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市镇史研究的走向_范金民
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一) 20世
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一)从20世纪初至今，中外学者关于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从学术史角度全面总结已有的学术成果，指明有待完善之处，彰显今后的研究方向，对于促进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不无裨益。
一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阶段与区域明清市镇经济研究60余年的学术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开掘阶段（20世纪30-50年代）从严格意义上讲，经济史家全汉升首开中国市镇经济史研究之先河。
他于1934 年发表的《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注：全汉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食货》1934年1卷2期。
前此或有学者论及明清市镇，惜笔者未能检索到确切篇目，有待进一步查寻。
），以宋、明、清乃至现代中国庙市为研究对象，认为庙市乃定期市之一种。
同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发表《清代村镇的定期市》(注：[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东洋学报》1934年23卷2期，王兴瑞译，载《食货》1937年5卷1期。
本文所评介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耍参考如下学者的论著：[日]山根幸夫文《战后日本明史研究（社会经济史部分）的动向》，杨品泉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 81年6期；冯年臻：《战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6 期；[日]则松彰文《一九八五年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下），艾廉莹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4期；霍巍：《近年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8期；[日]山根幸夫编《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册，田人隆、黄正建、那向芹、吕宗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2期；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9卷3期，等等。
），这是一篇研究明清市镇经济的力作。
加藤繁详细考察了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福建、广东、广西七省村镇的定期市，剖析了定期市的开市日期、定期市与附近村落的关系、定期市交易的货物及交易人、定期市与牙行及斗科人役、定期市与课税、定期市的设备及其设立等相关问题。
近代江南市镇的空间分布——以1930年代吴县市镇为中心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2年3月Mar.，2012收稿日期：2011-10-15作者简介：胡勇军（1986—），男，江苏泰兴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江南经济；陆文青（1989—），女，江苏靖江人，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城市经济史。
一、问题缘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 ）以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 ）的中心地学说为主要研究方法，对四川成都平原集镇墟市研究后进行总结，从而形成了著名的施坚雅模式。
这是对中国集市和区域体系研究的一种新的分析模式。
施坚雅将中国分为九大区域，每个大区都有自己的中心城市，区内分布二级市场、三级市场和乡镇集市，它们共同组成区域经济等级结构。
这一观点随即引起史学界关注，学者们纷纷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分析此种模式的适用性。
一些学者对江南地区的市镇分布也展开了细致深入的研究。
樊树志以嘉定县为中心，详细研究江南市镇的分布网络，认为江南市镇分布有规律可寻，以间距十二里至三十六里为常见模式。
［1］陆玉麒、董平从地理学角度，对明清时期太湖流域进行考察，认为该地区经过自上而下的中心地形成过程，最终形成完整的中心地等级体系。
［2］陆希刚运用施坚雅模式，对明清时期江南城镇空间分布进行细致的宏观考察和研究。
［3］施坚雅模式在江南地区的适用性，学者们大多持反对意见。
范金民、夏维中在研究苏州社会经济时就明确指出，施坚雅依据经济地理学家克里斯坦勒等创立的中心地学或中心理论，并不十分适合苏州地区或江南地区。
［4］280王卫平考察吴江地区市镇，也认为施坚雅模式不适合江南地区，但又认为这种模式虽然与江南地区实态相差甚远，然施氏的集市体系理论对江南地区市场体系研究仍具有启发意义。
［5］132学者们对施坚雅模式在江南地区的运用持否定态度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江南地处水乡，水网密布，市镇分布多受水运交通影响，而古典区位论以均质平原为基本假设条件，河流过多就使得修正模式变得异常复杂甚至难以进行。
“施坚雅模式”与近代江南市镇的空间分布
“施坚雅模式”与近代江南市镇的空间分布胡勇军;徐茂明【摘要】During 1960s and 1970s, G.WilliamSkinner, an American historian, put forward a famous theory-the module of G.WilliamSkinner,which is a new analyze module for research of Chinese markets and regional system based on market structure. At the begin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owns in Jiangnan was mainly affected by natur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structure .However, with increasingly prosperity of towns, market played a greater influe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owns. In recent period, towns in province Wu experienced transference, and ultimately formed a more mature towns network system, whose distribution is similar with G.WilliamSkinner module in some aspects.%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历史学家施坚雅提出了著名的“施坚雅模式”，这是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对中国集市和区域体系研究提出的一种新的分析模式。
江南市镇的分布最初多受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结构的影响，但随着市镇经济的不断繁荣，市场因素对市镇分布的影响越来越大。
清代江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救济——以市镇为中心的考察(一)
清代江南地区的乡村社会救济——以市镇为中心的考察(一)市镇的兴起不只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动，其重要表现之一即是形成了以市镇为中心的乡村社会救济体制。
清代的江南是市镇最为兴盛的地区，与此相应，江南地区面向乡村的社会救济机构大多集中于市镇。
根据救济主体的不同，乡村的社会救济大致可分为政府救济、宗族救济和民间慈善救济三大类。
对此，学界已分别对其中某个方面有所涉及，如吴滔对江南地区仓储体系和赈灾事业的论述，刘铮云、范金民关于江南地区宗族义庄的研究，以及笔者关于江南地区民间慈善事业的系列论文等。
但现有成果大多偏重于某一方面，以清代江南地区的乡村救济事业为对象的整体研究尚付诸阙如。
有鉴于此，笔者拟从政府主持的救灾备荒、宗族针对族人实施的济贫与助学以及民间社会施行的对鳏寡孤独贫病之人的慈善救济三个方面，对江南地区以市镇为中心的乡村救济事业作初步梳理。
一、政府救济：重在救灾备荒我国自古即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而清代的江南地区自然灾害发生尤为频繁，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十六至十九世纪，江苏和浙江分别发生106次和56次灾荒，在所列的十八个省中分列第二位和第七位1]。
因此，清代江南地区的救灾备荒事业得到国家和社会高度重视，设粥厂赈饥和置仓储备荒成为主要方式。
（一）粥厂赈饥。
粥厂是煮粥散济饥民的机构。
灾年施粥是历代统治者常用的救济方法，其起源可追溯到战国时代。
《礼记．檀弓》记载，卫国发生凶饥，公叔文子“为粥与国之饥者”。
以后历代沿用不废，并不断改进组织形式。
设立粥厂赈济贫民，也是清代较为常见的社会救济方法之一，史书中多称“煮赈”。
一般而言，大城市中设立粥厂的情况比较普遍，如苏州粥厂便是冬开春撤，每年“于六门诸寺院”等地“自十月十五日起，至十二月止，每朝作糜以食贫民”2]。
而一般城镇和乡村地区的粥厂只在灾年设立。
换言之，在大城市，粥厂突出的是其济贫功能，而在一般城镇及乡村地区，粥厂则主要为救荒而设。
中国传统市场成熟形态的探讨——江南地区市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一.docx
中国传统市场成熟形态的探讨——江南地区市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一)中国传统市场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史坛的研究热点，江南市场是其最高发展形态的表现，更受学者青睐。
“江南”地域范围具有较大的伸缩性，通常是指明清八府一州之地，包括今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和杭州9市。
李伯重对此作了科学界定（《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这一范围的江南地区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在其外部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其内部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还同属于太湖水系，各地相互发生紧密的联系。
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特定的概念，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导致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被视为一个与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
当然，由于它不是正式行政区域，所以明清人的使用也比较随意，造成某种混淆不清。
自宋以来，江南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注：江南在全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为人熟知的直接表现是人才与重赋问题。
范金民等对此进行了探讨，《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考证，江南进士占明清全国15％，其中拥有明代状元的1／4和清代状元的半数，三鼎甲往往为江南人囊括。
《清代江南重赋原因的探讨》（《中国农史》1994年第3期）、《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全面探讨了江南重赋现象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卜国群《试析明代苏松地区的田赋量》（《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考证，明弘治年间苏松两府以相当于全国1／44或1／59的耕地，承担着国家1／9左右的税粮。
）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该地区的文献记载之盛也是其他地区所望尘莫及的。
因此，在以往数十年的海内外中国经济史坛上，这一地区享有特殊的地位，既是重点又是热点，研究成果之多，水平之高，也超乎其他地区研究之上。
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
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90年代以来，研究明清江南史的论著较多，集中反映江南、商业、市镇、赋役和社会生活的论著尤为突出，显示了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圈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总体反映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著作有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书中将1368-1850年的苏州地区分为六个时期，对苏州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和争论较多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述，对前人注意不多的问题也加以研究，如基层组织变革、吴地民风、重臣与苏州治理、商业组织等，是一部全面论述明清苏州地区经济史的著作。
蒋兆成著《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将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的各有关问题，分成农业经济、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官私手、商业和城镇，以及萌芽等6篇25个专题加以论述。
下面分5个专题介绍近年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概况。
一、农业和手工业的研究江南经济的发达与繁荣，与农业商品化程度高及丝棉业的发达有很大关系。
学者们对农业经营的规模、收益及与之相关的赋税、和仓储等诸要素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
李伯重对明清江南农业生产进行了深入的系列研究。
关于江南农户的经营规模，他认为“人耕十亩”这一农户经营标准模式肯定广泛流行于江南，但时空分布上却具有很大的不均衡性，到了清代才成为占压倒性地位的普遍模式。
另外，它的出现和流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农民耕作能力的变化，农家妇女脱离大田农作的增加和农民阶级的“中农化”作用尤为重要，简单地把原因归结于人地比例的变化是不全面的（《“人耕十亩”与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
他还认为，在16、17世纪的江南地区，“夫妇并作”是江南许多农家的劳动安排方式，直到清中期，“男耕女织”才成为江南农家劳动安排的支配性模式，把“男耕女织”看作明清和明清以前江南农家男女劳动安排模式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明清江南市镇史研究述评
明清江南市镇史研究述评摘要：江南市镇兴起于宋，兴盛于明清。
由明清江南市镇史研究的回顾与总结，引出明清江南市镇史研究的评价与借鉴，最后是对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问题的思考，以期江南市镇史今后的研究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关键词：明清；江南市镇史；研究综述江南市镇起于宋元，那时已出现临时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即草市。
明清时期由于大量农、副产品涌进集市，这些市场逐渐由临时性的草市变为固定的集市，进而发展为市镇。
始于二十世纪60年代的明清江南市镇史研究一度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64年，傅衣凌先生发表了《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范金民教授认为此作可以视为明清江南市镇史研究的开拓性成果。
一、明清江南市镇史研究回顾与总结明清江南市镇史的研究主要围绕市镇经济而展开，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明清市镇的兴起，明清市镇结构、功能、市镇类型等，关于市镇兴起的研究，蒋兆成认为乡镇是沿着村——集市（村市）——镇的途径发展起来的，乡镇的繁荣主要不是建立在自身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附近乡民农副产品或家庭手工业品的交换上。
樊树志认为，市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乡村向都市化方向转变的产物。
陈晓燕认为，很多江南市镇的渊源都可追溯至军事戍镇，而明清以来在江南农村地区形成的市镇网络，都是由于商业市场的因素。
关于明清江南市镇的空间结构研究，如樊树志通过梳理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指出镇与镇的间距以12 里至36里为较常见的模式。
每个市镇都有一定范围的四乡村落作为相对固定的“乡脚”，这是市镇赖以繁荣的土壤。
市镇类型以及市镇在全国市场结构中的位置，樊树志认为明清江南丝业、绸业、棉业、布业市镇数量最多，规模最大，营业额最可观。
陈学文以湖州府为个案，将明清时期湖州府的市镇分为手工业专业市镇、商业专业市镇、交通枢纽型市镇。
二、明清江南市镇史研究的评价与借鉴明清江南市镇史的研究，学者樊树志、王家范、洪焕椿、陈忠平、陈学文、蒋兆成、范金民等都是学术前沿人物，学者们研究风格各有不同，但都颇有建树。
傍水而生,因水而兴--从若干水乡古镇的空间格局看水系对江南基层经济单元之发展与建设的影响
中国名城I建筑与城市傍水而生，因水而兴#一一从若干水乡古镇的空间格局看水系对江南基层经济单元之发展与建设的影响胡石郑得摘要：主要关注的是江南湖浜水荡中作为基层经济单元的乡镇。
结合周庄、荡口与唐市三个主要案例，分别从商贸活动、空间结构与建筑肌理三个从大到小的层面展开，较为详细地讨论了水道在江南水乡古镇的发展与建设中所起到的影响与作用。
关键词：水道；水乡古镇；基层经济单元；商贸活动；空间结构；建筑肌理Abstract: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w ater tow ns w hich functioned as the basic economic units in Jiangnan region. Used three main cases o f Zhouzhuang, Dangkou and Tangshi,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and role o f w atercours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towns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commercial activities,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architectaral texture.Key words ：watercourses ; w ater towns ; basic economic units ; commercial activities ; spatial organization ; architectural texture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144 (2019) -04-54 (6)作者简介胡石，东南大学建筑遗产保护规划研究院副院长，ICOM OS 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员，建筑学会传统民居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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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势所必然;另一方面,随着长江沿线经济的发展,长江这条全国最长、水量最丰的天然河道,其航运价值日益被开发利用,成为贯通东西的经济大动脉和重要的流通渠道。
流通格局的上述变化,既是全国性经济布局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和组成部分,也代表着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比较各区域之间流通的商品结构,我们可较清楚地看到各区域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江南地区以输入粮食、肥料等低值商品,输出棉布、绸缎等手工业品为主,属高收益型经济格局。
珠江三角洲输入粮食、棉花,种植果、桑等经济作物以供加工输出;同时转口贸易迅速发展,一种以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经济格局正在形成。
不过,这种经济格局的形成并非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清政府的/独口通商0政策。
长江中上游的湖广、四川等省以及新开发的东北和台湾,主要输出粮食、竹木,输入棉布、绸缎等手工业制品,即输出低值商品,输入高值商品,在地区分工中显然还处于劣势。
华北平原在明代曾大量输出棉花,换取棉布等手工业品;清代随着本地棉纺织业的发展,棉花从输出为主改为自用为主,并且已有能力与江南棉布争夺华北、西北、东北市场。
华北平原虽然还需要输入大量绸缎、纸、糖等手工业品,但至少在棉与布这一对原料与制成品的流通上,其劣势地位已得到根本改观。
比较分析各区域间的流通特点,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商品流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流通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各区域之间的物资交流,有无互易,更为重要的是流通使原本互不相关的一个个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可以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面上形成地区分工,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
从表面上看,这种分工似更有利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但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流通也促进了后起地区的发展,为它们迎头赶上提供了机会。
四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这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
一方面,各区域自身的发展使之对市场的依赖不断增加,区域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市场网络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品流通的扩大,又使各区域可以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发展,从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并获得较高的收益。
实际上,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同时也是市场网络和市场机制的形成过程。
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有赖于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和优势互补;而商品流通的发展,又有赖于一个畅通的、有相当规模的市场网络。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的形成,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大规模的商品流通的产物。
到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
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渐取代运河成为最重要的流通干线,在沿海和长江沿线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相继崛起,如广州、厦门、上海、天津、九江、汉口、重庆等等,这些港口城市大多成为鸦片战争后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
而在广大农村,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集市网已经形成,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使商品流通几乎可以覆盖全国的每一州县,甚至每一村落,从而将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各经济区域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使地区之间分工互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内在的动力与活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
=收稿日期> 2003-10-15=作者简介> 许檀(1953)),女,天津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经济史研究。
江南市镇史研究的走向范金民(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在中国区域史研究中,江南是成绩斐然的区域。
而在江南区域,市镇史研究又是尤为突出者。
#11#现代意义的江南市镇史研究,肇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
1964年,傅衣凌先生发表5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6一文,此文可以视为江南市镇研究的开拓性成果。
70年代中期,台湾大学刘石吉先生以清代江南市镇为硕士论文内容,于1978年发表了有关明清江南市镇的数量、专业市镇以及太平天国后江南市镇的发展的3篇系列论文(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为5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6一书),这是江南市镇史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成果。
进入80年代,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城镇化建设和市场经济步伐的不断加快,作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地区之一的江南,其市镇发展的历程也备受学界注目,江南市镇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而且20年来绵绵不断,高质量的论著源源不断地推出,其中大多数论著又问世于90年代以来。
今试举其主要者,中国大陆学者,有傅宗文的5宋代草市镇研究6,樊树志的5明清江南市镇探微6,陈学文的5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6、5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6,太仓市政协编的5刘家港研究6,朱小田的5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6,包伟民主编的5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6,陈国灿、奚建华的5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6,马学强的5从传统到近代:江南城镇土地产权制度研究6,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的5小城镇,大问题6、5小城镇,新开拓6等专著,费孝通、洪焕椿、王家范、蒋兆成、陈忠平、范金民、夏维中、吴建华等人的论文以及王卫平、单强、张海英等人著作中的市镇内容;台湾学者,有梁庚尧的5南宋的市镇6一书,李国祁、刘铮云、范毅军等人的论文;日本学者,有森正夫主编的5江南§Ë 市镇研究6,川胜守的5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6等专著,松浦章、新宫学、稻田清一等人的论文以及滨岛敦俊、夫马进、岸本美绪等人著作中的市镇内容;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的5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6(G.W.Skinner,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赵冈的论文等。
这样丰硕的成果,在江南区域史研究中极为醒目,成为20多年来江南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
这些研究,涉及到了江南市镇的各个方面,如樊树志的市镇专著,对明清时期苏、松、杭、嘉、湖五府的市镇作了分类和典型分析,论述了市镇的结构和网络及市镇风俗文化;陈学文的论著对明清时期杭、嘉、湖三府以及嘉定县的市镇作了系统的梳理;包伟民主编的市镇一书,对鸦片战争至1949年间的江南市镇,从街区型制特征、居民职业与阶层、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生活水平及人口城镇化、市镇在文化传播中的地位等方面作了多角度的探讨;朱小田的专著对近代江南乡镇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转型作了考察;马学强的专著对近代江南城镇包括市镇的土地产权作了富有创意的探讨;森正夫主编的著作从历史学和地理学结合的角度对江南市镇作了概括性研究,并对朱家角镇的兴衰和清末松(江)、太(仓)地区市镇的镇董作了开创性研究;川胜守的专著对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从市镇与交通、市镇与水利、市镇与商品生产、市镇的同乡组织、市镇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市镇人的信仰与市镇的四季生活、市镇的共同墓地与义冢、市镇的治安设施与制度、市镇社会等各个方面作了深广的探讨;洪焕椿的论文从江南农村产业结构的特色入手,对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兴起原因作了深入探讨;王家范的论文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结构、历史价值以及市镇大众消费作了论述;陈忠平的系列论文对明清江南市镇的命名特色、类型、生活、社会组织等作了细致的探求;蒋兆成的论著对明清江南市镇的功能特点作了探讨;范金民的论著对明清地域商人与市镇经济的关系以及苏州府市镇的分布特点作了探讨;夏维中的论文对明清时期运河沿线市镇的兴衰作了考察。
20多年的市镇史研究虽然硕果累累,但缺陷或不足也相当明显,仍有进一步深化和开拓的广阔空间。
一是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有关明清时段的研究较为精深,当代市镇的现状揭示得也较为清晰,而有关民国时段江南市镇的研究却刚刚起步,资料利用的面还很不宽,选题仍局限在有限范围,论述也不够深入,留下了诸多空白点。
二是受到某些时段特别是民国时段研究不足的局限,江南市镇从兴起、发展、兴盛到转型、变迁的全过程就无法系统链接,其特点就不能清晰地揭示出来,市镇与江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就难以真正诠释清楚,市镇在江南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就无从谈起,经济现代化包括市镇现代化的代价和成本更未见探讨。
三是研究的地域范围,由于受资料的局限,实际上始终未能涵盖到整个/江南0。
既有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相当于明清时期的苏、松、太、杭、嘉、湖五府一州地域,而对江宁、镇江两府几乎未予注目,对常州一府也论者甚少。
这使得江南市镇研究的成果同其他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果一样,虽号称江南,而实际上只是对江南核心区域特# 12 #别是太湖流域的研究。
即使同为/江南0,其各地市镇的不同的风貌、不同的发展水准、不同的发展特色、不同的内涵,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等,并没有全部展示出来。
四是在林林林总总的既有成果中,虽有不少成功的典型之作,对众多市镇作了个案研究,但或择取一朝,或专论某个时段,而有关单个市镇的跨时段、长时段的系统研究的贯通之作,至今未曾见到。
这就形成了江南市镇的整体面貌既不清晰,单个市镇的发展脉络也时断时续的缺憾。
五是江南市镇的丰富内涵远未揭示出来。
像川胜守那样的深广之作还不多见,大量市镇史的题中之意还未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不少论著仅停留在现象的罗列上,而较少原创性,甚至缺少应有的新意。
六是有关江南城镇化的程度、江南城镇人口的研究等,缺乏规范,界定不清,各说各是,从而结论上下悬殊的现象严重存在。
七是江南市镇与其他地区市镇的比较研究,虽有江南与华北市镇比较的佳作,但与其他地区的比较似乎还刚刚开始,比较研究的水准还有待提高。
商品化和城镇化可能是明清以来江南经济持续发展的两大特点。
进入新的世纪,随着江南市镇经济持续的广泛性增长和当代经济建设的新一轮高潮的兴起,江南市镇的魅力正在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
江浙古镇(周庄、同里、直、西塘、南浔、乌镇)正在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0。
中国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于2003年11月27日公布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0,江南市镇有直、周庄、同里、西塘、乌镇5镇位列其中。
江南市镇研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中外学界加强江南市镇史研究的趋势已逐渐明显。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湖州师范学院联合于2003年11月在湖州成功举办了中国江南市镇国际学术研讨会。
日本文部科学省/21世纪COE项目0有关于江南市镇文化及古建筑等内容。
目前的专题研究对民国时段的江南市镇选题最多,对南浔、盛泽、刘河、乌镇、菱湖等单个市镇的探讨也日见其多。
社会各界的这些努力,不但会促使江南古镇的保护得到加强,而且对于江南市镇的研究也是极大的推动。
今后的市镇研究,资料利用将会在利用文献的同时兼及口碑资料、实地调查、民间契约等,呈现多元化和多途径特点,选题无论是涵盖面和观照点均会呈现新趋向,江南市镇的共性和个性当会在深化和开拓的基础上展示出来,江南城镇化的程度经过实证和规范的探求也会趋向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