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永佃权融资制度的历史考察及其当代启示(一)

我国永佃权融资制度的历史考察及其当代启示(一) 关键词:永佃权融资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融资 内容提要:永佃权融资制度发端于北宋时期，明清两代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至清末始出现衰败的迹象。永佃权融资制度的表现形式包括永佃权典卖、抵押等契约、习惯与国家法。永佃权融资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衰败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其成败得失对当代土地承包经营权融资立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所称永佃权融资，是指永佃权人通过“典卖”1]、“抵押”等方式处分永佃权，以获取一定的生产、生活之资的农地权利融资活动。永佃权融资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早期的永佃权仅有用益功能，永佃权人只有占有、收益土地的权利，其后，永佃权才逐渐具有融资功能，永佃权人不仅享有占有、收益土地的权利，而且可以通过典卖、抵押等方式处分永佃权以解决某种资金需要。或许是因为永佃权价值式微的缘故，永佃权的融资问题很少被学术界所关注。当前，土地承包经营权融资(抵押)试点正在全国各地广泛铺开。2]作为农地权利融资特别是小额财产权融资的一种历史形态，永佃权融资的成败得失对当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融资实践仍有借鉴意义。鉴于此，本文试考析之。 一、永佃权融资制度的历史沿革 中国永佃权融资制度的历史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宋至明代前期的萌芽阶段、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的相对发达阶段以及清末至民国时代的衰败阶段。 (一)宋至明代前期：永佃权融资制度的萌芽阶段 这一时期，永佃权融资规范主要表现为民间的永佃权融资契约。国家制度层面的永佃权融资规范虽然已经出现，但永佃权融资习惯基本上没有形成，永佃权融资也只是少数地方的现象，永佃权融资规范并不具有普遍性。 北宋早期即出现反映永佃权存在的记载，如宋仁宗天圣四年(1027年)下诏允许襄、唐二州的营田“召无田产人户请射为永业”，3]宋英宗(1063-1067年在位)时有佃户依约获得“常为佃户，不失居业”4]的权利。上述两例说明永佃权依诏以及依约存在的情形，但并无永佃权可以通过典卖、抵押等方式处分之意。因此，其时的永佃权基本上还只是佃户的一种永久耕作权，并不具有可以典卖、抵押等融资处分权能。永佃权典卖、抵押等具有融资性质的契约行为则大致在宋徽宗(1100-1125年在位)时才出现。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知吉州徐常在奏疏中说：“诸路惟有江西有屯田非边地，其所立租则比苗税特重。所以祖宗时许民间用为永业。如有移变，虽名立价交佃，其实便如典卖己物……又其交佃岁久，甲乙相传，皆随价得佃。”5]这说明江西当时的官田租佃中佃户享有的永佃权已可流转，自然，永佃权的融资功能也就产生了。南宋孝宗(1162-1189年在位)时，江西的佃户已开始通过“资陪”的方式典卖永佃权。6]所谓“资陪”，是指在典卖永佃权时，如果前佃户在土地上已经有所投入，如改良土壤、建造房舍等支出，新佃户也要给予相应的补偿。永佃权典卖中“资陪”规则的产生，表明南宋时，江西一地的永佃权融资规则较北宋时已有所发展。有学者认为，宋代在永佃权上还可以设立抵押权(其时称为“抵当”)，设定永佃权抵押时，不需转移抵押标的物，比起永佃权典卖而言，永佃权抵押的融资性质更加明显。7] 元代的皇帝诏令以及国家法律已出现永佃权融资规范。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诏令：“募民耕江南旷土，户不过五顷，官授之劵，俾为永业，三年征租。”8]“佃种官田人户，欲转行兑佃与人，须要具兑田情由，赴本务官司陈告勘当，别无违碍，开写是何名色官田顷亩，合纳官租，明白附簿，许立私约兑佃，随即过割。承佃人依约纳租，违者断罪。”9]上述两条规定反映元代官田租佃中永佃权及其转佃融资制度的存在，也说明国家法对永佃权融资契约的认可。不仅如此，元代永佃权融资契约已开始向习惯方面发展。元代至元年间的《崇明县志》中甚至有关于“一田二主”的记载。所谓“一田二主”，即佃户享有田皮(面)权，田主保留田骨(底)权，佃户与田主可以各自独立处分其权利。10]“一田二主”现象的存在显然表明元代永佃权融资已开始向习惯方面发展。 从总体上看，北宋至明代前期，永佃权融资现象还只在江西等少数地方存在，永佃权融资基本上局限于个别契约行为，永佃权的融资习惯还远未形成。明代早期的各式反映租佃关系的契约中，大都写有“如佃人不愿耕作，将田退还业主，不许自行转佃他人，任从业主召佃，不得执占”11]等文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直至明代前期土地永佃关系及其融资活动仍然是很有限的。 (二)明中叶至清中叶：永佃权融资制度的相对发达阶段 这一时期，永佃权融资现象越来越普遍，大量的永佃权融资习惯开始形成，而国家也从司法层面充分肯定了各种永佃权融资习惯，永佃权融资的习惯法开始形成。 大约在明中叶以后，已有较多的地方如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地出现了“一田二主”现象，永佃权的典卖行为开始流行起来。在这些地方，佃户不仅取得永佃的权利，而且佃户处分永佃权已达到相当活跃的程度，以致顾炎武感叹：“至于今日，佃非昔日之佃，而主亦非昔日之主……南京各衙门所管草场田地，佃户亦转相典卖，不异民田。”12]至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福建、广东、江西、浙江、江苏等地的永佃权典卖现象更为普遍。永佃权人因欠债、无力耕种、另谋他业、缺钱使用等都可能典卖永佃权以获得相应的资金。例如，江西崇义县佃户雷奇超因欠债转让田皮七石五斗得银二十七两；13]广东新宁县佃户陈建安因无力耕种出典田皮六亩得钱二千文；14]江西上饶县佃户周廷桂因外出做生意转让田皮三石(得钱数额不详)；15]福建南靖县佃户徐包因无钱使用转让田皮二斗得银三十二两等。16]这些充分说明，永佃权典卖已成为江南地区佃户实现自我救济与调剂资金余缺的经常性手段。 与此同时，各地永佃权典卖行为相沿成习，形成大量的所谓乡例、俗例与惯例。在此试举几例：江西瑞金乡例：“子退父田，母有画字礼银”17](意谓父亲亡故，以儿子的名义出卖田皮时，需母亲在场画押，田皮受让人要支付母亲画押礼钱，否则，田皮转让不生效)；浙江瑞安乡例：“佃户佃田有顶佃银子，故可将田顶当于人”18](意谓佃户支付顶佃银子获取佃权的，有权将田皮典卖于他人)；湖南茶陵县俗例：“佃户无力耕种，可将佃田顶给别人得钱还租”；19]等等。这些乡例、俗例、惯例摘录于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的相关案例，其中一些案例反映这些习惯已经祖上数代奉行，说明在明代时这些习惯就已形成。永佃权典卖习惯的大量形成，说明永佃权典卖规范已发展到较为稳定与定型的状态。 对于民间的永佃权典卖习惯，国家的司法活动也是充分认可的。《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一书收录了雍正、乾隆年间与永佃权典卖有关的180余宗案例，印证了许多永佃权融资纠纷的处理都是充分考虑乡例、习惯的。20] (三)清末至民国时代：永佃权融资制度的衰败阶段 这一时期，国家民事基本立法开始对永佃权典卖、抵押等民间习惯进行全面的审视，总体上表现出对永佃权融资习惯的法律限制；永佃权融资制度也没有与近代农业、金融组织的发展结合起来，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 清末，国家对永佃权融资的干预逐渐增强，永佃权融资被纳入国家民事基本法的调整范围。除了永佃权转让行为得到国家民事基本法律的正式认可21]以外，永佃权出典、抵押等民事习惯都没有得到国家立法的明确肯定，如《大清民律草案》就没有永佃权出典、抵押的规定。国家立法的不明确态度事实上是对通行多年的永佃权出典与抵押习惯的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民间土地权利融资作用的发挥，以致民国以后，流行一时的永佃权出典、抵押现象趋于终结。与此同时，永佃权融资制度也并没有与近代农业、金融组织的成长结合起来。在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资料中很少有永佃权融资与近代大农业、金融机构结合的事例。永佃权融资规则仍然处于一种服务于简单、初级的民间货币余缺调剂的落后状态，基本上游离于近代大农业与金融制度的发展之外。 二、永佃权融资制度产生、发展及其衰败的社会根源 永佃权融资制度的萌芽、发展及其衰败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主要有宋代以后土地租佃关系的变化、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地关系的紧张以及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限制等。 (一)土地租佃关系的变化为永佃权融资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条件 宋代以来，封建租佃关系发展的一个总趋势是佃农对地主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1027年11月，宋仁宗颁布了一个诏书，规定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广东等地的佃客，只要在每年收获之后，交清地租，就可以和地主商量去留，地主不能故意“抑勒”、“拦占”，22]从而肯定了佃户享有更易主户的权利。明、清两代，佃户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在某种情况下，已享有与地主平等的权利。明洪武五年(1372年)颁布“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则以亲属之礼行之”23]的命令，就是用亲属的少长关系冲淡传统主佃的良贱关系。清雍正五年(1727年)，发布“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规定“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乡绅照违制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杖八十。地方官失察，交部议处”，24]肯定了田主虐待佃户应负的法律责任。这些规定大大提升了佃户在主佃关系中的地位。 随着佃户法律地位的提高，在土地租佃关系设定时，佃户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在租佃谈判中，佃户开始利用有利于自己的谈判条件，如开垦土地将一块生地变成熟地、祖孙几代租种某块土地、自己原来就是某块土地的业主以及与地主具有至亲或睦邻关系等，逐渐获得了对地主土地永佃并进而处分永佃权的权利。而宋代以后定额租制特别是押租制的实行，地主不用承担地租收益的风险，客观上放松了对佃户的劳动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永佃权的发展。于是，土地租佃关系由原来的人身关系或人身性较浓的财产关系转变为较为纯粹的财产关系，由债权性财产关系转变为物权性财产关系，由财产用益关系转变为财产处分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永佃权的权能与功能也逐渐发生分化：由占有、使用权能发展到处分权能，由用益功能发展到融资功能。 (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永佃权融资制度得以发展的关键 宋代，农村的商品经济已有较大的发展，田产典卖现象已很普遍，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集、墟、赶场)，经常交易的有日常用品和生产工具。25]明、清两代，在江南地区的农村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小农在农业以外大多从事纺纱、织布等家庭副业，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伴随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流通日益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