“通译”。
东汉初年,随着佛教等宗教文化传播,也有大批外国人或外族人到中国学习汉语,唐代达到一个顶峰,明、清也出现过热潮。
追溯外国的汉语教学历史,早在公元372年朝鲜就正式设立太学讲授汉语;公元1世纪至10世纪佛教传入越南,为研读佛经,越南人开始学习汉语和汉字;到了18,19世纪,西方传教士将汉语带回德、法、意等欧洲国家,汉语教学往往跟汉语研究融为一体。
现在,许多中国大学都有针对外国留学生的现代汉语专业课程,许多外国著名大学也设置了中文课程,现代汉语的传播有经济、政治、文化上等多重的重大意义;那么,如何看待现代社会里古汉语的学习和传播呢?我们现在是否还需要注重在跨文化语境下古汉语传播的问题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本文就此问题做出分析,主要阐释其语言学方面的意义。
一、古汉语传播对语言传播发展的历史传承意义:与朝鲜、日本语、越南语等民族的语言的关系。
古代汉语的传播对其他民族语言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对周边国家的辐射,如对朝鲜、日本、越南的语言系统的形成和词汇的丰富都有着重要意义。
汉字约在公元前12世纪传入朝鲜地区,在《朝鲜历史史略》说“箕子,殷之太师……周武王克商,箕子东入朝鲜……中国人随之者五千,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巫、百工、技艺,皆从之而来。
传统文化在国际化语境中的表现与教育
传统文化在国际化语境中的表现与教育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速，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在这种背景下，文化传统的保存和传承变得尤为重要。
因为文化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过时间和变革而不断演化。
保留和传承文化传统，不仅能够传达一个民族的历史和价值观，还可以增强文化多样性和促进文化交流。
传统文化在国际化语境中的表现与教育，也成为了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
一、传统文化在国际化语境中的表现传统文化在国际化语境中的表现，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探讨。
1. 语言与文字语言和文字是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文化在国际化语境中的表现，主要表现在语言和文字的应用上。
比如，中文、日文、韩文等亚洲语言都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和学习。
同时，这些语言也在不断发展和演变中，越来越与国际语言接轨。
2. 艺术与文学传统文化的艺术和文学作品，是文化传统中最能体现独特性和个性的方面。
在国际化语境中，这些艺术和文学作品的展现，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比如中国的京剧、书法、绘画等文化艺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观众和学习者。
其次，日本漫画、动画、文学等也逐渐被全球接受，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
3. 食品与饮品食品与饮品也是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
在国际化语境中，中国的茶文化、日本的寿司、韩国的泡菜等传统美食和饮品，已逐步进入国际市场。
这种文化输出，也促进了中日韩等亚洲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二、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及问题随着国际化语境的不断加速，传统文化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 教育资源的缺乏在国际化语境下，传统文化教育需要足够的教育资源来支持。
但事实上，许多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和推广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难度。
比如，传统文化的教材不足、师资不足等问题，都是当前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难题。
2. 经验模式的不足由于传统文化在国际化背景下的教育需要，缺乏足够的经验模式和成功案例。
因此，在设计和实践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思考新的方法和创新性的教育模式。
比较文学：跨文化的对话
比较文学：跨文化的对话1. 跨文化比较的定义和意义跨文化比较是指在文学作品中，将不同国家、民族或地域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它们之间的异同、共通之处。
跨文化比较的意义在于通过对不同文学作品的对比，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各个文化背后的思想、情感和历史，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2. 跨文化对话的历史渊源跨文化对话源远流长，早在古代就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借鉴。
比如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东西方在哲学、文学等领域有着频繁的交流，相互影响。
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跨文化对话变得更加密切和频繁。
3. 不同文学作品的跨文化对比3.1 中西方文学作品的对比中西方文学有着各自独特的传统和特点，在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例如，在人物塑造上，西方文学更加注重个性塑造，倾向于塑造鲜明饱满的个性形象；而中国古典文学则偏向于群像式塑造，更注重人物在群体和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种差异反映了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和审美情趣上的差异。
3.2 跨国家、民族的文学作品对比除了中西方之间的对比，跨国家、民族的文学作品之间也有着丰富多彩的对话。
例如日本和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影响与交流，从《万叶集》到唐诗，再到宋词元曲都可以看到两国诗歌在题材、风格等方面相互借鉴、互相影响。
4. 跨文化对话在当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跨文化对话在当代变得更加重要。
在当代世界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涉及多元文化和多种语境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能够激发读者对不同文化的好奇心，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尊重。
5. 跨文化对话带来的启示跨文化对话能够让我们从全新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文化，并通过比较与交流来拓展自身的视野。
通过深入地了解其他国家、民族和地域的文学作品，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并尊重彼此间的差异，也能够找到共通之处。
这种启示不仅仅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也可以延伸至其他领域，在促进世界各国友好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结语总结而言，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在当今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跨文化语境下拉赫玛尼诺夫音乐作品对中国民族音乐创作的启示
跨文化语境下拉赫玛尼诺夫音乐作品对中国民族音乐创作的启示
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作品以浓厚的俄罗斯民族特色为基础，融入了西方古典音乐的精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格。
他的作品在中国乐坛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引起了中国音乐家与观众对俄罗斯民族音乐的浓厚兴趣。
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作品也对中国民族音乐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启示，为中国音乐界的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作品融合了西方古典音乐的精髓，展现了强烈的国际化特色。
这种国际化的音乐风格对中国民族音乐创作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中国音乐家可以借鉴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创作手法和思路，将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元素相融合，创作出具有国际化水平和视野的民族音乐作品。
这种国际化的音乐风格不仅有利于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舞台，也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声誉。
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作品展现了对人类情感的深刻表达，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艺术感染力。
这对中国民族音乐创作提供了很多启示。
中国音乐家可以借鉴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表现手法，更好地表达中国民族音乐所蕴含的丰富情感和文化内涵，使中国民族音乐作品更具有感染力和艺术感染力，更能够引起世界各国乐迷的共鸣。
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作品不仅在音乐方面具有启示作用，也在文化交流方面具有很大价值。
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融入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精髓，对中国音乐家和观众具有很大的文化吸引力。
中国音乐家可以通过学习和借鉴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作品，更好地理解和表达俄罗斯民族文化，促进中俄音乐和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
论跨文化交际中的语境理解
论跨文化交际中的语境理解跨文化交际中的语境理解是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通过语言交流相互理解、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语境理解是交际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其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交流的效果和质量。
本文将从跨文化交际的背景出发，探讨语境理解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性，并针对其中的难点与挑战提出对策。
一、跨文化交际的背景跨文化交际不仅是国际贸易、外交活动、宗教交流等领域必备的能力，对于个人来说也早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难以回避的重要能力。
由于全球化、移民潮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多元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接触、交流、共存的情况也空前增加。
因此，跨文化交际竞争力已经成为衡量个人综合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
二、语境理解的重要性语境理解是跨文化交际中必备的能力。
语境是信息的背景，包括时间、空间、社会文化、语言、身份等多个方面。
对语境的理解能力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信息所传达的意义，避免产生误解、偏见和冲突。
比如，在中国，“你吃了吗？”是一种日常问候的礼节式用语，但对于刚学习中文的外国人来说可能会认为此问话是真的在询问是否已经吃过饭。
在跨文化交际中，语境理解的重要作用在于：1. 消除文化障碍。
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语言、思想、行为上，也同时涉及文化的价值观、信仰等多个领域。
如果没有正确理解对方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其在交流中使用语言时的背景，很容易产生理解偏差和文化差异。
2. 促进交流和合作。
有了正确的语境理解，跨文化交流中的信息传递更为精准和准确，从而避免产生意外的误解和歧义，帮助双方建立更为良好的合作关系和信任。
三、跨文化交际中语境理解的挑战虽然语境理解在跨文化交际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语境理解也是跨文化交际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1. 意义的转换。
不同文化间对于同一词汇的理解可能存在巨大差异。
比如，“洋葱”在德语中被理解为香菜，而在英文中则是指洋葱。
这种不同之间的转化往往需要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鸿沟，增加了交际的复杂性。
跨文化比较：中国是一个重人情重关系的社会
跨文化比较：中国——一个重人情重关系的社会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China is aConnection-oriented Country中国社会是由一张张“关系网”织就的，是一个重人情重关系的社会，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
大事小事托熟人送红包，子女升学、就业，甚至医院看病就医，都要找关系。
逢年过节，送礼成风，购物卡满天飞，包装豪华的月饼礼盒随处可见，走亲访友，请客送礼，随份子苦不堪言，在中国已成为一大奇观。
而这种人情、关系的维系，是通过婚姻而结成的各种亲戚，还有因工作、学习、生活等形成的同事、战友、同学和老乡关系。
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北方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或许北方才是政治文明的中心。
一、这种现象形成的根源1.中国古代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封闭，更多的是接受祖辈既定的东西：风俗礼仪，条条框框，思想观念等等。
2.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一切以“家庭”为核心，“父母在，不远游”；还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
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换来的是子女对养育之恩的终身报答，也就是孝顺，要有人情味。
而我们南方人思想开放，颇像老外，在子女18岁成人后就开始让他们独立生活、创业，不再依靠父母。
所以，给人的印象是南方人不如北方人孝顺，对子女似乎也不那么关心，似乎缺乏人情味。
我原单位附近，曾有一对南方来的年轻夫妇在那里做小生意。
他们有一个三、四岁的孩子，那小孩到处乱跑，而那对夫妇听之任之，丝毫没有北方父母对孩子的那种无微不至、寸步不离的样子。
南方人如同外国人一样，父子之间涉及到金钱，也要立个字据，签字画押。
可在北方，这是不可思议的，无论儿子啃老子，还是老子花儿子的钱，不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吗？3.由于竞争激励，又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人们只能通过寻求建立各种关系，相互支持帮助，以此求得生存。
如参加商会、同学会、老乡会、战友会等，名目繁多，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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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经典诠释1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一向是来华耶稣会士的必修课，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一个又一个“四书”的西文译本，而以1687年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出版的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最为著名。
在这些西文译本中，耶稣会士无疑对儒家观念施以基督教式的诠释，而且事实上突破了利玛窦所宣称的孔学和理学的界限，不仅选择了朱熹编定的“四书”并倚重张居正的注本，还对理学家的观念进行一些曲解以使此书看起来符合“孔子相信上帝”的论调。
比如对“至善”的解释，朱熹解，明明德和新民这两者都当达于至善，善为事物当然之极。
耶稣会士则补充，明明德和新民之后要努力达致永恒的至高之善（supreme good ），这“至善”被译为有玄学和神学意味的“summum bonum”，即supreme good 。
及其意义——以利安当《天儒印》为例吴莉苇内容提要：传统的文化交流观念通常期待外来文化能够在本文化的学统之下理解本文化及相关经典，并惯于以外来者理解了多少、正解了多少、曲解了多少作为判断外来者之文化态度、交流策略、学习能力的标准。
这样的观察视角往往会忽略或轻视文化交流或文化撞击中产生的一些新事物的价值。
然而，产生新事物其实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功能和重要议题，在讲求“跨越”和“多元”的今天，有必要正视或重新定位那些（以传统为模型而衡量之）看似不经或不准确的事物，并以此为契机思考，经典或传统的时代性价值该如何呈现，经典或传统的再生空间该如何构筑。
利安当的《天儒印》竭力用天主教的一神论、道德观、礼仪含义及人类由来说解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的一些格言，使之成为天主教观念的注脚，因此正是思考跨文化诠释议题的良好个案。
关键词：中西文化交流，经典诠释，传教士一、引言2另一方面，以利玛窦《天主实义》为代表，耶稣会士以及接受耶稣会士指导的中国天主教徒也留下不少中文宣教作品论证“天”和“帝”即为天主，但这些作品普遍遵循利玛窦一开始的做法，其证明手段只是从《尚书》、《诗经》这类先秦文本中摘录明显含有“天”、“帝”耶稣会士此举是为承续利玛窦（Matteo Ricci ）设定的宣传方针，让欧洲人相信，经由孔子发扬的古老传统是不异于基督教基本教旨的体系，从而有理由以比较宽厚且缓和的方式在中国传教。
这个举措中非常突出的一点是，只在“四书”的西文译本中以基督教观念诠释中国经典，其目标读者是本土欧洲人，诠释的预期效果是让欧洲人相信，基督教的道理曾照耀中国。
1 本文的“诠释”对应Hermeneutics/Hermeneutic ，这个词作为哲学一个分支，以往被译为“解释学”，但近几年也被译为“诠释学”/“诠释”。
Hermeneutic 指Interpretation 的方法或原则，而Interpretation 一词在不同的中文译作中被译为“诠释”或“解释”，本文统一译为“阐释”，但如是引用的书或文章标题译为“诠释”或“解释”，本文不再修改。
2 梅谦立神父将《中国贤哲孔子》1687年拉丁文本的阐释类型和解说层次作了详细分析，详见Thierry Meynar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The First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nstitutum Roma: Historicum Scietatis Iesu, 2011), pp. 3-75。
字样或帝之行为的词句。
亦即，这类证明法主要还是着眼于文本的直观相似性，构筑相似性的基础是“天主”的几项基本品质——生养并主宰万物、全知全能、赏善罚恶，这已经进入了神学诠释的层次，惟其表达法仍较为含蓄，主要倾向是立足于中国传统叙述而呈现其中包含有造物主观念。
这是为了让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所以中国士人看了类似于《天主实义》的作品后易于产生的感想是，中国之“天”在西方也发挥作用。
3可见，耶稣会士的主流懂得，对本土欧洲人和中国士人讲话时，方式当有所区别，根本目标是在不违背基本宗教要求的前提下，让两块土地上的人都能够接受他们的论调。
在此背景下考虑，则1664年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Caballero ）在士人天主教徒尚祜卿帮助下以中文出版《天儒印》，向中国读者全面展示以基督教的造物主观念和道德体系重新诠释后的理学经典，此举既很独特，又很大胆。
利安当为何撰写这样的作品，没有直接证据可供解说，但从文本自身能够看出这对怀有基督教普世观念的人来讲颇为自然。
比如，谢和耐（Jaque Gernet ）只用一句话提到《天儒印》，但他一眼便断定利安当赋予一大批“四书”章句以基督教意义，而且这体现传教士普遍重视的诠释经典之法。
4“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被朱熹视为大学即大人之学之纲领，要之为秉持天理而因应万事，不以人欲之私蒙蔽得之于天的灵明之性和基本准则。
利安当入华之始便反对利玛窦容忍中国祭祖礼仪的妥协式做法，这有助于推测，即使他多少赞同古代神学，恐怕也不会赞同对中国古代经典采取妥协式理解。
总之，本文的目标不是追溯利安当在中国的心路历程，而是展示用一种思想传统诠释另一种文化之经典的个案，推动思索跨文化诠释会带来什么样的成果。
二、《天儒印》解《大学》章句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中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为人君为人臣、如何为君子等核心之意，但利安当对这些全无兴趣。
《天儒印》于《大学章句》仅选了四句话进行阐发。
第一句，“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第二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第三句，“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第四句，“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5朱熹将“明明德”解为“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利安当却认为此句“盖言吾人之灵明，不能自有，而为天主所界也。
”他接着说，“在亲民”的“亲之一字，甚切于天学爱人如己之旨也”，又指中国传统注释（朱熹之解）释“亲”为“新”不甚恰当，因为“新者，但指有旧染之污而去之，此义包于亲内，则亲是兼新，而新不足以兼亲也。
”“在止若要深究朱熹此段批注，则免不了讨论朱熹心中的“天”和“天理”究竟为何。
按照明朝士人的一般认识，朱熹心目中的天和天理指自然法则，耶稣会士接受此种解说并因此视朱熹为无神论。
不过，耶稣会士又接受《大学》、《中庸》为孔子遗书之说，所以他们常引用此中含“天”意的句子却同时忽略朱熹的身影。
利安当以同样的方法对待上述《大学》之核心话语，将“明德”之德、“明”之能力归之于天主，将“亲民”解释为基督教爱人如己之意，将“至善”解释为皈依天主，因惟有天主可称为至善。
于是，他在一开始便写明基督教的要旨，并以此要旨作为解说“四书”的钥匙，贯穿全文，而朱熹的批注基本上被他视若无物。
3近期一部专门分析不同时期中国基督教徒中文神学作品中之诠释视角的作品见Jingyi Ji, Encounters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 Hermeneutical Perspective (Berlin: LIT Verlag, 2007). 4 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增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4页【Jaque Gernet, Chine et Christianisme , translated by GENG Sheng,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ublishing House, 2003, p. 14】。
5 本文所用朱熹集注皆引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ZHU Xi, Si shu zhang ju ji zhu (The Commentary of Si s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2)】，限于篇幅，以后不一一加注。
于至善”被他解说为“惟天主可云至善，则善即天主也。
其曰‘止于至善’者，谓得见天主之至善而息止安所也。
夫止者，吾人之向终也。
”6紧跟于“止于至善”之后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在朱熹的解释中大体为字义批注，总义是解说，倘能止于至善之地，会体现怎样的品格与能力状态，“后，与后同，后放此。
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
知之，则志有定向。
静，谓心不妄动。
安，谓所处而安。
虑，谓处事精详。
得，谓得其所止。
”利安当则是将此句作为认知天主并听从于他的进一步阐释，因为认识了天主，所以懂得正确的尘世态度，所以就去追求永福之境。
其后一句“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朱熹的解释是，此句是上两句之总结，他没有阐发新的意思。
利安当却针对“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大加发挥，先将此处之“本”与《中庸》所言之“本”类比，再将“本”引申为天主为天地之本和万物之主宰，天主造万物是为发端，同时世界会有终结及末日审判，又强调人能认识真主便会有真知，附带也把《中庸》中“诚者自成而道自道”及“诚者，物之终始”解释为，“诚”表达天主独有的品格，因只有天主能够自成，天主既创造世界便会令其有终结。
对于“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句，朱熹解释为在道德层面上涤除污染而洗心革面，“盘，沐浴之盘也。
铭，名其器以自警之辞也。
苟，诚也。
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
故铭其盘，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
”利安当的解释也是集中于道德修养之义，但不同的是，他的道德修养与基督教礼仪圣事合二为一。
于是在他的解释中，商汤之“盘”就是洗礼时盛圣水之盘，日新又新之说则合乎悔罪之礼。
他由此看到，商汤时代已经在施行类似于洗礼和告解的修行仪节。
三、《天儒印》解《中庸》章句利安当从《中庸》中择取的句子共十四句，以《中庸》的篇幅衡量，利安当显然对这个文本的兴趣大于《大学》。
这些句子都包含天、道、性之意。
他也很关心涉及“诚”的句子，如上文所述，“诚”被他与天主的独特性质联系起来。
《中庸》中关于天、道、性的叙述固然比《大学》多，但就《中庸》文本自身而言，这类句子仍占少数，大量的内容类似于《大学》，谈论日常伦理道德或政治道德，因此被利安当舍弃。
这十四句所属的章节比较集中，参照朱熹对各章意旨的总结，不难看出利安当选择文句时的意图。
第一章，朱熹称“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
”利安当于大段之中只取第一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因为此句可引申至天道，而他又视“天道”为天主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