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读书笔记外二张妍1308020220一、本书逻辑在众多参考书目中选择黄永年先生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这本书，一方面是因为黄永年先生是吕思勉的学生，在上一本读书笔记中因选择诚之先生的《中国制度史》而深受折服，因而想要读读这位史学大家的学生笔下又是如何叙述唐史的。

再者，作为我个人来说，其实读过的历史书籍相对较少，对魏晋南北朝以及五胡十六国这部分的历史是较为混乱与了解甚少的，因此选择本书也相当于是为自己所欠缺的历史部分加油充电吧。

在序言中作者已指出，本书是在其曾撰写大量论文的基础上汇成系统性的专著。

全书共分为十五章，主要以唐代政治史为线索，并加以对东西魏、北朝齐周以及隋的政治斗争进行描写，从而使读者更加了解到唐朝政治发展的历程及原因。

作者黄永年先生围绕旧史记载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前人的研究著作中存在的谬论进行挖掘与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第一章“北齐政治斗争的真相”，这一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即北周吞并北齐，再度统一北方，缪彦威先生在对此阶段历史研究时提出“民族问题不能解决促使北齐亡国”，作者认为，在高欢政权体系下，汉人与鲜卑分别有掌权代表，而非以民族来划分营垒，两个民族互相抨击打压，实则是文官与武官之斗争。

在北周吞并北齐不久后，军政大权又落入到外戚杨坚手中，并发动宫廷政变建立了隋朝。

由此观之，并非民族矛盾致使两个王朝步入灭亡，内部的政治斗争才是关键。

第二章“关陇集团的始末”，作者借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提出的“关陇集团”这一概念展开论述唐朝政治，关陇集团是以宇文泰为首的西魏北周上层统治者组成的政治集团，其中大多是文武兼和于一身的官员，而这种政治集团总体来说是落后的。

黄永年先生举例论证了关陇集团的消失是在唐初，对陈寅恪认为“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这一认识进行了修正。

紧接着，在第三章“府兵的兴衰”中阐述了与关陇集团密切相关的府兵制，西魏宇文泰在大统十六年前建立起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的府兵组织系统，而这八柱国又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发端。

可以说，府兵制是关陇集团的一面镜子，亦或是其掌控军事大权的有力武器，从府兵制的盛衰可以看出关陇集团的兴亡。

第四章“李唐创业和玄武门之变”正式进入唐代政治史的研究，四至八章主要讨论的是初唐时期的政治史，占据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其中，作者首先探讨的是玄武门之变，不同于其他历史大家所认为的唐初宫廷政变成败在于控制玄武门，其实只不过是李世民和其胸建成、元吉之争而侥幸取胜的。

这几章中，着重描写唐太宗与武则天，揭开大多历史学家及史官为其披上的明君圣主外衣，更加真实的剖析这两位一直被后世所称赞的明君。

再由“李武政权”阐释后宫妃嫔参政带来的政局混乱，从而到李隆基唐玄宗继位时，对皇后摄政是严加防范的。

这之后的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的转折点，第九至十一章就是围绕这一重大事件而展开的。

第九章讲述府兵制无法适应新时期的情况，从而朝廷设置节度使来使安禄山得据以叛乱，对最初在范阳设立节度使来防备奚和契丹的情况作了说明。

第十章则详细说明安史之乱为何发生、如何发展以及为平定安史之乱所采取的措施，向读者交代了一个完整的安史之乱发展历程模式图，这其中，西北和东北之间的两大军事集团存在着重大矛盾，而纵观全局，边陲势强，朝廷势弱，这种局面并非唐太宗统治不利造成，苦于前朝积重难返，玄宗时已无力找出根本解决办法，而肃宗未能根本平定安史之乱，仅收复了两京，第十一章“肃代两朝中枢政局”则是对肃宗时的内廷与外朝情况展开描述，而十二至十五章可以说是安史之乱的延续，两税法的实施作为德宗即位后的一个重大政治措施，以两税法来向地方争夺财权，而后在实施的过程中，中央在动用武力方面上处于劣势，因泾原兵不满德宗赏赐与犒劳的饭菜而在长安发生的变乱，这场“泾师之变”使唐朝统治面临重大危机，宦官在这场危机解脱取得重大表现，日后得到了重用，这为日后宦官掌权唐朝逐渐步入灭亡奠定了基础。

第十四章写到“永贞革新”，即德宗去世后，顺宗即位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掌权后所开展的一系列革新运动。

十五章则主要讲述的是唐宪宗之死，他的死源于宫廷政变，而这场悲剧的幕后主使正是穆宗。

唐朝皇帝及妃嫔死于宫廷政变的居于多数，能够寿终正寝的实在少数。

以上是我对于这本书的逻辑内容把握，其中一些认识可能存在错误，对问题的阐述上可能也有些不当，还请老师予以指正。

对于黄永年先生重视历史真相的挖掘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这一点我是十分肯定的，钱穆先生曾说过，历史写作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民族历史，即主要撰写关于某一国家或地域内各个民族间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相关事例，这是钱穆先生比较赞成的一种写法，但凡历史，便是与民族休戚相关的，无论什么事情，都有个“因果关系”，明白了他的“原因”，就可以预测他的结果，而且可以谋“改良”、“补救”的方法，这是历史的目的。

民族历史的写作便是整理民族史的渊源，从中汲取有效成分，以史为鉴，而不单单是一味的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二是历史考据，即罗列出大量的资料或考古发现来考核、证实和说明某一历史事件，全文多资料堆砌；三是奉承君主，篡改历史，这种写法是古今中外最令人鄙夷的一种写法，但这种写法却又是较为普遍的。

我们在义务教育时代中所接触到的历史大多是被美观后的史实，即便如此，《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对唐太宗的记载多少也有些往李世民脸上贴金的成分。

而这本《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则算是第一类史学著作，作者黄永年先生在掘发史实的同时又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有些问题引发读者深思。

因此，接下来是我对本书一些问题的阐发。

二、问题阐发首先，我对作者在讲北齐的政治斗争中“口语中‘汉’字的解释这一节存在疑问，虽然黄永年先生举出十个例子来论证史料中所记载的“汉”字并未带有民族含义，但其中个别举例不免有些牵强，多处提到“汉”字不过是对人的贱称无关民族意义，如《北史》卷三——《高昂传》：“[刘]贵与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贵曰：‘头钱价汉，随之死。

’昂怒，拔刀斫贵……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昂。

”《资治通鉴·梁武帝大同三年》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而“头钱价汉”便是指南北朝时期北朝鲜卑人对汉人的蔑称，而黄永年先生解释称：“汉”是对“只值一文钱”之人的贱称，而这些人大多是服劳役的汉人，本意并非是站在鲜卑立场来仇视汉人，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对人的贱称偏偏用“汉”字？这难道不是针对汉人吗？自古以来，不论是女真族、蒙古族或是满族建立的政权，虽多少汉化，但其实际维护的还是本族统治者的最大利益。

东魏、北齐存在着鲜卑化很深的勋贵集团，该集团可谓是东魏、北齐的核心和支柱统治集团，其集团便是在北齐末年汉族士人的打压下势力严重削弱，政治统治上的核心与支柱垮台了，从而加剧了北齐衰亡的进程。

虽然该时代民族关系的主流是民族合作与民族交融，但北齐政权政权从文化角度来讲是鲜卑化的政权，其统治者高欢是鲜卑化了的汉人，但陈寅恪先生曾指出，鲜卑化的汉人就一定搞鲜卑化政治吗？从北齐当时的情况来看，全国军队中大多是鲜卑人，而鲜卑人在经济领域中又有着优待，虽然国家推行了抚汉人的政策，但兵是鲜卑人的军队，经济命脉掌握在鲜卑人手中，实质上还是一个鲜卑族政权，这就要求上层阶级多为鲜卑族谋利。

尽管高氏统治尽量给汉族士人一些优惠政策，这就免不了鲜卑族官员羡慕嫉妒恨了，因此，我是比较认同在北齐政治斗争中，是存在着民族矛盾的。

其次，个人认为，唐朝是一个皇位继承纷乱的年代，以往教科书上对唐朝的描写大多是“太平盛世”、“圣君明主”诸如此类赞美的话语，但读了本书后让我对唐朝的政治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对于唐朝皇位竞争有较多的感慨。

李唐创业之时至唐中后期，皇位继承状况十分复杂,唐前期的皇位继承制度亦是嫡长子继承制，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唐高祖原本也是计划将皇位传给太子建成的，可面对皇位，哪位皇子不觊觎于此的？亲王李世民便是有此野心的人，以次子的身份利用开府征镇的机会集结力量，再伺机夺取地位，最终在玄武门之变中取得胜利。

再来详细说下这玄武门之变，作者在第四章中说明了玄武门地理位置重要性的原因，然后提出陈寅恪先生所推测的，李世民已收买了镇守玄武门的禁军首领，因此才能取得政变的成功。

黄永年先生对此予以否认，禁军并未被李世民所利用，并引用相关史料来说明李世民玄武门政变之所以选择在门内伏击，就是为了防止建成和元吉逃窜，不让他们俩就近逃回东宫。

而玄武门之变实际上是李世民及其少数私党处于力穷气索时的一次冒险尝试，纵使未获进军的支持参与也在所不顾，显然，最终这场冒险成功了，为何成功？这里面就牵扯到敦煌写本《常何墓碑》中这位禁军人物——常何来作证明，作者先是从他的升沉荣辱来看他在当时的政治态度，先说明政变前，他只是北门禁军中一名普通将领而非主要负责人，却又曾是李世民直属部下，但他工于心计，在皇子间保持中立，最后从其在玄武门之变后官职变化的情况来说明常何是如何在玄武门之变中成为李世民成功弄巧成拙的例子。

在玄武门狙击中，李世民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及其弟李元吉，随之又进入宫中挟持李渊，逼迫其父退位。

唐太宗是如此，其子孙有些更是残忍。

到了高宗时期，长孙无忌杀害吴王恪一事令人发指，也开了肆意屠杀宗室的先例。

而后武则天为夺权屠杀李唐宗室倒也有理可说，但连自己的孩子也不放过，六个亲生子女中的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也成为她夺权斗争的牺牲品。

玄宗为铺平登基道路，先后铲除安乐公主和太平公主，肃宗也不例外，只因张良娣的谗言就赐死于其子建宁王，就连太子也险些被杀。

难道李家非要对自己的子孙赶尽杀绝吗？毕竟都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即使在残酷的政治角都中也罪不当诛吧。

在所谓的繁华盛世背后，唐朝又是一个手足相残过于惨烈的时代，由此反思，唐朝在宗室问题上处理的不够好，皇族相杀激烈实在是令人扼腕。

陈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篇《政治革命和党派分野》里从“关中本位政策”中揭示唐代皇位继承不稳定的原因，他提出：“太宗至中宗、玄宗，中央政治革命凡四次，俱以玄武门之得失及屯卫北门禁军之向背为成败之关键。

然此皆诉诸武力，公开决战者。

至于武曌之改唐为周，韦氏之潜移政柄，其转变不出共为闱闼之间，兵不血刃，而全国莫之能抗，则以“关中本位政策”施行以来，内重外轻之势所致也。

然自玄宗末年安史叛乱之后，内外轻重之形势既与以前不同，中央政变除极少破裂及极小限制外，大抵不决之于公开战争，而在宫廷之内以争取皇位继承之形式出之。

于是皇位继承之无固定性及新旧君主接续之交，辄有政变发生，遂为唐代政治史之一大问题也。

”这里陈寅恪先生是说因外部势力（即非李唐宗室）扰乱导致内外势力不协调，而到唐玄宗时关中本位政策破坏已尽，地方势力兴起，宫廷战争以夺取皇位的形式展现，因此皇位继承呈现无固定性，但这未必说的过去，在唐初贯彻落实关中本位政策，中央权力增强，皇位仍是皇子间明争暗斗耍尽手段所梦寐以求的，相反，在关中本位政策被破坏以后的代宗和德宗之后，宗室相残渐渐平息，所以，究其原因又是为何？另一问题便是关于唐代政治史的重点——关中本位政策和关陇集团，首先明白其含义，所谓“关中本位政策”，《述论稿》言：乃宇文泰“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