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读书笔记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读书笔记 公共管理学院 10级行政管理 DX 在准备讲课之前，我已把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认真读了两遍，该书写的很有特色，虽然是论述政治制度，但又有别于一般的政治制度的书。一般政治制度史的书主要在讲历史，平铺叙述，十分没味，而《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以历史贯穿始末，站在不同的角度加以思索，结论更令人信服，而作者独到的思想也使内容更加新颖。

一、 作者研究动机 该书作者王亚南曾是厦门大学校长，以《资本论》中文译者闻名于世。他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而且以该本书跻身于杰出政治学家之列。写这本书的动机在于1943年，英国李约瑟教授因为某种文化使命，到那时的国立中山大学做访问。王亚南当时在一家宾馆内曾与李约瑟做了两度长谈。临在分手时，李约瑟突然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要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扼要解释。李约瑟虽然是一位自然科学者，但他对一般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很有兴趣。他提出这一问题到底是由于他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时对此困惑，还是由于他旅游中国各地临时引起的感触，王亚南陷入了思考，据书中记载，他的确被这个平时未留意的问题窘住了。此后，这个难题一直逼着他去解答，从此开始收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资料。

二、《中国官僚政治》主要内容阐述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包括十七篇，我将各篇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 第一篇“论所谓的官僚政治”，对全书所用官僚政治的概念进行明确； 作者不限于从中国历史看问题，而将视野扩及全球。那么，什么是官僚政治?王亚南曾援引英国政治学权威拉斯基教授的解释，不过，他在《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一文中，也给官僚政治作了界定，引述如下：“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第一篇对真正的官僚政治的产生背景也作了说明，即“只允许在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存在，”例如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末的欧洲，在政治上说，封建贵族政治到资产者的民主政治这一过程不是贵族的也不是民主的，而是混合的，是由大小贵族和工商资产者彼此相互争权夺利场面下成立的专制政体，而官僚政治就是当作这种官僚政权的配合物和补充物而产生。这样说来，作者认为官僚主义政体是一个过度的政治形态。 第二篇“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国”对全球官僚政治情况进行分析，从早期的英国、俄国到较迟的德国与俄国。英国那时被称为“出自上帝的国王”、议会政治和专制政体（官僚政治）斗争；法国是“朕即国家”的王权、大权独揽的官僚体系、奢靡的贵族；德国直到19世纪中叶还处于“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混合统治”；俄国彼得大帝在1682年至1725年始建官僚统治，作者通过俄国对外战争后的政府举动与中国比较得出结论，“俄国每次对外战争失败后”，借改革内政、特别是解放农奴来平抑全国人民对于它那种腐败暴虐统治的责难与怨愤。但农村传统生产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国民经济或民族资产阶级势力无法抬起头来，它所施行的立宪步骤比德国还要不彻底得多。等到外国资本进来了，新型的金融寡头支配因素，便参组在尚待蛹脱的传统社会生产关系或政治支配形态中。也许就因此故，我们一见到前面讲的帝俄后期的官僚政治及其弊害，就仿佛感到是“我们的本土故事”。 在分析了国外的官僚政治后，又回到《中国官僚政治》的核心内容中国官僚政治做逐一分析，第三篇“中国官僚政治的诸多特殊表象”中王亚南认为， 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的 特殊表象是：延续性、包容性和贯彻性。延续性“ 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问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 ；包容性，“ 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 宗教、 法律， 财产、 艺术…… 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贯彻性，“ 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这三种特性都是“ 和其他国家的同类政治形态相比较而表现出来的”。本篇中还有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中国自来就不许让人民具有什么基本的权力观念，所以他们对于任何自身基本权利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去考虑其是非，至多只在伦理的范围去分别善恶；事实上，即使是在伦理认识内，他们也并不能把善恶辨得明白，因为读书有权利做官，做官有权利发财，做官发财都由命定这一类想法，是不许他们有彻底的道德评价的。”这段对中国政治制度成形的民众心里解读非常之精辟。 总而言之，前三篇属于序幕试的篇章。 从第四篇“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专篇与第六篇“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专篇可以看出，作者十分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 并以经济与历史分析为基础，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手法（第198页），既探讨官僚政治的历史过程，又发掘官僚政治的内在精神。第四篇“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中，王亚南指出： 封建的地主经济是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是从秦朝开始的。“其所以是由秦国开其端绪，乃因中国二千余年的地主经济制度，是由秦国立下基础。这种政治经济形态的配合，不但改变中国封建性质，改变了中国官僚政治形态，也改变了中国专制君主与官僚，乃至官僚相互间的社会阶级利害关系。” 第五篇“官僚、官僚阶层内部利害关系及一般官制的精神”，作者认为官僚、官僚阶层头上都顶着皇帝，他们“充分运用或分有皇帝的绝对支配权”，除了一致性外，但由于他们本身又是大大小小的皇帝或官僚地主而分享利益，因此其内部利害关系表现出一种冲突性， 彼此猜忌性。从而“如何分配”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于全体官僚之间”以“保持全官僚阶层内部的稳定”显然就是“一般官职的精神”了。 第六篇“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作者深度分析了流传至今的儒家思想与官僚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思想价值系统与官僚政治之间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儒学被他称为“儒术”，而且是“最便于专制的儒术”，在经过仔细分析后，作者得出儒家思想备有以这三项可供利用的内容：天道观念，大一统观念和纲常教义。先说第一点天道观念，儒家不言鬼，不言神，却倡言“天”，有更多的神性，所谓“君万物者莫大乎天”，所谓“天子为民父母，以为天下王”……都表明天或上帝不能自行其意志，而必假手于天子或帝王以行之，于是帝王或天子的所作所为，就是“替天行道”。中国历代王朝末期的犯上作乱者，往往也是假托天命，以加强其政治号召。第二点，大一统主义，孔子依着这天命最高主权不可分割的命题出发，而主张“尊王”，主张恢复西周形式上的大一统，而对于破坏那种大一统，并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的乱臣贼子，不惜口诛笔伐。就第三点，纲常教义而言，重心在乎三纲，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亦即君权、父权、夫权的确认。从表面上看，只有君臣的关系是有关政治的，而父子、夫妇关系则是有关家族的。但中国纲常教义的真正精神，却正好在于它们之间的政治联系。孔子曾答复一个说他不肯从事政治工作的人说：在家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就有政治作用，就等于从政，何必一定要立在政治舞台上？由此可见，一方面是家族政治化，另一方面又是国家家族化，伦理政治的神髓就在此。但我们应当明了，这种政治的目的不在使全国的人都变成一家人一样的互相亲爱，而在使全国被支配的人民都变成奴隶一般的驯顺。 价值规范的儒家思想是官僚政治确立、 维持与发展的意识形态保障，中国官僚政治是儒家思想维护其正统地位的制度保证。他还认为中国人崇拜孔子不是因为对孔子的好感 ，而是中国整个社会统治需要孔子的儒家思想精神作为理论支撑 ，特别需要孔子学说”政治系统之所以能维持自身的存在而保持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系统有能力承受外部环境对系统的压力， 使自己和环境之间的互动中能构成一种具有抗干扰能力的稳定循环系统的环状结构，中国官僚政治正是在儒家思想的配合下形成了这种稳定结构，所以不管王朝如何更迭，它却贯彻始终。纵观王亚南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让我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存在的优劣性，文化底蕴固然值得国民追崇与学习，但作为统治阶级如果借传统文化的精髓充当大众的洗脑工具，反作用大于其积极作用， 那此民族恐怕离分裂或灭亡不久了。 第七篇“ 官僚贵族化与门阀”，第八篇“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一大杠杆——两税制”，第九篇“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第十篇“仕宦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和第十一篇，“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经济生活”，从不同角度为第四、第六两篇做了补充和扩展性的发挥。其中“两税制”和“科举制”作者认为这两个制度的推行， 是“结束中古封建变局问题”的。前者是“围绕物质生产手段争夺战而展开的”，后者是“围 绕着精神生产手段争夺战而展开的”。这两个制度的成果是中国古典封建专制官僚制向着更高阶段的发展。第十篇“士宦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主要说明了官僚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因为传统的中国人把做官当作生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的思想根深蒂固。 第十一篇“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经济生活”讲述了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上的“自由”既有的一般“属性”，作者通过与中世纪农奴的对比，阐述了中国农民独有的特征。首先，他们在法律上享有的“自由”也许比较大，但现实中遭受的压制其实更为苛刻，并一针见血的指出所有官僚政治都是讲形式的，法律也不例外，它不是为了实行，而是为了掩饰；其次，就一般佃农讲，是二重的隶属，一方面，他得听其“衣食父母”——地主或庄主的摆布，但在另一方面，那种摆布，却并不能保护他，使他不受所在社会官绅土劣的侵凌与损害。最后再次得出结论，农民的懦弱、坚强的忍耐力以及勤劳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隐藏在宗法组织，伦理教义，等社会意识形态下的统治方式把他们“教训”出来的。 第十二篇“官僚政治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又是基于以上各篇讨论而做的一个具有高度探讨意义的创制，涉及了中国历史长期议论纷纷的话题，也是主题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中国以往由特殊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与封建主义混合统治形态，根本就从本质上、从它内部的相互制约上永远不许由它自身孕育出一个新的社会机能。”这一结论，作者用“荒谬”“无可救药的宿命论”进行点评，并解释道“迟滞发展”并不等于永不前进，秦汉的社会经济生活与明清的社会生活相比较，后者无论在哪一方面向近代都跨了一大步。 第十三篇“中国官僚政治在现代的转形”，第十四篇“传统的旧官僚政治的覆败”，第十五篇“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与转化”和第十六篇“新官僚政治的成长”是一组内容密切相关的文章。 第十三篇相当于导论性质，作者从另一个角度分析鸦片战争产生的影响，历代史学家大都认为鸦片战争是两国贸易的摩擦，但更基本的是东西文化的正面冲突。从战争开始到结束，不仅表现了清廷政府的缺德与无能，更充分证明了封建官僚社会体制本身就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敌手。于是从那时开始，中国一向境内为天下的自尊自大态度改变了，不相信有比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