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文化实践与话语实践

国学文化实践与话语实践

一、引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再从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与此同时，20 世纪的科学与技术也促成了整个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变革。这种发展和变化作用于人，会产生观念的持续改变，当然观念的变化也会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形成人和社会的种种关系，也会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形成一系列的特殊问题和现象。对于这样一些问题和现象的言说，就产生了富有地域性和历史性的话语。对“国学”的反复言说则是中华民族对自身民族特性的话语构建，也是它试图参与民族间文化对话的具体努力。

二、作为文化实践的“国学” 目前，“国学”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学术建制来看，新世纪很多高校已经纷纷建立起了一些国学院和国学专业，而且专注于国学研究的学术群体也日趋壮大。对国学之争论也是此消彼长，一浪高过一浪。回顾历史，面对强大的“西来之学”，中国有着文化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对自身的文化进行一次界定，对固有的知识和学术进行捍卫。“国学”的提法此时应运而生，它在与“复古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不断交锋中，完成了对自身的书写。《学衡》杂志是国学派的主要阵地，其中的多数观点既不主张复古，当然也不主张西化。我们现在称作国学大师的人物，如陈寅恪、王国维、太虚、柳治徽、吴宓、汤用彤等人，都在《学衡》上发表文章。他们面对西学的冲击，有着非常强烈的危

机意识，但不主张复古，而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迎对。吴宓说“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溶铸之，贯通之。”他还提出了贯通中西的具体方案“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是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就新文化……则当于以上所言之四者，首当着重研究，方为正道。” [1] 他用国学的“正道”打破了“中学”和“西学”的隔阂。国学，即人伦道德的精神，是中国立国的中心，确立了这个中心，就是“立乎其大者”。这个“大”，就是国学的根本，是“吾国独异于他国”的特质。这种特质既是针对西方的现代特质而言，更是针对复古派尊经读孔的简单传统而言；是对中华文化这个社会化历史化的文化形态背后运行机制的理性总结。因此他们有理由设想“国学西被”的理想前景，面对西方现代社会一心求变的“竞争”特质所引发的恶果，其解药最终在中国文化的“极中和之道德”，这也是许多西方这人向东方频频点头的最好注脚。

发端于民族危难之际的这场思想论争，不仅仅是思想领域的战斗，更是关乎生死存亡的思想政治的斗争。尽管通过他们的努力，“国学”的动态书写还是被覆盖在“传统”这一抽象整体之下，并且已经演变成为“现代”的对立面。积贫积弱的中国向现代社会迈进已是历史趋势的时候，传统和传统之下的国学也就变成了一个飘忽的能指，在以后几十年再没有一种力量去让它的意义固定下来。而中国人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所形成的包括政治、思想、社会、伦理等一整套的独特文化传统却不会因

为一场思想领域的论争而消亡殆尽，它会在普通民众的血液里继续流淌。经过激烈的政治和思想角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的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能够成功地指导中国现代化革命实践，但它作为一种革命理论，尚不能指导中国人在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追求。中国文化连续性的传承精神和“礼失而求诸于野”的品质，会继续去定义“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命题，对“国学”的书写和言说，仍然需要借助于历史资源而继续下去。

进入80 年代，中国又一次向西方打开大门，西方现代思潮大量涌入。从弗洛伊德到后弗洛伊德，从分析哲学到新历史主义，从解释学到现象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涌入，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一时间，言必称西方，骂必称传统这似乎又回到了历史的某一个原点，于是，出现了马列、现代西方和传统中国三方话语的紧张对话。这次对“国学”的定义和书写，是在确立了马列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对现代西方思潮的激进之后的理性回归。

虽然“文化大革命”过后，“孔老二”仍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挥之不去的一个形象，“儒”与法还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

盾，但，人们更加意识到，西方的学问解决不了中国所有的问题，特别是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要解决中国自身的一些问题，还得向中国固有的历史资源中寻求药方。基本方向已经辨明：只

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衍生出适合中国国情

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绝不会，也不可能代替马克思主义。对“国学”的书写又一次成为时代的要求。这次书写不

再是一次政治意义上的书写，而是文化和学术上的努力。并且亦如冯友兰先生在《孔子研究》创刊号上所说：“五四时期谈中西文化，重点是针对中国文化的消极方面来进行批判；现在谈中西文化重点是要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方面，有所继承。”这些努力都是针对现代西方学术和旧的封建传统，重新对中国学术的一次系统书写，让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与现代社会接轨，着眼于解决中国当下的思想意识问题，引领中国文化走出困境。

同时，在已经确立了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昌明的社会环境里，一批学者有条件走向学术深处，潜心于纯学术研究，企图为中国文化寻求重建的根基。因此，弘扬纯学术研究成为此次“国学” 书写的一个重要品质。二十世纪初的“国学”之争具有太多的意识形态性，过多的政治活动和激进主义使不少学者徘徊与学术和政治之间。当代国学将人文重建作为学术之“道”，主张在学术上唤醒学术范式意识，并有具体的学术研究去把握中国文化精神，从而找到一条通向精神家园之路。

三、“国学”的话语实践

全球化是“国学”复兴和成长不可回避的语境，不同于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同质化与多元化并进的过程，是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交流、抵抗和融合的过程。同时，对于文化全球化的关注所形成的普适性的话语，比如全球化中的现代化、全球化中的文化抵抗以及文化殖民等，“国学”也面临着现代性的不安与焦虑，“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在一切都被商业化的浪潮中，寻求身份认

同的努力，从而产生的富有民族性和历史性的话语。这种话语实践自然缠绕着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

我们不妨先对“国学”做一个动态考察。《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 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因此，“国学”一词，究其本意，是指国家学府，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官办学校的通称。而作为学科意义的“国学”一词，则是一个舶来品。日本江户时代的一批学者最先给本国古典文献和固有文化冠以“国学”这一名号。二十世纪初，随着中国留日人数的增加，“国学”一词的用法被中国人所采纳，面对势不可挡的“西学”之潮，一批学人把“国学”正式定义为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传统，这一概念伴着与西来之学的激烈论争而兴起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此时中学与西学的论争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已经和新学与旧学相互缠绕。通过论争，“国学”在当时的所指已基本辨明：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同时，论争的结果是似乎有着“富国强民”能力的西学战胜了积贫积弱的中国固有之学，致使“国学” 这个概念的解体，之后便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史中潜伏下去。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1993 年人民日报以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久违了，“国学”》的报道，“国学”又重新成为一个聒噪的词汇，而当它通过媒介进行全球化传播之时，更是脱离了原初的语境，变成漂浮的符号。很多学者都试图从中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做出一个界定，但每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