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历史关系资料

一、中日两国历史关系回顾：

（一）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日关系

1．历史回顾

（1）东汉以前（火种与土著）

日本原是个岛国，可是其土著民族并不发达。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大陆移民带来的新技术影响下，生产力逐步发展逐渐行成小的王国和势力。传说中的徐福东渡就是这个时期，给落后的日本带去了文明的火种。

（2）东汉到南北朝（天朝和蛮夷）

这一时期日本多次入朝进贡中国，请求册封，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3）隋唐时期（老师和学生）

这一时期日本却不再求取和接受册封，而是多次派遣隋（唐）使和许多留学生及留学憎，来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由于不喜欢倭这个蔑称，日本的名字便是在这时应运而生。由于中日之间的交往密切，所以日本在许多方面都受中国影响很。

（4）唐末到近代以前（卫士与强盗）

唐末，随着王唐朝的衰弱，而日本决定废止遣唐使，取而代之的是商船通商和倭寇入侵。而他们从中国宋以后开始就不承认中土文化的先进性和正统性，只追求经济利益。而同期中国的女真人和蒙古人也曾先后发动过对日本的侵略活动。这段时期可以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5）屈辱清朝（鱼肉和倭刀）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并在政府的扶植下，很快产生垄断，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但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又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且国内市场狭小，资源贫乏，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需要广阔的市场、资金和资源。为此，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的明治天皇政权，只有从对外扩张中寻找出路。军部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发动战争的主要推动者。187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迫使清王朝与之签订屈辱的《北京条约》，以五十万两白银的赔款作为日军退出台湾的条件。此后，日本逐渐形成以“征韩侵华”为核心的大陆政策。1876年强迫朝鲜订立《江华条约》，攫取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等。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强迫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割占中国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赔款白银二亿两及开埠通商等特权，这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半殖民地化。1900年日本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年在美国支持下，日本发动日俄战争，大大扩展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1910年日本正式侵吞朝鲜，把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此，日本帝国主义走上了与欧美列强争夺世界霸权，首先是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军国主义道路。1927年，

日本军阀炮制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扬言：“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第二年扶植了以清废帝溥仪为傀儡的伪“满洲国”，把中国东北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此后日本侵华步步深入，终于在1937年7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许多国家，并向太平洋扩张，与德意法西斯沆瀣一气，企图重新瓜分世界，与全世界人民为敌，在中国人民、亚洲各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联合打击下，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2．特点分析

通过对从东汉时期开始至二战后中日历史关系的调查研究，我们了解到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是友好邻邦，虽然其间也出现了一些有损两国关系的事件发生，但毕竟时间不长，影响不大，中日之间的友好交往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但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并在政府的扶植下，很快产生垄断，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但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又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且国内市场狭小，资源贫乏，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需要广阔的市场、资金和资源。为此，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的明治天皇政权，只有从对外扩张中寻找出路。日本则看上了由腐败清政府统治着的中国，甲午中日战争的一炮巨响轰开了清政府紧闭的国门，也将中日曾经友好的友国关系毁于一旦。

（二）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中日关系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民间要求对华友好、开展贸易的呼声很高,日本成立了日中友协等一大批友好组织。毛主席决定对日本采取“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的战略思想,周恩来总理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并亲自出面做了大量日本各界人士的工作。这成为新中国对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1952年3月,日本帆足计等三位前国会议员不顾美国禁运和日本政府阻挠,绕道来到中国,双方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金额3000万英镑,打开了中日交往的大门。1972年9月25日－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我国访问。毛主席会见了田中总理大臣，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中日两国总理和外长始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双方于9月29日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迄今存在的不正常状态，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日之间战争状态的结束，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在1978年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1998年就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应该说，不论是复交前还是复交后，战后日本各届首相和内阁中的大部分人对中国都是友好或比较友好的。

此后，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发展。

二、中日关系的现状

（一）融冰之旅

今年4月11日至1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应邀访问日本。这是中国总理7年来首度访日，备

受各方关注。而去年10月，安倍晋三在当选日本首相后的第12天就访问了中国。安倍晋三首相访华标志着中日政治关系僵冷局面被打破，堪称是一次“破冰之旅”。故此温总理把他这次访日喻为“融冰之旅”，希望能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二）暖春之旅

2008年5月6日，当地时间下午1点45分左右，中国国家主席乘专机抵达日本羽田机场，开始对其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十年后再次访日。胡主席在机场的书面讲话中表示，中日都是亚洲和世界的重要国家，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增进互信，加强友谊，深化合作，规划未来，同日方一道努力，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全面发展新局面。

三、中日关系的未来

未来的中日关系要想保持继续稳定发展必须处理好以下问题：

（一）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

1．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

为了否定曾经的罪恶史，日本采用的篡改伎俩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种种卑鄙手法在新历史教科书中随处可见。篡改后的历史教科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思想文化上毒害人民。日本和德国之所以对二战的反省态度截然相反，除了美国的政策因素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的“皇国史观”文化在作祟，它使许多日本人不愿意进行“自我虐待和否定”。新历史教科书再次大肆宣扬“皇室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基因”。对于日本在二战期间制造的一系列铁证如山的惨案，在很难进行“遮羞”的情况下，日本右翼分子采取了“改不起，躲的起”的做法，竟然将其全部隐去，避而不谈。比如“南京大屠杀”以及“慰安妇”等问题，都将脱离使用该教科书孩子们的视线。

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中方历来主张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基础上发展中日关系。日方也曾在“村山谈话”中表明愿对那场侵

略战争进行深刻反省。江泽民主席1998年访日时与小渊首相就历史问题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共同确认“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建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

关系。但此次日本政府在教科书问题上显然违背了上述精神，这必将对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2．靖国神社问题

靖国神社的教义，源于日本民间的“御灵信仰”，即通过祭祀来安抚冤魂，以免给人们带来灾难。但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靖国神社的性质已由安魂变为表彰效忠天皇的所谓“忠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靖国神社既是国家宗教设施，也是军事设施，它从一开始就与军队和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虽然在神道教中有人死了以后皆为神的传统，但靖国神社里的祭神，是有严格限制的，即只限于为天皇效忠的阵亡者。由此可见，靖国神社与其他神社有着极大差别，是一种军队的宗教设施。关于这一点，靖国神社所供奉的对象便是最好的说明。

据统计，靖国神社里供奉的灵位中有80%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靖国神社供奉有日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桥本左内、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等人的灵位，同时也供奉了一些不仅在日本历史上，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也可算作恶贯满盈、臭名昭著的人物。那些被供奉的所谓“英灵”中有被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7人，他们是侵苏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东条英机；窃取同盟国各国军事和经济情报的间谍头目，策划伪满洲国的首要分子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首恶罪犯松井石根；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木村兵太郎；以及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武藤章。另外，还有被押期间因病死去的甲级战犯松冈洋右、永野修身；有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还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的东乡茂德。他们均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罪，是双手沾满了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另外，在甲午战争后侵略台湾战争中死的北白川亲王和侵华战争中死于内蒙的北白川宫永久的灵位也于1959年10月被安放了进去。这些人以及原先就祭祀在靖国神社的乙级、丙级战犯，合计1000余人。

正是由于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占领军总司令部在1945年12月15日发出“神道指令”，切断了靖国神社与国家的特殊关系。进而，根据宪法的政教分离的原则，1952年9月，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渐次失去昔日的显赫地位。

根据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首脑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的，但长期以来保守势力处心积虑要冲破禁区。1951年10月，在旧金山条约签字后，在举行大祭当天，首相吉田茂率阁僚及众参两院议长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自那以后，几乎每届首相都到靖国神社参拜，尽管明目张胆地在8月15日(战败日)以首相身份参拜的为数极少。问题还不限于如此，战后，在靖国神社里不仅依然保存着以往战争亡灵的灵牌，而且军国主义势力一直伺机将甲级战犯的亡灵“魂归靖国”。趁1978年举行秋祭的机会，终于把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亡灵，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偷偷弄进靖国神社。这表明，靖国神社完全继承了战前的性质。即便这样，日本的一些政要仍置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和日本本国国民的抗议之不顾，公然前去参拜，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3．钓鱼岛问题

从十四世纪的明洪武、永乐年代开始，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割台为止，钓鱼岛一直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钓鱼岛群岛由位于台湾东北方的八个小岛组成，最大的钓鱼岛距台湾基隆仅一百海里，历来上是中国渔民作业的海域。这一个无人常年居住（仅有渔民季节性居住）的岛屿随着海权发展和海洋资源的开采，地位变得十分重要。在经济上，由于位在中国大陆架的边缘，是东海石油富藏的一部分；是近海和远海渔业资源的交会处；在地缘政治上，钓鱼岛是外海进入东中国的跳板。1885年，日本开始起觊觎钓鱼台之心，1970年，日本从美国手中接下了对钓鱼台岛的管辖权从而再度引发了中日双方对钓鱼岛的主权之争。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1978年，中日签订和约，双方重

提搁置钓鱼台问题之议。签约后不久，日方立即违约。日本右派在钓鱼岛上设置灯塔，日本政府不加阻止。中国方面发出了口头抗议，但并未不坚持日方必须拆除灯塔。日本从此开始执行其“实效占领的策略。之后，日方建机场，开跑道，时有行动。”搁置“成了中国的单方面态度。1988年，日本右派“日本青年社”再登钓鱼岛换新灯塔。1990年，日本巡逻艇在钓鱼岛海域驱赶台湾渔民。日方的行动已经从民间的右派活动升级为官方将钓鱼岛附近视为领海。钓鱼岛争端又起。日方的“实效占领”从领土扩及领海。

此后，钓鱼岛引发的争端依然时有发生。

（二）如何解决

中日历史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日本对历史认识的改善。而我们见到的却是日本政要正在力促靖国神社的参拜制度化和经常化。只有日本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真正明白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历史及其罪恶性质，遏止参拜战争罪犯，为侵略历史翻案的行经，中日之间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两国人民才能共同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一再发生的事实也在向我们证明，中日间的互助互利，友好发展，才是民心所向。就拿这次发生在我国汶川县的特大地震来说，日本政府就派出了救援队前来帮助我国救助伤员。得到了广大国民和日本民众的热烈反响。

俗话说的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日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有利于我国顺利完成经济过度期和社会转型，也有利于为我国的稳定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我方依然需要对日本继续保持主动的姿态和足够的耐心，尽量把日本变成一个有利于中国稳定发展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双方只有通过深入的沟通与交流互通有无才能实现彼此间的双赢甚至是多赢。

从清末说起，鸦片战争时期日本吸取中国经验，在国内开始改革，一些人提出了脱亚入欧的主张，对于中国的态度从一直以来的重视学习逐渐变化。

一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战胜中国，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日本对于中国的态度根本上变化了，开始用支那称呼中国，蔑视态度强烈。开始对朝鲜半岛和台湾进行军事行动。之后是与西方其他列强一样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与俄国争夺东北以及蒙古地区，集中表现在铁路的修筑权上。当矛盾激化时，在中国领土上日本与俄国展开日俄战争，某种程度上说日本获胜，在双方的条约签订上占了较大的便宜，获得了在中国的一系列权利。

之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作为战胜国，原属德国的势力范围转给日本，中国代表在对方压力之下拒绝签订条约。

之后是日本与袁世凯、段祺瑞等政府的交涉，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二十一条的签订了，袁除了第五条其余接受，而段是全盘接受。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局部侵华战争，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其高层基本上都是日本人，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溥仪访日，与日建议姻亲关系等等。1937，全面侵华，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的组成部分。

战后，40年代中期中国原本签订的一些不平等条约被废除，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等等被撤销，其开设的一些工厂利权等收回国民政府手中。

50年代两极化世界，中日之间的交流几乎没有，日本成为美苏之间争夺的前哨阵地之一。70年代中日建交，到现在整体缓和，存在诸多问题。现在则是经济合作为主。

新华网东京9月2日电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日举行庆祝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集会，王毅大使在会上发表了题为《铭记历史维护和平》的讲话，以下为讲话全文：

6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45年的9月2日，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庄严举行了接受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经过中国人民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长期浴血奋战，我们终于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至此，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危害最烈的战争终于落下帷幕，正义得以伸张，和平重归世间，人民获得解放。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亚洲到欧洲，所有饱经战争苦难和为自由而战的人们都为此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60年后的今天，人类已进入二十一世纪，当年历史的见证者也年逾古稀。我们在这里庄严集会，共同纪念那场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反法西斯战争，共同缅怀在这场战争中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的英勇事迹，共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目的就是要坚定和平的信念，就是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和平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和普遍愿望。

数千年来，世界上大约发生了1.5万次战争，夺去了数十亿人的生命。各种不义和侵略性的战争，造成生灵涂炭、赤地千里、家庭离散，文明受到极大摧残。各国人民都渴望和平，渴望安宁，渴望祥和与幸福的生活。和平在二战期间遭到最严重的破坏。

自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起，日、德、意等国的法西斯势力将战争强加于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包括中国在内的60多个国家、近20亿人被卷入战火，其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1亿人流离失所，一半国土沦陷。世界和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和平通过世界各国人民的努力得以重现。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首先举起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战旗，持续时间最长，付出代价也最大。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同时，中国的抗战，也为世界法西斯同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对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而盟国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广泛同情和宝贵支持，则永远为中国人民所怀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仅战胜了和平的敌人，还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战后国际秩序，维护和平的力量大为增强，维护和平的制度得到创立和巩固。

和平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之一。

人民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但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局部战争与冲突仍不时发生，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出现，尤其是仍有一部分人竟然不承认二战侵略历史，还在美化侵略甚至为侵略战争翻案。这些现实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以及开历史倒车的言行，都在对人类的和平事业形成挑战。如何防止战争的悲剧重演，如何使和平的潮流奔涌向前，如何为子孙后代留下和平的遗产，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共同命题。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洗礼后，各国人民普遍认识到，仅仅拥有和平的愿望远远不够，必须变愿望为意志，化意志为行动，用理性、智慧和不懈努力塑造一个永久

和平的新世界。

首先，我们需要坚定和平的信念与决心。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和平。在和平发展及“以人为本”的时代，和平是促进各国及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没有和平就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社会进步，就没有人民的幸福生活。在科技高度发达和全球化、信息化的条件下，战争对人类社会的危害不仅仅是劫难，而可能是毁灭，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和平，像珍爱生命一样维护和平。

第二，我们需要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精神。和平有赖制度的约束与保障。联合国诞生于60年前硝烟散尽之时，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一系列国际法原则，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和平的指南，至今仍为确保国际和平与正义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维护和发扬。

第三，我们需要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人类从历史中走来，历史为我们记录了过去，也给我们启迪了未来。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巨大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二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得到解放和自由的不仅是各国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只有正确认识和对待那段历史，从中汲取深刻教训，才能真正诀别过去，开创美好未来，本地区和世界各国人民也才能和平相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第四，我们需要以合作求和平，以和平促发展。和平是发展的保障，合作是和平的基础。我们应树立互利共赢的理念，坚持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谋求稳定，实现相互和共同的安全，进而为赢得持久和平打下牢固的基础，为共同建设一个和谐世界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从自己的遭遇中深刻体会到和平的可贵，认识到和平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前提。为此，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维持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为此，中国将继续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使中国的发展始终与历史的潮流相一致，与时代的方向相一致，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中国的发展，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地球上的和平是一切事业中最伟大的事业”。让我们铭记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继承志士先贤的和平之志，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为争取一个永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世界而奋斗。

当代大学生是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与生力军,承担着继往开来,迎接挑战,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强国之林的历史使命，然而历史使命的完成离开一个和平友善的外交环境，中日关系现代化就是突出的问题之一。

首先，在中日关系现代化过程中，大学生要树立联系的观点，要善于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

“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是周恩来总理对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

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未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甲午中日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以史为鉴”就是要求大学生不仅要了中日关系的历史，明了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因此，大学生在看待中日关系现代化的问题时，既要考虑其两千年的友好又有兼顾其五十年对立全面分析两国关系做出自己理性的，正确的判断，同时在中日两千年的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

其次，在中日关系现代化过程中，大学生要树立全面的观点，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在中日关系现代化过程中，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而推动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大学生要铭记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我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以及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正确看待中日关系将自己的一切都服务于大局和国家利益。

再次在中日关系现代化过程中，大学生要树立发展的观点，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做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为重要。

作为大学生，我们确信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而我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是会为之做出努力，做出贡献的，在中日关系现代化中，不以现代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并且应当理解支持国家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所作的任何努力。

人民是每个国家的组建者，参与者，在中日关系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也要注重中日两国人民和

中日双方友好民间团体的沟通，从以文促信，以经促政，以民促言三个方面使民间交流成为促进两国政府沟通的栋梁，以及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理解信任和友谊，向着世代友好发展做出努力。

然而我们还应明确矛盾双方是对立统一的，中日关系现代化中仍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一两国民众的情感上的隔膜和猜忌，有时这种影响相当强烈，足以改变两国关系走向。二美国的因素，美国不可能让中国和日本走的太近，美国需要日本作为其在亚太的盟友和前沿阵地。三日本政府中右翼势力相当强大，日本的家族型政治使得右翼彻底灭亡非常困难，他们无处不在。

中日关系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案，然而任何事物并非一帆风顺，这其中充满坎坷与曲折。国家之间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变化多端。大学生作为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沉着冷静做出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果断决定，从而把中日关系现代化推向一个更高更和谐的层次。

1840年－1911年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清朝和日本的江户幕府都奉行锁国政策。1840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被迫打开国门；1854年日本也被美国“培理舰队”强行开放国门。日本也面临着与中国被列强侵占、瓜分的命运，但江户幕府仍然实行保守政策。1868年，革新派成功推翻江户幕府，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西化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史称“明治维新”。此后，清朝方面依旧浑然不知日本国内日新月异的变化，主流看法还满足于对“弹丸小国”的盲目轻蔑。

1871年9月，清朝和日本在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正式确立了对等的国家关系，中日关系也从此进入近代新阶段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群岛是日本的领土，不承认中国自1372年起对琉球的宗主国地位，宣布废除琉球国，设置琉球藩，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正式合并琉球。1874年，以台湾原住民杀害琉球人的牡丹社事件为由，日本出兵入侵台湾。在美、英、法三国公使的“调停”下中日签订《北京专约》：清朝承认日本出兵是为了“保民义举”，规定日军撤出台湾，中国给予难民抚恤银并购买日军修筑之房舍道路，共50万两。1879年4月4日，日本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全吞并了琉球。1877年，以何如璋为首任公使的清外交使团赴日，1882年9月正式开设驻日公使馆。1884年12月4日，朝鲜贵族开化派和日本公使共同策划并发动政变，杀死守旧派官员，宣布和清政府断绝关系，是为“甲申政变”。不到3天，朝鲜守旧派依靠清军击败日军，重新掌权。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6月2日，日本内阁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协助镇压。1894年7月19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逼令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清军出境。23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成立以大院君李是应为首的傀儡政府。25日，大鸟令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的一切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屯驻牙山的清军。当天，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附近海域对中国运兵船及护航舰发动突然袭击；29日，日本陆军第5师之混成第9旅向由牙山移驻成欢的清军叶志超部发动进攻，清军败退平壤。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对日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发布宣战诏书，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1894年9月，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沉毁6舰，死伤千余人，管带邓世昌殉难；日本联合舰队受重创5舰，死伤六百余人，日军取得胜利。随后，由于李鸿章奉行“保船”政策和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为自己庆祝寿辰等因素的影响，北洋海军龟缩于威海卫基地，坐视日军

攻占旅顺；陆军方面，又因叶志超等人私自撤退，导致清军鸭绿江防线小战即溃，继而全面溃败，日军占领辽东半岛。此后，日军又从成山角攻入山东半岛，从内陆侧后袭击威海卫，清军又败，北洋舰队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身亡。最终，日本取得全胜；曾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不复存在，清政府除乞和外再无出路。

1895年4月17日，清朝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署了《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朝鲜的“自主独立”，中国不再是朝鲜之宗主国；中国割让其东南的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群岛和东北部的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清政府派出知府衔道员刘学洵与员外郎庆宽以“考察商务”为名赴日，相互密商结盟，并引渡康梁回国。但刘学洵与庆宽办事不力，逐告吹。

戊戌政变后完全控制清廷的慈禧，对西方反对她废黜光绪十分不满。1900年1月，慈禧发布诏令维护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放任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烧教堂、杀洋人及教民、毁坏一切洋物。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在永定门内被刚调入京的董福祥的甘军所杀，并开腹剖心。同日，驻天津的各国领使组织二千人的联军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此后又不断增兵至5万人[19]。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身亡。6月21日，已无退路的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7月14日，联军占领天津。至8月16日晚，经过激烈交火，联军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及皇室成员仓皇出逃到西安。在美国的历史记载里，称这次解除公使馆危机军事行动为中国解救远征，中国则称之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中国虽然免于领土被瓜分，但需要向各国赔偿4.5亿两白银，史称“庚子赔款”，由关税及盐税中扣付。八国联军侵华的同时，俄国乘机占据了中国东北[21]的大片领土，俄国在辽东的租界也得到承认。俄国的行动威胁到英美所希望门户开放政策，并与希望在辽东和满洲扩展势力的日本发生冲突，1904年2月爆发了惨烈的日俄战争。

1905年9月5日，在日俄战争中战败的俄国与日本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根据条约，俄国将此前占领的库页岛南半部（北纬50度以南）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割让给日本；将旅顺、大连及附近领土领海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条约签订后，日、俄两国立刻逼迫清政府予以承认。1905年12月12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接受日、俄《朴次茅斯和约》中的所有规定，还额外给日本以某些权益。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既支持革命党也支持清王朝，图谋分裂中国。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的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致密电给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帝国政府亟须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维持满清朝廷于华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

1911年－1949年

二十一条

1914年8月23日，一战爆发不久，日本对德宣战，却把矛头指向了中国。8月27日，日军封锁中国山东半岛的胶州湾[24]；9月2日，日军从山东龙口登陆；11月7日，攻占青岛，控制了胶济铁路全线及其附近的矿产。袁世凯政府先后两次向日本政府提出日军从中国撤军的要求。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25]，并要求绝对保密。然而，袁世凯暗中逐步泄露条款内容，希望获得英美支持，迫使日本作出让步，中国

国内亦出现反日情绪；日本则以武力威胁中国。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于9日前答复。最终袁世凯政府在5月9日晚上11时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要求。1919年1月，在一战中取得胜利的协约国集团召开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两项提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的权益。但提案被否决了，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1928年5月3日，中国国民党北伐军过境山东时，在济南跟日军发生冲突，并杀害了一些日本侨民。国军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及随行17人在交涉公署被日军杀害，史称“济南惨案”。之后，日军继续增兵并占领济南全境，对平民进行了屠杀，北伐军被迫绕道北进。1928年6月3日，被北伐军击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乘火车由北京回奉天。之前，日本政府特使要求张宣布东北独立，被张拒绝。6月4日清晨，张作霖所乘专列途经沈阳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三孔桥”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成重伤不治而死，史称“皇姑屯事件”。

1930年5月6日，《中日关税协定》在南京签字。期限3年，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又规定对110种进口的日货暂不加税。1934年国民政府在《中日关税协定》期满之际，再次提高进口税税率。中国进口关税从1929年的4％增至1930年的10％，1934年又达25％。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军借柳条湖事件向中国东北驻军发起进攻，因中国守军奉行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东三省，史称“九一八事变”。1932年3月1日，前清朝皇帝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成为日本的傀儡政府。1934年3月1日，溥仪正式登基，年号“康德”。

1932年1月28日23时3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2300人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由蒋光鼐及蔡廷锴指挥的中国驻军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因国军顽强抵抗战事扩大，日军四易主帅，数度增兵至七万余人，兼以海空军、战车助战。蒋介石于事变发生后复出主理军事，派由张治中指挥第五军于2月16日加入作战，在江湾一带抵抗日军进攻至3月2日。由于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国军全线后撤。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1932年5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国军则暂留现驻地，交战区被划为非武装地区。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的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逼蒋“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史称“西安事变”。

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7月底，日军攻陷华北的平津。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事变”爆发，国府组织淞沪会战抗击日军。1937年9月，太原会战打响。1937年9月25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将领林彪指挥115师在平型关设伏，歼灭日军第五师团[28]第二十一旅后卫辎重部队1000余人，史称“平型关大捷”。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1937年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发表迁都重庆。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对投降的中国军队和平民进行了长达六周的屠杀，史称：“南京大屠杀”。1938年2月，徐州会战打响，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指挥六十万国军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获得国军抗战中的首胜。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命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岸大坝，暂时阻挡日军南下。1938年6月12日，武汉会战打响。1938年10月25日至27日，汉口、

武昌、汉阳相继陷落。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此后战局转入相持阶段。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号召成立实为日本傀儡政权的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40年8月-12月，中共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对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进行了极大的骚扰，同时也暴露了八路军的军事实力。1940年9月7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1941年12月24日，“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薛岳指挥国军歼灭日军5万多人，取得会战胜利，在战略上遏制了日军的进攻。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的战略重心从中国转向美国。12月9日，中国正式向日本宣战。1944年6月18日，长衡会战中，长沙失守。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10月25日，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以及盟军远东地区司令部的命令，在台湾的日军向国军投降，台湾光复。参考资料：维基百科

中日关系现状与前瞻

郭震远：开场白

之前我与大家沟通的时候，已经说我们今天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是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其成因，二是影响中日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三是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展望，但是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研究深入地去谈，不必完全拘泥于这三个问题。我们只是为了便于讨论而设定一个线索，没有限制性，请大家畅所欲言。

要面对发展的现实思考中日关系

对中日关系的六个观点

张历历：我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有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对于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中国不能让，也很难让。因为历史的事实就是如此，公理在我，正义在我，我国是被侵略国、受害国，对于日本的整个侵华史这一铁案不容翻案。假如否定了这段历史，将在政治上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这还是一个现实问题。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拖得比较久，我感觉解决这个问题是比较困难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国内的主流势力极力否认这一问题。

第二，我认为对于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暂时解决不了，也不用太紧张。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待条件成熟时再解决也可以。但我对最近几年解决的前景不太乐观。

第三，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牵涉到整个中日关系的走向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要控制日本的负面影响。中日关系这几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

趋向。如现在中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已经变成第二位，第一位是东扩之后的欧盟与中国的贸易，第三位是中美贸易。作为国家来说，与日本的贸易还是最多的，但比例在降低，而日本和大中国区的贸易去年已经超过了美国。日本和东亚地区的关系必将成为其最重要的关系，在这种趋势下，我认为，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不提不谈也不对。但是也不能让它影响中日实务关系的发展。

第四是中日关系现在确实有些问题。其中一点是，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一些行为很反感，倾向性非常明显。从去年西安交大事件发生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使很多学生包括老师，对日本都有很多批评。作为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我认为需要改善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情绪。舆论界对于中日关系也非常关注，只要是涉及到历史认识问题，就会积极主动地介入，而在其中起主要影响的是责任编辑。这些人中学习国际关系的人实际上很少，他们受到的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社会上来的，社会对此有着明显的倾向。而日本舆论对中国问题的炒作相当厉害，绝大多数都是负面的，也误道了日本国民的情绪，客观的比较少，但也有。

我看现在的社会影响模式是政府影响学者，学者影响媒体，媒体影响社会，社会又返过头去影响政府。学者对于媒体现在影响越来越大，很多学者最愿意去的就是中央电视台，待遇好，社会影响很大。这样就产生了回圈，互相影响。而改善中日关系，我认为从学者和媒体能做到理性、客观的研究报导会是一个突破口。

第五，我认为研究历史问题和中日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双边关系，要将之扩大。应该扩大到中国对外关系，扩大到中国外交，扩大到整个国际关系。目前我们在中日关系研究中，对一个重要的因素提得不多，那就是美国因素，这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实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在中日现状问题上，都是受美国影响的。

我对于中日关系一直抱着一个积极的态度，但现在看，在战略格局不变的情况下，美日关系很难改变。我们可以看到，尤其在战略层面、国家发展前景、台湾问题上，美日一致之处比较多。可以说美国因素的影响非常大，中日关系包括历史认识问题，没有解决的主要原因，都要考虑一下美国因素。

第六，研究中日关系，还是要放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之中去考虑。就是说，现在仅仅局限于中日关系的研究，有些问题你可能搞不太清楚。谈中日关系，现在要考虑和中国崛起的关系，否则有些问题我们不易理解。中国在某些地方按照日本的说法是“超强硬”，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实际上，中国是在维护其国家利益。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还有在冲鸟岛，如果仅仅从中日关系来说，一个两平方米的水下礁石，好像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从海洋战略的角度去考虑，从中国石油战略的角度考虑，意义就不同了。

我认为，考虑中日关系要和中国的对外关系整体结合起来，要考虑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在处理和决定对策时，也是如此。

我在二○○○年参加了一个学术研讨会，当时就提出一千公里安全线和两千公里安全线。为什么？就是你的经济、实力发展了，自然而然地会想对我的那些坛坛罐罐就是要保护。其实大家看看石油资源就知道了，就是在这几年，我们吸收了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能源和矿石资源，我们只是取得了百分之九的增长率。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势必影响别的国家对能源以及其他资源的使用。但是作为中国的学者，怎么办?要对这种发展了的现实加以思考。

中国社会现在的民主化逐步增强，那么多中央委员必然受到社会的影响、舆论的影响，这也必然影响他们在决策时的考虑。不要说军方的，很多其他背景的中央委员也是具有强硬态度的。因此，中日关系目前这种局势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虽然不是说完全没有突破口，但是通过选举可以看出小泉在日本的支持度并没有多少变化。就去年以来，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力量，我个人认为还有所增长。比如去年是六十五度，今年可能就到了七十度。

对日关系的重心应放在战略问题上

中日关系中最重要的结构性双重变化

时殷弘：现在的中日关系就其根本结构而言，确实与过去直至九十年代初中期为止的中日关系有很大不同，发生了一种“双重变化”，那是中日双方都有的关于国力和国家应有地位意识的变化。中国正在崛起，表现在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自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经济影响和对外经济联系持续高速增长，而且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这一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增长，意识到中国可有和应有的大国地位和前景。与此同时，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从中央政府到中国的精英和一般公众，越来越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就是中国一定要加速国防现代化。我们军事上目前与真正的军事强国相比虽然还相当弱，但是要争取较快实现国防现代化，成为与中国的规模和安全需要相符的军事强国的意识已经有了，不仅如此，中国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在东亚地区中国能够发挥的国际影响，连同中国与一些关键性的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发生明显变化。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说自己已经是全球性的政治大国，但是很明显已经是本区域内极少数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并且有重大的跨区域影响。如果其他国家不变，中国强大了，在东亚地区的力量格局就变化了。力量格局变化了，从理论上来讲，一定会产生动能，一定会引起不确定性，积蓄潜在的变化能量。

然而，就东亚的力量格局变化来说，变的还不仅仅是中国，日本也在变。日本原来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技术强国，现在还想当一个政治大国，而且那里影响不小的少数人还想成为军事大国。用日本人的讲法，就是他们要追求一个普通国家的地位。虽然目前取得一个这样的普通国家的地位的意愿还不能说在日本国民中占有压倒性的影响，但是已经成为日本的主流。也就是说，这个早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技术强国的国家想法变了，要在政治上也取得大国地位，要至少具有其余国家拥有的联合国宪章框架内的军事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日本也在崛起。因此，我们就有了上面说的结构性双重变化，或者说一定意义上中日两国都在崛起。

这样一种关系，在国际政治中天然就充满动能，天然就充满不确定性，天然就充满着变数。特别是加上历史问题，加上日本政府特别是小泉内阁在历史问题上的局部倒退。日本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要追求作为政治大国、包括有“正常”的军事权利的崛起。此外，在东亚实际上还有朝韩未来作为统一体的崛起的可能前景。我们现在经常在想将来朝鲜南北双方统一了怎么办？韩国已经不是十年前的韩国了，朝鲜这个民族统一了的话，也是很厉害的。所有这些加上特别重大的中美之间力量对比变化的趋势，预示东亚正在开始展开的力量格局变更，连同其中包含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而中日“双重变化”正是这种变更趋势和变更图景中的一大要素。

日本越来越多地考虑安全问题

就日本的国内政治来说，是走向右倾；就国际政治来说，日本是越来越多地考虑所谓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地考虑日本学者过去还很少用、或者说不大敢用的一个词——“国家利益”，越来越多地考虑未来的日本在安全和军事上应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现象是构成我们当今时期中日关系的一个本质因素，但这也是一个新的东西，使得最近五年以及未来五年、未来十年的中日关系，与九十年代初期以前的中日关系有所不同。

现在中日之间的问题，除了历史问题之外，我们现在碰到的全是战略性的问题，全是出现在我刚才讲的力量双重变化的状况中。谁都知道日本在大力发展军事，日本要当一个正常国家的核心内容，除了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外，就是要有正常的军事权利和与日本自己定义的安全需要相符的军事力量。日本要修改和平宪法，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讲话也非常明确地暗示日本应当修改和平宪法。中国军事力量在发展，日本也在发展，特别是军事“意愿”有发展。中国在战略武器方面有发展，而日本是与美国一起搞，越来越接近实现道弹防御系统。能源竞争从来就是战略性的竞争，中日两国目前虽然都不这么去说两国间的能源竞争，但是至少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是这么想的。谁都知道将来东亚会出现某种趋势，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逐渐向多边经济体制发展，再过十年或者五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想到向多边安全体制发展。而这里就有潜在的领道权的竞争问题，中国和日本几乎都在心里想，除了美国以外，是中国当头还是日本当头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国拥有较大影响还是日本拥有较大影响的问题。这也可以说是威望竞争和政治影响竞争。

中日关系对台湾问题影响深重

还有关键的台湾问题。台湾是中国至少近期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也是最重大的战略问题，而日本国内希望和鼓励台湾独立的势力相当强，而且越来越强。即使我们说日本希望和鼓励台湾独立的势力还是少数，但他们的影响相当广泛。而且退一步来讲，如果因为台独问题道致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那么日本表示“严重不安”的人士很可能会是大多数。

因此可以说，中日之间的问题，比过去时代的问题要深刻得多。历史问题还在，但什么是新的问题?什么代表将来的问题?如果我们对中日关系，不仅看到人们关注得最多的历史问题，而且看到现状当中还有很多现实的战略问题，而有些战略问题因为中日之间最引人注目的诊断是在历史问题上，真正的重大战略问题反而客观上被掩盖起来，反而使这些战略问题没有进入中日两国政治争端的头等议程，可是这些战略问题实际上非常重要，将来可能变得非常严重。

特别是设想到今后我们有可能不得不对台湾动武，而且即使不对台动武，由于台湾长期存在台独倾向，台湾海峡也始终要存在一种军事对抗状态。再加上中国和美国之间虽然缓慢、但是逐渐发展的力量对比变化，而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首要军事盟国。因此，中日之间的战略问题将长期存在，可能会变得非常突出，而且会与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

如果我们放眼未来，从中国崛起的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话，也许最深刻、对未来最重要的就是刚才说的战略问题，连同上述双重变化的基本战略背景，即中国崛起，日本在某种意义上也在崛起。因此，一定要从东亚基本的大局来思考中日关系问题，而且要从中美关系的角度、从台湾问题的角度、从美国的东亚政策的角度来考虑中日关系，来考虑如何在战略上对待的问题。

有时对长远战略问题的估计，不一定直接影响到对当前具体问题的处理。但是，如果没有这种长远的战略感觉、没有长远的战略性思考框架的话，当前具体问题的处理就可能失去它们应有的那部分长远战略意义。日本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在一段时期内就很可能变成中国在战略上特别严重的问题之一，就可能过多地干扰中国的最重要事务，那就是阻止台湾独立，应对美国问题。

日本民族性格的五个优点和五个缺点

我想结合我此次到日本三个半月的观察，谈谈日本人的民族性格的问题，它有着很重要的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含义。中日关系现在看起来争执的是历史问题，还有些是战略问题，但是在这些后面，文化或民族性格的因素非常重要。

文化因素看起来不是直接的，但是牵涉到为什么中日关系会变成这个样子，牵涉到为什么我们简直根本看不到历史问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可以解决的前景，我想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国民性格、日本的政治文化。

以中国人，或者说也以超越中国人的国际的眼光看，日本的国民性格非常独特。从积极的方面来讲，有五个特点。第一是日本人做事极端认真，以至于精益求精，从而在很多方面创造、保持和优化了很优秀的物质生活形态和文化生活形态。第二，非常守规矩，无论这个规矩是法律也好，是一般的道德规范也好，或者民族文化模式也好。你可以看到，日本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学生的发型、服饰极端自由，日本的小姑娘几乎没有一个不染发的，但是当他们一毕业开始工作，第二天马上变成规规矩矩的标准的日本人。正是这种极端的守规矩，使得日本社会可以说异常稳定和有序。第三，日本人对于自身的民族特征、民族文化、历史成就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第四，在全球化时代和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当中，将本民族的文化及其独特性非常全面和深入地保持、溶化和表现在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和所有层次，形成了在日本文化和文明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独特的“日本味”。第五，日本的社会凝聚程度很高，对根本的民族文化和根本的国家政治形态有着高程度的广泛共识。

然而，日本的国民性格还有经仔细观察和思考就能知道的五个缺点或消极面。第一，日本国民意识总体上过于保守，严重地缺乏批判意识、怀疑权威意识和怀疑“历史神话”意识。日本历史当中有很多神话，比如天皇的“万世一系”等等，广泛地被日本人相信或信仰。再有，心态过于内向，意图的表达往往太含蓄，以至于几乎“没有表达”，由此也缺少幽默感和必要的自嘲。其三，过分集中于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使得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的不少重要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自我封闭的东西，成了与同其他民族及其文化很难真正沟通的东西。其四，对本民族和本国的“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尽管他们由于内向特征而嘴上不大说），至少下意识地把自己当作最优秀和最善的，实际上包括左派都是如此。日本左派当中有人说心里话：“我们很难理解，日本人这么善，没有军队也没有什么武器，但为什么世界上一些国家像北朝鲜还要威胁日本?”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由此，日本民族至少下意识地轻视东亚其他民族及其文化，他们内心觉得自己太独特、太好了，同时内心不认识（更不会高度评价）东亚其他民族与日本相比在缺点之外的重大长处。其五，出于政治原因，更出于文化心理原因，几乎整个国民把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以后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对外侵略、对外施暴的历史当作不愿谈论也不敢谈论的禁忌，同时对于那些被这侵略和施暴的物件谈论和谴责这一历史缺乏实质性的理解。

历史问题在日本就是不谈。我在日本的庆应大学做演讲，其中说到为什么中国人整天谈历史问题，很大部分原因就在于你们不谈。如果你们自己谈，如果你们这个民族谈论这个问题，检讨和批判自己从甲午战争往后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像德国人一样，那么也许中国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去谈论。

中日关系为什么会有经久的困难?其中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两个民族在上面所讲的优点和缺点方面，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截然相反的。极端简单地讲，就是日本民族好的东西是我们没有或少有的，而我们好的东西日本人没有或少有的。尽管讲起来都是东亚人和东亚文化，但实际上差得太远了。

比如日本人做事极端认真，这是我们身上没有或少有的。我们做事马马虎虎，特别是在遵守规矩方面更是如此，中国人是不大守规矩的。还有，在全球化时代，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当中，我们有没有真正把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非常全面深入地保持并表现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差别也很大。

但是，我们这个民族总体上并不那么保守，经常有批判意识和怀疑历史神话意识的，中国人的心态并不是内向的，几乎与美国人一样容易脱口而出。我们会有自嘲，典型的就是鲁迅写的《阿Q正传》。

中心要放在战略问题上

我们要重视战略问题，这涉及到我们对中日关系应该有什么期望的问题。短期解决认识问题不可能，但是并不意味着中日之间要经久地对抗，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经久的冷战甚至军事对抗是必不可免的。

我的一个期望就是，要争取一个基本正常、比较稳定、相对可控的中日政治关系。现在冒出来很多新的战略问题，处理不好，日本得不到什么，会吃大亏，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也会吃大亏。我觉得，除了我们过去一直做的推动历史问题解决的努力之外，现在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和控制战略关系问题。

对待中日关系，是要以历史认识问题为中心，还是要以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战略问题为中心?

对于中日关系，用中央的语言来说，有政治基础，历史问题就是一个政治基础。你不能想像，如果日本政府从以往它有关历史问题的已有声明严重地倒退，例如说一九三七年开始的中日战争不是侵略战争，若想有一个过得去的中日关系，基本正确地对待历史确实是中日关系的一个政治基础，少了不行。同时我相信，如果中国坚持“以史为鉴”的立场，在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坚持只要他参拜就不让他到北京，就会产生相当的压力。

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全面的倒退，在可明确预见的时期内，可能性还是相当小。另一方面，历史问题由于上面讲的原因，不可能在可预见的时间里得到中国人民大致满意的解决。我们还是要把精力、注意力比较多地放在战略问题上来。因为战略问题确实比较严重，处理不好，将来会带来大麻烦；处理得好，会便利中国应对整个东亚的环境和我们中国未来的崛起。

如果从全局出发，就是要以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战略问题为中心。特别是在今后四年，台湾问题是第一位的，一定要阻止台独势力从日本方面获得他们梦寐以求、非同小可的助力。

同样，如果以战略问题为中心，那么就要问我们对战略问题应当抱一个什么期望。我们与日本成为战略伙伴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成为战略上经久的敌人则很有可能，而这对中国是危险的，因此要控制战略问题。控制它们，争取使之可控和稳定，同时至少争取制止中日政治关系的严重恶化趋势。这就是应有和可有的期望。

如何处理中日之间的战略关系

要想到中日之间的战略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我认为，这应当是一种复杂和内在平衡的关系。中日之间一定会有战略竞争、战略猜疑、利益竞争和威望竞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争取防止、控制危机和紧张，如果有紧张的话也要争取不使之变成危机，如果有危机也要争取使之不要变成冲突、特别是军事冲突。需要有争取防止和控制紧张和危机、减小过度猜疑、限制过度竞争的意识与机制，同时还有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战略性互信建设和协作。

中日之间一定会有战略猜疑。凭什么我们对日本可以不抱警惕?从日本人的立场看，凭什么对一个正在上升的中国、而且在历史上曾经被日本极大地伤害过的中国感到放心?但是即使在中日之间，战略猜疑总是有些过头的成分，我们应该争取消减这过头的部分。

对于中日之间的利益竞争，我们需要争取限制过度的利益竞争。比如东海油气田问题，我们可以考虑未来是否通过一些多边和双边的安排，以限制过度的竞争。我们一定要有限制过度竞争的意识和机制，为什么？一是中国有着伟大光辉的未来；二是我们任重道远，经不起随意树敌的奢侈，假如还能够使之不变为我们的敌人的话。同时，我们做很多事情要从长远出发。

我觉得我们在日本还是有资本的，就是在日本公众当中尽管中日之间相互的形象已经不大好了，但是至少可以这样说，日本公众对中国的感觉还是可以的，而且是有历史内疚的。我们没有必要将中国在日本公众中还算可以的形象给毁了，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也经不起这种毁坏。日本是个自由民主制国家，公众意向和公众舆论对政策影响很大，而且日本人非常倔强，如果我们能够避免一个真正的敌人的话，我们应该有一定的耐心。

我们要承继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多年的积累，就是说一定要想一想，我们做一件事情，日本公众会怎么看？我们是否一定需要不顾日本公众的看法?其实回顾一下中美关系，可以进行参照。十五年前、十年前，我们不断地痛感美国国内舆论对中国不利，但是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这是不容易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靠我们的政策、形象和工作。我们中国目前在世界上不管是具体力量也好、地位也好，以及在别国民众中的正面形象也好，都是我们宝贵的资产。处理当前的中日问题，其实既要看小泉，也要看日本人民。我们不要对日本人民抱幻想，但是也不要以“日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心态加以排斥。

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

首先我们要看到，不管是小泉近来的政策也好，还是日本未来可能的趋势也好，我们应该准备应对日本与韩国的关系有大幅度的改善，甚或准备应对日本与朝鲜的关系有大幅度的进展。中国与日本的地缘政治状态与历史问题，决定了中日之间必然是一定意义上的战略对手。我们要从大局出发，要看到日本在构建对它自己有利的战略环境，因而至少就此而言我们也要构建对我们有利的战略环境，而这两者之间往往是有竞争的。中国目前对日本的政治关系非常紧张，同时与韩国有高勾丽问题争端，严重影响韩国公众的对华态度。我们要看到人家日本是在悄悄搞一些事情，或者哪一天突然发现日韩关系不错、日朝关系正常化了，相形之下我们处于不利或至少不大有利的战略境地。所以，中国还是要有一个东亚全局观念。

第二，尽管中日政治关系非常紧张，但是仍然要谋求具体问题上可行的具体合作，其实中国政府也在这样做。比如说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中国也提供了不少帮助，我认为，对这种问题要在可能的范围进行宣传。日本人民那么重视绑架问题，中国对日本帮了很多忙，但是由于外交上的原因，中国从来都没有讲过我们帮了很大的忙，日本老百姓不知道；如果日本老百姓知道，中国就得分了。当然因为有外交的需要，有些事情不能讲，但是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角度出发，如果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帮了日本的忙，我认为从建设性立场出发，应该予以宣传，以期影响中日两国的舆论。如果把战略问题想清楚了，要影响舆论，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可以大有作为。

第三，一定要逐渐创设比较全面的战略对话及其机制，目的不是解决基本争端和潜在冲突，它们在很长时间内解决不了，十年、十五年之后都会在；但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谋求基本稳定，而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对于最高层的接触问题，要坚持目前的立场。中国政府已经一遍又一遍地向中国人民和国际上表明，如果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就不能有中日最高级会晤，对此不应也不好改变。但是，两国同时要维持和发展较低层次上的工作关系。有时领道人互访当然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对全局的关系有很大推动，但是如果没有下边的细节沟通，只是领道人见面的那几天轰轰烈烈，实际效果反而不好，甚至造成某种假像。

第四，还是要尽力地影响日本国内政治背景下的对华态度和政策。比如说，此次日本参议院选举，说明民主党有势头，公明党很重要。小泉现在少不了公明党，而公明党过去与中国的关系还是可以的。所以要加强与公明党的联系，同时建设和加强与民主党及其重要人士的接触。中国也有很多朋友在自民党内，还是应该加强关系。要探讨、研究民主党，尝试与民主党建立可能的关系。

两上升势力有潜在对抗心态 中日都需要审慎处理

王珊：我觉得，目前中日关系存在着这样的三个问题：第一就是双方要不要合作?第二，双方如何解决划界矛盾?第三，就是双方如何看待彼此的竞争?这三个问题如果解决好了，中日关系可以步入一个相对良性的发展轨道。

日本国内将经济复苏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中国市场

就目前中日关系的合作领域看，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我们首先还是看一些积极的因素。我认为中日之间的合作也具有战略性，迈向战略性的势头不能否定，这主要体现在经济

领域。

大家知道，中日贸易这两年持续攀升。今年上半年尽管从区域上讲日本不是第一位了，但是今年上半年中日贸易额还是增长了，估计今年一千三百亿美元还是挡不住的。尤其是中国入世之后，中日之间尤其是对华的经济倚重越来越大。目前，日本国内将恢复景气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对华市场上。而且，我们的经济发展，对日本经济的复苏，有着巨大的牵动作用。这个作用，包括日本的企业界、财界、政治家，对此都是有共识的。而且日本国内现在扩大对华出口，使得一些中小企业走出低谷、步入良性轨道，与中国经济的牵动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与日本签订的经济安全协议机制启动之后，尤其是双方货币互换协定签订之后，双方在维护东亚经济安全这种合作的意愿，或者这种合作的潜在能力，已经逐渐地显露出来。如果说再有像九七年那样的经济危机的话，由于目前已经有了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机制，可以将经济危机对亚洲经济的影响控制到最低限度。而这个方面，可以凸显中日两个大国进行合作的作用。

再一个合作，就是在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当中，比如说十加三、朝核六方会谈，中日在这个合作领域尽管说期望值、双方的利益指向不一样，且日本虽然不是解决朝核问题的主角，但是他也是要解决朝核问题、人质问题，就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当然，日本解决人质问题、解决朝核问题有自己的一些政策考量，其利益指向可能更多地朝着解决所谓朝鲜的威胁，但是中国在这个方面能够给予有效的合作，日本的政治家对此也是有共识的。

矛盾继续激化可能道致中日关系大逆转

如何化解中日之间的矛盾，对于未来的中日关系走向，可能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目前中日关系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双方的首脑互访不畅，这其实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另外，国民对立情绪加深，包括日本出现的“厌华”、中国出现的“厌日”，都在不断加深。

从日本国内讲，日本民族主义的思潮有死灰复燃的趋势。尤其是在日本经历了近十年的经济低迷和不景气，日本国民的焦躁、疑虑、徘徊的心态，在对外关系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东亚的对华关系上，我们常讲外交领域是体现民族主义的重灾区，而在对华关系上更能够体现出日本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今年一月份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到五月份日本非法扣留登上钓鱼岛的中国保钓人士，以及最近围绕春晓油气田产生的摩擦，至少表面上看，中日关系呈现一种倒退的趋势。有学者预测，中日关系如果按照目前这种势头发展下去?很可能道致日本政府对华关系上重新定位。就是说，中日不是什么合作伙伴关系，而是潜在的敌手，或者说是一种未来的敌手这种关系。对于这种可能性，如果双方的政治家不大力改善中日关系，不拿出一些实质性的举措的话，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就是说，双方的矛盾呈现复杂化和尖锐化的趋势。

中日竞争呈激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