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与中国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分析比较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与中国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分析比较
①日本的社会背景:（1）人民的反抗（2）新兴地主、商人不满（3）统治阶级内部（大名、中下武士）分化，幕府成为众矢之的.
中国的社会背景:（1）封建危机严重（2）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较强大。

日本的领导力量:中下级武士、新兴地主等联合力量强大。
中国的领导力量：资产阶级力量较弱，仅把希望寄托在无实权的皇帝身上，顽固派力量强大。

日本的具体措施：推翻幕府后明治政府，发布的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大力推行。
中国的具体措施：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无实权和顽固派强大，无法推行。

日本的国际环境：（1）发生在19世纪中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
（2）西方对中国的入侵和中国人民的反抗，客观上为日本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国际环境：（1）发生在19世纪末向帝国主义过渡阶段，成为列强瓜分对象（2）帝国主义决不愿意中国成为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不利。

②戊戌前后兴起的中国维新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它们的结果却迥异。本文试图从二者的比较中探讨两国改革运动的异同，以揭示两个在变革前国情相似的改革运动，呈现两种完全不同命运的历史必然性。
由于当时中日两国是同处亚洲的封建国家，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着密切交往；也由于两国的改革运动都发生在西方列强侵略势力东渐的19世纪后半叶，且日本先行一步而致强，成为中国变法维新的榜样。因而两国的变法运动必然有着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它们表现在：（一）、变法所处的历史条件相似。两国社会性质相同，同是封建专制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都先后面临沦为西方列强半殖民地的危机；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本国自然经济解体，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两国的反帝反封斗争均不断高涨。（二）、两国改革的宗旨、路线相同。两国都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以西方为榜样，以自上而下的改革为手段，企图在保存封建特权的前提下，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维新派在改革中依靠的都是无实权的傀儡──中国为光绪帝和日本为天皇。（三）、两国维新领导人物大都出身封建家庭，都属于正在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都受到一定程度的西方文明的影响。
既然两国的改革运动，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又何以得到不同结果呢？这是因为：虽然两个改革运动具有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在这些

表面相似的状况下，却掩盖着许多不同点。不同点的内在原因，即是两国改革运动内部矛盾特殊性的表现，各自成败的历史必然性就寓于其中。这些不同点主要表现在： （一）两国维新前的国内形势大不相同
维新前，日本社会内部已存在多种不同的与中央政权幕府的离心势力。(1)、幕府下有实力的藩，尤其是西南四强藩，为了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以对抗幕府，在英美的支持下，发展军事，任用中下级武士进行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直接与幕府对抗。以后成为倒幕力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地。(2)、下级武士除在政治上受压抑外，经济上逐渐破产。为谋求生活出路，许多武士从事副业生产或经营商业，进行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活动。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影响和人民革命斗争的推动下，其中一部分与资产阶级携起手来，成为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3)、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受到幕府的种种限制和打击。是幕府的天敌，是一支倒幕的坚强力量。(4)、农民和市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不断进行反幕斗争。1846年──1867年就发生起义59次，下层人民的斗争，使幕府统治摇摇欲坠。
下级武士、大名等统治阶级重要组成部分的背离，大大削弱了幕府的势力而增强了倒幕力量；农民、市民频繁的起义破坏了幕府统治的基础。幕府统治已陷入危机中。
在中国，自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至戊戌前，各地人民虽不断进行反帝反封斗争，但都未形成全国性的形势。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从乙未到庚子，“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1]。那期间，不仅戊戌变法昙花一现，就连广洲起义也遭失败，且不得国人同情。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有一种观点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软弱的资产阶级不敢也不愿与民众，尤其不愿与农民斗争相结合。这个分析虽正确，但不能代替对戊戌维新失败原因的具体分析。列宁指出：“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有革命”[2]。当然，革命形势未必都引起革命，但是，革命运动必须具有革命形势这个客观条件。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在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背景下，维新派根本无条件如明治维新派那样利用人民力量去推翻封建统治。我们也没有必要苛求中国的维新派去组织农民，发动群众，投入维新运动。
与此同时，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虽然存在帝党、后党之争，一是斗争没表面化，二是清廷的大权一直被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所掌握，光绪帝只是一个傀儡而已。因此，后党没有出现幕府那样的政治危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维新派要推翻阴挠变法的后党或企图

直接依靠光绪帝颁发诏书就能改革成功，是不现实的。
（二）、维新派掌握最高权力的大小不同
自上而下形式的社会改革，古今中外都不乏有成功的先例。其取得成功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改革者（集团或个人）必须拥有最高统治权力。
中日在维新前，中央实际权力与名义权力都是分离的。在日本，全国最高统治权是掌握在将军手中，天皇只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在中国，慈禧太后握着朝廷大权，光绪只是名义上的皇帝。虽然，两国维新派都是分别依靠无实权的天皇和光绪帝，而实质不同：日本的改革派是利用人民的力量，经过戊辰战争推翻了幕府的统治，掌握了最高统治权，所以改革得以顺利实行。而中国，维新派从变法一开始就主张“君权变法”，认为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只要君主决心变法就可立刻见成效，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有见地的。但历史的悲剧在于，维新派所寄希望的只是一个无权的皇帝，而他们在变法中又没能采取可行措施来改变君主无权的状况，结果维新运动被武力镇压下去。这是维新派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无论是鼓动帝党向后党夺权，还是提前策划武力除后（慈禧）行动，在新旧势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都注定不会成功的。从根本上说，要打倒维新运动的对立面──后党，只有推翻整个朝廷才能实现，这是维新派力所不能及的事。因此，维新派寄托于光绪帝的改革事业，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虚幻性。
（三）、改革的社会基础不同
改革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普遍的反响和支持，是改革成功的重要社会基础。明治维新派制定并执行了从基本国情出发的“富国强兵”、“殖兴产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殖兴产业”政策是明治政府撤销限制工商业的措施，办国家银行，用国家资本，兴办官营及扶植、保护私人资本主义；“文明开化”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乃至思想风尚和生活方式；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就是改革封建军制，建立近代化的常备军和警察制度。以上从日本的基本国情和需要出发的维新三大政策，加上其它如土地政策、废藩置县等，把日本资产阶级改革推向更彻底的道路上。对以上这些政策，日本政界及在野人士都很少反对，故这些政策很快得以实施。明治维新后不到50年，日本就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百年左右才完成的资本主义工业道路。光绪帝颁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进行的改革，集中反映和代表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中下层士绅或正在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他们只占统治阶级的很小一部分，在整个

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更小。维新派的主张与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存在很大冲突的或“无关”的。如废八股使数以百万计与八股性命相关的士人“失其安身立命之业，自是日夜相聚，阴谋与新政为敌术矣”[3]；革漕运，使当时食于漕运的官吏、兵丁数十万人失去生活依靠；当断发易服、改变辫子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旗人的不满达到顶点”；裁减冗员闲衙，据载仅京师一地被裁衙门就达十余个，被裁官员“将及万人”，以致“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4]。政治制度的改革，更引起了封建官僚的普遍愤怒。戊戌改革，上则严重剥夺西太后、军机大臣、各部堂及地方督抚的大权，下则广涉触及八股士子、无业旗民的利益。因此，造成一个巨大的反对面、抵触面。
占人数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温饱问题。戊戌前，因教案四起，人民群众正反洋教、反洋人。而戊戌维新不涉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主要是学习、仿效西方文明。因而与下层人民的利益相距太远而得不到支持。由此可见，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两国维新派领袖个人阅历和行政经验不尽相同。
领袖人物是否具有政治远见，行政经验，敢于和善于开展斗争，是改革成败的重要条件之一。
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成员是中下级武士。幕末，武士阶层因经济破产，从统治阶级中化出来，从事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活动，在经济利益上与资产阶级趋向一致。明治维新前，部分中下级武士曾参加并主持过藩内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从中经历了改革风浪的考验，积累了政治斗争经验，长于韬略，是一批出色的政治家、策略家、实干家。在倒幕中，他们善于利用形势，运用各方面力量乃至农民武装，以打倒主要敌人幕府。倒幕成功后，在改革中又对强大的封建贵族采取十分策略的赎买政策，用公债偿付形式迫使他们转变为用公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资产阶级。这样，大大减少了贵族反抗的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要的政治安定局面。日本整个改革过程并无倾盆大雨，但却切切实实地改造着日本政体。在稳步而又坚决地把大权归揽于维新派的前提下，最后才实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开化。改革过程，充分表现出维新领袖人物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
相比之下，中国维新派康、梁等都是些读书人，虽有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却缺乏行政经验，疏于政务，黯于世事，缺乏韬略。没有日本维新派的阅历和社会改革实践，是一批缺乏实际行政经验的书生。他们基

于“不除弊不能布新”的认识，出于急于求成的心理，变法103天，下谕旨204件，改革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不分轻重缓急，主次先后、全面开花。当时民族危亡、百废待兴。但不容齐头改革。在实施步骤上，宜先发展农、工、商，改革教育和军事，在取得成效，树立了威信，稳住政局后，再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同时，对慈禧，对守旧大臣等各方面人士，应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以分化和减少改革中的阻力。在这方面光绪帝和康、梁等均缺乏应有深谋远虑和相应的策略。一场具有根本变革要求的戊戌维新运动，终因反对者众，支持者寡而失败。

③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之六大不同
1、对政权的态度不同
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都以西方为榜样，以改革为手段，企图在保留封建地主阶级特权的前提下，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戊戌维新提倡君民共主，改革封建官僚机构，利用南学会变相推行地方自治制度；经济上要求“以工定国”；科学文化方面力主废除八股科举，积极发展资本主义教育、新闻、出版、文化事业，培养资本主义所需人才。至于路线，戊戌维新领导人早期寄望于达官贵人，尤其是圣上光绪的一声谕旨。政变后仍抱定“唯有一策，尊皇而已”。
明治维新的施政大纲同样是皇权专制与西方议会政治的结合。早在政变前，维新派有名的《船中八策》就明言：“天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应出自朝廷”，“设上下议政局……万机应决于公议。”这是明治政府的五条誓文的基石。“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日本维新派在改革路线上死死抓住的也是个政变前并无实权的傀儡天皇。明治维新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意义，并带有近代民族民主运动鲜明特点的一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它是以暴力夺取政权作为维新的前提。
虽然日本和中国都是封建专制国家，但两国历史差别很大，维新前夕的政局也截然不同。日本大约在公元4—5世纪由大和朝廷完成了统一，经过7世纪中叶大化革新，确立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公元12世纪末，源赖朝树立了武士政权，它代表新兴封建领主阶级利益。这个政权的中央机构为幕府，把持全部朝政。天皇大权旁落，只是日本民族最高统治者的精神象征。1603年，德川家族在江户建立幕府，明令将日本分为士（武士）、农、工、商四个等级，而掌权的武士阶级，又细分为许多阶层，上下尊卑，等级森严。以幕府将军为首，下有诸侯（大名），其领地称藩国，政治经济军事上皆具有相对独立性，自成行政系统。所以

德川幕府统治制度又称“幕藩体制”。
19世纪30—40年代，一些经济实力雄厚、政治影响较大的强藩，如长州、萨摩、土佐、肥前等，成功地进行了“藩政改革”。他们顺应商品经济发展趋势，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和军事技术，积极扩大对外贸易，促进了藩内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日本维新志士，是藩政改革核心力量，在夺取藩政实权、推行改革措施的过程中，他们同腐败的门阀保守势力反复较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起活动据点。他们打出“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集中力量打击幕府：符合日本民族渴望建⑼骋磺看蟮闹醒爰ü业纳缁嵝睦硪螅越崾笔惫谟?60多藩割据造成的分裂局面；顺应日益高涨起来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以结束列强对日本的侵略；适应千百年来形成的奉王政为正宗的传统道德舆论，具有极大的号召力。60年代初，维新派著名领导人高杉晋作、久坂玄瑞等，在长州藩组织“奇兵队”等各色“诸队”，建立倒幕武装力量。1867年底，维新派领袖大久保利通等人，以天皇名义下“讨幕令”，作为集结长州、萨摩等藩军队的合法借口。翌年1月3日，他们发动了“王政复古”政变。同日，京都郊外打响了国内战争第一枪，由此日本历经为期一年半波及全国的内乱。在这次著名的戊辰战争中，维新派战死3500多人，幕府方面战死4700多人。政权更替通过暴力斗争得以实现。
夺取政权后，维新派随即抛出《维新政体书》，“建立议会制度”，实行三权分立，官吏公选，并部分轮换。同时，维新派牢牢掌握了政府各个要害部门及组织人事大权。
中国维新派面对的政局和历史遗产，与日本截然不同。自秦朝以来，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皇帝独揽乾纲。到明清时君主专制制度尤为完善，雍正以后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维新派没有日本那样的强藩作后盾，更无可能拥有自己的据点独立地创建、训练军队。晚清时期虽出现过地方实力派，但关键时刻都无一例外地效忠慈禧。慈禧与光绪虽有矛盾，却始终未达到公开决裂的程度。清廷实权，一直牢牢掌握在慈禧手中。中国维新派尽管曾得过几个军机章京的头衔，但从未真正夺到过政权。而日本维新派则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二者结局不同的根本原因。
2、各自后台不同
明治维新的骨干力量是日本中下层武士。幕府末期，由于幕府和各藩财政状况恶化，中下层武士的经济地位日益低下，有时甚至俸禄不保，生活无着，不少武士沦为浪人；严格的等级制度，又使他们深受政治压制，难有出头之日，福

泽谕吉自幼“对门阀制度表示愤恨”；加上西方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种种因素，都促使他们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向往社会变革。同时，他们同幕府和藩主经济依赖关系日渐破坏，政治从属关系相应松驰，可以有很多机会学习西方文化知识。维新前夕，“最热心的荷兰学者往往是浪人和下级武士”，“他们中间有不少人获得了西方科学和思想的相当知识”，“习知海外的发展大势”。
明治维新领导人多为长州、萨摩藩的中上层武士。他们同藩主有世代相传的比较紧密的历史联系，对藩内政治也有较多发言权，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动向。他们大多参与了藩政改革，于五、六十年代掌握了藩内实权。受过比较长期的政治锻炼，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戊戌维新领导人，普遍缺乏政治实践锻炼。他们成长于书斋，维新前都未从事过社会管理工作。谭嗣同阅历较广，但也不是政治家。中国维新派，没有同任何一个地方实力派建立起如日本维新派同强藩主之间的那样密切的一体关系。政变后，维新派纷纷浪迹日本，萍踪四海，连一度作为维新派大本营的湖南省，也无立足之地。
日本维新派联系的社会力量，也同中国维新派大不一样。日本维新派不仅公然同足以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强藩结盟，而且以町人阶层（商人、手工场主、农村富农）为其靠山。町人大力支持维新派，安政大狱逮捕的维新志士梅田云滨，得到了全国豪商富贾的资金捐助。他本人也借助他们的财力，经营长州藩物产买卖。对倒幕运动有重要推动作用的樱田门事件，金融支持出自水户地区的蒻粉制造主樱岗腰包。不少町人直接出面参加维新事业，如绉纱机主利喜藏、棉布批发商菊地教中等，有的人还献出了生命。而《船中八策》的起草者坂本龙马，自己就是个酿酒家。“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更有力的证据，则系乌羽伏见之战的军饷（这一仗为维新派军事胜利的关键）及明治政府的财政，主要支柱靠三井、岛田、小野等大商业资本的借贷。明治政府军所到之处，大商人都缴纳了所谓“御用金”。虽然并非自愿，也说明在维新派与幕府之间，他们宁可选择前者为自己的利益代表。农村富农也多支持维新派，由他们为主干组成的长州“农兵队”，在戊辰战争中发挥了作用。仅小郡宰判一地，就拥有10支农兵队，兵力2340人。新发田藩新兴地主富农也组织了“草莽队”，同维新军队一起作战。
中国维新派主要从官僚和知识分子中寻求支持。其指靠重点为清廷中的帝党，和张之洞为首的部分洋务大员。这些人改革封建政权的

愿望不强烈，对封建制度则加以保护。他们脚踏两只船，见风使舵。至于富商大贾，保国会虽有列名，但至今未见足够材料说明他们给维新运动以较大的人力物力支持。资本家中，张謇同维新运动关系较深，但不是其核心人物，政治态度比康梁更软弱。可见，中国维新派既无日本强藩那样的强大政治后盾，又无日本维新派赖以持久活动的雄厚经济实力，因而在政治上难有作为，转而把思想启蒙作为运动重心。
3、领导水平不同
日本维新派领导人久经政治风浪考验，富于大无畏精神。其先驱佐久间象山说：“今日为国家画长计舍我其谁也？纵令为此殒命，他日必有从我说者”。他曾长期被监禁狱中，但丝毫不退缩。他的学生吉田松阴继承他的志向，写诗自警：“士当得正而毙，何以明哲保身？不能见机而行，犹当杀身成仁；道并行而不悖，百世以俟后人。”他以生命实践了誓言。而吉田松阴的学生，被誉为吉氏双璧的高杉晋作、久坂玄瑞又继续战斗，确实做到了为维新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高杉、久坂殉国后，军事奇才大村益次郎，作为他们创建的“奇兵队”司令官，又率领后起之秀伊藤博文等人，在戊辰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足见日本维新派前仆后继的坚强意志和沉着镇定的应变能力。
中国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缺乏清醒认识和足够准备。事变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一筹莫展。他们的个人经历，也相对较少坎坷，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与日本维新派相比差距甚远。除谭嗣同、唐才常少数人外，其余的人都没有足够的魄力同封建势力一决雌雄。戊戌政变后，为人师表的康有为哭天抹泪急着跳海，献身“甘为万世”的梁启超仓惶出逃，严复、黄遵宪一时噤若寒蝉，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日本维新派精明强干，长于韬略，是批出色的政治家、权术家、军事家。目标坚定，百折不挠，死死咬住夺取政权这个环节不放。在步骤上，稳扎稳打，谨慎行事。新政府成立，施政方针只有再三斟酌后改定的五条誓文，并无倾盆大雨，却实实在在地初步改造了政体。然后逐步实行废藩置县，取消身份证，废除士族华族特权，改正地税，发展实业和近代教育，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开化。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从1869年正式谈判开始，到1894年签订日英通商条约，基本恢复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争得国际贸易最惠国待遇，花费25年时间。到1910年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次年签订新约，完全取得关税自主权，前后花了42年时间。这表现出明治维新具有争取民族独立

、维护国家主权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性质，也表现出明治人物的坚韧毅力。在策略上步步为营，选择了一种阻力最小的路线和做法。
明治人物还善于利用形势，争取和利用各方面力量，打击最主要敌人。维新前，其矛头直指幕府，敢于为此调动平民、乃至农民武装。长州藩“奇兵队”、“农兵队”，是倒幕武装的主力队伍。维新成功后，明治人物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用公债偿付形式迫使他们转变为用公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资产阶级。本来，日本封建势力十分强大，其贵族僧侣人数占全国人口10%，超过法国大革命前的封建阶级在法国人口总数中的5—6%的比例，破坏性很大。明治政府的赎买政策，显著减小了封建阶级反抗的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当然，这又是很大的妥协，是明治政府借口巩固同封建贵族的联盟，扼杀方兴未艾的农民起义和自由民权运动的手段。
戊戌人物则缺少谋略。谭嗣同虽豪爽任侠，却无法掩饰书生本色。戊戌变法103天，奏议无数本，上谕无数条，不分轻重缓急、主次先后，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更糟的是，这些条令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维新派又不懂得争取同盟军。在维新运动初期，洋务派包括李鸿章在内，无不争相趋附，但维新派却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力加排斥。在处理翁同龢问题上，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光绪帝刚宣布变法，后党就斥逐帝党中最能左右政局的翁同龢出京，维新派不但不努力挫败后党阴谋，反而利用光绪帝思想日渐激进，同翁产生了一定程度矛盾来促成此事。从曾朴《孽海花》透露的材料看，急于以帝傅自居的康有为，多少负有责任。其实，在维新派同顽固派的剧烈政争中，翁李和王朝内部的洋务派分子、其它非后党官僚分子，是可以起到缓冲矛盾、甚而牵制削弱顽固派作用的。可是维新派没有看到这一点。至于维新派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他们害怕农民斗争，把维新运动作为阻止农民革命的手段。这从他们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中，清楚看见。
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确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财阀和地主，成了日本名符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他早年参政，励精图治，左右都是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发挥其统治才能。光绪帝虽有抱负，并葆有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了戊戌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政治偶像。但他长于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
4、政敌狡悍不同
幕府将军对日本全国控制的程度很弱，而以慈禧为

首的顽固派力量十分强大，对清朝全国仍然拥有很强的控制力。幕府的统治经验与专制程度，与清朝相比大为逊色，幕府将军的统治才能，与慈禧相比，只能甘拜下风。
5、英美支持不同
英美对明治维新竞相扶植，并给予直接的物质军事援助。政治上偏袒强藩，经济上源源提供工业品和武器，并帮助培养人才，直到指导长州藩训练军队、改善军备。英国曾同长州、萨摩发生过公开冲突，但自那以后，长州、萨摩藩主及维新派，认识到闭关锁国政策的不现实，转而采取同英美交往、主动向西方学习、并在倒幕斗争中寻求其支持的策略；英国也从中领教了日本人民的抗争精神，和日本国内形势革命化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以及维新派的潜在优势，因此改变了过去单方面支持幕府的态度。双方都在维护自身利益基础上，重新估计了局势，同过去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就连一贯倒向幕府的法国，在戊辰战争中也“严守中立”，未予幕府军队政治承认，更未实行对日武装干涉。
列强对戊戌维新，朝野不乏恭维，也有赞助之举。一些外籍人士及团体，尤其是广学会，对戊戌维新的兴起有不小推动作用。英美日驻华使馆，在政变时援救保护过部分维新领袖。政变后，日本政府和政界要人，继续为维新派提供了活动场所和部分经费。但庚子后，列强不约而同转向开始驯化的慈禧，不再积极过问光绪亲政一事。在自立军事件中，英国政府**了唐才常等志士。日本政府则脚踏三只船，周旋于维新派、革命派和顽固派之间。即使前期列强支持维新派时，也往往流于政治倾向和口头表示，从未提供实质性援助。列强中控制中国最深的英国，一直密切注视戊戌维新的进程和动态。他们早就看出：“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倡导者”，变革很难“深刻地感动中国的官僚们”，因而前景黯淡，“不可能”实现预定目的和计划；而政变后，“帝党的维新人物中似乎没有一个具有魄力的人来继续支持变法运动，而光绪自己则是驯服地屈服于暴风雨之中”。所以，英国政府虽认为慈禧当政“局势严重”，但基本默认了。在华权威西报《字林西报》大感愤慨，谴责“列强在北京的代表”，“对于中国之返回到野蛮状态，有坚决赞助的意见”。
6、支持原因不同
中国是列强在远东争夺的主要目标，于英国的关系尤大。“长期以来，中国……一方面有国内革命的可能，一方面有外强瓜分的危险”，“如果要瓜分中国……可能在列强之间引起激烈的竞争。从反面来说，假若瓜分的问题一时不易得到解决的方

法，那末，叛乱的余烬将因此而迅速被煽成炽烈可怕的火焰。”基于这种分析，《字林西报》指出：划分“势力范围”“是一种开支更小而带来利益更大的方式”，“列强是宁愿维持现状而不分割中国”。这代表了英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倾向。列强尤其是英国也希望中国有一定程度的变革，表示“愿中国富强无危险”。所谓“富强无危险”，其实是只需要一个高效能的、可以控制局面的奴才政府，而决不容许中国真正独立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列强对维新派的支持非常有限；只要变革超过他们规定的限度，他们就宁可抛弃维新派，还是要那腐败然而已经驯服了的那拉氏政权。历史演变的过程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相比于中国，日本作为一个“狭窄的国土、贫乏的资源”的小国，地位不那么重要，列强争夺也不那么激烈。英美基于对日本国内局势的分析，以及同法国的矛盾，支持了强藩和维新派。而当日本维新成功并逐渐强大以后，英美则虑及自己不利的地理条件，宁可转而采取扶植日本、牵制沙俄的对策，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看家犬。因此，它们非但没有压制、孤立、绞杀新起的日本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政权，反而纵容、助长日本对中国、朝鲜的侵略。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期，英美的这种政策已经表现得非常露骨。
中日双方在戊戌和明治时期所处的国际环境明显不同。明治维新前，中国的太平天国给列强以沉重的打击和教训。美国驻日公使哈里斯害怕日本人民效仿太平军；英国公使奥尔柯克在给本国的一份报告中也供认不讳：“我们从太平天国人民革命中吃过苦头”，“必须铭刻在心”；“对日本的纲领必须慎重行事，对日本销售鸦片或是以武力占领日本来削弱日本，对于英国是绝对没有利益的。因此就必须不是以人民革命自下而上地一举推翻封建制度，而是以自上而下的逐渐渗透的改革，来谋求日本的近代化。”这是英美终于确定支持日本维新派及其政治改革的重要动因。
纵观明治维新前夕，英国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美国正处于南北战争期间，而法国则处于普法战争的前夕。这一切都给明治维新以极好的机遇。沙俄则因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败北，元气大伤，1861年侵占对马岛又失利，在60—70年代初，它在远东的侵略对象主要是中国，对日本较为放松。可见，明治维新前夕的国际环境对日本极为有利。
戊戌时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则不同。列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对中国的争夺白热化，瓜分中国和武力干涉的叫嚣甚嚣尘上，实际危险也严重存在。戊戌人物张口闭口就是革命必然

引起列强干涉而亡国，这固然是其软弱性、局限性的暴露，同时也是他们处于不利国际环境的曲折反映。日本维新派没有受到这样大的压力。而且，甲午战争后中国半殖民地程度迅速加深，列强在华势力和对华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力，都与当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不能相提并论。列强同清政府的勾结，远超过法国同幕府之间的关系。而且列强在华结为不同的国际侵略集团，矛盾错综复杂，也是中国维新派碰到的大难题。
当然，戊戌维新在国际条件方面也存在有利因素。南北战争、俄国农奴制改革、19世纪后半期东方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上层政权改革，都给中国维新派以启示和鼓舞。明治维新的成功，直接给中国维新派提供了一个活样板。但这些因素，主要是精神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