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画艺术创作
浅谈中国现代画家徐悲鸿及其作品

浅谈中国现代画家徐悲鸿及其作品摘要:徐悲鸿先生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者。
他的作品熔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炉,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与广博的艺术修养,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在我国美术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徐悲鸿先生完成了《愚公移山》等作品,借物喻情,体现了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抒发了画家深沉的爱国之情。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内大环境所致,此时的画作多少带有积极向上的趣味。
徐悲鸿先生以奔跑的马表现出“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的主题。
以马喻人,托物抒怀,以此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
同时,徐悲鸿先生还是一位美术教育家,对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无与伦比,影响深远。
关键词:徐悲鸿;愚公移山;奔马图徐悲鸿先生是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
他出生于1895年,一生经历了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激烈变动时期,社会思想,文化形态以及革命运动风云跌宕。
面临西方列强以及日寇侵略的时刻,国人救亡图强的情绪高涨,与社会变革相适应的中国美术也同样发生了巨变,民国时期的美术展示了中国社会动荡变迁的历史境遇,同时也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这一时期徐悲鸿主要从事油画和国画的创作。
油画以《田横五百士》为代表,国画以《愚公移山》、《九方皋》等为代表。
他在油画方面融入了中国画笔墨精神,在国画方面,他用西画写实观念改造中国画,使中国画具有西画的某些因素,从而成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人物。
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往往给人以生机和力量感,令人振奋。
《愚公移山》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年代,徐悲鸿与当时许许多多中国艺术家和思想家一样,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大主题下同时也都关注着西学东渐,洋为中用的文化命题。
“愚公移山”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神话,叙述了愚公为了搬走挡在门前的两座大山,坚持不懈,挖山不止最终感动天地而将山挪走的故事。
原中央美院院长、美协主席著名版画家江丰传世经典版画作品赏析

原中央美院院长、美协主席著名版画家江丰传世经典版画作品赏析重读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幅幅熟悉的、带有经典意义的作品,欣赏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艺术新锐们的创作,使我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文化自信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题记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美术如何适应社会进步,满足广大人民的审美需求。
毛泽东同志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服务于人民大众,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论述,才为中国现代美术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中央制定的艺术“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推动艺术发展的基本原则。
50年代,为了使包括亿万文盲和半文盲的人民大众享用美术,遵照党中央指示精神,美术界和出版部门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大力发展在群众中易于传播的连环画、年画和宣传画艺术。
其中以图为主、辅以文字,既能传播文化知识,又能普及美育的连环画,尤其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50年代中期,李可染、傅抱石、石鲁、赵望云、关山月等艺术名家外出写生,在全国美术界掀起写生热潮,创造了许多反映祖国山河面貌的新作品,促进了中国画的前进步伐。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美术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美术的冲击,美术界开展的关于中国艺术如何走向现代的学术讨论,使大家认识到,西方艺术的现代创新之路值得我们研究,其中某些观念和技巧可以适当借鉴,但它反传统的激进思想和一些违背艺术规律的实践,不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范本,中国现代艺术应该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从现实社会人们审美需求出发,参照国际视野,探求自己的前行之路。
中国艺术家以平和、镇定的心态对待之,关注和吸收其利用新信息媒介丰富艺术创造手段的一些新成果,为我所用。
他们坚信兼重理性和感情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更具有永恒价值。
属于视觉艺术的美术创造,乃依靠形式承载思想感情,刺激人们的视觉和感动人们的心灵,只有创作者运用心、眼、手合作的创造,作品才能有动人肺腑的艺术感染力。
浅谈李可染山水写生的时代背景

浅谈李可染山水写生的时代背景作者:李悦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14期摘要:李可染对中国山水画的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近代中国山水画大家,这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联系。
多年以来,中国山水画的绘画体系已经相当完备,但是直到明清时期,中国山水画开始逐渐出现了发展桎梏,大多数山水画家局限于古人的创作模式当中,不能走出来。
直到近代,大量的优秀山水画家涌现,掀起了中国山水画的新浪潮。
李可染作为其中的一员,他决定顺应时代。
西方绘画艺术为中国山水画的创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对近代中国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李可染山水画写生时代特征一、新中国成立对艺术发展的需求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社会的政策制度,经济体制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艺术文化的发展,而上层建筑也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一个反作用力。
而绘画创作作为艺术形式的组成部分,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因为社会背景的不同,不同時代的艺术特征都有其特殊性,被烙上时代的烙印。
中国山水画的特点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体现。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对政治制度,社会经济都有了不同的要求,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山水画创作已经很难引起时代的共鸣,和社会体制以及人民需求是存在一定矛盾关系的。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对文化艺术的要求,陈独秀曾经提出美术革命这一概念,他认为中国画要进行改良,就必须要采用西方绘画艺术当中的写实精神。
他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就文学家而言,写实的精神在创作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对文学作品的创作需要学习古人的技巧,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这又要求创作者需要融入自己的东西进行整合创新。
同样,写实主义引申到绘画创作当中来,画家也必须遵循写实主义,才能够学习古人的创作技法的基础上又能够结合实际。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传统山水画相对于中国的发展进程是相对滞后的。
传统的作画方式如何能够体现新时代,新精神,新要求,作画的主题如何去表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
在此时代背景之下,李可染选择了贯彻落实毛泽东的现实主义思想,坚信创作源泉来源于生活,打开了新中国山水画创作的一扇大门。
新中国成立后广西的中国人物画少数民族题材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广西的中国人物画少数民族题材创作作者:李永强来源:《美术界》2015年第05期广西少数民族题材人物画属于广西整个美术范畴中的一支,它的发展与国家时事政治、艺术思潮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广西的少数民族人物画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其一,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其二,“文革”期间;其三,“文革”结束后至“85美术思潮”前;其四,“85美术思潮”以后的少数民族题材人物画创作。
广西少数民族题材人物画属于广西整个美术范畴中的一支,它的发展与国家时事政治、艺术思潮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广西的少数民族人物画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其一,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其二,“文革”期间:其三,“文革”结束后至“85美术思潮”前:其四,“85美术思潮”以后的少数民族题材人物画创作。
其一,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广西的少数民族题材人物画。
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人物画创作基本上是遵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以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政治服务的宗旨进行美术创作。
随着国家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广大艺术家积极地投身到表现新时期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状况中,艺术创作也出现了新的风貌,或歌颂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或表现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幸福的美好生活,呈现出朴实的艺术面貌和追求。
莫更原的《路遇》、黎正国的《一个山歌一个坡》等都是这一时期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人物画家与作品。
其二,“文革”期间的少数民族题材人物画创作。
“文革”期间广西的少数民族题材人物画在“红光亮、高大全”的创作模式下,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男女人物的脸上时刻都有一种标准的、近乎呆板的模式化的幸福笑容:二是女性男性化特征较为术创作从毛泽东时代向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过渡阶段。
这三年的中国人物画创作依旧受到“文革”时期美术创作模式与特点的影响,有表现政治题材的,有表现毛泽东诗意的,有表现对“文革”反思的,等等。
广西人物画创作也基本与全国的情况大致相似。
美术经典中的党史100幅作品目录

国画
李可染
1959年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邀请李可染以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为题,创作一幅山水画。[27]
1983年
《开荒牛》
城市雕塑
潘鹤
雕塑家潘鹤以开拓进取的深圳精神为题创作了城市雕塑作品《开荒牛》。“那个时候是开荒时期、拓荒时期……需要有一种老黄牛的精神,埋头苦干,奋力向前。”——美术评论家陈履生[28]
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成为了艺术创作的不竭源泉。2001年骆根兴以“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创作了油画《西部年代》。[47]
1974年
《绿色长城》
国画
关山月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造出了全世界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热潮,成为许多艺术家们创作的灵感源泉。关山月回到家乡广东粤西海滨,看到家乡海边曾经的荒滩已经满目苍翠,他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创作出了国画《绿色长城》。[48]
1968年
《唤起工农千百万》
油画
方增
油画《唤起工农千百万》,它展现了1921年中共一大会议后毛泽东到江西萍乡安源路矿深入基层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工人运动的场景。画作造型写实,人物的表情和动作富有张力。[13]
1957年
《井冈山会师》
油画
王式廓
这幅作品描绘的是毛泽东同志带领的队伍欢迎朱德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队伍时的情景。画作从构图上来讲用了低视平线的方法突出两位领袖伟岸的身材,展示出一种夺人心魄的魅力。[14]
1959年到1964年[23]
《南泥湾》
油画
靳之林
经典油画巨作《南泥湾》是画家靳之林耗时五年创作的。《南泥湾》由多组画面构成,结合了生产战斗和学习。通过俯视,把近景的劳动和远景的黄土高原结合起来,既有宏观场景,又有局部刻画。[22]这幅作品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被誉为“新中国现实主义美术里程
“江山”不老——论中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的经典化和价值重估

“江山”不老——论中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的经典化和价值重估作者:陈文轩来源:《美术界》 2020年第7期文/陈文轩 [广州美术学院岭南画派纪念馆]【摘要】中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凭借独一无二的创作机制,在诞生之初便经历一次经典化高潮。
此后,它却沉寂了 40多年,直至 21世纪才重新获得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
《江山如此多娇》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作品的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高度统一。
它在发展“毛泽东诗意画”、承载国家形象和民族记忆方面都有重要的经典价值。
【关键词】《江山如此多娇》;经典化;毛泽东诗意画20世纪 50年代,中国画坛在围绕“传统笔墨能否为工农兵服务”“如何继承传统中国画的宝贵遗产”等问题对中国画进行讨论及改造的进程中,诞生了一件由傅抱石、关山月合作的经典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
该画作为一幅体现国家意志、具备“文化熟知度”的国画,其产生机制、作品内涵、不同权力层次的经典化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幅作品的经典性尚未进行深入研究。
因此,本文将梳理考察《江山如此多娇》的经典化历程,对其经典价值进行剖析,探求其为中国当代美术带来的启示意义。
一、《江山如此多娇》的经典化历程《江山如此多娇》以恢宏的气势、深远的意境和昂扬向上的主题风貌,自 1959年面世以来受到各界的瞩目。
该作品既诞生于“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针下,又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山水画改造的语境之中,其艺术性和美术史价值具有丰富的阐释空间。
因此,梳理《江山如此多娇》经典化的历程既是对该作品经典要素的检视,也是对其经典价值的重估。
在《江山如此多娇》的产生过程中,策划者和创作者有意识地让作品靠近经典的标准,可视为该作品经典化的开端。
《江山如此多娇》为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而作,作品悬挂的地方是各国宾客进入宴会厅的必经之地,因此策划者和创作者最初便考虑到该作品将因其特殊性而长久地受到瞩目,这种政治考量实则统摄了创作的全过程。
中国画的发展历史及时期特点

中国画的发展历史及时期特点摘要:中国画的发展历史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只有在纵观中国画发展历史和时代背景的前提下,才能理解中国画;中国画的发展也收到了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艺术的冲击与碰撞,寻找到中国画与现代艺术和西方艺术的结合点也是当前中国画家深思的问题。
中国画的发展需要大家努力学习充实自身,认真思考,在探索中寻找中国画未来的发展及出路。
关键词:中国画;发展;特点不论哪种艺术,它的发展都与时代和所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此,想要了解中国画的发展历史与特点,就要首先了解艺术史的动向和当时的时代背景。
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必然导致了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中国画面对与之相对的西方文化,必然收到了强大的考验与冲击,由此,便引发了我们对中国画尤其是水墨画问题的一些思考,艺术史离不开批判性艺术,或者说正是由于批判艺术的发展才能使艺术有了发展与延续。
中国画的历史也是如此,是由于艺术家和观赏者的批判,推动了中国画历史的繁荣发展。
一、中国画的起源中国画,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悠久历史的文化,其风格与传统延续了中国千年的历史。
在两千年前的战国时期,楚国的两幅帛画,其气韵生动,笔墨简洁,线条流畅,意境完美表达,确立了中国绘画艺术以线条形式的民族特色风格。
在传统风格与民族大众审美要求下,在时代的前进中不断发展、充实、突破、创新,造就出新的艺术风格,成为了华夏民族之瑰宝,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史的奇葩。
中国绘画史历史悠长,早有史料记载伏羲氏画八卦、黄帝画制服、舜妹螺氏绘制影像等。
早期的绘画经过匠人的再造与雕刻,绘制于青铜器及瓷器上。
直到汉代出现纸之后,才由画家用毛笔进行纸上绘画,演变为现在的中国画。
二、中国画的发展历史及特点1、原始的中国画古代原始岩画是中国画最早的记载,对分布于西北、西南,据说是当时的游牧民或少数的民族部落所画。
自然地理环境不同,所画岩画的内容大有不同,北人食肉勇悍,南人食蔬文雅,所以西北与西南的岩画各有特点。
西北岩画以刻凿为主,多画动物,如新疆天山岩画、内蒙古阴山岩画等。
王叔晖笔下的工笔人物画

王叔晖笔下的工笔人物画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王叔晖是我国著名的女画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的工笔重彩画名家之一。
这位被誉为“闺香中近百年无此笔墨”的美术大师,其连环画和年画作品,倍受收藏爱好者的推崇,其经济价值连年攀升而成为收藏投资的热点。
王叔晖,字郁芬,1912年生于天津。
1927年人中国画研究院学画,后长期以卖画为生。
解放后,曾在人民出版委员会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后当选全国妇联执委,中国美术协会理事,中国连环画研究会顾问,北京市工笔重彩画会副会长,1985年7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
上世纪50年代,是王叔晖连环画创作的黄金时段。
在这10年里,王叔晖先后创作了《木兰从军》、《孟姜女》、《墨子救宋》、《飞虎山》、《梁山伯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桑园会》等10余部连环画大作。
《木兰从军》(图1)和《西厢记》(图2)分别为1950年和1957年的作品,特别是取材于元代文学家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的同名连环画《西厢记》,将王叔晖的连环画创作推向巅峰,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图书展览中获金奖,1963年在全国第一届连环画评奖中又获绘画一等奖。
此外,创作于1952年的《墨子救宋》(图3)和1956年的《马郎和三姑娘》(图4、5),1/ 4亦各有特色。
前者取材于春秋末期鲁国墨子之事迹,后者取材于民间传说。
特别是《马郎和三姑娘》老版连环画,充分体现了王叔晖工笔重彩人物画的艺术风格,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欣赏价值。
年画创作同是王叔晖创作的一个内容,以时间先后为序,建国后的第一幅年画作品当属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年画《西藏人民欢迎解放军》(图6)。
这幅年画宣传画最早刊登于1953年1、2月合刊的《解放军文艺》封面上,是一幅少数民族题材作品,表现了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西藏人民夹道欢迎的场面。
这幅作品的最大亮点是画面上的毛泽东、朱德的画像,还有那大背景的西藏布达拉宫。
197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发行了王叔晖的另一幅年画作品《新疆舞》(图7),这幅作品表现的是新疆人喜庆的场面,画面上,15位新疆青年男女欢声笑语,载歌载舞,惟妙惟肖地展示出新疆小伙与姑娘们能歌善舞的欢乐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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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画艺术创作
工作计划中,第一件也是发动会员创作年画。
定元旦举行一次年画展览,作为伉州市庆祝新年节目之一。
并举办年画比赛,由评选委员会选择最优秀的作品,给予奖品,以鼓励会员创作年画的热情。
(杭州艺专研究部)
李可染、潘天寿、叶浅予、石鲁等人均投身到这场运动中去,创作了一些国画形式的新年画作品。
比如李可染的《老汉今年八十八,始知军民是一家》(1950),表现新中国融洽的军民关系,《新得的黄牛》(1951年),表现了土改运动中农民从地主手中分得黄牛的喜悦之情。
1952年,他创作的《工农模范北海游园大会》获得了文化部1951年至1952年度年画创作三等奖。
此外还有叶浅予的《中华民族大团结》(1951年),石鲁的《幸福婚姻》(1952年)等等。
在潘天寿的《踊跃多缴公粮》(图13)中,作品采用的是院体笔法,尽管表现的是农民争先恐后的情境,但画面给人的感觉仍然是传统中国画的意境,无法表现出与主题相符的气息来。
也许这对于一个从事花鸟画创作的国画家来说,进行人物画创作似乎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但是至少也说明了在当时,山水和花鸟画家都投身于人物画创作,将中国画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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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画的发展。
1951年4月13日至3O日,由华东文化部主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华东作品观摩会在上海举行;展出作品600余件。
在这次展览会上,中国画并不引人注目,更多的中国画家采用年画和宣传画甚至连环画的形式来表现。
方增先和顾生岳都是人物画家,在“十七年”的中国画创作中都产生了优秀的作品。
在建国初期,二人都创作出年画作品。
方增先的作品《丰收年》(图14)更是采用年画的创作手法来说明主题。
作品甚至采用了叙事性的连环画的特征,这使得作品的说教意味更浓,同时作品的用线和人物的表现以及构图方式都仍然采用的是传统的表现手法。
此画载于《1951华东美术作品选集》,在作品下面,作者是这样说的,“这幅画的左右六幅小图,说明在生产上获得丰收必须将人力组织起来,订立生产计划,开垦荒地,深耕细作,多施肥料,修筑防堤,捕捉害虫,并创造新的生产方法,才能使产量不断提高。
中间一幅描写农家的粮食获得了丰收的情况。
”顾生岳的连环画作品《人民的队伍》(图15)采用的就是中国画传统。
的线描方式同时又融合了年画的创作风格。
这幅作品表现的也是革命的主题,也是与时代紧密结合的产物。
作者是这样说的,“这八幅连环画是说我们解放舟山时,有些老百姓起初还存在着害怕的心理,便不久发现部队同志们真好,帮助他们挑水、割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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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豆腐,并且负责处理借去的东西,他们感动了,当部队要调离的时
候,一致表示舍不得离开这个人民的队伍。
”作品的取材和立意都较新,与时代相契合
以潘天寿、关山月、吴湖帆为代表的注重文人画意境的画家们在国画传统技巧运用方面比较纯熟,大多数作品的线条极有功力,平远的构图方式也比较自然和谐,但由于中国画在建国初期得不到重视,很多中国画家改画年画、连环画甚至宣传画,因此,这时期的作品大多数还显得比较粗糙,创作质量也很不稳定,一些曾取得过很好创作成绩的艺术家,与其四十年代末的一些作品相比就表现出明显倒退的迹象。
客观上,这与当时国画家的经济来源不稳定,——当时还没有成立画院,以及国画得不到重视有关。
解放初期的中国画作品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公式化、概念化的人物和情节。
姜燕的《翻身游行图》和董希文的《北平解放》以及徐悲鸿的《在世界和平大会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黄均的《庆祝五一节》中出现的情节都是大同小异。
特别是象方增先的《丰收年》和顾生岳的《人民的队伍》这两幅作品除了进行大段的政治说教以外,在叙事中没有任何其它功能,艺术上显得十分苍白。
因此,此阶段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新的人物和新的事物的表现上,这种表现现实生活的意识奠定了以后“十七年”中国画
的走向,中国画的社会功能性得到了强调,而艺术技巧与内容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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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结合起来,则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探索。
① 1949年5月13日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办了为期五天的“新国画展览会”,展出了由北京80多位画家在北平解放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创作的200余幅新作。
② 由国立艺专、京华美专、辅仁大学美术系、中国画学研究会和其他几个团体中的先进分子发起并联合全市国画家成立。
1952年,“北平新国画研究会”改名为州匕京中国画研究会”。
次年十月,上海也成立了新国画研究会,杭州在1953年成立了杭州市国画研究会,天津、沈阳、长沙、西安等地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③ http:///pub/njl ib/njlib_xbhzt/njlib_bhhl/t***-*****_2512_1.htm
④ 李可染《谈中国画的改造》,载《人民美术》1950年第1期,第37-38页。
⑤ 李桦《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载《人民美术》1950年第1期,第41页。
⑥ 洪毅然《论国画家的改造与国画家的自觉》,载《人民美术》1950年第1期,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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