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开学典礼杨玉良校长演讲整理稿

大学使命与当代青年责任 杨玉良校长 （2009年3月31日）

一、大学的使命 1、大学的使命在于传承 大学担负着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与传承的任务，这个似乎是大家比较有共识的。大学的这个任务决定了大学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组织结构，和政府或企业都不一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有这样一股思潮，说大学校长不是简单的管理大学，而是要经营这所大学，注意用了“经营”这两个字，这是差别很大的。但是很快就遭到了一大批人的反对。因为你这所大学如果你去经营它的话那么就相当于你把这个大学当做一个大型的公司。如果把大学看成是一个大型的公司的话那么大学是非常的大。即使是世界五百强，也绝对办不出像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这样一所规模很小但是很有名的大学。 从一个大学来说，他是一个民族性极其强的学术型机构。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民族性。因为曾经我们国内有这样一种思潮，认为我们应该把国外一流大学当做我们办大学的一个参照物。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所谓的一流大学当做我们办学的模板，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忽略了大学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民族性极强的大学。我记得大概十年以前，国际上一个大学排行榜把北大排在了第十七位。那是非常高的。但当时的一些教育学者包括北大一些保持非常清醒的头脑的教师，他们讲如果你要数一数科研成果、诺贝尔奖获得者等等这些硬指标的话，那么北大根本算不上是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但是如果你要看一个大学在这个民族的文化以及在这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全世界没有一所大学能起到像北大起到的这么重要的作用。所以包括北大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和钱理群教授他们写过文章，他们非常清楚北大为什么能排到这么高的名次，原因就在于在一个如此巨大的民族崛起过程中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大学还承担着培养人才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的大学所要做的工作一个就是要把思想、文化系统化，这是大学的教授在做的事情，规范化并且把它传授给学生。因为思想文化需要人对它进行总结规范化，这样就可以变成课程进行传承。这样就是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文明、精神进行传递，这个传递是学者们先进行研究然后才能传递的。在大学里面，老师和学生共享着人类的知识，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吸收着人类最广泛的资源，用人类文化和一切人类知识财富来充实我们大学生的头脑。他们不仅学了专业知识，比如说医学的、化学的、物理的等等，更应该为其一生的精神成长打下基础。 同时，大学培养的学生继承着将人类文明和文化传承和发扬的任务。任何专业，请大家注意这不仅仅指的是人文社会学科，实际上包括自然学科医学在内都要起到这个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复旦在前些年开始了通识教育。虽然它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完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大学尤其像复旦这样的一所大学，培养一个人的精神观念那将是我们大学的最最重要的任务，而传授专业知识固然也重要，但是首先应该是把学生培养成有德性的人。 英国著名教育家Eric Ashby经指出，任何大学都是遗传环境的产物。实际上，环境是外部力量来促成大学的改变，所谓的遗传是整个大学在坚守和传承道德。所以它处在这样一个平衡的状态下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更重要的作用是传递积淀和创造人类文明。所谓传递与积淀人类文明，你得保护她。 保守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在这里的话保守就是坚守的概念，要坚守道德坚守学术。大学的这个保守的文化品格使得大学非常的稳定而且非常有力量，是世界上所有机构中最稳定的。这种稳定来自于大学的自信，自己所采取的镇定自若的态度，也源于大学本身自己的自尊和自贵。 当然，大学也不能脱离现实。我说过，它另外一头的力量实际上就来源于整个环境对它施加的外力，促使它变化。但是从保守性来说的话，大学尽管不能脱离现实，但我们又必须要和世风和俗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经常讲大学要远离尘嚣，所以她与社会要有相当的介入和接近，但是不能完全混为一谈。前些年有些说法，要把大学的围墙拆掉。如果它只是物理的围墙，我觉得应该拆掉，但是大学的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这一拆以后，大学存在的价值就没了。这样保持大学的宁静和保持大学的清醒，大学不仅不可以随波逐流，更不能对世风恶俗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不良现象，如果你来衡量一下的话，这些年的大学，有不少有失规范的地方，国外的大学也有，国内的大学也有。大学应该是社会的一记清新剂、社会的中流砥柱，尤其在民族危难的时候和社会有失规范的时候，大学对精神的坚守显得极其重要。所以大学也只有在稳定宁静的环境当中，才能够排除各种纷繁和躁动的社会干扰，潜心钻研学问，而学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才能够一心向学，否则所受的干扰就太大。我刚才主要讲大学的保守性的一面，有些人说是引领社会，如果我们保守一点地说，我们不是去引领社会，但是我们要跟社会上的世风恶俗保持相当的距离，这样才能使大学保持清醒，这是它保守性的一面。

2、大学的使命在于创造 大学同时也具有它创造性的一面，大学还必须进行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创造，对已有的社会发展形态、文化和知识体系以及人类本身要不时地做出各种各样的深刻的反省，这是大学应该做的，所以她在跟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的情况下，然后对社会、人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来对它进行反省。 人类的社会永远不是完美的，所以总应该有一批人，在非常认真地反省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现在文化当中的糟粕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做的话，就丧失了大学应该担负的文化建设的责任。反省实际上一方面是批判，一方面是创造。大学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说当今的金融风暴和社会的道德问题等等。这是现实，我们要进行讨论，要进行反省，而且大学要为这个讨论提供思想的武器，它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谈，发发牢骚，这是大学在讨论一个问题时候最最重要的方面。但是将来我们也不排除有一些大学教授，他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比如说他在课堂上可以煽动学生的情绪，但是他没有为他所批判的问题提供思想和理论的武器，那么这样的教授是不合格的，因为他不是一个节目主持人，他不应该如此的煽情，他应该为学生提供分析这些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武器。在当今中国，我们要对未来的中国和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给出我们的回答，就如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演讲中提到的“大学要仰望星空”。这些问题看来好像跟当今的问题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它可能是非常纯的理论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恰恰是为民族、国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也就是说，我们创造了新的精神资源、新的思维方法，丰富了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大学具有极其革命性的一面，或者说创造性的一面。 大学在一个保守和革命、坚守学术和创造之间维持着一个张力，而这种张力是必要的，如果大学完全偏到复古，大学也丧失了你的责任；如果大学忘记了传统，如果想完全流俗，那么也是丧失了大学的责任。实际上，好多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都认为，大学的这种坚守性，或者说保守性，以及她的革命性，或者说创造性，实际上构成了大学之魂，大学的魂就在这里。

3、大学的使命在于服务 除了这两个功能之外，大学还有第三个功能，第三个功能实际上是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是一个新增加的功能，如果你去念纽曼（Newman）的书《大学之理念》，他这个书里不会明确地提到我下面要提的，就是大学必须服务于国家与社会。我们并不认同大学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功能划分，因为教学不等于培养人，教学和教育不是同一回事，科研也不等于培养人，因为科研必须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你才能真正地培养人，所以我更情愿用我前面的说法，就是大学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大学对新的文化的创造，以及大学对社会的服务，这三大功能来看大学的真正的使命和功能。 说到大学的历史，为什么会把服务国家和社会这一点加上去呢？实际上这个特征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有点像我们先秦战国时期一样，所以孔夫子当时就要教育，说礼崩乐坏，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人类心灵当中邪恶的一面得到了巨大的爆发。在那个时候，全世界为了反对法西斯，所以在很多国家尤其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他们也要服务国家和社会，所以政府给了这些大学很多资源的投入，希望他们为这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在这场世界性的竞争当中崛起的，因为他们发明了雷达，使得德国人的飞机还没有飞到伦敦上空的时候，就可以检测出来。所以自从政府介入到大学以后，大学就带有更多的国家意识。到了六、七十年代以后，大学又扩展它另外一个功能，实际上就是跟工业界、实业界的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大学里头一下子建设了两三百个和工业界联合建立的工业实验室，因为这个时候人们对科技知识以及各种其他的知识，它能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有着充分的认识，有了这个认识所以大学就扩展了这一方面的功能。但是到了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大学马上就开始反省，他们认为在这一头走地太远了。 所以加州大学的原来的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在《大学之功用》这本书当中就认为：“今日之大学主要的功能不止于教学与研究，并且已经扩展到服务。”事实上，大学与其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服务的关系。所以他认为大学就是服务社会的。但是总是希望及时地就社会的需求做出反应，为满足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而以各种方式对自身进行功能调整。 而我要说，有些调整是应该的，而有些调整是有问题的，大学服务社会的任务也应该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当前社会发展当中所面临的政治、经济、人口、文化、教育、卫生、国际关系等等诸多问题，实际上都需要依靠综合的、并且非常深奥的知识来予以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事实上，要完成这个任务，只有大学，因为只有大学有那么综合的知识和一批学者在里边研究非常深奥的问题。其次随着社会、国家和国际上各种竞争局面日益加剧，所以知识和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所以作为知识的积淀、生产、传播者和人才培养的机构，大学必须为一个国家、民族乃至社会提供知识和人才的服务，大学也将为此为自己谋得一个更加合适的发展环境，因为一所大学你要获得政府的支持、获得社会的支持、获得民众的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与政府、工业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结合十分紧密，大学成为整个社会知识工业的中枢，所以有些大学有些自大，他们说，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也不是一个万能者，她不可能承担社会上所有的责任，正因为大学把自己挪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认为大学就是社会的中枢，所以大学就会遭受到社会各方面对她的诟病，任何事情都说你大学出了问题。就像我们国内近些年来关于大学的讨论，关于教育的讨论，实际上就带有很强的这种倾向，当你把大学或者把教育强调地过头的时候，社会上就会用这个过头的要求来衡量大学或者整个的教育是否实现了这个目标。 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认为自己的大学已经堕落成为“服务站”，不是说为社会服务是错误的，但是它自己堕落成为服务站，人们怎么样来评价“服务站”呢？他们说，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需要什么，大学也就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你大学也就给什么。这样的话，大学就渐渐地过重地社会化、政治化、市场化，大学和社会之间必须保持的清醒的距离就丧失了，我前边说的大学保守的一面就丧失了，这样必定导致学术精神或者我们说“象牙塔”精神的丧失，所以有好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大学从办起来以后，就从来没有出现象牙塔精神，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