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在本书中，作者在开头就写到：“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时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而作为一本历史书，为什么偏偏要挑这“无大事可叙”的一年来书写呢。

作者从万历皇帝开始，通过对一个又一个代表性人物的介绍。让我们对明朝当时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有了一个较为整体的了解。

中学的历史教材告诉我们，我国的中央集权在明朝达到了一个顶峰。从理论上说，明朝皇帝的权利应该是不受限制的。而读完此书后才愕然发现，万历皇帝非但不能为所欲为，反而在很多事情上还得受制于臣下，被这个由他的祖先所建立的以道德为唯一标准的体制所摆布。个人在这样的体制下是无力的，有人雷厉风行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如张居正、有人奉行中庸之道以温和的办法来协调问题如申时行，以及海瑞、戚继光、李贽。他们都有志推动国家的发展，维持社会的安定。可是他们或因被人弹劾，或行政失误，或言论过激。要么死后被抄家，要么辞官告老，要么身死狱中鲜有修成正果的。而他们失败的真正原因应该在于损害一个庞大的文官集团的利益，他们在实际上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导者。

明朝从太祖开始，制定下了笼络文人与高压同时施行的策略。大力推行程朱理学，以八股取士。这样的策略，渐渐使得程朱理学成为社会上唯一公开认同的价值观。而明朝的法律并不十分完备，皇帝意欲用道德来统御全国。一切是非曲直的判断都要“翻译”成道德的语言才能拿得上台面去公之于众。而这样的“道德至上”理论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文官集团的指导思想。以至于弹劾官员时也硬要扯上其道德低劣，不配在其职位上工作。

以道德代替法律可以使说是明朝的创举，当道德代行法律的职责的时候。因为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相较于法律，道德是有很大弹性的。如海瑞“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的断案标准，完全是为了满足道德的要求而很可能弃事实于不顾。

而道德所涉及的范围又远远比法律要广。全国的大小官僚期望皇帝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利和能力对国家做出贡献，他的全部行为要符合道德规范，而道德规范的最终解释却是由文官集团来确定。

本书中提到了历史的惯性。我看来，万历年间的各种事务都可以用它来解释。从明朝建立起到万历年间，它已经经历了二百多年以四书中的道德作为最高意识形态的日子。换句话说，是明太祖所建立的以道德为最高指导的思想绑架了明朝。及至万历年间，明朝的发展方向已经不是皇帝或是某些臣工可以改变的了。万历皇帝的“罢工”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俗话

说，国不可一日无君，而万历皇帝因为立储问题与群臣闹矛盾，消极怠工长达三十年。而帝国统治机器依然正常运转，居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文官集团有制度上的保障，也有思想上的巩固。而整个文官集团是以儒家思想为思想核心，这样便造成了一个以道德来实现统治目的的国家，缺乏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使大批的人挂羊头卖牛肉，为国家的灭亡埋下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以道德代替法律，会造成中国政治一系列的弊端。依法治国，并且让法律与时俱进，不要让这段历史仅仅成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