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丕“文以气为主”到陆机“诗缘情”

从曹丕“文以气为主”到陆机“诗缘情”

发表时间：2012-01-19T14:58:41.090Z 来源：《时代报告（学术版）》2011年11月供稿作者：杨博

[导读] 《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业性著述。在曹丕的心目中，文学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浅论魏晋之际文学审美思想的变迁

杨博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41-1413（2011）11-0000-02。

摘要：曹丕的《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一说，是当时文学自觉意识最主要的体现方面之一，反映出建安文学的慷慨气概与感伤情怀的双重审美性格。陆机的《文赋》是中国古代美学史上第一篇全面系统的论述文学审美特征的文章，空前的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重要观点，追求形式美和柔性美。从曹丕“文以气为主”到陆机“诗缘情”，汉末魏晋的文学审美思想经历了层层深入的变迁，反映着了社会心理、情感的变迁。最终这一时代唯美主义审美思想走向圆满。

关键词：典论论文；文赋；魏晋；文学审美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认为中国美学思想大转折的关键，而魏晋之际就是“这一大转折的关键的关键，是这一大转折的全面启动时期”（陈炎《中国审美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这一时期，文学审美文化逐渐由社会与伦理名教转向自然与性情，因为这时人们开始向自身个性与情感的回归，使得文学由以前的政治工具而真正变为了一种艺术与美。但这一时期的文学审美也是一个逐渐的变迁过程。曹丕的创作被刘勰称为“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文心雕龙·才略》），就是说他的文采具有壮美与秀丽的双重性格；西晋陆机的作品却被后人认为“矫健之气不复存矣”（沈德潜《古诗源》）。这一变迁表现在文学思想理论上时，在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中有具体反映。

《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业性著述。在曹丕的心目中，文学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他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的文学价值观，突出和拔高了文学本身的地位和功用，对文学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评价。这无疑突破了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使文学不再仅是汉代作家眼中的雕虫小技。然后，曹丕对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及其风格给予了分析，并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这是他的文学自觉意识最主要的体现方面。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以力而致”。他认为“气”大致可以分为俊爽超迈之气（“清”）和凝重沉郁之气（“浊”），每位作家的作品所表现出的才情与个性，各自有其本质依据，不可能通过刻意的努力勉强求得一致。比如他在文中提到的 “孔融体气高妙”，又在《与吴质书》说“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

曹丕所谓的“文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是文艺创作中的心理（甚至生理）因素，没有伦理色彩。他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建安七子各自显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所导致。这与魏晋人崇尚自然的风气观点也是相符合的。

“气”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表示某种物质存在，代表一种能量，推动事物运动和变化的原动力；具体到人，就相当于引发人生命活动的原始基质。曹丕把“气”确立为文学艺术中的主导地位，他不仅认为文艺创作是个体才情气质的一种自然表现，并且将人的生命气质、个性才情视作艺术的中介与核心。这就使文学的重心从外向型的政治、伦理层面，回归到了内在的个体才情和情感气质领域。这“标志着中国美学第一次真正把理论焦点凝聚在人自身，凝聚在人的生命、个性、情感、气质中。……即标志着对‘诗言志’说的一种超越和扬弃”（《中国审美文化史》）。

从“文以气为主”出发，曹丕又提出了“诗赋欲丽”的重要见解，他把“丽”看作是诗赋区别于其它各类文体的专有属性。这一观点与以往（比如汉代）的文学思想大不相同，在文学艺术审美中，确有开创之功。——“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丽”应是指美好、美丽，是感性上的愉悦，其形式应是和谐美好的，内容上也不是以往那种刻板乏味的伦理教化主题，而是以个人生活与情感、情趣为主。但曹丕在这里强调的“丽”，未必就是柔媚婉约之美，而是更偏重于壮丽、劲健之美，人格以及主体情怀的刚健壮慨，正是鲁迅所说的“华丽之外，加上壮大”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其实“诗赋欲丽”的观点与“文以气为主”说所体现的人的自觉和文学内含的生命情感世界，它们之间是前后对应，紧密相连的。一说到“气”，就当然不会是软弱，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力量，一种较强烈的精神及情感力度。正如刘勰评价建安诗文“慷慨以任气”“梗概而多气”，并说曹植之作“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既然如此，曹丕所谓诗赋的“丽”，也是“气”所产生的一种审美效应。大致而言，是慷慨气概与感伤情怀的结合。

为什么当时的文学理论和文艺创作会呈现这样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特色呢？因为那个时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传统的时代，动荡纷乱的现实生活让人忧惧恐慌，名教伦理的崩坏令人茫然迷惘，但社会政治信仰的缺乏恰恰使作家开始深入内心，关注人性与命运，从而推动纯粹文学的出现。从来文艺是苦闷的象征，是生命力受到压抑的产物。日本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认为：“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向人生的道路进行的时候，我们或呻，或叫，或怨嗟，或号泣，而同时也常有自己陶醉在奏凯的欢乐和赞美里的事，这发出来的声音，就是文艺。对于人生，有着极强的爱慕和执著，至于虽然负了重伤，流着血，苦闷着，悲哀着，然而放不下，忘不掉的时候，在这时候，人类所发出来的诅咒、愤激、赞叹、企慕、欢呼的声音不就是文艺吗？……”（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建安作家的诗文创作，正是在表达这种种或嗟怨或号泣或激愤或欢呼的发自灵魂的呐喊。外在的动荡而严峻的社会现实与内在的凄然悲怆的心理现实交织在作品中，产生出独特的审美效果。曹操说：“慨以当慷，忧思难忘”“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短歌行》），是一缕挥之不去的忧虑郁结于胸臆。曹丕“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杂诗其二》），何晏“转蓬去其根，流飘从风移”（《言志诗》），则是是对生存本身的忧思，生命有限，人生无常，个人命运如浮萍般无根且无依。而曹植的作品在这方面就表现得更加突出了，他说：“日月不恒处，人生忽如寄”（《浮萍篇》），“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吁嗟篇》），人只是暂时寄居在世间的孤独过客，人们在宇宙的存在如同风中的沙尘般纷纷扰扰，随风飘荡。在叙述精神恋爱的《洛神赋》中，他隐约的抒发着理想成烟、佳景难追的失落感与幻灭感，以及生命活力被压抑的苦闷。……

建安文学所表现的外在物质现实与内在精神现实之间的强烈冲突以及这一冲突所引起的痛感，在西晋时期的文学作品，就显得不突出了，反而被清丽、温雅、工巧的审美格调所代替。著名诗人潘岳尤擅伤秋色、悲华发，其晚年追念爱妻之作，被后人评为“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11）。而比他稍晚的陆机，则更加追求辞藻雕琢，技巧工丽的形式美。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