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
论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及分析
论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及分析中国社会是一个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其社会阶层的划分与变动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重要课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也在不断变化和调整。
以下将从经济、教育、职业等方面来对中国社会阶层进行划分和分析。
首先，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社会的阶层划分主要体现在财富和收入的差距上。
中国的经济开放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平均，而是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根据财富和收入水平的不同，中国社会可以大致划分为富裕阶层、中产阶层和贫困阶层。
富裕阶层主要包括企业家、高管、资本家等。
他们通过开办企业、投资和资本运作等方式积累了大量财富，享有高额的收入和财富。
他们在社会中拥有较高的地位和权利，生活水平高，享受着各种优质资源和服务。
中产阶层包括有高学历的专业人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知识分子、白领等。
他们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能够承担较高的消费水平，并且在社会地位上比较稳固。
他们通常具备较高的教育背景和专业技能，从事技术、管理、金融等行业。
贫困阶层主要是指收入较低、生活水平较低的群体，包括农民工、低收入职工、失业人员等。
他们的收入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缺乏稳定的就业和社会保障。
贫困阶层在社会中地位较低，生存和发展的压力较大。
其次，从教育层面来看，中国社会的阶层差异主要体现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
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根据教育背景的不同，中国社会可以分为教育优势阶层和教育劣势阶层。
教育优势阶层主要是指接受过高质量教育并具备较高学历的人群，他们能够享受到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机会。
这部分人士通常从小就拥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条件，能够进入优质学校，接受更加全面的培养和教育。
教育劣势阶层包括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
他们在教育资源和机会上相对匮乏，难以获得高质量的教育。
这部分人士通常来自较为贫困的家庭，他们的教育机会受到家庭经济地位的制约。
另外，职业层面也是中国社会阶层划分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职业的性质和社会地位常常决定一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
中产阶层标准
中产阶层标准中国的中产阶层标准一直是个令人困惑的话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虽然在全球范围内，标准的划分仍然受到不同的国家的政策、社会结构、收入和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但当前在中国解释和定义中产阶层的等级仍然存在着许多争议。
一般来说，中国有三个主要的定义，都是建立在人均国民收入的基础之上的：根据对中产阶层的经济学定义，中国的中产阶级被定义为人们的年收入为1.2万元到30万元之间的消费者群体；根据实际收入，中国的中产阶层被定义为收入为3.7万元到75万元之间的消费者群体；根据结构，中产阶层被定义为拥有至少一名主要劳动力（在全职岗位上工作，收入为5万元到50万元之间）以及家庭收入为8万元到155万元之间的家庭组成的消费者群体。
虽然上述定义表明中国有各种不同的中产阶层标准，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的定义仍然多种多样。
针对该话题，印度麦克斯韦所提出的三大指标，可以有效地将中产阶层群体划分为低级中产阶层、高级中产阶层、富裕中产阶层和现代富裕阶层。
从结构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中产阶层群体主要被划分为“消费者阶层”（收入大于2万美元，但小于80万美元）和“投资阶层”（收入大于100万美元）。
欧洲各国也有不同的标准，比如，西班牙将中产阶层定义为收入在16万欧元到45万欧元之间的家庭。
当前，中国正在一步步建立自己的中产阶层标准体系，但理解这一标准并不容易。
尽管受中国当前经济状况的影响，定义中产阶层标准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他们需要采取更加温和的措施，但是定义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
因此，一个明确的定义对于确认中产阶层群体至关重要。
为了明确确定中产阶层标准，中国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强政府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实行整顿等改革。
首先，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的权利，消除不合理的收费，提高消费者的保障。
其次，政府应该加强对供应商的监管，通过实行相关的政策，限制垄断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垄断行为，维护中产阶层在消费上的权益。
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2007
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①刘 欣提 要：本文提出了一个以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为基础的中国城市阶层地位划分的理论模式，进而建构了一个由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5阶层构成的阶层结构的分析框架。
作者认为，阶层地位是制度化的、由资源占有关系所规定的社会位置；居于这些位置上的人们是这一阶层的成员，他们享有相应的生活机遇，甚至在主观上认同这一社会身份。
对中产阶层的界定应置之于社会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中产阶层地位是位于基本阶层地位之间的阶层地位。
据作者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2003年中国全国综合调查”（CGSS2003）资料所作的分析显示，中国城市的社会上层占大约0.6%，中产上层占7.6%，中产下层占22.8%，技术工人及小职员占25.7%，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占43.4%；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是较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
统计结果还显示，这一阶层框架对收入、家庭住房面积、阶层地位认同、幸福感等生活机遇和主观社会态度变量的方差的消减，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
这些结果表明，作者所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而言，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阶层结构 中产阶层 阶层地位 阶层认同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ttempts to develop a scheme of class class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and locate the middle class within this framework. The middle class, especially, the new middle class, is product of modern society. Middle class in urban China can be defined by its intermediate location between basic class position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dynamic basis and mechanism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China ar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ies. Public power, control rights over assets (public and private), and human capital (professional assets), constitute together the dynamic basis for class differenti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Based on these dynamics, 17 class positions and 5 classes can be identified in urban China. The five classes are the top class (command class), upper middle class, lower middle class, skilled workers, andnon-skilled workers. Statistical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sampling survey data from urban China (CGSS 2003) suggest that, the proposed class framework can very significantly reduce variances of variables as income and housing, subjective class identification, and perception of happiness. Thes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e validity of the proposed class scheme and location of the①本研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SH049）”及“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
中国改革以来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
中国改革以来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具体表现如下：
1. 资产阶级的崛起：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使得一部分人成为了富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
资本家、投资者、企业家等在经济上逐渐成为了公认的“大佬”。
2. 新中产阶级的涌现：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城市中逐渐形成了一批享有较高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新型中产阶级。
这些人通常是知识分子、企业中高层管理者、高科技产业从业人员、专业人士等。
3. 农民工阶层的兴起：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大量农民涌向城市，成为了城市的主要劳动力之一，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农民工”。
他们通常从事着低收入、低地位的工作，生活比较艰苦。
4. 规模化的无产阶级：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导致大批工人下岗。
这些人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和经济上的折磨，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庞大的社会阶层——“无产阶级”。
总的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种变化中，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中产阶层正在崛起
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在过去60年中发生了明显的变迁，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是中产阶层的崛起。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从中国社会的传统阶级结构入手，探讨中产阶层的兴起原因，并最后讨论其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社会结构主要分为三个阶层：地主、农民和工人。
在这个结构中，地主拥有土地和财富，并且享有政治权力；农民则是劳动者阶级，依靠农田务农为生；工人则是手工业者或者工厂工人，依靠劳动出售劳动力来维持生计。
60年前的中国，处于旧中国的结束和新中国的建立阶段，社会结构明显地表现出这一传统的特征。
然而，随着开放的推进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阶级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中国的开放政策为中产阶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这一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为个人创业和财富积累提供了机遇。
特别是在的早期，通过摆脱集体农场和自由选择职业，农民得以追求更好的生活，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成为城市化的推动力量。
而工人阶级也因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而逐渐成长起来，享有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待遇。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创业、教育提升等途径进入中产阶层。
中产阶级主要包括白领工人、私营企业家和高级专业人士等。
他们相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收入更高，有更好的受教育背景，并且在就业和社会生活中享有更多的选择权。
中产阶级的兴起，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中产阶层的崛起对中国社会和经济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中产阶层的增长为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推动力。
他们对城市生活质量的要求更高，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社会服务的提升。
其次，中产阶层的兴起也促进了消费升级。
他们消费能力的增强，带动了中国内需的增加，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同时，中产阶级对教育和文化的重视也促进了社会的知识化和素质的提高。
然而，中产阶层的崛起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首先，中产阶级与贫困阶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社会分化程度加深。
其次，中产阶级的崛起也带来了一些社会心理问题，包括过度追求物质享受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增强。
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问题与发展对策
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问题与发展对策李强;王昊【摘要】本文认为中产阶层不等于中等收入群体,应该从收入、职业和教育多个维度分析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与结构.本文分析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2010年、2013年的数据,发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例已经较大,但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的比例仍然较小.中产阶层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和东部地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会结构差异越来越大,第一产业中的中产阶层发展也遇到了较大阻碍.本文认为,要壮大中产阶层,应该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推动产业、职业结构调整,普及教育,推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中产阶层的发展,扶持农民工依靠技能提升、自主经营进入中产阶层.【期刊名称】《社会》【年(卷),期】2017(000)003【总页数】17页(P163-179)【关键词】中产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社会结构【作者】李强;王昊【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正文语种】中文“中产阶层”“中等收入群体”已经成为社会学界乃至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党中央文件使用的是“中等收入群体”这一概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使“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已有研究认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壮大中产阶层是重中之重，有助于我国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建设全面小康的社会（李培林，2015）。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是什么关系？我国中产阶层以及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中产阶层的发展趋势如何？发展中遇到了哪些结构性问题？本文运用全国性的调查数据，试图从收入、职业、教育三个维度分析我国中产阶层的发展趋势及结构性问题。
本文发现我国中产阶层的分布在城乡、区域和产业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最后本文也尝试提出壮大中产阶层的一些对策。
（一）怎样界定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的界定历来是一个难题，有多种理论与分析方法，参照的标准有收入、财富、职业、生活方式，等等。
论中国的社会结构
论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结构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由许多因素共同形成的，包括阶层、职业、地位、地域等等。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1. 中国的社会阶层分析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阶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传统上，中国社会的阶层划分主要基于人们的身份和地位。
这些阶层包括士农工商，同时也存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阶层差距。
然而，在现代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社会阶层的划分逐渐变得复杂起来。
现今的社会阶层包括富裕阶层、中产阶层、农民工阶层以及底层贫困阶层等。
2. 职业结构的演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中国的职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过去，中国的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
然而，随着工业化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服务业和知识产业的发展迅速崛起。
如今，中国的职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特点。
例如，金融业、科技业、教育和医疗行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兴起为许多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
3. 地域差异和社会结构中国作为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国家，地域差异对社会结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部沿海地区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发展的重心，拥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因此，东部地区的社会结构相对较为复杂，包括各种职业、阶层和地位。
而相对而言，西部和农村地区的社会结构相对简单，主要以农业为主，缺乏多样性。
这种地域差异导致社会资源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大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
4. 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的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不同阶层的存在和差距会引发社会不平等现象，导致社会动荡和不稳定。
其次，职业结构的变化也会引起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加速，对城市社会结构提出新的挑战。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社会结构需要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以实现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
综上所述，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由多个因素共同形成的。
阶层、职业、地域等方面的差异都对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问题与发展对策
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问题与发展对策一、概述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其规模、结构问题与发展对策日益受到广泛关注。
中产阶层不仅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撑，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因素。
深入研究我国中产阶层的现状、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发展对策，对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规模上看，我国中产阶层的数量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家庭和个人通过勤劳致富、创新创业等方式，逐步迈入中产阶层的行列。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产阶层的占比仍然较低，且存在地域分布不均、职业结构单一等问题。
在结构方面，我国中产阶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从职业分布来看，中产阶层涵盖了众多领域，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等。
不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且部分行业存在就业压力和挑战。
中产阶层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特征也存在一定差异，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中产阶层的整体发展。
针对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问题，我们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对策。
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激发社会成员的创新创业活力，推动中产阶层的规模不断扩大。
要关注中产阶层的内部结构问题，加强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政策支持，促进中产阶层的全面发展。
还要加强中产阶层的文化建设和社会责任教育，引导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和谐稳定。
1. 中产阶层的定义与重要性通常指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收入水平、职业地位和教育程度均处于中等水平的群体。
他们既非社会的顶层精英，也非底层的弱势群体，而是构成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中坚力量。
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及其发展趋势，不仅反映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更是衡量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关键指标。
中产阶层的壮大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作为消费的主力军，中产阶层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较高的消费水平，他们的消费行为能够有效拉动内需，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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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3刘 欣提要:本文提出了一个以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为基础的中国城市阶层地位划分的理论模式,进而建构了一个由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5阶层构成的阶层结构的分析框架。
作者认为,阶层地位是制度化的、由资源占有关系所规定的社会位置;居于这些位置上的人们是这一阶层的成员,他们享有相应的生活机遇,甚至在主观上认同这一社会身份。
对中产阶层的界定应置于社会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中产阶层地位是位于基本阶层地位之间的阶层地位。
据作者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2003年中国全国综合调查”(CG SS2003)资料所作的分析显示,中国城市的社会上层占大约016%,中产上层占716%,中产下层占2218%,技术工人及小职员占2517%,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占4314%;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是较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
统计结果还显示,这一阶层框架对收入、家庭住房面积、阶层地位认同、幸福感等生活机遇和主观社会态度变量的方差的消减,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
这些结果表明,作者所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而言,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阶层结构 中产阶层 阶层地位 阶层认同 近年来,中国中产阶层的出现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关注。
有关研究在取得了重要成果的同时,在如何界定中国的中产阶层、用什么样的指标划分出中国的中产阶层这些问题上,分歧颇大。
由此一来,不同的研究者估算出的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也相去甚远。
如何据中国的现实来界定中产阶层,仍是一个需要从学理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本文试图将中产阶层置于社会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界定,视中产3 本研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SH049)”及“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
本文初稿在2007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中产阶层论坛”(长沙)上宣读,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作公开讲座,作者感谢戴建中、李春玲、吕大乐、园田茂人、萧今、Louis Chavuvel、Erik O.Wright等与会者、讲座参与者的评论和提问。
社会学研究 2007.6阶层地位为居于基本阶层地位之间的阶层地位,以从理论上阐明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确切含义,进而提出一个适用于中国城市阶层结构分析的理论框架。
笔者将以“2003年中国综合调查”(CG SS2003)①的资料为主要依据,用所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来呈现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以及中产阶层的比重,并从收入、住房、阶层地位认同等几个方面来检验所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的有效性。
一、如何界定中国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middle classes)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定义十分多样。
这里并不打算讨论这些定义。
笔者认为,仅仅从收入、职业声望、财富等有价社会资源的相对占有量来界定中产阶层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定义的中产阶层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
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的产物,所指的是位于社会基本阶层之间的阶层。
收入、声望的享有状况不过是阶层地位的结果(Wright,1979)。
因此,对中产阶层的界定,只能将其置于现代社会的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
然而,已有的关于中产阶层的主要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中产阶层理论,基本上都是以对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情形下的社会结构的分析为背景的。
新马克思主义的中产阶层理论(Dahrendorf,1959;P oulantzas,1973,1975;Wright,1976,1985;Carchedi, 1975),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或统治关系的角度来界定中产阶层的。
中产阶层被看作是在地位上处于基本阶级之间的阶层。
赖特(Wright,1985)以人们在生产关系中对经济资产、组织资产、技术资产的控制权的不同,构造了一个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框架。
他首先以资产所有权为标准,将人们分为所有者(雇主)和非所有者(雇员);然后又对所有者,进一步以拥有资产的多寡划分为资产阶级、小业主和小资产阶级3个类别;对雇员进一步按拥有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的状况,①“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 SS2003)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合作主持的全国城镇范围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
有关信息可查看网站: http:ΠΠw w 论文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划分成9个类别。
在赖特的分类框架中,中产阶层指的是处于雇员地位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新韦伯主义的中产阶层理论倾向于以市场能力和工作关系为基础来定义中产阶层(Lockw ood,1958;G iddens, 1973;G oldthorpe,1987;Eriks on&G oldthorpe,1992)。
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在经验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他的最新版本的阶级分析框架(Eriks on& G oldthorpe,1992),首先以雇佣关系为依据,将职业划分为三大类别,即雇主、自雇者和雇员;然后,又进一步根据雇佣关系的形式,即劳动契约(labor contract)、服务契约(service contract)以及介于此两类契约之间的契约类型,把雇员身份职业分为三类;最后,再根据技术水平,把每类职业划分成2-3类,由此构造了一个包括13个职业类别、7个阶级的分析框架(Eriks on&G oldthorpe,1992:36)。
这7个类别可以进一步归为4个阶级,即上层阶级、小资产阶级、白领中产阶级和蓝领劳工阶级。
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中产阶层由一般专业技术人员、政府公务人员、企业中低级管理人员、技术工人等构成。
这些理论对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然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性,却使得直接从这些理论出发来界定、划分中国的中产阶层,存在着许多问题。
赖特的理论重视对私有制情形下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的分析,其框架难以对庞大的非生产领域的公共权力精英进行阶层定位。
这使得他的理论无法用来分析公有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存在着极其庞大的公共权力精英队伍的中国现实。
戈德索普的理论重视的是市场契约关系,同样忽视了公共权力及其在公有资产经营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有经济成分的主体地位及其经营模式,使得我们无法简单地将中国现实的劳动关系归结为雇佣关系;而简单从雇佣关系的角度来给公共权力精英的阶层地位进行定位也不切实际。
中国学者尝试了多种方式来划分中产阶层(张宛丽,2002;齐卫平、肖照青,2003)。
比如,根据(1)经济的标准,(2)统计学的归类,(3)生活方式的标准,(4)根据主观阶层地位认同,(5)综合的标准,等等。
这些方法各具特点,但总的看来,对中国中产阶层的理论化认识还显得不够。
阶层分化的基础无疑是某些有价资源。
对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界定,首先要通过考察相对于这些资源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来确定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基本阶层地位;然后再在这些基本阶层之间去定位中社会学研究 2007.6产阶层。
相形之下,人们的收入高低、是否有住房及住房大小、是否有小汽车、消费水平等方面的差异,都不过是因人们占据阶层地位而表现出的生活机遇的差异。
阶层地位与生活机遇之间的关系是本末关系。
那些舍本逐末来界定、划分出中产阶层人群的做法,不但其有效性让人感到疑惑,其分类也可能缺乏一致性的逻辑思路。
虽然不同理论流派对与阶层分化有关的社会资源的认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G rusky,2001),但在对财产、权威和技能是现代社会阶层分化的三个最主要根源上却有共识。
笔者认为,现代社会的分层结构,是建立在一系列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之上的,在这些制度安排中,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①在当前中国社会里,公共权力与市场能力构成了阶层分化的主要动力基础。
这里公共权力主要指国家权力,它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的权力,二是代表人民占有公有资产的权利。
市场能力指人们在市场竞争中将自己所控制的资产产权,包括经济资本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付诸实际交易的能力。
它既包括人们以对经济资产的所有权、控制权为基础的交易能力,也包括人们基于教育、技术、劳动力为资本的交易能力。
比如,企业主的市场能力以经济资产所有权为基础,经理的市场能力以经济资产的控制权为基础,专业技术人员的市场能力以教育和技术资本为基础,工人的市场能力以劳动力为基础。
至于公共权力与市场能力对阶层分化产生作用的不同机制,笔者(刘欣,2005a, 2005b)已经在有关论文中作了详细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于此须进一步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把公共权力作为阶层分化的首要动力因素,而基于资产产权(包括经济资产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的市场能力被置于第二位的因素?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里,由于科层制的普遍化,权威关系存在于任何形式的社会协作之中(Dahrendorf,1959);在当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公有经济成分依然占据主体地位,并被按照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多极委托—代理制度经营;市场是嵌入在既有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
②这样的基本制度安排决定了公共权力对阶层分化的优先重要性。
关于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的详细讨论,参见刘欣(2005b)。
①②更详细的讨论参见刘欣(2005a,2005b)。
二、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比重那么,如何勾画出由人们相对于公共权力和资产产权的关系所形成的基本阶层结构,并进而从人们相对于这些资源的占有关系中来界定中产阶层呢?据资源占有关系所界定的社会阶层是制度化的社会位置。
居于这些位置上的人们享有相应的社会经济地位,是这一阶层的成员,他们甚至有可能因此而在主观上认同这一社会身份。
上述两种资源的控制权的不平等分配,使社会成员分化为两个基本类型,即有权者对无权者、有产者对劳动者。
图1是关于当前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一个分析框架。
图1 刘欣: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分析框架这一图示所隐含的基本分类逻辑是:首先,按照公共权力享有状况,将社会位置划分为两个基本类别,即享有公共权力者和不享有公共权力者,而介于两者之间的是无行政论文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级别的基层干部、管理者、行政办事人员和职员。
其次,对有公共权力的社会位置,又可以按照是否有对公有资产的直接控制权划分为两类,即对公共资产没有直接控制权的干部和对公有资产有直接控制权的国有企业经理和管理者;而对这两类地位,又进一步据行政或管理职务级别,各分成三个具体类别,即副局及以上党政事业单位领导、处级党政事业单位领导、科级党政事业单位领导、处级(或相当)国有企业负责人、科级(或相当)国有企业负责人、科级以下(或相当)国有企业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