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唐宋变革_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_张国刚
唐宋变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唐宋变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时期，其中唐宋变革被认为是中国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一时期的大规模变革和改革对中国历史和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唐宋变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并探讨这些影响如何影响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
一、唐宋变革的背景唐宋变革发生在公元10世纪中叶至11世纪初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文化和政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随着唐朝的衰落和宋朝的建立，中国社会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到商业、手工业以及市场经济的转型。
这个时期的文化发展和科技创新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唐宋变革对文化的影响唐宋变革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大。
在唐宋变革之前，中国文化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并且非常的官僚化。
在唐朝，诗歌、绘画和音乐得以大发展。
唐朝时期，诗歌成为了一种传统艺术形式，并在唐宋变革之后达到了顶峰。
宋代时期，将诗歌与音乐相结合，创作出了宋词。
在这个时期，绘画和雕塑也得到了极其重要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如金碧辉煌的壁画就是一个可圈可点的成就。
三、唐宋变革对经济的影响唐宋变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在唐朝和宋朝之间，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到商业、手工业以及市场经济的转型。
宋朝时期，出现了更多的商业和手工业，像丝绸、瓷器、茶叶、书籍和画作等产业领域得到了极为重要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宋朝对外贸易也得到了大力推动。
这一方面是因为海上贸易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新丝绸之路的产生，这条商路连接了中国和西亚和欧洲，使得中国的商品走向世界。
四、唐宋变革对政治的影响唐宋变革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唐朝的皇帝通过推行法治和改革，使得州县职位不再由贵族继承职位，而是通过考试选拔更加优秀的人才，这个变革也是中国鸟枪换炮的开始。
宋朝则从中国十大名相慢慢转变为从税籍选官，减少了贵族官僚掌握政治的权力。
同时，宋朝也确立了地方自治的制度，通过对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繁荣。
唐宋变革论
3．在社会性质上，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与中国学者的宋代封建中后期说有很大差异，但对宋代的社会发展 程度有较高的估价却相距不大。宫崎市定先生所谓“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 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宋代人们的生活环境，与此前的中国划出了分界线，而 是指近于我们现代的”。这可看作是日本宋代近世说对唐宋变革的代表性估价。
根据以上的简要叙述，提出个人两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是20世纪中日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探求唐宋之际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 解及论证。当然由于日本学者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探求唐宋社会变革，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反响，而中国学者 多囿于就中国论中国的内部社会发展机制探求唐宋变革，其影响远不能与日本学者相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 这并不表明中国学者不够重视或说未有研究，而事实上是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问世，因而今后在讨论唐宋变革问 题时，应当充分重视和利用中国学者已取得的成果。
唐宋变革论
历史理论
目录
01 研究述评
专题1 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与特点
专题1 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与特点作者：来源：《高中生学习·高三文综版》2013年第05期1. 《论法的精神》一书指出：中国之所以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国家相对稳定，纯系地理条件使然。
中国的边界，或为大海，或为高山沙漠，外敌只能从北方入侵，所以安全较有保障。
虽发生分裂，但不久即复归统一，主要也是地理原因。
此书认为中国“历史悠久、国家稳定”主要原因是（）A. 中国地理条件的相对封闭对国家稳定有决定作用B. 是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C. 长期以来实行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D. 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影响2. 《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
”材料表明西周实行的政治制度有（）①宗法制②分封制③礼乐制④等级制A. ①②③④B. ①②③C. ①②④D. ②③④3. 斯塔夫里斯阿诺在《全球通史》中说：“中国人的姓总是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前，而不像西方那样，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后。
”中国人重视姓氏的现象主要反映出（）A. 家族宗法观念B. 男尊女卑思想严重C. 个人观念的淡漠D. 专制王权的强大4.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的“不可忍”主要基于周朝（）A. 分封制B. 宗法制C. 礼乐制D. 王位世袭制5.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544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
吴予庆封朱方（县名，后改名为丹徒）之县，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齐”。
材料反映了春秋时期（）A. 分封制全面崩溃B. 宗法制荡然无存C. 郡县制初现雏形D. 实行郡国并行制6. 秦朝制定的法律细密严苛，实行“轻罪重罚”，古罗马《民法大全》规定：“……不得基于怀疑而惩罚任何人。
……与其判处无罪之人，不如容许罪犯逃脱惩罚。
”二者的最大差别是（）A. 对犯罪的惩处力度B. 法律规定的立足点C. 立法的完整全面性D. 打击犯罪的效果7. 徐天麟在《西汉会要》中说：“汉祖龙兴，取周秦之制而兼用之，其亦有意于矫前世之弊矣。
十年来_唐宋变革_研究述评_王秦
“唐宋变革”指唐宋时期（618 年 - 1279 年）① 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阶层等方面与前代相 比出现了广泛而又深刻变化的史学理论。这种变 化突出表现在商品经济逐渐发达、土地制度和政 府管理模式的转型。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历 史
第 26 卷 第 4 期 2010 年 7 月
Vol．26
No．4 July 2010
十年来“唐宋变革”研究述评
王秦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 “唐宋变革”从提出到今天，已经一百年了。一百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 对“唐宋变革”进行了分析和论述。目前，该理论是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在前人研究和总结 的基础上，对近十年以来“唐宋变革”学术史作一回顾与简评。
8.2007 年“唐宋变革”研究。吴晓亮《唐宋国 家市场管理模式变化研究— ——以唐代“市”和宋代 “税务”为对象的历史考察》[ 43 ]对唐宋国家市场管 理模式的变化做了深入探讨。肖建乐《唐代后期市 民阶层的形成》[ 44 ]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转 向开放，导致市民阶层形成。张锦鹏《北宋社会阶 层变动与免役法制度创新》[ 45 ]认为，免役法是商 品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结构变动引起的必然结果。
2006 年第 3 期的《江汉论坛》刊登了以“唐 宋变革”为主题的五篇文章：张国刚《论唐宋变革 的时代特征》、孙继民《唐宋兵制变化与唐宋社会 变化》、李天石《中古门阀制度的衰落与良贱体系 的瓦解》、杜文玉《唐宋时期社会阶层内部结构的 变化》、严耀中《唐宋变革中的道德至上倾向》，从 文化、军事、社会阶层等方面就“唐宋变革”阐明 了自己的观点。
论唐宋变革的时代特征
论“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一学术史的回顾把“唐宋变革”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提出来，一般认为始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在1910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认为，唐代是中世（medieval），而宋代为近世(modern)。
①1925年他在京都帝国大学讲课时这样归纳“中国近世史的意义”②：所谓近世的内涵，与中世相比，大体有哪些不同呢？首先，从政治上讲，是贵族政治的衰落，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
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变化。
君主与人民之间的阶层——官吏，其录用法也改革成为科举制了。
亦即选用官吏的方法，由从贵族阶级中推举一变为通过考试录用了。
内藤湖南对于唐宋变革论的把握，明显受到基佐《欧洲文明史》的影响。
内藤的唐宋变革论是从社会性质上来观察唐宋之间的变化，从西方文明史观的角度来解读唐宋之间的变革。
③内藤之后，宇都宫清吉的《东洋中世史的领域》虽然对内藤观点的细节提出一些批评，但是，总体上并没有否定唐宋变革观。
④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⑤，更加进一步发展了内藤湖南的看法。
他不仅继承了内藤关于唐宋变革是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转变的观点，而且十分突出地强调宋代作为近世的意义，认为，与西方相比，东洋的进入近世的历史要更早。
⑥很显然，从内藤湖南到宫崎市定，日本学者明显主张唐宋之间的变革是一种社会变革。
其后学谷川道雄《试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造》⑦虽然试图修正或者减弱内藤湖南“格义”史学的痕迹，淡化社会性质变革的内容，但是，从总体看来，至今的日本学者还是主张唐宋是中世和近世的分界线。
近年来美国学者也关注唐宋变革问题。
赫若贝（Robert M. Hartwell）⑧、包弼德（Peter Bol）①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北京）1992年版，第10—18页。
②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年版，第323页。
③内藤湖南观点其实还得益于他在京都大学的同事日本史学者内田银藏。
唐代对外开放的回视与审思（专题讨论）——唐代开放与兴盛的当代思考
作者： 张国刚（主持人）
作者机构： 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100084
出版物刊名： 河北学刊
页码： 50-53页
主题词： 唐代;对外开放;盛世的形成
摘要：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
开放与兴盛是唐代留给世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也是唐史研究领域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课题。
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中国唐史学会与河北学刊杂志社联合组织了这组专题讨论。
通过回视唐代的开放与兴盛，可以发现，唐代的开放首先源于开放的大民族的观念，唐时已经不隔华夷，这种初步形成的“华夷一家”观念，不仅超越了前人，对后世的华夷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唐代的对外开放是多方位的。
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
唐代对外文化开放具有“大出大进”的特点，也就是说，既广泛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又兼容并蓄、不拘一格地吸收外来文化。
第三，唐代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册封制度和羁縻府州制度，营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关系与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从而为开放和兴盛提供了政治保障。
相反，当国内发生像“安史之乱”这样大的社会动荡，或晚唐政治极端腐败之时，唐代的开放则处于停滞的状态。
从今天看来，唐代的开放有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留给后人许多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唐代对外开放中的许多特点和经验，值得我们今天进行深入审思，从历史得到的经验是，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才是国家繁荣和民族发展的正确道路。
高考历史一轮复习名校模拟题检测——唐宋元变革
高考历史一轮复习名校模拟题检测——唐宋元变革A．政治中心东移趋势加强B．南方经济地位已超越北方至马嵬驿，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唐代胡饼利于加强皇权专制，而非中央集权，排除B项；材料中提及“加入最高决策集团”是行政体系的变动，与监察谏议无关，排除C项；参与决策的人数增多，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决策失误，对提高行政效率则作用有限，排除D项。
故选A项。
8．（2023·广东·统考模拟）“塔”字，原不见于中国早期文字，为六朝时期翻译佛经所创。
起初塔与庙结合，成为佛教象征，后来慢慢与佛教脱离关系，成为点缀园林山川的建筑，其层数也逐渐由奇数变为偶数（当与中国古代宗教重偶数相关）。
上述变化，说明塔A．自身佛教色彩已经消失B．见证了佛教的兴衰历程C．成为东西文化交流媒介D．已转化为中国化的建筑【答案】D【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
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
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时空是六朝时期。
根据“慢慢与佛教脱离关系，成为点缀园林山川的建筑，其层数也逐渐由奇数变为偶数”可知，“塔”在传入中国后逐渐适应了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逐渐转化为中国化的建筑，D项正确；塔依然具有佛教色彩，排除A项；“见证了……兴衰历程”的说法过于夸张，排除B项；材料没有体现东西文化的交流，而且“塔”本身就属于东方文化的内容，排除C项。
故选D项。
9．（2023·重庆·统考模拟）唐时波斯商人云集长安、广州、扬州和泉州等地，在中国南方素有“舶主”之称。
唐代高僧鉴真发现，仅海南的波斯村寨，“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
关于唐朝的对外关系，由此可以得出A．海路交通促进中外交往B．与阿拉伯帝国关系密切C．设置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D．波斯人是欧亚贸易中间商【答案】A【详解】本题是推断题。
时空是唐朝，根据材料可知，从波斯商人的云集城市、“舶主”称谓、海南的波斯村寨等信息，可知，海路交通发达促进了中外交往，A项正确；材料中仅说明波斯商人到唐来贸易，未涉及唐朝与波斯帝国关系密切，B项对材料理解错误，排除B项；设置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不能据材料得出，排除C项；波斯人是欧亚贸易中间商，在材料中无法找到依据，排除D项。
唐宋经世史学之新高度
“Undertaking Thorough Studies to Meet Present Needs”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作者： 张国刚[1]
作者机构： [1]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出版物刊名： 历史研究
页码： 4-13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1期
主题词： 经世致用;史学发展;经世史学;还原历史;历代史家;通古今之变;唐宋;互为表里
摘要：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最悠久的优良传统。
“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是历代史家念兹在兹的立身、立学之本,是中国史学不断成长、持续繁荣的源泉和动力。
经世致用饱含着史学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体现着史学家“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追求。
还原历史和经世致用,构成史学的两个基本功能,它们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没有客观历史,即没有观照当下的基础;缺失经世致用,即失去史学存在的价值。
经世致用发轫于中国史学出现之初,滥觞于中国史学形成之始,与中国史学发展相伴相随。
把经世致用置于中国史学成长的视域中加以考察,有助于我们对新时代中国史学的使命、责任、担当有更深刻的认识。
为此,编辑部邀约五位学者,就此展开讨论,以飨读者。
关于_唐宋变革期_学说的介绍与思考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23卷 第1期JOURNA L OF J I NAN UNI VERSITY V ol.23 N o.1 2001年1月(Philos ophy&S ocial Sciences Edition) Jan., 2001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张其凡(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广东广州 510632) [摘 要] “唐宋变革期”学说,在日本已讨论近一个世纪,但是大陆史学界却迄今不能直面此说,故而加以介绍,并略抒己见,以期引起注意。
[关键词] 内藤湖南;唐宋变革期;京都学派;东京学派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1)01-0124-008一、缘 起中国古代历史,在唐宋之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很容易觉察到的事实。
早在明代,即有学者指出了宋代的巨变。
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写道:“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
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
”这位花费了巨大精力完成了《宋史纪事本末》一书的历史学者,已经很明显地看到了宋代与唐代的本质不同,明代则承袭了宋代的风气。
到了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中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
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成,什八九可断言也”[1](P13)。
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先生在其所撰《宋辽金史》第一册第一章的“总论”中也说:“宋代膺古今最剧之变局,为划时代之一段”。
著名学术大师王国维也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近世学术,多发端於宋人”[2]。
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更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P10)。
“唐宋变革”论与宋代社会史研究
“唐宋变革”论与宋代社会史研究苏仁来自: 苏仁(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1-09-05 15:15:19张邦炜进入21世纪以后，“唐宋变革”论这个相当古老的论题在我国学界第二次受到广泛关注和热议。
近十年来，有关研究在取得明显进展的同时，还存在若干有待厘清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甚至某些基础性的问题，诸如何谓“唐宋变革”、谁首先提出“唐宋变革”论、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对我国学界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之类，至今仍有进一步思索的余地。
本文将从何谓“唐宋变革”说起，但主题在于立足宋代社会史研究，对“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作些力所能及的回顾和反思。
需要事先说明并请求原谅的是，有关论著颇多，笔者见闻有限，遗漏在所难免。
一、前言：从何谓“唐宋变革”说起如今一说到“唐、宋变革”论，人们立即想到日本京都学派即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或进而想到东京学派即周藤吉之、前田直典的“宋代中世说”。
一言以蔽之，“唐宋变革”论的发明权非日本学者莫属。
事实果真如此吗？这是笔者近年来有关“唐宋变革”论的不少疑问中的一个。
近读台湾学者柳立言的论文《何谓“唐宋变革”》，至少明确了三个问题：第一，“唐宋变革”是一种历史分期；第二，不能混淆“唐宋变革”与“唐宋变化”；第三，在“唐宋变革期”与“唐宋时期”之间不能划等号。
其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但也留下一个疑问，即“唐宋变革”论的发明权到底属于谁。
作者强调：“唐宋变革”论“最早由日本的京都学派提出。
”[1]其实，在《何谓“唐宋变革”》一文中就有反证。
然而不少学者都如是说：内藤湖南“第一次试图按照中国历史的内容解决历史分期问题。
”[2]他们十分强调“最早”、“第一次”，有学者不无渲染之嫌地描述道：“似乎日本人近一百年前的‘伟大发现’直至今日才为中国的历史学家所认识”。
[3]“最早”、“第一次”之说眼下虽然流传甚广，其实并不确切。
首先是否“最早”、是否真是“第一次”就成问题，其次恐怕不能说我国各式各样的“唐宋变革”论都是日本学者有关理论直接影响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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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有较大的区别。
楚国墓葬的区域特色也比过去明显多了。
归纳起来,从以埋葬方式为代表的物质文明角度来说,战国时代的秦、楚两国在某些方面不但没有体现中原的文化,恰恰相反,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中原文化。
从战国中晚期及汉初的文献不难看出,中原的老百姓对秦、楚态度有明显的恶化。
例如《公羊传》把秦、楚列为蛮夷之类;孟子讲楚国是“南蛮?舌之人”;《战国策》则记载当时的一些政治家认为“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以后司马迁也接受了这个看法,认为“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
这种对秦、楚的疏远是战国时代产生的新现象,以前并不存在;它证明了在当时战争中民族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这跟普遍的看法恰恰相反。
战国时代国与国的民众之间的疏远很可能是连绵不断的战争所致。
那么,这个现象与当时“大一统”的思想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战国时代的文化过程是比较复杂的,具有不少的内在矛盾。
从一个角度来说,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老百姓不免会憎恨外来的侵略者。
睡虎地4号墓所发现的秦国士兵的信,记载了当时被征服的楚国人痛恨秦军;秦人也以“新地”的人为“盗”。
在这种条件下,每个国家的人的自我认同增强,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但是那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士人”,跟近代西方的知识分子相反,没有提出“独立”的口号,而是主张“天下一家”、“大一统”、“定于一”等。
也许这是他们的谋生方式影响所致。
在“朝秦暮楚”的情况之下,绝大多数的士人没有对于某一国的忠诚;他们的活动范围是“天下”。
由于没有从知识分子阶层那里得到理论支持以及认可,民间的憎恨、隔阂以及自我认同很可能因此而弱化,终究大部分人没有为燕、魏、楚等国的独立而牺牲自己,而是“裴然乡风”而朝秦。
这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重要的选择之一。
我在此提出了两个例子供大家参考,在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我们必须要重视当时的矛盾,认识这种有明显辩证法特色的发展过程。
对于中国古代史,延续性确实存在,进步也是明显的;但是矛盾、退步、思想斗争也同时存在,而且影响深远。
在抛弃阶级斗争论的同时,我们不应该抛弃辩证法,否则对历史的理解不免流于简单化。
“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100084) 究竟如何来给唐宋之际的历史变化定位?“唐宋变革”与历史分期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为什么要从中国历史分期中去考察“唐宋变革”呢?日本京都学者内藤湖南在学习西学(兰学)的过程中,把西方近代的变革套用在唐宋时期的变化上。
他的唐宋变革论一开始就是与中国历史分期联系在一起的。
内藤湖南把从开天辟地到后汉中期定义为“上古”(后汉后期到西晋,中国文化暂时停止向外扩张);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中期是“中世”(唐后期到五代,外部力量在中国达到顶点时期);进而把宋元作为“近世”前期,明清作为“近世”后期。
“内藤在这种时代区分法中,精巧地整理了繁难的史实,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发挥了稀有才能。
”[1](卷1,P126)我认为对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应该确立一个基本史实,即中国历史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现代中国版图内的中国的历史,不只是汉族中国的历史。
这样一个中国有两个特征:第一,华夏文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同时,周边地区还有一个相对落后的以游牧民族为主的广袤地区。
由此派生出来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中国长期都是一个“夷夏共同体”。
这个夷夏共同体,大多数情况下通过朝贡体制、册封制度以及羁縻府州制、土司制等等把夷和夏粘合在一个“一国两制”乃至“一国多制”的中华帝国之内,最突出的表征就是唐太宗既当天子又是“天可汗”。
要言之,中华帝国以华夏文明为主体,同时控制着周边相对落后的广袤地区。
这些地区属于今天中国版图之内,其地区政权,比如五胡政权、契丹、党项、蒙8古和满洲政权等在历史上与中原王朝的复杂关系影响了华夏文明的发展,夷夏关系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于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要充分考虑两个方面的要素:一是以礼乐文明为主要特征的华夏文化形成、定型以及近代转型的阶段性发展,这是一个文明自身的历史走向,不具有必然指向以地中海为模式的现代性为最终归宿的目的性特征。
二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之间关系的起伏和变化,这也可以说是夷夏关系的变化。
承认中华帝国内部,华夏文明与蛮夷文化的相互冲突与融合也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强大影响。
假如我们的历史分期不考虑华夏文化自身发展的阶段性,中国历史发展就没有了主线;同样,假如我们忽视了周边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冲击,中国历史的许多时期(如北朝、元朝、清朝)就无法加以合理的介绍,我们单纯按照华夏文化发展所作的历史分期就会失真、失实。
这两个方面在唐宋之际都构成了分界线。
比如,从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来说,唐宋之际就有很大变化:唐朝以前,统一的大帝国都由汉族建立,比如汉朝和唐朝(尽管唐皇室有少数族血统);唐朝以后,统一的皇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比如元朝和清朝。
其实宋朝和明朝都不是很统一的朝代。
唐朝以前重文化而不重种族(陈寅恪有此说),唐朝以后即使是像元朝、清朝或者辽金同化于中原文化,但是,种族的差异还是被强调(如朱元璋有驱逐鞑虏的口号)。
为了集中主旨,这里主要谈第一个方面的要素。
就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论,先秦时期应该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晚清以来开始的近现代史也基本是史学界没有疑义的共识。
于是从秦汉以降,迄于明清,是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
上古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秦汉到明清是中华帝国时期,可以称前近代时期。
我们说唐宋之际的变化只是前近代时期这个完整历史阶段之内的变化,完全无法套用欧洲中世纪到近世的革命性转变。
①我把唐宋变革看成是中古前期向中古后期(或称近古)的变化(先秦是上古时期)。
我虽然也采取了上古与中古的提法,但是,与内藤湖南的看法并不相同。
我只是把上古、中古作为一个时间概念,没有社会性质的内涵。
我把汉唐时代定位为中古,与内藤湖南把汉代作为上古不同。
我观察到中古的变化内涵乃是,士族门阀形成并走向解体,中国传统文化从思想经典形态逐渐演变成社会行为规范。
我认为从士族及其文化的形成和解体是唐宋变革的关键所在,从东汉到唐代末年,士族的形成、发展与中华礼教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儒家“六经”为主干内容的礼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核心价值观。
这个文化有一个吸纳百家、有容乃大的发展过程,它的阶段性发展历程,塑造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不同面貌。
在先秦,儒家文化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并不是实践形态的伦理。
汉唐时代儒家伦理经历了一个逐渐从经典文本到士族的礼仪名教、再到社会规范的发展过程,“家法”也从儒学世家的传统学问,到士族门阀的礼教,进而融化到士庶之家的家规家训之中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儒家经典礼教是国家提倡的学问,这相当于汉代以前的社会;第二阶段,儒家礼乐文化是士族门阀的行为准则,这相当于东汉末年到唐朝前期;第三阶段,礼仪文化向社会普及,成为士庶之家效法的规范,佛教的中国化在其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相当于南北朝到唐代末年。
礼仪文化完成了从国家———门阀(贵族)———士庶(全社会)的发展和普及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的中国化发挥了重要影响。
于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根据的礼教,成为家法族规的核心价值,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士族在唐代发生了变化,九品中正的取士制度从北朝末期就让位于考试选拔制度,进而更出现了科举制度。
由此引来“士大夫”的概念在唐朝发生微妙的变化。
唐太宗定义士大夫仍然是着眼于官爵和礼仪名教,但实际上,对于山东士族来说,礼法门风的意味已经超过了官爵。
唐太宗认为门阀与礼仪名教有必然的联系。
他企图把官爵与门阀、礼仪挂钩,也就是说,把官爵与士大夫直接挂钩。
把门第与士大①我曾经在一次笔谈上提出用上古、中古、近古等中性的概念来标识中国历史的分期。
(见《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关于社会形态问题笔谈)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主张,原因是这些用词是中性概念,具有世界可比性,但是其具体内涵要加以客观确认,而不是简单地按照西方的分期法来加以套用。
上古、中古、近古是一套时间概念,一般的社会历史总是从古代发展到近代,而古代又可能依据其不同的内容划分为若干阶段,因此,上古、中古、近古概念本身是没有社会性质内涵的。
这些概念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分析,就会有不同的性质界定。
9夫脱钩是新做法,但把礼法文化的承担者与士大夫挂钩是南北朝的老规矩,把官爵与士大夫挂钩则是旧瓶装新酒的亦新亦老的规矩。
士大夫或者士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指门阀士族,并不指官员,南朝中书舍人王宏应该属于文官,但并不是士大夫。
可见士族与官爵不构成必然联系,只是那个时候的士族都有官爵,才构成了二者的相关性。
唐太宗强调官爵对于士族的意义,一方面是北朝门阀的老规矩。
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南北朝的旧士族失去官爵之后的情况而发的。
所以是旧瓶(北朝士族门阀重官爵)装新酒(新王朝无门阀可依的显贵)。
于是,士大夫概念的内涵就在逐渐演变,到宋代就是泛指士人做官者,其独特的门阀内涵已经完全消失了。
以上关于士大夫概念内涵变化的考察,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特征的形成与发展实际所进行的分析,不是用简单的贵族制崩溃和平民社会兴起所能概括的。
后者不仅有比附西方社会之嫌,而且把历史的复杂内容过于简单化了。
过去虽然人们也都谈中古士族的变化,但是,只是从士族被庶族所取代来讨论,而我则认为要从士族所承担的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中去讨论。
这是根本的区别所在。
总之,唐宋变革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次阶段性变化。
具体说来,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在先秦时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
汉代通过独尊儒术,把经学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
东汉末年,世代读经、世代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渐成为士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法和门风,号称士大夫。
他们把儒家经典内化为自己的家法门风。
他们是礼法文化的承担者和实践者,正是通过他们才使儒家伦理成为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
只是到了唐宋之际,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门阀士族不再独占文化上的优势,实际上是士族把文化传递给了社会其他阶层,所有文人官僚都可以成为士大夫了。
可以这样说,汉唐时代,是儒家伦理通过士族的化身变成社会的实践的伦理的时期;唐宋以后,是这种实践的社会伦理推广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时期。
前者是从社会到思想的时期,后者是从思想到社会的时期。
这就是唐宋变革的分水岭所在。
参考文献:[1][日]宇都宫清吉.《东洋中世史的领域》[A].《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Z].北京:中华书局,1993.北宋士大夫与王安石变法的兴起李华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10037)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这场运动涉及面十分广泛,本人在这里不拟对王安石变法作全面的评价,只是想就这场运动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谈几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