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东道国制度重要吗？蒋冠宏/蒋殿春• 2013-04-16 16:06:10 来源：《管理世界》(京)2012年11期【内容提要】本文基于2003～2010年中国对107个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在发展中国家的分布特征。

除考虑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和距离等传统因素外，我们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

经过检验我们有如下发现：中国投资发展中国家有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距离对中国投资有负面影响；东道国政权稳定性和监管质量影响中国OFDI是否进入，但不影响投资规模；东道国法制对中国OFDI的规模有负面影响；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有负面影响；中国与东道国制度的绝对差异对中国OFDI有正向影响。

通过进一步考察中国OFDI的制度偏向，我们发现：中国OFDI偏向法制和腐败控制优于本国的东道国；东道国政府效率越高或越低都对中国OFDI有正向影响；东道国监管质量越好或与本国接近正向影响中国OFDI。

【关键词】逆向对外投资/发展中国家/制度/Heckman模型一、引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OFDI）问题备受关注（Buckley et al.，2008）。

中国外贸盈余和外汇储备的增加，使得中国OFDI大量增加。

目前全球FDI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相对较小。

中国OFDI不仅进入发达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资本供给者。

发展中国家拥有潜力较大的消费市场、亟需开发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

这是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主要优势。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软、硬环境仍有较大缺陷。

如，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制度软环境”和基础设施等配套服务方面仍有较大差距。

这是阻碍发达国家FDI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为对外投资的后来者，近年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量增加。

如表1所示，中国OFDI主要流向了发展中国家，且增速极快。

2003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为亿美元，而到2010年增加到了亿美元，8年增长了接近22倍，年均增长约70亿美元。

虽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比重下降，但仍然占中国总投资的80%以上。

因此，中国OFDI主要流向了发展中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资本供给者。

近年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Broadman，2007; Besada et al.，2008; Cheung et al.，2011）。

但是，从实证角度来研究该问题的文献却不多。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了解中国OFDI在发展中国家的分布特点。

由此，本文基于2003～2010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研究了中国OFDI在发展中国家的区位选择问题。

除了考察市场和资源等传统因素外，我们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

制度风险是限制FDI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因素之一。

然而，现有研究不仅表明东道国制度对FDI有显著影响，而且表明制度的绝对差异对FDI也有影响（Habib and Zurawicki，2002）。

同时，以往研究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

中国OFDI有其自身特点。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OFDI的主体是国有企业。

而中国国有企业有“特定所有权优势”，如软预算、低息贷款等。

第二，中国国有企业有“双重动机”。

中国国有企业不仅有利润最大化动机，也有“非市场动机”（Morck，2008）。

第三，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国内的市场和制度环境有特殊性。

但与发展中国家却有较多的相似性。

如法制缺陷和腐败等制度问题。

因此，以往研究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有待进一步检验。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全面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

我们从政权稳定性、监管质量、政府效率、腐败控制和法制等角度全面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

第二，考察了制度的绝对差异对中国OFDI的影响。

我们利用双边制度的绝对差异检验了中国OFDI的“制度接近性”。

第三，基于中国与东道国的制度差异，考察了中国OFDI 的制度偏向性。

第四，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解决了样本自选择（Sample Self-selection）问题。

第五，利用2003～2010年中国OFDI数据。

本文数据有两个优点。

首先，该数据是中国商务部以OECD—IMF标准统计的，包含利润再投资，因而数据较为精确。

其次，考虑到了中国OFDI的最新动向。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OFDI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因而中国OFDI的结构和趋势也发现了相应变化。

所以，我们使用该数据捕捉到了这一变化趋势，使得结论更具时效性。

总之，本文加深了对中国OFDI的认识，为中国企业投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

接下来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第四部分为模型检验和结果分析；最后为全文总结。

二、文献回顾本文的文献回顾主要从东道国制度对FDI的影响展开。

Blonigen（2005）总结了近年来有关FDI区域选择的相关文献。

他认为东道国制度影响FDI的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制度环境恶劣增加了投资者资产被剥夺的风险，因而减少了投资的可能性。

如产权制度的缺陷阻碍了投资。

第二，规范市场运行的制度缺陷将增加投资成本，因而减少了投资活动。

如寻租、腐败等问题增加了投资成本。

第三，制度缺陷往往导致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司法体制、政府效率和监管等）质量低下，因而影响投资的预期收益。

基于发达国家的FDI，从最近的实证研究来看，Wei（2000）、Globerman和Shapiro（2003）、Asiedu（2006）和Gani（2007）都认为东道国制度的优劣与FDI正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Habib 和Zurawicki（2002）利用7个发达国家对89个国家的FDI数据研究发现，双边制度的绝对差异与FDI负相关，即FDI不仅取决于东道国制度的绝对水平，也取决于制度的相对差异。

他认为母国和东道国制度的绝对差异越小，则双方更加容易适应彼此的交易规则和制度环境，因此有利于FDI的增加。

从现在的经验事实来看，我们发现全球FDI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

而发达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较小。

这从经验事实上验证了Habib和Zurawicki（2002）的结论。

然而，并不是所有研究都支持以上结论。

如Hines（1995）和Henisz（2000）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东道国制度和FDI的显著关系。

特别是Benassy-Quere等（2007）认为，上述研究存在内生性问题，因而结论是有偏的。

然而，Benassy-Quere等（2007）使用了新数据，并克服内生性和多重共线性问题后，其结论却支持传统观点。

由此可见，以往研究基本认同东道国制度质量对FDI有正向影响，而制度的绝对差异对FDI有负向影响。

但是，以往研究的FDI母国都是发达国家。

这些国家的特点是企业市场化运作和国家制度优越。

然而，中国的制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再者，中国国有企业具有“双重动机”和“特定所有权优势”。

因此，上述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值得商榷。

从目前有关中国OFDI的实证文献看，东道国制度只是作为中国OFDI规避风险的参考因素，并没有就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由于中国OFDI的“特殊性”，东道国制度对其影响是否与传统理论预期一致呢？Buckley等（2007）利用1984～2001年中国对49个国家的OFDI数据研究了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特征。

他们发现东道国越腐败，则中国OFDI规模越大。

同样，Kolstad和Wiig（2010）利用2003～2006年中国对104个国家的OFDI数据也研究了相似问题。

Kolstad 和Wiig（2010）的结论进一步支持了Buckley等（2007）的观点，并认为中国OFDI进入非OECD国家有显著资源寻求动机，而且东道国制度越差，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规模越大。

Cheung等（2011）利用中国对非洲的OFDI数据研究认为，东道国腐败和法制缺陷对中国OFDI有正向影响。

但是，Cheung和Qian（2009）利用1991～2005年中国对50个国家的OFDI进行研究时，并没有发现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有显著影响。

同时，Amighini等（2011）利用2003～2008年的中国OFDI数据进行了分行业检验，发现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取决于具体行业。

他认为东道国制度对投资制造业的中国OFDI没有显著影响，而对于投资资源行业的中国OFDI，其结论与Kolstad和Wiig（2010）一致。

总结中国OFDI 的文献，就东道国制度而言，与传统理论相比，中国OFDI有“特殊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东道国制度越恶劣，中国资源性投资越多。

第二，中国OFDI的“制度风险规避”不明显。

从国内研究来看，已经有部分学者研究东道国政治风险和制度对中国OFDI 的影响。

传统观点认为，东道国政治风险不仅给投资者未来收益带来潜在不确定因素，也加大了投资者产权被非法剥夺或侵占的风险。

因此，东道国政治风险对FDI的进入有负面影响。

那么中国的OFDI是否与理论预期一致呢？事实上，韦军亮和陈漓高（2009）、高建刚（2011）和王海军（2012）等人的研究发现东道国政治风险与中国OFDI是负相关的。

他们的研究认为中国的OFDI符合传统理论预期。

从制度风险来看，董燕等（2011）利用中国对非洲的OFDI数据研究了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决定因素。

他们发展非洲国家的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不显著。

邓明（2012）利用中国2003～2009年对73个国家的OFDI数据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法制制度对中国OFDI有正向影响，而发达国家的法制制度则是不显著的。

同样，宗芳宇等（2012）利用上市企业2003～2009年的对外投资数据，研究了双边贸易协定和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

他们发现双边贸易协定有助于弥补东道国制度缺位，因而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

因此，综合国内研究来看，还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没有深化和细化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

第二，没有考虑到东道国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导致的制度对中国OFDI影响的差异。

第三，普遍存在样本选择随意性。

因此，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研究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影响。

总之，虽然上述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中国OFDI的认识，但是还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现有研究还没有全面考察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

其次，现有研究结论混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