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研究综述(一)

近代文学研究综述(一)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纪，综观2001年的研究状况，成果相当丰富，约有10种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专着、专书和一百余篇论文问世。研究者普遍关注研究对象在文学转型时期的“新”和“变”的特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视野，打破单一的审美规范和价值标准，将探索引向深入；发掘出不少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出现了新的研究热点，弥补了过去研究中的一些空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一、对小说传播问题的探讨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小说研究往往等同于作家作品的研究，但小说的生成，实际上是由无数个创作-传播-创作环节构成的。传播沟通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后者又是推动小说发展的重要力量。传播方式的变革，对于近代小说的影响尤为巨大，是近代小说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 宋莉华的《近代石印术的普及与通俗小说的传播》⑴一文是其中重要论着之一。本文考察了近代印刷技术与通俗小说之间的关系，认为小说界革命和清末留日高潮直接促成了石印术的普及与石印小说的流传，并由此推动晚清小说创作的繁荣：“自1832年底，广州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开办的石印铺后，经营石印者渐多，终成席卷全国之势。光绪年间，仅上海一地，石印所即有56家，较铅印业多一倍有余。……石印术的普及为近代通俗小说的传播提供了切实的技术保障。”“一种小说往往在数家报刊连载，或先经报刊连载，复以单行本行世，其传播速度之快，影响面之大，不能不说是得益于石印技术的普及。”随之而来的是石印书局开始与报馆密切合作，取代了传统书坊，成为近代小说流通的主要渠道。报刊与书局多方合作，共同刊行小说，弥补了各自的不足，使各自的经营管理更具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首先体现在由报馆正式确立的稿酬制度，它使明末清初出现的小说的商品化倾向得到强化；其次，近代报馆和书局都表现出来更强的广告意识：“报刊已将刊登广告作为其赢利的主要手段之一，不仅有报馆、期刊社和书局所印书籍的广告，还包括各种内容驳杂的‘告白’。……而晚清书局的广告中，小说占据了最为重要的位置，详细罗列其册数、定价、插图情况、内容介绍、销售及征订地点和具体办法，还每每以特价相号召，总之，一切从有利于书籍销售的角度出发。”因此，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孕育了现代传媒意识的产生，并使传统书坊逐渐向现代转化。出于研究的需要，中国出版史的内容也纳入了作者考察的视野，本文思路开阔，对小说传播问题的探索较为深入和透彻。潘建明的《小说征文与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⑵一文，则从另一角度论证了近代报刊对小说家创作观念的影响。该文认为，晚清时期，伴随着小说社会地位及文学地位的提高，小说征文活动开始出现，从1877年的《申报》的“有图求说”，到1895年傅兰雅的“求着时新小说启”，两则征文在取得的社会反响、署名习惯、动机和目标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这些差异的背后，隐含着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脉络。而傅兰雅举办的小说征文活动以及他在启事中提倡的新小说观念，对晚清小说产生了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从第一次小说征文(1877)到第二次小说征文(1895)，中国小说吹响了由传统旧小说向近代新小说演进的号角，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幸运地扮演了号手的角色。这一耐人寻味的事件，再一次显示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文化近代化进程中所起的独特作用。”1903年之后，小说征文进入了活跃期，作者通过对多则征文启事的考察，简要梳理了晚清小说热点题材及其变迁过程，指出：“自1902年至1908年，晚清小说有从严肃的救国、强国、教育题材，向消闲的家庭、写情、滑稽题材逐渐转移的趋势，……”这一情况与这段时期小说征文旨趣的变化有着莫大的关系。另外，文章还描绘了近代小说创作中译、着的比重以及小说篇幅长短变化等方面的演进规律。这篇论着选取近代报刊的小说征文作为研究近代小说演进问题的切入点，角度比较新颖。 此外，袁进的《试论近代作家的崛起》(3)和《试论晚清小说读者的变化》(4)两文，分别就小说传播运行过程的两端——作家和读者的角度分析了他们在近代的转型和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于近代小说的深刻影响。王学钧的《文学报刊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5)与朱晖的《近代报刊与小说的勃兴》(6)也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 二、新热点：陆士谔及其作品的研究 陆士谔是清末民初小说创作中最多产的作家，一生创作了包括《新中国》、《新上海》、《新水浒》等在内的百余部小说，可谓著作等身，同时期很难找出匹敌者。然而过去对他的作品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非常不足。这一情况在2000年下半年已有所改观，2000年10月8日至11日，“上海近代小说暨陆士谔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以此为契机，2001年的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掀起了陆士谔及其作品的研究热潮。 王学钧的《实录与评论：晚清陆士谔社会小说论》⑺称得上这方面的代表论着。该文以翔实的材料，论述了陆士谔的人生和文学选择。作者认为：“科举废止促进了职业小说家群体的迅速扩大和‘新小说’的繁荣，也进一步促进了文学的职业化和商业化，同时在创作上也出现一个明显的整体特征，那就是模式化。”陆士谔就是这类“晚清小说史的第三代职业作家”之一，属于晚清科举废止后“立宪”和“革命”并存时期的一位职业小说家。他的小说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晚清和民国年间，本文着力探讨了陆士谔晚清时期创作的社会小说。作者指出，陆士谔的这部分小说承袭了梁启超式的“理想派”政治小说和李伯元式的“写实派”社会小说两大基本范型。在内容方面，将自己的小说自觉地作为“史”来写作，在实录“客观”事实中贯注作者“主观”的议论和批评，属于“揭发暴露”式的纪实性新闻小说。与此相应，陆士谔的社会小说在结构上也沿袭了李伯元《官场现行记》和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形式，或“以作者的‘全知视角’直接对小说人物事件加以评论”，或以作品中的线索人物作为“直接的观察者和评论者，从而加强好奇性和新闻性”。陆士谔的这部分小说被本文作者命之为新闻札记体小说：“新闻包含梁启超所谓在‘客观’实录中贯之以‘主观’的阐发和评论之意，札记就是许多独立新闻故事的联缀，也即全景式地实录和批评社会现象，所以称为社会小说。”本文还以较多篇幅论述了陆士谔社会小说中的独特思想意义，认为他的小说中具有强烈的“生计”意识，贯穿着他对“生计问题”的关注，而且敢于大胆地“实录”发表评论，“如果不是从狭义的文学，而是从广义的文化解读，特别是市民文化的角度看，则有着他的独到价值。”通过小说中生动的描述和深入的批评，“陆士谔毕竟发现了商业化社会及人本身的商业价值化的基本秘密。”从而比较客观地评价了陆士谔社会小说的思想价值。汤哲声的《故事新编：中国现代小说的一种文体存在——兼论陆士谔〈新水浒〉、〈新三国〉〈新野叟曝言〉》⑻一文，以陆士谔创作的几部名著续书为主要研究对象，论证了这类著作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作者认为，现代小说中“故事新编”式小说的始创者并非鲁迅，在他之前作出重大贡献者，以陆士谔为最。陆士谔的小说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新水浒》、《新三国》和《新野叟曝言》这三部：“因为这三部小说不仅表现出了陆士谔的政治思想和社会价值观，表现出了他的小说的创作风格，更主要的是，经过他的创作，‘故事新编’的小说文体最后得到了确立。”通过分析指出，这样的小说文体具有一些鲜明特征，它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作家本人的价值判断融会其中，使之有极强的讽刺意味。同时，在写法上，它常常借一点历史的因由而随意铺染，读者可以从作品人物的变异中得到新奇的感受，增加了阅读的兴趣。这些特征，使它成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很强生命力的一种文体。”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论析了以陆士谔这部分小说为代表的晚清“故事新编”小说的特征和价值。晚清“故事新编”小说具有现实社会的批判性、想象空间的开廓性以及叙事结构的创新性三大特征，这些特征都被现代小说继承，在现代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这篇论着将陆士谔的“故事新编”小说纳入中国小说文体形成的过程之中，从中凸现陆士谔小说在近代小说史中的地位，其角度和见解均有一定新意。 香港学者洪涛的《陆士谔〈新水浒〉与近代〈水浒〉新读：论时代错置问题》⑼一文，将陆士谔的《新水浒》这部续书与原作对比，探讨了前者所体现出的新的时代意义和作家的新思想以及独特的创作个性。纪德君的《陆士谔社会小说的叙事艺术》⑽则着眼于陆士谔小说的艺术特色方面，分析了这部分小说中的新的因素。此外，(韩国)崔溶澈的《陆士谔的著述概况及版本考察》⑾、陈年希的《陆士谔生平及著述年表正误、辨析及补遗》⑿以及(韩国)吴淳邦的《陆士谔的〈新上海〉和〈新中国〉》⒀等几种论着，也各有创见。 三、注重文学创作的地域特色：对同一地区作家群的考察 影响文学创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同地域的文学往往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地域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有关。就近代文学来说，有几个地区的近代文学成就非常突出，形成了几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重要作家群，在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将这些作家群放在相同自然、人文环境的大背景中，考察他们创作的共性与个性，论证这些作家群对文学近代化的积极意义，从而显示出他们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这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郭延礼的《福建人文与中西文化交流》⒁是一篇立论新颖、材料丰富的力作。该文选取了近代文学史中人才济济、成就突出的福建作家群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了几个在中西文学交流方面作出极大贡献的作家的重要成就，并且论析了近代福建独特的人文条件对该地区文人的积极影响。作者认为福建自古文化发达，人才辈出，有丰富的人文资源，特别是在近代，“福建既是抗抵外国殖民主义侵略的前线，也是近代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近代闽籍诗人、词人、小说家，可谓群星灿烂，在近代文学中占有显著的地位。作者列举了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魏秀仁、陈衍等数十位福建作家，展示了福建一地人才众多的盛况，并且指出福建作家对中国近代文学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上贡献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在中西文化交流这一领域。作者重点分析论证了严复和林纾这两位近代文化文学巨匠的成就，指出：“严复是系统译介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第一人，林纾则是翻译西洋文学最有影响的第一人。他们在翻译史上的光辉业绩已是有口皆碑。”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严译名著为中国近代知识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自己的一套译着在中国建构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理论基础，“倘论中国近代译介的‘西学’，严译八大名著在当时可谓最系统、最完整、最具科学意义的西学了。”对于林纾翻译成就的评价，作者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以译文为中心”的翻译批评标准，代替过去的“原着中心论”，从这个角度来说，林纾的翻译是对原着的再创造，他对原着的删节、增改，也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是有意而为之，这样，就给了林译小说一种新的评价。本文还分析了近代两个在“东学西传”方面有重要贡献的福建文人——辜鸿铭和陈季同的成就，并且指出目前对辜鸿铭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对辜氏向西方介绍中国经典和传统文化的成绩，以及他在翻译上的贡献，都很少有人研究。”此外，作者通过分析还总结了福建文人思想和创作方面的鲜明特色，首先，福建地处沿海，对外交通方便，信息灵通，思想活跃，使得这里的文人普遍具有一种可贵的开创精神。作者以林则徐、严复、黄嘉略、辜鸿铭、薛绍徽、林传甲等人为例，指出福建人“往往得风气之先，富有一种进取精神，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无数第一。”其次，学习西方的自觉意识，在福建知识界萌生最早，而且比较突出；再次，爱国主义精神在福建人士身上表现得非常鲜明。这篇文章视角新颖，见解不凡，称得上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论文。张应斌的《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⒂将以黄遵宪为代表的嘉应诗人为考察范围，展示了嘉应诗人对诗界革命作出的特殊贡献。作者指出：“无论是诗界革命发生的理论准备还是后来的领袖人物，嘉应诗人就占了半壁河山。”嘉应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文化环境使这部分诗人走在了诗国变法的前列。通过对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关系的探讨，揭示出嘉应文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意义。关于黄遵宪与诗界革命发生的关系，作者认为现行的中国文学史对诗界革命的描述不正确，黄遵宪早于梁启超二三十年就提出了后来视为诗界革命思想的核心理论，并同时开始创作新派诗，可视为诗界革命的源头(这点过去已有多人指出)。黄遵宪诗歌革新理论内容丰富，自成体系，是其思想文化革新理论的组成部分，它表达了诗歌革新和全面进行思想文化革命的时代要求。同时，作者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