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述评

黑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总第63期)

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述评

●　吕一燃

在清代,中俄两国的边界线长达一万多公里,是世界上两国间最长的边界线。在有清一代的260多年间,中俄两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复杂而频繁的关系。清朝初年,俄国曾入侵黑龙江流域,从1689年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后,至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前,中俄两国的关系虽然也有比较紧张的时候,但一般说来,还是比较友好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成为西方列强和俄国竞相侵略的对象,俄国和中国的关系,主要是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我国对清代中俄关系的研究,如果从康熙时期的萌芽状态算起,至今已有300年的研究史了,如果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关注边疆危机,发奋研究中俄关系问题算起,至今也已有150多年的研究历程了。在这二三百年间,我国对中俄关系史的研究,是不断深入的,按其发展情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或三个时期,从康熙年间至1911年为第一阶段,也可以称之为草创时期;1911—1949年为第二阶段,也可以称之为粗具规模时期;1949—至今为第三阶段,也可称之为繁荣时期。

本文拟就第一、二阶段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并略加评论。

一

俄国原是一个欧洲国家,1582年,俄国军官叶尔马克率领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开始向亚洲扩张。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沙俄哥萨克开始入侵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等地,引发了中俄战争,1689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有清一代的中俄关系就是这样开始的。随后,中俄关系及其历史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早在康熙年间,除了官方编纂的《平定罗刹方略》之外,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方式济的《龙沙纪略》和杨宾的《柳边纪略》,都涉及早期的中俄关系。《平定罗刹方略》是中俄交涉文件的汇编,保存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他三种私人著作,虽然涉及俄罗斯入侵黑龙江流域、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早期中俄边境贸易和清代边防等问题,但叙事都很简略,只能算是中俄关系研究的萌芽。乾隆(1736—1795)嘉庆(1796—1820)期间,有些文人和边疆地区的官员开始重视中俄两国关系的研究。他们根据历史记载和自己的见闻,撰写了一些有关中俄关系的著作。如松筠的《绥服纪略》,俞正燮的《俄罗斯佐领考》,西清的《黑龙江外纪》,以及道光初年萨英额撰写的《吉林外《俄罗斯事辑》、

纪》等,对中俄关系中的政治、军事关系,特别是蒙古、吉林、黑龙江地区的边防,边疆地区与俄国的政治、贸易关系等,都有比前更深入的探讨和更详细的叙述。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这大大地刺激了清朝的朝野人士,使他们睁眼看世界,探求国家抵御外侮之方。为了知己知彼,一些有先进思想的爱国人士,开始研究外国,也开始研究俄国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为了了解世界情况,即组织人力翻译西方著作《四洲志》,其中《俄罗斯国总记》,介绍了俄国的历史及其与中国的早期关系。魏源的《俄罗斯盟聘记》,论述了康熙、乾隆以来中俄交涉的历史,是清代

最早系统论述中俄关系历史的论文。此外,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的《瀛环志略》,张穆的《俄罗斯事补辑》等,也都涉及早期的中俄关系。就在以上一百数十年来研究中俄关系的基础上,在19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这就是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何秋涛通达时务,博览群书。《朔方备乘》集康熙以来研究中俄关系之大成,对当时所能搜集到的一切有关中俄关系的资料和著述,详加考订,纠其谬误。该书内容丰富,涉及中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其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了前人,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中俄关系史。但限于当时的条件,中国人对俄国历史的了解还处于初步阶段,所以《朔方备乘》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该书的《乌孙部族考》,认为俄罗斯是古代西域乌孙的遗裔,这就是由于对俄罗斯族的历史不了解而造成的错误。

19世纪中叶,俄国利用鸦片战争之机,出兵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逼

《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割占了中国东北和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

西北的大片领土。沙俄疯狂地割占中国领土,这使清廷朝野为之震动。一些关心祖国命运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他们带着痛国土之沦丧的悲愤心情,致力于中俄边界问题的研究。曹廷杰的《西伯利东偏纪要》和《黑龙江舆地图说》,根据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研究了《东北边防辑要》、

中俄边界东段的历史变迁,以及俄国一侧的地理险要、居民分布、水陆交通、军事部署、主要城镇等情况。对如何巩固边防,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钱恂的《中俄界约　注》,参考了中外图籍,特别是俄国出版的边界地图,“考界线之沿革,约文之异同”,是中国第一部专门研究中俄边界的著作。钱恂是抱着爱国热情撰写这部书的,他说:“方今中外交涉以俄国为第一强邻,而中俄交涉又以界务为第一要义”,“多一能通界务之人,亦即多一能裨大局之人,谓非当今之亟务乎?”继钱恂之后,邹代钧又撰写了《中俄界记》一书。此书与钱书不同之处是钱书主要是对中俄各个界约进行校注,考订边界所经地名和中外约文的异同。此书则专门研究边界线的走向,及边界线所经之地理形势。对中俄外交的失败,订约的原委,历次割地情况,沿边内外山川形势险要,卡伦、牌博,道里方位,都有比较精确的考订和论述。宋教仁的《二百年来之俄患篇》,开“据国际法之理”研究中俄关系史的先河,给人们以新的启迪。此外,长顺、李桂林的《吉林通志》,袁大化、王树楠的《新疆图志》,许景澄的《西北边界图地名译汉考证》,施绍常的《中俄国际约注》,徐世昌的《东三省政略》,宋小濂的《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钟镛的《西疆交涉志要》,也分别对东北地区和新疆地区的中俄边界、中俄贸易以及其他中俄交涉事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在这个时期,还出版了两部值得重视的中俄边界地图。一部是出使俄国大臣洪钧译印的《中俄交界全图》,此图译自1884年俄国出版的《俄中交界图》,共35幅,有关中俄交界一带的山川、地名比当时的中国地图详细,为研究中俄边界问题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缺点是该图所绘的边界走向不够准确。有人曾因此批评了洪钧。说句公道话,作为译图,原图的错误是不应该由洪钧负责的。另一部是邹代钧的弟子曹寅绘制的《中俄交界图》,共16幅,其中中俄交界总图一幅,详图15幅。作者根据自己对中俄边界形成研究的心得,在图中标明了历次条约失地的界线。这是中国人自己绘制的第一部比较成功的中俄边界地图,尽管该图也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这是不应苛求于作者的。绘制边界地图之难,这是众所周知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作者绘出这样的地图,是令人钦佩的。事实上,该图册已成为中俄边界问题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作者对中俄边界史研究的贡献,其功是不可没的。

综观康熙年间至清朝覆灭这一时期的中俄关系史研究,除了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之外,没有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中俄关系著作问世。中俄边界是这一时期研究比较充分的课题,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