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的腐败及其成因
前苏联党政领导干部长期腐败的根源与警示
１ ０ ． ３ ９ ６ ９ ／ ｉ ． ｉ ｓ ｓ ｎ ． １ ０ ０ ８ —６ ７ ８ １ ． ２ Ｏ １ ３ ． ０ ５ ． ０ ｌ ６
前 苏联 党 政领 导 干部 长 期 腐 败 的根 源 与警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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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高级 领 导 干 部 必 须 率 先 垂 范 ；第 二 ，反 腐 败 必 须 大 力推 进 民 主政 治 建 设 ；第 三 ，反 腐 败 必 须 让 公 权 力 在
阳光下运行 。
关 键 词 ：前 苏联 ； 干部 ；腐 败 ；根 源 ；警 示 中图分类号 ： Ｄ７ ５ １ ． ２ 文献标识码 ： Ａ． 文章编号 ： １ ０ ０ ８ —６ ７ ８ １ （ ２ ０ １ ３ ） ０ ５ —０ ０ ９ ５ —０ ５
腐败与苏共垮台
腐败与苏共垮台腐败与苏共垮台纵观世界政党史，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应该说是很常见的现象。
但对于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来讲，确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思考。
这是因为：第一，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列宁亲手建立的政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
第二，苏共独掌政权70年，不像东欧一些国家，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社会上都不存在形成致命威胁的反对派；第三，苏共不是在战争中被拿枪的敌人所征服，而是不战而败，是“和平”解决的问题，是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亲自宣布解散了苏共。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如此悲惨的境地呢？总的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潜伏着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共没有跨越腐败的陷阱，自己割断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本文试从这个视角管窥一下苏共垮台的原因。
一、苏共自己打败了自己苏共在腐败面前打了败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验证：第一，1991年8月25日之后，苏共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90余年）、众多党员（2000多万）、独掌政权（70年）的大党，犹如被拆除了地基的大厦轰然倒塌，迅速土崩瓦解，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政权交替之“顺利”出乎人的意料。
在“八一九”事件中很少有群众支持苏共，相反地却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边去了。
军队领导层的分裂，特别是空军的“不服从行动”，派去攻打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倒戈，军队一片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救国委员会”瘫痪了。
解散共产党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中央委员会仅仅要求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也未获批准。
苏联70年腐败史
自1922到1991，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
这70年里，自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
苏联70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1、列宁时代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
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列宁时代，苏联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
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lsquo;共产党员rsquo;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
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
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
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作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
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
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2、斯大林时代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
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10102; 宅第权。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
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10103; 特供权。
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
#10104; 特教权。
凡是高级官员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
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校。
#10105; 特继权。
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探析苏东剧变中的腐败因素
中国纪检监察报/2009年/4月/11日/第004版环球视野探析苏东剧变中的腐败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陈之骅监察局副局长、研究员孙壮志苏东剧变与执政党不重视反腐倡廉建设有直接关系，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腐败现象很少，20世纪50年代中期腐败逐渐严重，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腐败现象泛滥，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腐败现象达到顶峰，腐败成为苏联亡党亡国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
苏东腐败的主要特点特权腐败突出。
其种类繁多，包括宅地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卫权、特支权。
由特权衍生出来的各种“福利”具有“合法性”和隐蔽性。
高级干部除高额月薪外还有高额的“专门津贴”，金额、来源及享受者名单都是保密的。
特权具有继承性和裙带性。
高级干部的子女可以继承父辈留下的住房和别墅，凭借父辈的特权在求学和就职方面一路畅通，并很快走上重要权力岗位。
卖官鬻爵和组织上的腐败严重。
1970年至1972年，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为确保能被“选”上区委第一书记，需向共和国党中央领导人“交纳”15万至20万卢布；要获得部长职位需行贿10万到25万卢布；要获得区警察局局长职位需交5万卢布；要被“选”为人民审判员或得到区检察员的任命需交3万卢布。
不同层级官员的腐败形式不同。
下层机构和较低级别的官员主要是“补偿型腐败”，因无法享受到中、高层干部的特权利益，便利用职权通过贪污和敲诈勒索等手段弥补。
中层机构特别是实权部门主要是“审批型腐败”，表现为利用职权，在法庭审判、发放许可证、录取考生、学术奖励、病人入院等方面搞权钱交易。
上层机构的贪腐多数是涉案金额巨大、人数众多的“集团型腐败”，涉案者往往还同犯罪团伙相勾结、庇护其从事非法生意、偷税漏税等活动。
苏东国家腐败产生和蔓延的原因探究苏东国家腐败产生和蔓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列宁的建党思想在实践中被异化，执政党蜕变成特权党。
在列宁的建党思想中十分重要的一条是加强党内监督，以杜绝特权和腐败现象，防止党脱离群众。
苏联的反腐悲剧
苏联的反腐悲剧苏联解体后，有一本畅销书《大趋势》，曾经对苏联点评说道：尽管苏布靠人民的力量夺取了政权，也靠人民的力量赢得了战争，但它的反腐和权力监督却从不考虑人民。
这句点评可谓一语道破了苏联贪腐与反贪腐的真相。
毫不夸张的说，苏布70多年的执政史，就是一部贪腐的荒唐史，而苏布70多年的反腐史，更像是一部讽刺的悲剧史。
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里写道：当我做技术工人时，都能赚到一套房子，那套房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厅。
作为沙俄时期的工人，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的工人还要好，这使我感到痛心。
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但人民的居住条件却比以前更差，革命成功了数十年，民众生活却还不如沙皇时代。
赫鲁晓夫主政时期，莫斯科每个区每个月平均有2.7万人排队等待分配房子，但只有不到50个普通民众能成为幸运儿，为尽快改善民众的居住条件，赫鲁晓夫搞出了赫鲁晓夫楼，终于让莫斯科人均住房面积基本达到5平方米。
很多人同样会疑问，苏联曾经高举信仰的大旗，引得无数人才竞相投奔，可是民众辛苦了几十年，为什么还那么穷呢？要知道，苏联可是消灭了资产阶级，一切国有化、一切公有化，苏联又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资源大国，没有资本家吸血，又有着无穷的资源，为什么民众还那么穷呢？因为苏联100%的政治资源、95%以上的经济资源和100%的能源资源，全部流进了特权阶层，也就是被贪腐。
苏联的贪腐史是一路进化、一路高歌猛进。
在列宁时期，贪腐是合情化的手段；在斯大林时期，贪腐是合规化的手段；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贪腐竟然成了合法化的手段。
贪腐也从个人化行径，进化到集团化福利。
正常情况下，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就算是君主政体也必有一番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也会相对较轻。
但苏俄却并非如此，列宁建政之初，根据契卡的档案显示，仅盗用公款一项，竟然有高达71.2%的干部参与，但这竟然被认为合乎情理，处罚起来是雷声小雨点更小，原因有二：一是列宁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有贪腐，而苏联政权只存在“财产错误”，那些“犯财产错误”的官员只是内部矛盾，经过批评教育后仍然是值得信任的好干部。
苏联特权阶层的腐败及其恶果
苏联特权阶层的腐败及其恶果作者：徐元宫来源：《党员文摘》2013年第03期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说：“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苏联特权阶层的腐败苏联特权阶层的腐败早在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斯大林执政时期就已经相当严重。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于1935年6月23日至7月21日对苏联进行了访问，在之后他写的《莫斯科日记》中，提到当时苏联特权阶层的存在及其腐败：“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其他特权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
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利益。
而且，怎么会不利用影响呢？不受任何良心谴责的人又有多少？有谁会把普遍困难中享受的机会作为自己的过错？这太‘合乎人性’了！”经常到苏联领导人家里去玩的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则在其《仅仅一年》一书中描述了“上层布尔什维克们的生活”：“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的住房和别墅摆满了地毯、高加索的金银武器和贵重瓷器……他们的别墅变成富丽堂皇的大庄园，有花园、暖房、马厩，当然，这一切都是用国家的钱来维持和经营的。
”有趣的是，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书中还详细描述了父亲斯大林的工资情况：“父亲不知道，他的一顿晚饭值多少钱，还有他的各处别墅、‘毒品化验’等所值若干，因为他是从来不用掏钱的。
他的生活全部由国家包干。
每个月从苏共中央、国防部、部长会议以及其他由他当荣誉成员或象征性成员的机关源源不断寄来的工资口袋，他看也不看，就塞在抽屉里了。
”即便是在全国爆发大规模饥荒、饿死数百万人、出现人吃人悲剧的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特权阶层的特供也仍然存在。
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证实了这一点。
一份署名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第六科科长杰缅季耶夫”的《关于联共（布）中央秘书处1932年经费开支的说明》记载着：“烟卷的消费每月为13000～14000支，按月分配给下列秘书处：斯大林同志秘书处、住宅和办公室5000～6000支；助手和顾问6人每人750支，共4500支；切秋林、帕尔申和杰缅季耶夫每人500支，共1500支……食堂方面的开支为66088卢布40戈比，给书记处、会议大厅按月定量供给夹肉面包。
苏联解体的腐败成因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苏联解体的腐败成因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摘要：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从众多原因中可以看出，苏共这个政党存在时期，腐败的蔓延和滋生是导致最后解散的一个致命原因。
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起到了警示作用。
从苏共解散中，中国共产党应该重视腐败这个问题，吸取苏共解散的教训，加强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建设。
具体措施有：重视群众的利益，一切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党员的思想上入党；加大健全监督体制，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苏联解体；特权制度；腐败；反腐建设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国家名字，苏共这个曾经拥有2000多万名党员的政党，一夜之间解散；这个曾经无论是从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能和美国媲美的国家，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这个曾大胆尝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个大国，一夜之间已成往事。
苏联这个国家的解体，这个政党的解散，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从众多原因中可以看出，苏共这个政党存在时期，腐败的蔓延和滋生是导致最后解散的一个致命原因。
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起到了警示作用。
一、“腐败”含义的透析塞缪尔·亨廷顿指出，腐化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1]54。
腐化的基本形式大都涉及政治行为和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易[1]61。
基于对这个概念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化的进程中仍然存在腐败问题，腐败不仅仅是私有化的产物，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任何国家都会有腐败的存在。
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洛克认为，人拥有三项基本权利——生命、自由、财产，都是先于政府的建立。
但是在没有一个政府的情况下，这些权利是不稳固的，因此，他们共同协商，定立契约，把自己的权利拿出一部分组成政府，则政府拥有民众赋予的权力。
因此，“政府权力天然地是为民众服务的，是保护民众的。
如果政府的权力越出了法律所规定的边界，这就是权力的滥用。
苏共腐败导致垮台的成因及其启示
委 员、 政治局候补 委员、 中央书记 、 中央委员 、 人 民委 员、 总 局的首长等 权力商品化就是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 。在 ２ 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 等 。每～ 级都有自己 的一 套特权 。 无产 阶级政 党本该是代表最厂 兴起 的改革浪潮 中， 公开和秘密 的权钱交易蔓 延开来 。一部 分手中握 大人 民根本利益的 ， 不该 为本党 党员 特别是本党 内的任何 集团和个人 有支 配物资 、 产 品大 权的国家官 员， 利用手 中便利条件 ， 在流 通领 域中 谋 取任 何特殊利益 的。然 而 ， 苏共就是 这样 一个领导班 子从思想开始 倒卖 生产 资料和 消费品 ， 甚至走 私战咯物 资， 包括金属 、 石 油、 核原料 ， 堕落腐化 ， 社会建设 的方 向开始歪 曲， 党风开始滋生腐败和脱离群众习 大发横财 。贪污受贿之风也愈 演愈烈 ， 如在 乌兹别克贪污大案中 ， 从共 气 ， 它 已由一个代表人 民利益的工人 阶级政党逐渐蜕变 为一个 为少数 和 国的党中央书记 、 部长会议主 席、 内务部长 到基 层党的数名 书记、 企 人谋利益的权贵集团 。 业领导 ， 贪污总金额达 ２ Ｏ 多亿卢布 。 三、 反思苏共垮台。 启 示我 国反腐建设
苏共腐败导致垮台的 成因 及其启示
政 治 与 法 律
苏共腐败 导致垮台 的成 因及其启示
孙 超
（ 西安政 治学院研 究生管理 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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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期的腐败及其成因刘显忠[内容提要]1917年的俄国革命改变了俄国的国家制度,但并没有消除腐败。
腐败随着中央监控放松,执政阶层掌控的物质资源的增多,市场因素的渗透而日渐严重。
造成苏联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因素主要有:国家对腐败认识的局限、在处理腐败案件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市场因素的渗透以及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
[关键词]苏联腐败原因[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8)06-0144-05苏联时期腐败概况腐败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利。
腐败现象在俄罗斯自古就有。
在13世纪俄罗斯的编年史中就曾提到过受贿行为。
伊凡三世对腐败行为第一次作出了法律上的限制。
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期,腐败始终是地位不高的国家职员和官员不小的收入款项的来源。
1917年的俄国革命改变了俄国的国家制度,但并没有消除腐败现象。
1918年5月2日,莫斯科革命法庭审理了侦讯委员会四名被指控犯有贿赂和恫吓罪的工作人员的案件,并判处他们六个月的监禁。
列宁得知这一判决后坚决要求对案件进行重审。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判处其中三人监禁十年并剥夺自由。
1918年5月8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受贿》的法令,这是苏维埃俄国第一个有关腐败问题的法律文件。
它规定,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或社会机关中任职的人,如被指控受贿,要受到剥夺自由不少于五年的处罚。
在这个法令中把蓄意受贿或行贿等同于完全的犯罪。
而且还规定了阶级的原则:如果行贿者属于有产阶级,力图要维护自己的特权,那么他要被判处“最重的、令人厌烦的强制劳动”,而所有的财产都要充公。
这些都说明了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有腐败现象存在。
而且,在转向新经济政策后,腐败现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1]在新经济政策中止后,腐败现象并没有消除。
随着斯大林在党内及国内的绝对领导地位的确立,他开始有意识地扩大党政要员的特权。
这首先表现为取消了党员的最高工资限额。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1920年曾通过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
该决议为所有的共产党人,包括党的、苏维埃的、工会的和经济部门的领导人规定了统一的固定的工资等级。
最高工资不应超过业务熟练的工人的工资。
通过某种最高限度限制共产党人的收入在新经济政策初年还保留着。
比如,1924年,共产党员工厂厂长的月工资是187·9卢布,而同样是工厂厂长——非党员厂长的工资是309·5卢布。
报酬很高的共产党员应当按一定比例扣除一部分工资作为互助基金。
1928年5月7日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规定,党员的最高工资一年为2700卢布。
但这不是说党员不能挣多于这个总数的钱,比如拿到了稿费。
但他应当把超过第一个2700卢布的多余款项的20%作为党费上缴,从2700到5400卢布的多余款项的总数的30%作为党费上缴,超过5400卢布的多余款项的总数的40%作为党费上缴。
从1932年起正式取消了党员工资最高限额,而开始实行时还要早一些。
[2]其次就是二战后斯大林建议给党内的高级干部发“党内津贴袋”。
“党内津贴袋”是一个封口的信封袋,里面装着钱,按月发出。
这种津贴相当于受益者正常工资的50%—100%。
[3]另外就是贪污贿赂现象蔓延。
这主要发生在二战爆发后,特别是二战结束后。
根据档案资料显示,在1945—1953年间,因渎职罪、贪污受贿、侵吞财物、“精神生活堕落”、酗酒和流氓行为而失去党票的党员数量非常多。
1945年7月1日到1947年7月1日,因上述原因被开除出党者占这一时期被开除党籍者总数的37·8%。
而且,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要比其他地区领导人更经常地因“违犯苏联法律和歪曲党和政府的指示”而受到处罚。
他们占因此而受罚的总数的31·1%和29·8%。
因中饱私囊和在集体农庄中进行非法勒索而被追究责任的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占因此而受处罚者总数的35·4%。
[4]以劳改营为例,当时盗窃社会主义财产是劳动改造营中最为普遍的职务犯罪形式。
比如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第12号劳改营管理局,犯罪分子编制虚拟的职务支付报表,甚至制造了虚拟的劳动队,其工资都进了自己的腰包,获得了9万卢布的收入。
这种行为在对劳动改造营进行检查时才被揭穿。
再如,20世纪40年代末,内务部远东各区建设供应总局伊尔库茨克分局的主任会计把账目拿给劳改营的行政当局签字,在记入账目的总数前面留了不大的空地。
这样,他随便在数字7000前面加了个4字,签了字的7000卢布的账目轻易地就变成了47000卢布的。
会计通过这种手段成功地把340000卢布据为己有。
1951年他被判处25年的监禁。
据一份报告估算,1947年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第四局各个分队因盗窃、盗用公款和克扣发给囚犯的物品等造成的损失大约为15400000卢布,如果这个数字加上所谓的“糟蹋”(克扣发给囚犯的衣物),那么造成的损失与官方的资料一致,为20800000卢布。
[5]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2750名工人一年的平均工资。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监控放松,执政阶层掌控的物质资源日渐增多,“影子经济”(“第二经济”)萌生并发展。
随着斯大林的去世,执政阶层不用再提心吊胆地生活,用不着再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担心,有了安全感,这一时期的执政精英与老一代执政精英在价值观、消费观等方面都不同。
他们失去了对社会公正的信仰,迷恋消费主义、物质世界。
所有这些都为腐败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的腐败,就数量来看,1957年被定罪者为1800人,1970年为3000人,1980年为6000人。
[6]就搞腐败者的地位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来看,如果说在苏共二十大前,搞贪污贿赂的主要是中下层干部的话,那么二十大后,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很多贪污受贿都涉及到了国家高层人士,牵涉到了部长、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甚至勃列日涅夫的家族成员等,而且涉案金额巨大。
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检察院调查的将红鱼子和珍稀鱼类偷运出境的走私案,给国家带来几千万卢布的损失。
犯罪网络的线索一直延伸到部级领导本人。
[7]1982年破获的商业领域的最大舞弊案,莫斯科市执委会商业总局局长Н.П.特列古博夫被逮捕,受到审判,最后被枪毙了。
之后又拘押了莫斯科商业总局25名重要工作人员和一些最大商店与食品店的经理,包括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所属食品店经理Б.С.特韦里季诺夫、“叶利谢耶夫斯基”食品店经理、卫国战争参加者索科洛夫,还有“海洋”公司、“南方港”汽车商店和其他一些公司与商店的经理们。
苏联商业部长А.И.斯特鲁耶夫被安排退休。
据说该案的主要责任人特列古博夫与政治局委员维·瓦·格里申关系密切。
[8]内务部领导层腐败案与领导内务部17年的内务部部长晓洛科夫及其副手勃列日涅夫的女婿Ю.М.丘尔巴诺夫直接相关。
仅丘尔巴诺夫就收受贿赂654200卢布,约合105万美元。
[9]1983年10月31日,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夏·拉·拉希多夫因侵吞数十亿国家资金的乌兹别克棉花案件而自杀。
接替他的伊·布·乌斯曼霍贾耶夫也被指控有受贿和舞弊行为。
勃列日涅夫的好友苏共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Ф.梅杜诺夫被指控“粗暴地违反党的纪律”,并亲自出面保护高级领导中的受贿者。
[10]总之,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波及的范围很广,仅在调查晓洛科夫案件的过程中,内务部各机关被开除者就达10万人。
[11]苏联的腐败在1980年代末和苏联解体时期随着全面控制的松动及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开始达到了最大规模。
苏联时期腐败产生和盛行的原因第一,对腐败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带有意识形态特点。
苏联在很长一段时期不使用“腐败”这个词,自认为腐败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象,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应存在腐败。
按俄罗斯学者的观点,“腐败”一词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才使用。
以前使用的是“受贿”、“滥用职权”、“姑息”等术语。
[12]在1962年3月29日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同受贿和偷窃人民财产行为作斗争》的密信中明确指出:受贿——这是“剥削社会的环境所孕育的社会现象”,十月革命消除了受贿的根本原因,而苏联的行政管理机关——党的、工会的以及国家机关的工作中的不足,首先是对劳动人民教育方面的不足成了腐败的原因。
[13]1981年5月21日苏共中央和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行政机关《关于1975—1980年加强同受贿行为斗争》的报告指出,1980年查出了6000多起受贿行为,比1975年多出了50%。
讲到有组织的集团出现(比如,苏联渔业部以副部长为首的100多人);说到了各个共和国部长和副部长被判刑的事实、受贿及监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与犯罪分子的勾结、检察院和法院中的受贿;通报了对处于领导岗位的党的工作人员(市委一级和区委一级)姑息受贿的处罚;认为短缺产品的划拨、设备和材料的分配、计划任务的更正和降低、重要职务的任命、暗中搞诡计等是主要犯罪要素;认为受贿的原因是在干部工作中存在严重疏漏,在审理公民的合法要求时的官僚主义和拖拉,没有很好地对待公民的控告和信件,粗暴地破坏了国家的、计划的和财政纪律,对受贿者的自由放任(其中包括法院的判决),没有很好地对待社会舆论。
[14]以上这些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腐败的本质,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反腐败的方式和力度。
第二,对腐败案件的处理存在双重标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由于很多腐败分子都有高层人物做后台,因此对一些重大案件的处理受到了上层人物的干涉和庇护,而小腐败分子则成为替罪羊。
比如,在商业领域最大的舞弊案件被破获后,当时的莫斯科民警机关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行为局局长、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反间谍军官А.斯捷尔利戈夫回忆说:“无法无天的行为来源于党的机构……有的人因为40戈比的缺斤少两行为,就被送进了劳改营,而一些大的投机者非法赚取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卢布,却依然逍遥法外。
”他证明说,调查商业部门中的舞弊行为的工作,引起了党的精英们的不满。
调查行动是“受到控制的”[15]。
1982年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Ф.梅杜诺夫的舞弊案,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仍反对安德罗波夫提出的将梅杜诺夫逮捕并交付审判的建议,而建议将其调到其他地方。
[16]外贸部副部长苏什科夫因贿赂和舞弊被定罪,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联盟总检察院向中央汇报了侦查的额外结果:部长帕托利切夫经常收取外国公司代表的黄金及其他贵金属制品和稀有的金币作为礼物。
但事情却被压了下去。
再如,1964年克格勃向苏共中央报告说,以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为首的吉尔吉斯的整个党政领导,多年来是受一个分布广泛的黑市商人和地下社会的诈骗犯网雇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