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南金为官“三不动”
好官的标准
好官的标准作者：王瑞来来源：《领导文萃》2020年第15期南宋初年，有人问岳飞，何时才能天下太平，岳飞回答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则太平矣。
”这是岳飞的期许。
这种期许折射出文官中饱私囊与武官贪生怕死的污浊现实。
过了近百年，到了南宋后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杨万里的长子杨长孺担任湖州知州，打击地方豪强，与皇族秀王发生冲突。
秀王打算向这个不晓事的知州行贿，便派人问，“要钱否”，杨长孺回答不要。
这件事传到宋宁宗的耳中。
这位皇帝感慨说：“不要钱，是好官。
”从南宋初到南宋末，一前一后的两句话，表明包括皇帝在内，好官的标准就是，不要钱。
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正如那句戏言，钱并不是万能的，但没钱则是万万不能的。
因此，宋宁宗复述杨长孺的话，评价其“不要钱，是好官”，是指不贪婪，不聚敛，而并非完全排斥金钱。
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岳飞所说的“不爱钱”。
杨长孺是南宋时代有名的廉吏，这一点也是传承家风。
宋理宗曾问真德秀，当今廉吏都有谁，真德秀列举了三个人，其中就有杨长孺。
真德秀说：“杨长孺之守闽，靡侵公帑之毫厘。
”杨长孺不仅没有贪污公款，在从广州知州离任时，还用俸禄七千缗替农民缴纳了租税。
他自己作诗记录了这件事：“两年枉了鬓霜华，照管南人没一些。
七百万钱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
”东晋时，广州有个叫吴隐之的太守，在任期间没有买任何奇珍异物，卸任北归时，发现船中有一片香，便立刻扔到石门江中，以示清白不染。
古人的清廉成为后人的榜样。
广州出身的崔与之在四川任官，卸任时归船中唯有书籍。
杨长孺担任广州知州，清廉的名聲也传到皇帝耳中，皇帝下诏奖谕，说他就像古代的吴隐之。
为此，杨长孺作诗写道：“诏谓臣清似隐之，臣清原不畏人知。
”他卸任北归路过石门，自然想起了当年的吴隐之，于是写下一首《别石门》云：“石门得得泊归舟，江水依依别故侯。
拟把片香投赠汝，这回欲带忘来休。
”吴隐之的船中还有片香可扔，杨长孺则说自己想扔也没有。
清廉，是杨长孺秉持的理念，所以他说“臣清原不畏人知”，毫不遮掩自己的清廉。
李元阳的为官之道
DALI CULTURE李元阳,代,大家如罗洪先、驱先”。
直,精于吏治,亡,比如说“去,大林说过“是决定因素”,少,“为政在人政时的一句话。
同一般,不知辛劳,又比如“问题,很。
(为是”,●施立卓本栏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 All Rights Reserved.2011.02DALI CULTURE。
虽然他在不同,多么地喜,却。
”故事,希望通过车这说明,即便是金科玉律,但想付诸实际从而做到,李元阳也对孔子“为政他首先注意到的是“政””到底是什么?他说:“民。
”他认为民间风气的“臧否”呢?就是善,纯朴的。
因此说,政的。
汉书·地理志》说,老百姓,但因为所处的环境、或善、或淫的习俗。
因》里说为政最关键。
》中,李元阳论述了这个,下属剑川、顺州两州。
,“故”,很快就会传到大,那,因此最后、生活俭,当官的不必忙于迎来送往,可以无为而治,公事劳累之余可以尽情流连于山水之间,悠哉游哉。
真是福地啊!而令李元阳惊讶的是,他在宦海中浮沉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回到大理以后,人们向他描述的鹤庆竟然与原先有天壤之别。
那里的民间风气已经与往昔大相径庭,原来善良的老百姓现在却相互倾轧,猪拱猪拉扯着以进诉讼厅为乐事。
与官场的交往成了某些刁民向亲朋炫耀的资本,他们常常腰揣财物贿赂官吏以期获得一丝笑脸。
原先质朴的山民,在山岭上乱挖矿穴,毁坏山林以求蝇头小利,官府屡禁而不止。
只要有钱财的地方,那些当官的不遗余力钻头觅缝去钻。
更有甚者,在官府里当差的兵卒,在光天化日下见街上过路人头上的首饰竟然一把抢来献给上司以取宠。
上行下效,老百姓里面心术不正的人见机出进衙门,捧红压黑,挑拨离间,诬害贤良,狐假虎威抄抢富人的家产。
总而言之,当官的心里只有金而没有民,民的心中只有官而六亲不认。
鹤庆来的人对李元阳感叹道:“呜呼!官场风气、民间风俗已经到了‘马尾穿豆腐’提不起的地步了,善良的人实在寒心啊?如此烂摊子何日才能收场。
”古语说:“物极必反,时至则化。
莫用三爷 废职亡家
光明日报：莫用三爷，废职亡家近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剖析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原因时，特别指出了家风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
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在前台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
有的将自己从政多年积累的‘人脉’和‘面子’，用在为子女非法牟利上，其危害不可低估。
”接着，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三句古训以为佐证：“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
”“莫用三爷，废职亡家。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
”这三句话，都是说的家教家风。
前一句是告诫为官从政、施行教化者先要管好家人，端正自身；后一句强调为人要注重品行修养，以身立教，率先垂范，为儿孙树立榜样；中间一句说的则是用人与身家命运的关系。
“莫用三爷，废职亡家”是清朝官场流行的一句谚语。
何意？“三爷”是指三类关系密切的“至亲”：“子为少爷，婿为姑爷，妻兄弟为舅爷”。
这句谚语的意思是为官之人，切切不要对“三爷”这类至亲委以重任，否则便可能导致丢官破家的结局。
“莫用三爷，废职亡家”道理何在？难道为官者的至亲无才堪用？我们不是赞扬春秋时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祁黄羊吗？仔细想来，这句民谚倡导“莫用三爷”，至少有着两层原因。
首先，“三爷”的至亲关系容易使其行为失范，有恃无恐。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著名的“绍兴师爷”汪辉祖，一生在州县做幕僚三四十年，后又考中进士做了几年州县官吏，此人公正廉明，颇有政声。
他积数十年从政心得撰写的官箴著作成为居官佐幕者的必读书目，被誉为“佐治津梁”“宦海舟楫”。
其中有一部名为《学治臆说》，书中谈到这一类“三爷”们不宜被委以重任的原因时说，他们“内有嘘云掩月之方，外有投鼠忌器之虑。
威之所行，权辄附焉；权之所附，威更炽焉”。
雍正严禁摊派之风
雍正严禁摊派之风
李国荣
【期刊名称】《北京档案》
【年(卷),期】1999(000)003
【摘要】@@ 雍正初年,监察御史段曦具折奏陈严禁摊派之风的紧迫性,他说,吏治莫急于安民,安民莫先于去累,而现今百姓受累杂派至甚,各省名色不一,花样繁多,有大吏示禁而属员阳奉阴违者,有大吏故纵而有司公然横行者,甚至有在百姓交纳正项钱粮时,官吏即将拟派之费预行扣去,先私而后公者,摊派已经成为吏治民生一大祸害.雍正帝对此深以为然,在他即位后的一二年内就接连颁发"谕禁数条",并惩处一批妄行摊派的官员.
【总页数】1页(P39)
【作者】李国荣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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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反腐倡廉的“三不”机制
浅谈反腐倡廉的“三不”机制作者：姚瑶来源：《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3年第07期摘要纵观古今中外，腐败都是权力运行失控、失衡所致。
领导干部的权力是否有效地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核心在于建立起让全体党员干部“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这三个机制实际上就是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的反腐倡廉体系的制度化标准。
对此，尽快围绕三个机制建立起纲纪严明的制度规范、持之以恒地加以贯彻、严密细致地加以完善，让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于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反腐倡廉“三不”机制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一、加大惩戒力度，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古人云：舞弊者得利，效仿者纷至；舞弊者受罚，接踵者敛迹。
要发挥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整体效能，就必须健全腐败的惩戒机制，这也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一个重要制度设计。
（一）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
加强教育，是反腐倡廉的基础。
思想腐败，是产生腐败的根源。
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首先要让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廉政从政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一是建立警示教育制度，使警示教育有章可循，常抓不懈。
二是采取多种有效的警示教育形式，宣传勤廉兼优的先进典型，在全社会营造扬廉抑腐的氛围。
目前，党政机关的警示教育工作效果不好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走形式应付任务的太多，没能解决反腐败等待观望、谁反腐败谁吃亏、反别人不反自己的问题，致使制腐者不痛不痒，涉腐者满不在乎。
三是把警示教育纳入全党宣传教育的大格局，形成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的合力，形成稳定长久的长效机制。
（二）坚决从严治党，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
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2014年江西村官面试辅导
2014年江西村官面试辅导：红包和官帽问题之我见江西村官交流群：218602743江西华图公务员考试网为您提供更多考试快讯，敬请关注！江西华图微信：jxhuatu时事评论背景：“当干部不能收红包，收红包就要丢官帽，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绝不手软”，4月1日，江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周泽民在与网民在线交流时如是表态。
(据4月1日中国新闻网)模拟题：如何看待““红包”和“官帽””问题“清生廉，廉生威。
”从古至今，但凡是被老百姓称道的好官，一定都是清正廉洁、大公无私的清官。
为官清廉，就不会被金钱名利所诱惑，就不会沦为利己主义的傀儡，就能真正做到“无欲则刚”，把手中的权力用好，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正因如此，古人把“廉、正、清”当作为官三要。
我们党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自然要服务于人民。
领导干部手握公权，若是以权谋私、中饱私囊、贪污腐败，以至于把权力改姓“私”，那么就严重背离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然而，无论官场的大环境如何风清气正，在个别地方总会存在一些腐败的“微生态”，总会有一些官员经不住物质诱惑，将手中的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
在他们眼里，“官帽”就是“金元宝”，本就该给他们带来荣华富贵。
于是，在他们看来，利用权力“服务他人、获得好处”也就显得理所应当，利用“官帽”获得“红包”的现象也就常有发生。
权钱交易、贪污腐败的行为，非但有损公平正义、损害群众利益，更会导致群众意见很大、怨声载道，严重损害着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事实上，腐败“微生态”之所以能够存在，“官帽”和“红包”之所以能够共存，其根源就在于部分干部权力观的异化。
除此之外，监管不力、追责滞后等原因，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种不良风气。
尽管目前，随着反腐倡廉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政治环境得到了明显的净化，但想要彻底打破腐败“微生态”，让“红包”和“官帽”成为“互斥物”，确实还需要各级纪检部门拉紧反腐“网眼”、强化正风肃纪、确保持续发力。
《癸酉之变》读后感600字_读后感_模板
《癸酉之变》读后感600字_读后感_模板《癸酉之变》读后感600字李军癸酉之变已经过去200年了。
当年一支飞舞的箭镞，至今还深嵌在故宫隆宗门的牌匾上，好像仍在回味着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因循疲玩”对我们党员干部仍然有警畏戒惧的现代警示意义。
当前，有些党员干部不适应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和高压惩腐的态势，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在其位不谋其政，人浮于事、不思进取，不求有功、只求无过，敷衍了事、得过且过，胆小怕事、明哲保身，出现了为官不为的不良风气，不但贻误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也严重败坏了干部队伍风气，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党员干部要按照习总书记”三严三实”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把岗位当平台、把工作当追求，争做务实、实干型干部，做到守土有责、知责思为，敢于担当、主动作为，为官有为、为官善为，让党组织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
癸酉之变，给我们从事企业管理的人何种启示？企业的正常运转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完全有赖于广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一是紧盯目标。
要排除一切干扰、解决一切困难去实现目标。
二是积极主动。
”我的地盘我负责”,对自己管辖的工作，要不等不靠，积极主动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决不让”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三是见微知著。
对日常工作中出现的小问题，一定要以小见大，站在全局的高度，思考小问题背后有什么大漏洞，及时采取措施、制定制度，补上生产经营管理体系的制度性缺陷。
四是胸怀全局。
在做好自己的工作、管好自己的地盘的同时，要站在上级领导的角度想问题，考虑如何为全局目标的实现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平凡的世界》读后感---不平凡的人内容提要：《平凡的世界》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在短短的几年间已被人们所接受，作品的众多的人物形象也已深入人心。
而作品的主人公因其具有的时代性、叛逆性、乡土性、缺憾美等特征更是广受关注，通过对小说人物的评析对上世纪70、80年代的农民的心理及精神世界有了更深入更广阔的认识。
生态行政学视域下“为官不为”现象的治理路径
生态行政学视域下“为官不为”现象的治理路径屈晓东\闫生金2(1•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西安710065;2•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校刊部，西安710061)摘要：当前，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干部队伍中“为官不为”作风悄然而起。
从生态行政学视角分析官 场出现的这种消极适应性行为，我们发现“治标”与“治本”相互割裂、行政资源消耗过大而行政效能低下、“隐性 行政”和“显性行政”背道而驰是当今中国行政管理领域“为官不为”治理的主要缺陷。
从行政生态学角度治理“为官不为”现象，必须既治标又治本，开启“标本兼治”型公共治理新模式；必须从源头上治理酿生“为官不为”现象 的体制机制因素；必须吸纳世界各国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的“包容性”治理理念，以“柔性行政”“谦抑行政”“协商 行政”开启当代中国“为官不为”治理新局面。
关键词：“为官不为”；治理；包容性行政；生态行政；标本兼治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 -7408(2017)09 -0032 -04当前，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全面从严治党的持续推进，尤其是"四个全面”与“五大发展理念”宏观战略目标落实的艰巨性、挫折性、探索性，及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 查机制的建立，部分领导干部认为管得太紧，约束加大，风险 升级，当官越来越没劲了。
八项规定等禁令之下，一些官员不 想为也不敢为，发出"官不聊生”“为官不易”的感叹，干部队 伍中“为官不为”之风悄然而起。
针对此种官场生态，2014年10 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中明确指出，“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 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
”2015 年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为官不为”行为直言不讳：有的 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
"为官不为”首入 政府工作报告释放出党和政府重拳治懒治庸的强大决心。
杨公忌——精选推荐
杨公忌民间所谓“杨公忌”，其实是“杨公忌⽇”的简称，⼜称“杨公⼗三忌”，俗⾔：“杨公⼗三忌，每⽉错两天。
诸事皆不宜，成破不成全。
”杨公忌⽇从农历正⽉⼗三算起，每个⽉提前两天（七⽉例外），即⼆⽉⼗⼀、三⽉初九、四⽉初七、五⽉初五、六⽉初三、七⽉初⼀、七⽉⼆⼗九、⼋⽉⼆⼗七、九⽉⼆⼗五、⼗⽉⼆⼗三、⼗⼀⽉⼆⼗⼀、腊⽉⼗九，凡闰⽉之⽉均在⼆⼗九。
民间旧俗以为“杨公忌⽇，诸事不宜”，凡是动⼟、营造、婚娶、赴任、开业、搬迁、签约等事都要避忌“杨公忌⽇”，犯忌不祥，轻则失⽕破财，重则家败⼈亡。
因此，过去⼈们遇有重⼤活动都会主动避开这些⽇⼦，以求平安⽆事。
“杨公忌”相传为江西派堪舆宗师杨筠松所定。
杨筠松，⼀名益，字叔茂，号救贫，唐末窦州马贵⼈（今⼴东⾼州市马贵），潜⼼学习堪舆风⽔之术⼆⼗余年，后任唐僖宗朝国师，官⾄⾦紫光禄⼤夫，掌灵台地理之事，黄巢⼊长安后，先是逃⾄昆仑⼭，后⼜避地虔州（今江西赣州），以堪舆风⽔之术为业，除恶扬善，救贫扶弱，闲暇之时，著书⽴说，传道授业，时⼈不呼其名，皆尊称之为“杨公”，称其术为“杨公风⽔”。
传说杨公⽣前经过总结归纳、潜⼼推算⽽定下每年⼗三个⽇⼦不宜做事，称为“忌⽇”，因为此“忌⽇”为杨公所定，故⽽得名“杨公忌⽇”，简称“杨公忌”。
因杨公⾏事素称严谨，⼈们对其说法向来深信不疑，故“杨公忌⽇”之说，随着信众的传播，⼀时风靡⼤江南北，影响甚巨。
⼀说杨公性格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因此得罪不少坏⼈，这些坏⼈千⽅百计谋害杨公，简直⽆所不⽤其极，杨公⼀⽣⼗三次遭难遇险，后来其门徒把这⼗三次遭难的⽇⼦定为“杨公忌⽇”，每到忌⽇，杨公门徒便不再出门做事，以⽰纪念。
另有⼀说，“杨公忌”源于⼀则民间故事，相传古时候有⼀杨公，他⽣有⼗三个⼉⼦，⾃⼰觉得⾮常了不起，逢⼈便夸⾔道：“我有⼗三个⼉⼦，谁敢把我怎么着，打架拼命，就是⼀个⽉死⼀个⼉⼦，还有⼀个⼉⼦给我养⽼呢！”⽼天爷听说此事后，⾮常⽣⽓，就让司命星君每⽉夺⾛他⼀个⼉⼦的性命，恰巧那⼀年⼜是闰七⽉，结果杨公的⼗三个⼉⼦⼀年死光、⼀个不剩。
“四个不”直指为官不为
“四个不”直指为官不为作者：宁悦来源：《领导之友·综合版》2016年第08期为官者，国之栋梁，人民公仆。
栋梁之材，肩负国之重任，塑造国之重器；人民公仆，忧民之所忧，急民之所急。
这些责任与担当本应是为官者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然而，一些为官不为者眼中没有百姓民生，心中没有国之担当，是非面前不表态，事务面前不敢上，失误面前不担责，歪风面前不敢斗，为官不为的行为失了自己的责，冷了政府的场，最终凉了百姓的心。
一、是非面前不表态当前，我国正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文明等各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特别是人们的价值观趋向多元化，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复杂多样，其中不乏一些对党的事业发展不利的杂音、噪音。
一些党员领导干部面对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奇谈怪论，视而不见、不敢表态，面对事关大是大非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敢发声、不敢亮剑。
究其根本，就是因为政治立场动摇，党员意识淡薄，宗旨意识缺失，没有把握好党员领导干部为官做事的基准和底线，搞不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平日里“得过且过”，遇事时“不明不白”，工作上“糊里糊涂”，简而言之，就是没有形成正确的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价值观的养成，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并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国各族人民认同的…最大公约数‟”“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作为一项根本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领导干部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更应带头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记党员干部的宗旨和义务，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要明朗、立场要坚定，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自觉在大局下行动，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二、大事面前不敢上“为官避事平生耻”。
在从严治党、高压反腐的情势下，一些领导干部“两耳不闻窗外事”，认为如今礼不敢收了、饭不能吃了，特权取消了、额外的好处没有了，“干也是白干”“能不干就不干”，即便百姓民生急需改善，就是视而不见、高枕无忧；一些领导干部患得患失，怕得罪人、出乱子、丢位子，导致责任不落实，工作没效果；一些领导干部对上级的决策部署阳奉阴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搞形式主义，结果是贻误了时机，耽误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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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南金为官“三不动”
作者：
来源：《青年与社会》2016年第04期
刁诈胁不动，财利惑不动，权豪撼不动。
这“三不动”是明朝滇籍言谏监察官杨南金的为官准则。
从射策入仕，到挂冠而去，再到终老故乡，杨南金始终坚持高尚的人格和廉正的官德，一生坚持正义，心系百姓。
他刚正不阿的言行，被载入国史；他关心民瘼的文章，为后世永存。
他是古代滇籍言谏监察官杰出的代表之一。
杨南金（1457-1539），字本重，白族，明代邓川州玉泉乡（今洱源县邓川镇旧州村）人。
弘治十二年（1499），杨南金考中进士，初任江西泰和县令。
他秉性刚直，为官清廉。
因多有惠政，擢升文林郎、江西道监察御史。
这时，正值宦官刘瑾专权。
刘瑾是明朝，乃至中国古代恶贯满盈的大宦官。
他六岁入宫为太监，早谙宫廷权谋。
明武宗是他早年侍奉过的太子，又是一个荒唐的皇帝。
因此，刘瑾便恃宠专权。
他与内阁大臣焦芳等人结成党羽，布列朝野。
武宗一度不问朝政，刘瑾便趁机掌握了批阅、处理大臣奏章的特权，被时人称为“刘皇帝”。
刘瑾利用官吏任用和司法大权，大肆贪赃枉法，欺凌官民。
据清代史学家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所载，刘瑾贪污的黄金多达250万两，白银5000万余两，其他珍宝细软无法统计。
刘瑾利用特务组织残酷迫害敢于反对他的官吏百姓。
例如，他以核查钱粮、仓储等为借口，先后将尚书王佐以下173人削职。
又借故对反对自己的监察官赵士贤、张津等数十人处以高额罚粮，致使他们无力承担，家破人亡！
朝野上下对刘瑾的种种倒行逆施早就不满，但大多数官员因为害怕报复，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例如，杨南金之前，包括滇籍方钜在内的监察御史就曾因上书弹劾刘瑾而遭到报复。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管全国监察官的都御史刘宇正是刘瑾的死党。
刘宇任巡抚时，用万金向刘瑾行贿，后来又先后给了刘瑾几万两银子，结果才一直升迁到兵部尚书、都御史的位子。
“三不动”的杨南金却偏不信邪！
他先上章弹劾刘瑾的不法行为。
按制度规定，奏章先要经过都察院，因此遭到都御史刘宇的阻挡和责罚，杨南金却毫无惧色和退却之意。
正德三年（1508），他又直接上书揭露自己的顶头上司都御史刘宇狗仗人势、贪赃枉法、欺压言谏监察官的种种罪行。
史称南金“抗章陈剀切之言，动关国体，按部展激扬之志，丕震风声！”刘宇知道后，依仗权势，要拿杨南金问罪。
但是，还没有等刘宇下手，南金便冲进公堂，当堂大声斥骂说：“不做此官罢了，岂为权奸屈乎！”说罢，就愤然脱下官服，拂袖而去！
杨南金弹劾权奸挂冠而去的凛然正气震撼了朝野！因此，反对刘瑾的斗争更加激烈。
特别是滇籍言官王瑾、方钜等继续坚持上章弹劾刘瑾。
后来，滇人杨一清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又进一步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终于扳倒了刘瑾。
正德五年（1510），刘瑾被凌迟处死！可以说，刘瑾的倒台，与杨南金等滇籍言官们不畏强暴、前赴后继、机智勇敢的斗争直接相关。
刘瑾倒台后，嘉靖初，朝廷又重新起用杨南金，先任荆南佥事，后升江西左参议。
这时杨南金已年近70，上任一年多，他便辞官回到家乡。
杨南金回归故乡后，仍然坚持一个正直监察官“抑奸扶良”的作风。
他一方面低调生活，著书立说，以诗文自娱；另一方面他又关心地方民生疾苦，敢于为民请命。
一直深受老百姓的爱戴。
正德十四年（1519），杨南金倡导并捐资在邓川旧州街修建饮用水井一口，为之立碑，命名为“洗心泉”。
他亲撰《洗心泉诫》碑文，告诫乡亲“各洗其心，以去恶而从善焉”。
嘉靖八年（1529），他曾参与编纂了邓川最早的志书《邓川州志》。
为此，他撰有《旧志序》一文。
该文一反地方志大多隐恶扬善的特点，强调地方志应当起到“劝善惩恶”的训导作用。
他特别提出，要把邓川历届官吏分为两类：“某某父母我民者；某某寇仇我民者”，从而警示和教育那些浑浑噩噩的官吏！
同年，南金应地方官之请，推荐优秀官吏入祀邓川“崇正祠”，并撰《崇正祠记》。
他推荐了三种官吏：一是成化年间巡按御史郭绅等，他们集资重修儒学，使邓川“人文渐振”；二是弘治年间副都御史林俊等，他们清除邪教“假活佛”，移风易俗；三是当时的少数民族土官阿子贤等，他们“兴利除害，实惠及于军民。
人诵家传，口碑无间”！
邓川弥苴河经常泛滥，给沿河老百姓带来无数灾难，四百多年来却从未得到认真治理。
嘉靖十二年（1533），邓川军民联合上书，一再请求地方官修堤防涝，终于得到驻军指挥使杨东、知州夏克义等人的同意。
他们率领当地军民修筑高堤，暂时解决了可能出现的水患。
于是，地方官绅特请南金为之撰《重修河堤记》。
南金非但没有过分赞扬这一本该由地方官做的“好事”，反而通过此事批评时政：“修筑河道，特百政之一，尚如此其难，邓川他政可知矣！民食不足，困悴逼之，迩乃征调又逼之，侵凌强暴又不时鱼肉之，诚救死之不暇，安望从教化哉？”并进一步提出，由于新修的堤坝高于田宅，他建议继续“别开子河”，准备分流泄洪。
据洱源地方志专家推算，杨南金大约卒于嘉靖十八年（1539），葬于邓川启始河（今右所起胜村）山麓。
据载，南金生前，即在嘉靖四年（1525），云南左布政使、按察副史、大理府知府等地方官，曾为他建起一座“高节”石牌坊，位于邓川大市坪。
牌坊上题有“清风高节”“化民成俗”。
道光年间，牌坊为涧水所没，又经旧州人杨卓栋等人从泥沙中掘出，重新迁建于南金早年所倡建的“洗心泉”附近。
它向世人永远昭示着这位“三不动”监察官刚直不阿、廉政爱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