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与中国崛起(时殷弘)
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战略形势_时殷弘
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战略形势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美关系的根本形势蕴含了一项根本的战略“秘密”：中国崛起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经济力、外贸力、外交力等等广义的“软权势”，就此而言美国压倒性地侧重于军力部署、军力增进、军事同盟构建和强化的对华防范战略很不合时宜，或者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
自１９９６年克林顿政府与日本制订“美日安保新指针”以来，哪年哪月美国不在主要针对中国加强其中西太平洋军力和军事同盟，但与此同时哪年哪月中国不在成功地增长自身的国力和国际经济、政治、外交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美之间在总体上处于一种“不对称竞赛”，亦即中国见长的经济／外贸／外交影响对美国见长的军事能力“竞赛”。
全世界现在都很清楚，中国正在这“不对称竞赛”中逐渐取得两者相权总的相对领先趋势，尽管这趋势并非全无逆转的可能。
近两年来，美国政府的许多对华言行显示，它已开始倾向于在中国持续和平崛起的前提下，接受或多少无可奈何地迁就中国崛起。
与此相关，它在继续对华军事防范、增进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和尝试加强对华外交竞争的同时，致力于系统地增大和拓宽对华协商和协调，并且将此置于对外和对华政策议程中的更显要的位置。
美国政府与先前相比，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更大幅度地“迎合”中国的立场或要求。
此外，它既出于无奈，也出于对损伤中美全局关系的顾虑，在它实际上相当疑惧或深为不满的一些方面采取或试图采取比先前“容忍”甚或“容忍”得多的姿态。
总之，即使在较长远的未来有可能发生变更，美国仍已开始形成其对华态度和政策的一种新的首要方面，那就是将中国当作至少目前在和平地崛起，在今后一段可预见的时期内大概仍将如此的一个未来很可能的世界强国对待。
然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间的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也许有如远处的地平线上正在集聚的乌云。
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中美经贸矛盾越来越具有结构性的、独立的和愈益增进的重大意义，并且在弥漫“中国是世界工厂”和“中国大搞不公平贸易”的美国公众意象中越来越被“政治化”；中国在东亚、中亚、中东、非洲等多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迅速扩展和增强；中国由经济必需所驱动而在全世界广泛争取战略意义重大的能源；中国抵抗美国压力和对美竞争影响的自信心愈益增进，中国大众中的对美民族主义逐步高扬；中国持续和加速地进行军事现代化，在某些关键的军事能力领域已开始真正触痛美国的过敏的神经。
议题四_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中国和平崛起的若干根本条件和重要_平台_
议题四: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中国和平崛起的若干根本条件和重要“平台”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局部军事冲突并非与和平崛起两不相容。
在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今后整个历史时段内,外部环境中至少近期甚或中期的首要障碍或危险是台湾独立。
有鉴于此,中国要有意志、体制和力量的准备,一旦迫不得已,就要用武力制止“台独”;而且,今后一个时期甚至更重要的,是依靠如此的足够意志和能力,以可信和稳定的军事威慑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手段阻止台独,从而不致面临被台独势力“将军”的局面。
不如此经久地阻绝台独,中国就不会真正崛起。
从根本上说,中国和平崛起重在历史性创新。
现代历史上那些真正兴起的强国,兴起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在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
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要考虑我们怎么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实现非常重大的创新。
具体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基本社会公正的全面小康社会,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制制度,甚至逐渐形成民主法制传统,那就是我们在成为伟大强国过程中必需的基本创新。
从外部环境看,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有那么多强邻,那么多一旦不谨慎处理关系、就会变得很头疼的大小邻居。
另外,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有多项“安全两难”,而中国在其中作为一个角色的占一半以上。
不仅如此,东亚地区正面临多项“权势转移”,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正在多方面地显著变动,将产生显著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潜伏紧张和危机。
中国如果要和平崛起,就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
如果像中国这样面对很复杂、颇大意义上也很困难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大国能够做到这一点,从而同全面改进和发展中国的军事力量一起,经久地、总体上和平地维持和加强中国的基本安全,那就是实现了另一项重大的历史创新。
中国和平崛起需要有若干经久和基本的“平台”,可以设想的第一大“平台”,在于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建设、维持和发展中美两国间较为稳定的战略、外交和经济协调关系。
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战略透支”问题探析
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战略透支”问题探析高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时殷弘教授在《中国“战略透支”风险日增》一文中指出，中国近年来同时推进“战略经济”和“战略军事”政策，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从事“多线战斗”，这可能导致损伤中国对内对外大局的“战略透支”风险。
此后，关于中国战略是否“透支”的问题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界的热议。
在当前中国对外战略转型期阶段，将这一讨论纳入学理范畴，既是对中国外交“真问题”的理论探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价值。
一、战略目标与中国作为崛起国“战略透支”问题的内涵与外延判断中国外交战略是否“透支”，首先我们应当基于现有实力，明确中国当前合理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并在此基础上定义“战略透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事实上，将“透支”这一狭义金融学概念应用于战略领域并未有明确的概念界定，但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定义为一国战略资源消耗超过了实现当前战略目标所必须的程度，做了力所不能及或费力不得好的战略及战术选择，这是概念的内涵。
因此，讨论当前中国外交是否透支之前，先要确定在现阶段中国对外追求的合理战略目标应该是什么，以及审视中国现实中追求的战略目标与自身实力是否相称。
中国是正处于崛起阶段的大国，无论就军事、经济、国际政治影响力而言，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没有能力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所以当前中国合理的战略目标仍然是突破客观存在的一些外部环境困境，实现自身崛起，是继续缩短与美国的相对实力差距，而不是取代美国领导世界。
在现实中，中国对外政策也的确围绕这一阶段性战略目标展开。
尽管在对外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战略透支”问题探析□--49《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表述中，中国有意愿为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承担更多领导责任，但目前更多是通过宣传掌握道德制高点。
在现实层面处理中美关系时，中国外交看重中美关系大局，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处于共存的状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挑战现有秩序的战略诉求。
在处理周边和全球事务时，中国推进的主要政策和机制，如“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太自贸区等，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些原则，如“周边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也都是在现有国际秩序基础上之上的补充，与现有国际组织、国际规范是一种共存和共容的关系。
美国权势_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_时殷弘
国际问题研究众所周知，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一个时期里，拥有全面的和非常显赫的世界优势，以致有人并非很夸张地将这个时期称作“单极时刻”。
［１］然而，自“９・１１”事件至今，尤其是伊拉克战争至今，美国遭遇了苏联权势衰落以来空前严重的困难和挑战，其国际权势发生广泛和深刻的逆转。
这样的事态发展最直接地说是由跨国恐怖主义、“反恐战争第二阶段”和伊拉克战后局势导致。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无法专心致力于先前大致形成的地缘政治基本目标并（与相反情况下相比）有效阻滞一个长期趋势，即其他实在或潜在的权势中心（当然首先是中国）逐渐崛起和壮大。
［２］美国权势与中美“权势转移”趋向跨国恐怖主义以其引起空前震撼的“９・１１”袭击事件，凸现了美国权势在穆斯林世界面对的巨大、经久和异常难以克制的挑战。
不仅如此，它造成了对美国国家资源、精力和注意力的长时间重大牵制。
不仅如此，主要由于“反恐战争第二阶段”态势和悍然发动对伊战争，美国力量的一大基本成分———发达国家政治／军事同盟体系已被美国自己相当严重地削弱。
同样由于“反恐战争第二阶段”态势和对伊战争，美国力量的另一大成分即它在世界上的威望大美国权势、中国崛起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关键词〕美国权势、中国崛起、世界秩序〔提要〕由于反恐和对伊拉克军事占领牵制了美国的资源和精力，削弱了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同盟，甚至大大弱化了美国内部的凝聚力，以及美国权势的长远结构性羸弱，美国在“９・１１”事件后一度拥有的道义优势和国际权势发生逆转，面临严峻挑战。
同时，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平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国际政治文化及对外战略文化的方向，由此影响和参与塑造世界秩序方向。
〔中图分类号〕Ｄ８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０４５２８８３２（２００７）３期００２８—１１〔完稿日期〕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６日世界秩序与为失落，其中特别包括“９・１１”袭击事件给美国带来的“道义优势”和世界政治“议题优势”。
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和若干基本条件
作者： 时殷弘[1]
作者机构： [1]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出版物刊名： 国际观察
页码： 22-23页
主题词： 中国;“和平崛起”;对外政策;台湾省;台独活动;国家分裂活动;“台独”分子
摘要：中国“和平崛起”与“重要战略机遇期”概念密切相关，而从21世纪初期世界基本格局和基本潮流出发分析和设想，中国在其中的基本战略机遇主要有五项。
中国和平崛起首先需要在本区域国际关系内的三大“平台”，连同今后一个时期里尤其需要和可行的三方面国家力量构建。
在中国争取实现和平崛起的今后一个历史时段时，外部环境中的首要障碍或危险是台湾独立。
中国必须以相对而言澄清和“简化”了的战略坚决阻止台独，并且有意志、体制和力量的切实准备，以便一旦必须就要用武力制止台独。
听清华教授讲话有感时殷弘
听清华教授讲话有感时殷弘一个周五，清华大学时殷弘教授来我校进行了励志报告，教授在报告会上用诙谐生动的语言和我们进行了交谈。
从开始幽默的笑谈到后来感人的故事，无不蕴含着一个个令人深思的哲理，令我们感慨至极，报告会结束后，大家热血沸腾，会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经久不绝。
常言道：“改变命运，先要改变自己的内心。
”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固然是件好事，但不可只追求表面形式上的改变，应先改变自己的内心。
只有改变了自己的内心，才能真正的改变自己的命运。
自信，成功的基石爱迪生说过：“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
”时教授在报告会上举了一系列的有关于自信的例子，最后通过总结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首先要对自己充满信心，激活斗志，才能够心想事成。
”这使我明白自信者不疑人，人亦信之；自疑者不信人，人亦疑之。
有信心的人，可以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庸为神奇。
最终开启通往成功的大门，踏上幸福的彼岸。
目标，成功的导航没有目标而生活，恰如没有罗盘而航行。
对于一只盲目航行的船只来说，所有的风都是逆风。
所以，目标是成功道路上的导航系统，是人生历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时教授给我们讲述了他从小树立远大的目标——要考上清华北大的梦，以及他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让我们不禁感叹，目标原来能对一个人的人生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
一个人努力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的更快，对社会就更有效力。
放弃，也有好未来在人生的大风浪中，我们常常学习船长的样子，在狂风暴雨之下把笨重的货物扔掉，以减轻船的重量。
正是因为船长懂得如何放弃，才得以使船没有在暴风雨之中因为过重而沉没。
时教授说：“为了考大学，我整整三年没有碰过自己最喜欢武侠片，因为我懂得，舍弃一时将得以回报一世！”是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懂得放弃，才有更好的未来。
感恩，赤子现真心古人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
”从我们诞生的那天起，父母就赐予了我们无限的恩情。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现在能做的，就是努力学习，将来考上好大学，使父母舒心开怀！自信+目标+放弃+感恩=改变命运。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
作者： 时殷弘
出版物刊名： 欧洲研究
页码： 1-1页
主题词： 中国崛起;世界秩序;国际规范;国际政治观;价值观念体系;外部世界;文化特征;国际体系
摘要：世界秩序主要有三项基本要素，即国际权势分布、国际规范体系和跨国价值观念体系，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秩序的关系主要就是它与这三项基本要素的关系。
就其根本维度而言，当今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大概可以被简约概括为两大方面：第一，中国这个富有文化特征的巨型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交往和人口流动等各个领域，以迅速增进的广度和深度介入和“缠人”外部世界，由此可以说，已经并正在继续导致全球性国际体系的重大扩展；第二，“中国崛起”已经并正在继续导致国际权势结构的变化，它的长远效应越来越有可能是变更性的。
按照常理和现当代世界的基本经验，国际体系在广义界限上的重大扩展，连同国际权势格局的如此能动的变迁，势将引发国际规范的有关演变。
其中，首先是当代中国的根本行为模式（巨型“贸易国的兴起”），然后连同中国的文明、文化、价值取向、国际政治观和国际规范意向，加上它们与中国以外的这些因素的交流、融合、激荡、抵牾和协调，将决定未来国际规范的部分演变。
这可能会开拓国际规范史的一个新的基本阶段。
时殷弘：中国为什么有前途
出版物刊名： 红旗文稿
页码： 40-40页
年卷期： 2010年 第14期
主题词： 中国共产党;时殷弘;马克思列宁主义;30年代;20世纪;中国思想;普遍主义;世界观
摘要：中国只是到20世纪30年代才拥有的一大法宝，是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的最大独特处，或日他们的根本思想方式和他们对中国思想的最大贡献。
它并不显见于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
而是显见于他们既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洋人，也与传统的持儒家“普遍主义”世界观的中国人不同甚至相反的独特“中国化”。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第八部分当今和未来的世界政治第一章当今和未来世界政治的若干基本问题世界政治基本性质的变更与稳定以300年来全球舞台上最深刻、最剧烈的变革为特征的20世纪，孕育了肯定将大大影响、甚或决定21世纪世界政治面貌及其演进的种种新要素。
可以相信，在已经并仍然将主要由飞跃般的科学技术进步、急剧扩大并复杂化的全球性经济和文化交往、跨国基本价值取向之增多构成的全球国际体系环境中，变更而非稳定将仍然是新世纪里世界政治的尤为本质的内涵。
然而同样可以相信，稳定和秩序也将构成世界政治中本质性的一大方面。
变更和稳定结合在一起，很可能使21世纪（至少是其前半期）成为一个过渡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全球国际体系之基本性质的继续与其重大变化趋势两相并存，国家行为和国际安排应有的根本原则新旧相兼。
在这个过渡时代里，目前的世界欠发达国家仍将面对非常艰巨的任务——在民族国家的巩固和成熟、政治民主化、经济和社会发展、争取国内外持久和平以及一般反对国际干涉等多方面的艰巨任务。
1就全球国际体系基本性质的重大变化趋势来说，其主要的直接缘由，在于各功能领域（尤其非政治的功能领域，即生产、贸易、金融、技术、生态环境、信息和人员流动等等）内部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国际和跨国互相依赖的急剧发展。
这造就或促成了三大事态：（1）非国家行为体的迅速增多与其作用的显著增大；（2）民族国家及其主权被侵蚀、被削弱的明显趋势；（3）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传统区分的渐趋模糊和局部丧失。
互相依赖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当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最简单地说是指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的交互效应（reciprocal effects）为特征的情势，2这种交互效应主要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越益稠密的国际和跨国非政治性交往。
稠密的交往并不等于互相依赖，关键的是与这交往关联的制约或代价。
互相依赖就是互相制约，就是交往的每一方都需付出受此制约这一代价。
3与传统的国际权势政治有所不同，在互相依赖关系中，主要角色不仅有强国，还有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它们之间不仅流行排他的谋利努力和由此而来的激烈竞争，也流行通过国际体制安排、并且由共赢意识促进的政策协调与合作。
4随互相依赖的急剧发展，非国家行为体迅速增多。
这既是因为由此急剧发展而来的跨国联系在许多场合凝聚和组织起来，形成自我管理结构和运行机制，1也是因为愈益稠密的国1在此不谈主要是跨国性质的“非传统威胁”。
这里只需指出：非传统威胁使几个世纪来人的现代政治组织方式——民族国家颇为明显地暴露出不适性，但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又是世界大多数人民在非传统威胁面前本能地选择的主要依托，而且并非全然缺乏缓解、控制或克服这些危险的实在和潜在能力。
2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势与互相依赖》(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波士顿1977年版。
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位久负盛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较为通俗地说，各国互相依赖是指即使比较强大和不那么易受伤害的国家也仍然受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态的影响。
斯坦利·霍夫曼：“我们在世界上应当干什么？”载于斯蒂芬·斯皮格尔编：《世界政治主要问题》(Stanley Hoffmann, “What Should We Do in the World?” in Stephen L. Spiegel, ed., At Issue: Politics in the World Arena), 第6版，纽约1991年，第197页。
4参见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经济中的合作与不和》(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Economy),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84年版，第51-53, 59-64页。
1奥林·扬格：“世界政治中的行为者”，载于詹姆斯·罗兹诺等人编：《国际政治分析》(Oran Young, “The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 in James N. Rosenau et al., eds.,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纽约1972年际联系和愈益多样的国际任务造成了越来越多地建立国际（政府际）组织的需要。
概而言之，大量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大多反映了传统的民族国家无法较充分地“呼应、处理或压制变化着的大众要求”，2这“大众要求”按照一种论说，涉及四大功能领域：（1）物质保护（physical protection），即安全；（2）经济的发展和调控；（3）其余公共利益；（4）群体地位（group statues），即基于种族、民族、宗教、阶级、党派、职业团体等等的群体认同之集合象征。
3可归纳为五类形态4的许许多多非国家行为体分别在这四大功能领域内活动。
与此同时，以各种具体形态和方式，不同类型的非国家行为体互相之间以及它们与国家之间形成形形色色的合作，以求实现共同的或互补的目标。
大量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各自在各个功能领域的存在和活动构成了当代全球“复杂聚合体系”（the complex conglomerate system），在其中非国家行为体起着显著超过先前的重要作用。
5随着互相依赖的急剧发展和非国家行为体在数量、活动领域和作用三方面的迅速增长，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势必受到愈益广泛、愈益深入的侵蚀，而本来就缺乏成熟和真正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的广大欠发达国家尤其如此。
问题首先在于，大量跨国经济、科技、文化、意识形态、宗教等类活动不仅跨越国界，而且许许多多是国家主权实际上难以或根本无法控制的。
“世界社会”理论家约翰·伯顿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做出断言说，不管国界有什么意义，它们已经并仍在被愈益增长的跨国交往大大减小。
6其次，由于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活动及其影响高度复杂化和跨国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跨国性问题，其解决往往超出民族国家（特别是单个民族国家）的能力所及，后者的权威及其所得的忠诚难免相应减小。
第三，西方自由国际主义理论思想鉴于世界政治的有关变化，连同美国与跨国资本的利益要求，热烈提倡主权过时论，其广泛影响使之有如所谓自现预言，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被侵蚀。
最后，国际规范在20世纪发生的有关重大变化起了同样的作用。
然而，现代国际体系由来已久的基本性质尽管有其重大的变化趋势，但在目前大致可预见的未来长时期里，它们仍将保持本质上的基本稳定，即领土性的主权国家是全球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国家间的对立、冲突、协调、合作构成世界政治的主要内容。
领土国家及其主权过时论的依据，多半出自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片面描述和片面解释，或者说出自当代自由国际主义的一厢情愿和过度乐观。
决定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及其前景的不仅有经济、技术因素，还有政治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族国家政府关于跨国经济活动的政策。
对经济一体化，这项政治因素可以是促进性的，也可以是阻滞性的。
但无论如何，具体的考察表明，政府的政策决定国际自由经济原则将运用得有多广泛，因而决定民族国家经济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7国家主权即使在它被不少人认为是日薄西山的国际经济领域依然如此有力，如此重要，再加上经济一体化还包括劳动力的绝对自由流动，因而无国界的世界经济远未接近实现。
1版，第132页。
2理查德·曼斯巴赫等人：“走向全球政治的一种新的概念化”，载于菲尔·威廉斯等人合编：《国际关系经典读物》(Edward L. Mors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Policies,”in Phil Williams et al., eds., Classical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加利福尼亚州贝尔蒙特1994年版，第158页。
3同上，第158-159页。
4即政府际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有直接国际联系或从事分离主义行为的地方性权力实体、有直接国际联系的国内民间组织、能大致自主地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国际”个人。
5同上，第158-163页。
又见雷蒙德·霍普金斯和理查德·曼斯巴赫：《国际政治结构和过程》(Raymond F. Hopkins and Richard Mansbach,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纽约1973年版，第128页。
6约翰·伯顿：《体系、国家、外交和规则》(John Burton, Systems, States, Diplomacy and Rules), 纽约1968年版，第10页。
7戴维·亨德森：“国际经济一体化：进步、前景和含义”(David Henders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gress,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 第68卷（1992年10月），第636-641页。
引语见第633页。
1“鉴于潜在（国际人口）流动的规模和性质，对移民的严格控制将继续下去。
在这方面，一个没有国界退一步说，即使假设实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它也并非必然意味着实现全球政治一体化。
在大致可预见的未来长时期里，民族国家及其主权仍将是为实现人的安全和福利、表征和保持人的群体认同及其价值观念和文化的多样性不可或缺，尽管它们在其中大多数方面能够履行的功能远不是完美和值得永恒化的。
不仅如此，它们甚至在当今西方主流思潮将其着重贬抑的个人人权领域，也有不容否认的重大积极作用。
虽然事实表明，当代无论何种形态的国家，其权利的行使在此时或彼时会与个人人权抵触甚或伤害之，但事实同样表明，当代国家大多是其国内的个人人权的主要保护者和促进者。
2这在占世界人口和国家数目大多数的欠发达国家往往尤其重要。
“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在推进其目标方面的伟大工具是国家：他们从夺取对国家的控制开始，继之以使用国家……西方自由国际主义者们如此频繁地注意并且予以指责的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国家主义’，植根于他们自己的痛苦经历，即没有国家就一无所能。
”3国家行为和国际安排应有的根本原则全球国际体系基本性质的变化和稳定相并存，构成了21世纪世界政治将在其中运行的一种双重状态。
在此等状态中，国家行为和国际安排应当遵循怎样的根本原则？首先是国家个体利益与国际社会总体利益、国家自主与国际治理之间彼此协调和兼容，其次是国家间通过互相尊重、互相容忍和互相妥协来缓解或尽可能避免冲突，以求经久的和平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