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战争战俘：238人全部被剥夺军籍

中越战争战俘：238人全部被剥夺军籍

1979年3月16日下午，北京。中国外交部第三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新闻发布会座无虚席。外长黄华与广西、云南前线指挥部通电话后，向中外媒体宣布：参加这次边境战斗的中国军队胜利完成作战任务，已于当天全部撤回国内，“中国在越南从此已无一兵一卒”。历时28天的战争理论上就此结束，但事实上，中国参战的50多万名官兵中，仍有数百人下落不明。有的已流尽最后一滴血，长眠在亚热带红土地；有的因负伤或迷路未赶上部队，正在异国密林中遭受饥渴与恐惧的煎熬。而更多的失联未归者，已被解除武装，在越南人枪口下痛苦而屈辱地度日，他们已成了“战俘”。

中国解放军官兵落入敌手，早在这场战争前夕已有所闻。当时，第一线部队曾奉命派出侦察小组，潜入越南境内搜集敌情，有的小组就未能“全身而退”。最早的被俘者，据说是常驻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的陆军第123师侦察队张姓军医。战争在2月17日清晨终于爆发，第一波中国军队，廿多个陆军师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敌阵。越南为保存实力，急令精锐部队退避三舍，留在最前线抵抗的地方武装、公安军或民兵伤亡惨重。这种情势使越方在战争初期难以俘获中方人员。

3月2日，越北重镇谅山失守，拱卫首都河内的门户已被推开。中国若继续挥师南进，红河三角洲将无险可守。但解放军却奉命就此止步，北京随即宣称“达到了惩罚目的”，从即日起逐步撤军。此时被越方捉到的中国战俘尚不到40人，其中多数还是伤病员。相反地，中方俘获的越南武装人员却有数千人之众。就在这时，中方的千军万马中响起了一支莫名其妙的“即兴曲”：从重庆开到广西的第50军，本来一直奉命按兵不动，担任战略预备队。该军官兵目睹出境作战的部队陆续回撤，边境各地纷纷搭起凯旋门，欢迎歼敌英雄归来，都感到脸上无光。于是，该军一再向广西前线指挥部请示，坚决要求让部队走出国门，到实战环境锻炼。“前指”觉得战事既已接近尾声，料再无硬仗可打，遂同意50军出境，任务是掩护友军撤退。

第50军确实是仓促上阵：有经验的老兵多数已在战前被抽调到参战部队，补充来的新兵入伍仅数月，训练不足。有的连长还来不及认识本连战士，有的连队竟无一套完整的战区地图，有的士兵出征时穿着塑料凉鞋。但50军全军上下情绪亢奋，一心要出国走一趟、放几枪，免得被人讥为“观战部队”。轻敌浮躁往往与厄运同行。就在外长黄华宣布撤军完毕之前几天，50军第150师448团的两个营，在离边界不远处遭遇前来袭扰的越军部队。夜暗中漫山遍野枪声大作，该部发觉退路已被切断，与友军失去联系，顿时阵脚大乱。

448团团部下令各单位分散突围，更造成战斗力严重削弱。结果，该团（尤其第二营）被熟悉环境的越军分割包围，大批官兵先后缴枪就擒，其中包括团参谋长、营教导员、连排长与许多士兵。有一个连队甚至是集体放下武器，由连长出面与越军接洽投降事宜。

事发当天，广西前线司令员许世友与他的搭档、政治委员向仲华，正在南宁市郊青山的地下指挥所观赏香港武打片。许世友早年投身革命前，曾于1913至1921年在河南嵩山少林寺练功习武，后来看武打片便成为他的最爱。连日来部队回撤大致顺利，许司令稍感放松，遂召来“前指”电影组为他放映，权当休息。

据当年的电影放映员曾宪文、陈健中回忆，就在银幕上刀剑铿锵、鏖战正酣之际，一名机要

参谋送来了448团被击溃、数百人失踪的急电。许世友顿时大惊失色，满脸怒容地起身离席。政委向仲华挥挥手，吩咐电影组赶紧收拾机器走人。为避免影响士气，中方高层当时对448团两个营两百多人被俘一事秘而不宣。但河内“越南之声”广播电台行动很快，立即设置了一个特别节目，每天安排两、三名中国战俘出来自报姓名、籍贯、职务、部队番号，以及何时被俘。名为“向亲属报平安”，实则试图瓦解对方军心。当时“前指”的军官们急于了解情况，多不顾“严禁收听敌台”的命令，私下偷听。间或会有人听到熟人的名字，更是慨叹不已。

越方这种广播，甚至使中央军委一项命名英雄模范的行动紧急叫停。事情经过是：第42军坦克团有一辆坦克在第一阶段作战打得很英勇，当同行其它坦克中弹瘫痪、步兵又追赶不上时，单骑插入敌方纵深，一直冲到高平省省会高平城内，才被反坦克地雷炸翻。部队咸信这辆坦克的四名乘员（车长、炮长、驾驶员、二炮手）已全部牺牲，于是报请中央军委，希望追授“英雄战车”光荣称号。军方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符育群、王锡潮也在重兵保护下，赶赴现场拍摄纪录片。

没想到几天之后，这辆坦克的郑姓二炮手（广东潮州人）却在越南广播电台开口说话，中方这才知道他已被俘。追授光荣称号一事当然因此告吹，解放军总政治部还严令参战部队今后“注意核实英雄模范事迹”，慎防再摆乌龙。直到硝烟散尽的当年5月，交战双方互报战俘名单，中方才知道：解放军在这次“惩越之战”中总共有239人被俘（448团占202人），其中一人因伤病死于羁押期间，实际交付遣返者为238人。另有少数失联战士经过艰辛跋涉，在战后一、两个月中陆续归队，虽然被折磨得皮包骨、遍体鳞伤，但总算躲过了被俘的厄运。

中国的俘虏营没有围墙

中方在这场28天战争中押回了数千名越南俘虏。尽管这些人都是在真枪实弹较量中被活捉，但并非每个人都算得上真正的“战俘”。原因在于，越南仿效国共内战时期实行“人民战争”，把边境居民武装起来抵抗“中国侵略”，甚至某些老弱妇孺也人手一枪。

捉到这些有武器而无军籍的越南平民，反使中方大伤脑筋。当时在广西的雝宁、百色、天等、大新四县各设立一处俘管所，每处关押几百到一千人。但其中只有雝宁与百色两处对媒体开放，就是因为另外两处关的全是“老百姓”，里面有父子、兄弟，甚至孕妇，确实“有碍观瞻”。

百色俘管所主要关押越南正规部队与公安军的官兵，算是如假包换的战俘营，在押者军阶最高的是一位姓农的上校。“前指”联络部曾邀请外国记者前往百色参观，藉以展示中方胜利。雝宁俘管所主要关押越南民兵，以及少数现役军警，只接待国内媒体或其它经过特许的参观者。

当时参观过雝宁俘管所的军中文化名人有电影编剧黄宗江、作家沈西蒙、吕兴臣、导演史文炽、诗人纪鹏、柯原、叶知秋等。据知情人士称，俘管所设在雝宁县蒲庙镇的县党校旧址，距南宁市30公里。该处十几幢平房疏落有致，绿树成荫，但四周竟无围墙或铁丝网，只有背枪的解放军游动哨来回巡察。

越南俘虏一律穿藏蓝色服装，睡上下两层的木床。中方透过越南华侨翻译告诫他们：俘管所保障各人在警戒范围以内的人身安全，但若私自逃跑，在此范围之外被民众打杀，中方概不负责。事实证明这一警告十分有效，直到俘虏遣返结束，各俘管所始终未发生逃亡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