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婚恋危机_第十章中国“娼妓率”：“娼妓产业”败坏“复兴大业”

专门从事性服务，并以此种服务的收入来维持生活的女人，叫娼妓。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妓女”的称呼发生了变化，轻蔑的叫法是“鸡”，文明的叫法则是“小姐”。

中国婚恋危机，一个十分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妓女数量的高增长，形成了或明或暗的妓女群体。

在女性缺口越来越大的中国，却有越来越多的妇女走上“有性无婚”的娼妓之路，这些妇女不是“出嫁”为人妻，而是“离家”做妓女，成为一批不婚不配、不生不育、不妻不母的女人，不仅损害社会风尚、败坏两性道德，而且大大减少了男性公民寻找配偶、结婚成家的有效资源。

多一个妓女，则少一对婚配，少一个家庭，中国娼妓高增长进一步加剧中国婚恋危机。

一、“繁荣昌盛”，不能变成繁荣“娼盛”多年来，中国扫黄不断。

2010年，中国再次掀起新一轮“扫黄飓风”，横扫了26个一线城市。

据《人民日报》报道，2010年6月至今，全国共立案侦查涉黄、涉赌刑事案件1.5万余起，逮捕、刑事拘留2.5万余人，打掉犯罪团伙近4000个。

中国扫黄飓风震动全国、影响世界，被称之为“新道德运动”、“新文化生活运动”。

要理解中国扫黄运动的意义，必须了解中国娼妓问题的现状。

中国娼妓——究竟有多少？旧中国是一个娼妓大国。

新中国建立前，上海的妓女规模是当时世界各大城市中的第一名，北京则是第二名。

当时北京平均每250名女性中，就有1人是妓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北京有妓院273家，妓女1268人。

60年后的今天，北京城的妓女有多少呢？据2010年5月11日《京华时报》报道：2010年5月中旬，北京警方突查了北京“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4家豪华夜总会，当场查获有偿陪侍小姐557人。

2010年的北京，其妓女的数量，是1949年建国前北京妓女数量所无法比拟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浙江发现暗娼，这是自1958年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胜利后第一次发现卖淫现象。

20世纪80年代，卖淫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死灰复燃，并以极为迅猛的速度发展起来。

如今，各类“三陪女”、“性工作者”穿梭于忽明忽暗的世界，过着出卖肉体和灵魂的生活，并诱发出一个经济效益颇为壮观的新兴产业——娱乐业(包括色情业、博弈业等等)。

目前中国有多少“性工作者”？中国娼妓在总人口中占有多大的比例？说法不一。

有些专家认为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不论是按数量还是按人口比例来计算，恐怕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有人甚至用“世界前列”来形容。

东莞扫黄——10万“红粉军团”下岗东莞，是依靠外资带动迅速崛起的珠三角城市。

1985年东莞撤县建市，并在1988年升格为地级市，这是一个特殊的地级市，没有区、县级设置，仅仅由32个镇、街道组成。

东莞常住人口达690万，户籍人口仅有170万，同时还有大量未登记的暂住人口，这使东莞的人口总量超过千万。

东莞“黄业”昌盛，号称有10万“红粉军团”，其黄色产业的经济效益每年达到400亿元人民币，被坊间冠以“男人的天堂”、香港人的“休闲后花园”。

东莞异常发达的地下色情产业，衍生出一套“莞式服务”，是极具流程性的地下色情产业模式，一度被捧为色情行业的“Is0”标准，被国内其他地区借鉴学习。

在最近10多年间，东莞建造的星级酒店达1000余家，五星级酒店就有几十家，数量仅次于北京、上海等国际大都市。

这些酒店基本都借开设“桑拿中心”提供地下色情服务。

独立开设的桑拿中心，官方批准的不到200家，实际数量却远高于此。

东莞从2009年年底以来加大严打“涉黄、涉拐、涉赌”力度，“拿出最硬的措施、执行最严的标准”，对包庇涉黄涉赌违法犯罪和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公务员，查处一个严惩一个。

抓获了数以千计的色情从业人员，关停数百家发廊店，查处数十家桑拿中心和高级酒店。

东莞扫黄，取得了可喜战绩，但是政府与色情行业的博弈，将是一场“持久战”。

中国娼妓——年创5000亿产值？古老的娼妓现象，在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文字记载，秦汉时期得到发展，隋唐宋元时期繁荣，明清时期鼎盛，民国以后衰落，建国以后灭绝，最近30年死灰复燃，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资深媒体人周瑞金，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有性工作者约400万人，2005年时产值达到5000亿元人民币。

中国经济学家杨帆推测，假定性产业从业人员收入的50%用于消费，以5000亿元的产值计算，则每年消费额为2500亿元；其带动的化妆业、交通业、通信业等产业的发展是其消费的4倍，性产业带动的年社会总消费额高到10000亿，这相当于2005年中国GDP的5.5%。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伴随着房地产、家电、餐饮、娱乐、文化艺术等产业的发展，提供“特殊服务”的所谓“娱乐业”是暗流涌动，尤以大城市最盛。

虽然不能说卡拉0K、夜总会、发廊和桑拿浴就一定是“鸡窝”和妓院，但它们与卖淫嫖娼的联系不言而喻。

一家桑拿浴老板供述，其收入的近50%直接来源于介绍和容留卖淫嫖娼，另20%～30%来自卖淫嫖娼的附加消费。

中国娼妓走向世界——世界娼妓进入中国经济全球化，娼妓现象也国际化了。

一些中国女性不仅在内地卖淫，有的还被贩卖到境外、国外卖淫，成为跨国、跨境娼妓。

内地妓女除了在大陆营业外，还遍布日本、欧美国家。

香港消费水平高。

进入香港的内地妇女被称为“北姑”。

香港入境处拘捕的内地妓女数字，呈倍数上升。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中国妓女，让当地华人深感尴尬与反感。

在阿富汗，中国妓女也成为阿富汗人对中国的印象之一；在欧洲的巴黎、比利时等地，站街的中国妓女被称做“公共BUS”，让旅欧华人无地自容。

娼妓国际化，既表现为一些中国女性到国外卖淫，也表现为一些外国女性到中国做妓。

外国妓女在中国性产业争夺市场的人数，也是逐年增多。

最早发现有外国妓女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1993～1994年，越南、俄罗斯、蒙古等国妓女陆续进入中国。

目前俄罗斯妓女在中国人数最多，其中有不少是车臣人。

除俄罗斯人外，也不乏来自越南、柬埔寨、泰国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女子，她们在本国收入微薄，于是背井离乡来到中国。

“色情污染”——猛于“环境污染”根据首都某高校“性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报告，1999年北京警方清理整顿小发廊、洗浴中心等藏污纳垢场所，仅两次行动就查处色情场所逾6000家。

估计京城卖淫女数量至少在20万～30万之间。

福州市2000年7月对娱乐服务场所进行清查，仅5日就清查各类场所5064家。

在武汉，出现了“三陪小姐”要求申领就业证的奇闻。

在太原，仅公开登记的歌舞厅就将近5000家，经清理整顿后仍有3000多家。

在一些大城市，黑社会、腐败的地方官员和地下卖淫团伙勾结起来，经营性产业。

中国城市妓女一般集中在娱乐休闲场所，像舞厅、夜总会、酒吧、歌厅、咖啡厅、桑拿浴室、发廊、按摩服务机构、大酒店、宾馆、度假村、专门会所、高尔夫、网球等场所。

还有的集中在车站、码头、影剧院、宵夜摊点，甚至有的就在固定街头站立招揽。

当夜幕降临，各大城市灯红酒绿，整个中国的性产业就活跃在一片霓虹之中。

新中国曾经有力地消灭了娼妓制度。

但是一个全新的“无妓社会”，使一些“精英”消费女性色相与身体的欲望受到压抑。

有人就诅咒禁娼时代是一个禁欲主义的时代。

后来娼妓现象卷土重来，性产业急速发育，宾馆、饭店、夜总会、出租屋、路边店、发廊、洗脚屋、咖啡店、茶艺室、歌舞厅、洗浴中心、剧场、影院等地方，娼妓泛滥，从业队伍由乡村进城谋生者、城市下岗待业者，扩展到大学在读学生及大学毕业生。

性服务的剥削和榨取扩展到整个社会，女学生与教师，女艺人与选拔者，女下属与领导者之间的卖淫关系司空见惯。

娼妓群体还是性病、艾滋病传播的最大源头。

色情猛如虎。

中国“色情污染”，猛于“环境污染”。

“娼妓产业”——败坏“复兴大业”有人认为，娼妓行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娼妓经济”有利于经济繁荣和增长，有利于增加政府税收，并且以一些东南亚国家为例证。

色情业在东南亚一带比较普遍，有的成为本地经济支柱，并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被称为“无烟囱工业”、“环保工业”。

政府抽税，收入颇丰。

一些国家依靠娼妓产业，扩大内需，增加就业，缓解分配不均，减少强奸犯罪，促进旅游发展，创造外汇。

一些学者指出，娼妓产业能够增强企业活力。

他们指出，卖淫嫖娼是“性生产业”的核心，这个产业还包括一些外围的或连带的产业。

有经济学家提出，娼妓行业拉动中国消费：中国妓女的收入中约有一半用于消费，如购买高级服装和化妆品、手机，坐的士，租公寓或民居，其每年消费为2500亿元。

她们的消费可带动赌博业、宾馆和旅游业兴旺。

这一群体的消费支出带动其他消费，可以将消费支出乘4倍，那么中国性服务行业每年带动社会的总消费额可高达10000亿元人民币。

“娼妓产业”的收入当然是巨大的，但是国家为娼妓产业付出的代价，则是更为巨大。

娼妓经济崛起，埋葬的是民族高尚的婚恋道德，污染的是整个社会的风气，残害的是青少年一代的心灵，传播的是一些不治之症。

娼妓产业，是一些人的私利，却是整个社会的公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能允许更不能依靠娼妓产业的崛起。

二、“无妓时代”，一个30年的“中国传奇”建国初期，北京、天津、上海进行了人类禁娼史上经典性的“三大灭妓战役”。

到1958年，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取得最后胜利。

新中国的灭妓奇迹，成为国际楷模，世界许多国家纷纷派代表来华取经。

上海妇女教养院成了各国来宾了解中国改造妓女的窗口。

仅在1956年，该院就接待了美、英、法、西德、日本、印度、苏联、捷克等31个国家的101名来访者。

法国一位来访者认为，中国改造妓女的做法，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有借鉴作用。

有个美国记者对“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标语颇感兴趣，在访问后，对教养干部说：“我感到你们真的做到了‘把鬼变成人’”。

无娼社会——共产党人理想社会的标志之一娼妓现象在中国已绵延了两千多年。

民国时代，政府将娼妓业当作财税收入支柱，公然倡导设立“红灯区”以增加财源。

加之官员政要、商贾财主的奢靡腐败，天灾人祸导致民众生存危机，使得旧中国一片“娼盛繁荣”。

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有妓院近万家，上海有800多家，天津有500多家。

除明娼之外，还有无数游妓暗娼遍布城、镇和码头等地方。

有妓女就有性病，解放初期，患性病者超过1000万。

北京在1950年春对1303名妓女进行体检时发现，96.6%的人患有性病，兼有几种性病的竞有573人。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描述中国娼妓之多，说：“中国不论哪方面的事业，都是比较西欧各国贫乏与落后，唯有一样是欧洲与亚洲许多国家所不及，那就是娼妓之多，冠于全世界”。

娼妓制度是旧中国的一大毒瘤，有人估计，中国南方3%的妇女是妓女。

当时，全世界妓院最多、从业人数最多的城市是上海。

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无娼社会”的理想，有两次成功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