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科技文化繁荣昌盛的原因
秦汉时期的科技成就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秦汉时期的科技成就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是科技成就最为显著的时期之一。
在此期间，中国的科技水平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这些科技成就不仅使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也为中国的交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探讨秦汉时期的科技成就以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吧。
一、农业方面1、轮耕机械的使用在秦汉时期，人们开始使用轮耕机械，这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轮耕机械可以将田地耕得更深，从而使土地更加肥沃，可以大大增加农作物的产量。
此外，轮耕机械的使用也大大节约了人工，节省了大量劳动时间，人们也可以利用这些时间从事其他的工作。
2、农民水利建设的发展秦汉时期，人们开始注重水利建设。
他们修建了人工河道、水坝和灌溉渠道，从而保证了农作物的生长。
此外，他们还开始使用地下水，这不仅可以灌溉农田，也可以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用水需求。
因此，农民生产的粮食得到了大幅增加，也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农业产出的压力。
二、手工业方面1、铁制品的使用在秦汉时期，铁制品的使用逐渐代替了青铜制品，这使得手工业生产的效率得到了提高。
铁制品具有硬度高、强度大、可塑性好等优点，因此广泛应用于农具、器具、兵器、建筑等领域。
铁制品的使用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2、纺织业的发展在秦汉时期，纺织业得到了蓬勃发展。
人们开始使用水力、畜力等动力源，生产工具和技术也得到了改进。
纺织品的产量大幅提高，成为了商品交流和贸易的主要品种之一。
纺织业的发展也为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
三、交通方面1、道路的建设在秦汉时期，人们开始注重道路建设。
他们修筑了通行于各地的官道，使得交通更加便捷。
这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还有利于政治控制和军事操作。
2、船舶的使用在秦汉时期，人们开始使用船舶，这为交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人们可以利用船只在江河、海洋上进行运输和贸易活动。
此外，船只也成为了战争时期的有利武器。
秦汉时期的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
秦汉时期的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科技发展的辉煌时期之一，这一时期不仅涌现出许多科学家和发明家，还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科技突破，对当时的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农业方面，秦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在农具方面，秦汉时期提出了"斗耕三锄"的农耕模式，即先用犁进行大田犁耕，然后用木耙进行耙平和去草，最后用锄头进行松土和深耕。
这种农耕方式不仅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还减少了劳动强度，为农业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在水利工程方面，秦汉时期的水利建设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众所周知，水利工程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秦朝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家李冰修筑了著名的都江堰，利用蜀地脉络复杂的河网，将金沙江、雅砻江两条大江水分别引入蜀地，解决了长期以来蜀地水利极不便利的问题。
这个工程极大地改善了川中平原的灌溉条件，推动了当地农业的蓬勃发展。
同时，秦汉时期的冶金技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当时，铁器的制造和应用水平显著提高，冶炼技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秦人创造了水力炼铁法，即以水为动力将生铁冶炼成铁器，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铁器的质量，还降低了生产成本。
此外，秦汉时期还出现了炼钢技术，大大提高了铁的硬度和质量，为日后的冶金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医学方面，秦汉时期的医药学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
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创作了《伤寒杂病论》，成为了中国古代医药学的经典之作。
该书系统总结了当时的医疗经验，对于传染病的治疗和预防有着重要的意义。
同时，秦汉时期的医学还发展起了"四诊法"，即望、闻、问、切的治疗方法，提高了医生对疾病的诊断准确性和治疗效果。
此外，在桥梁建设、纺织业、造纸业等方面也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
秦汉时期修建了许多大型桥梁，如历史文化名城洛阳的百间桥，它的形式是连续多孔拱梁桥；在纺织业方面，丝绸和布匹的生产工艺得到了进一步改进，提高了纺织品的质量和产量；造纸业方面，秦朝时期已存在制露纸的技术，到了汉朝则进一步发展，大幅度提升了纸张的质量。
秦汉时期的科学技术与经济进步
秦汉时期的科学技术与经济进步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段时间不仅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的变革，还在科学技术和经济进步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本文将以此为主题，分别从科学技术和经济进步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在科学技术方面，秦汉时期的中国人民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首先，农业方面的进步是非常显著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通过兴修水利、调整土地制度和推广农具等方式，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此外，当时科技人员也积极研究农业栽培技术，改善了农作物的品种，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这些进步为秦汉时期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医学领域，秦汉时期的科学家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著名的张仲景编写的《伤寒杂病论》被视为中医药学的里程碑。
这部书详细介绍了各类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并提出了许多有效的药物处方。
这部巨著对后世的医学教育和临床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在天文学和地理学领域，秦汉时期的科学家也有了显著的进展。
董至成是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他观测并记录了天体的运行轨迹，并详细绘制了精确的星图。
在地理学方面，张骞率领的西域使团开启了丝绸之路，不仅推动了友好贸易，还使中国人民对于西方世界的了解更加深入。
除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秦汉时期的中国还在经济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首先，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一时期，货币的使用开始普及，商业交流的范围也扩大了。
此外，还推动了商业法规的完善，改善了市场环境。
其次，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为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秦汉时期，农业税的减轻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农民能够从事其他非农业活动，增加了社会的经济活动和财富创造能力。
此外，乡村经济的发展也催生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兴起。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在科学技术和经济进步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
这些成就不仅为中国古代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繁荣则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
两汉科技文化的评价 -回复
两汉科技文化的评价-回复评价两汉科技文化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之一，这个时期的科技文化发展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两汉时期，科技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有一些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而另一些则相对滞后。
本文将从科技和文化两个角度来评价两汉时期的科技文化。
一、科技方面1. 整体发展程度：两汉时期，在农业、医学、军事、水利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
比如，在农业领域，红薯、桑葚等大量农作物被引入，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在医学方面，司马迁的《太素》被誉为古代医学巨著，对于后世的中医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军事领域，两汉时期的强大军队为后来的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在水利方面，蓄水渠、水闸等水利设施的建设，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2. 精神追求：两汉时期的科技文化表现出一种追求精神的特点。
以天文为例，东汉时期的张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能感知地震的仪器，名为“浑仪”。
这种创新不仅是当时对科技发展的追求，更是对人类认知宇宙的追寻。
这种精神追求在当时的科技文化中普遍存在，推动了一系列科技创新的发展。
3. 原创性和创新性：两汉时期的科技文化表现出一定的原创性和创新性。
比如，在工匠艺术方面，两汉时期瓦器、青铜器、漆器等的制作技术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农业方面，农业工具的改良和农作物的引进都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这些创新不仅满足了社会需求，也丰富了科技文化的内涵。
二、文化方面1. 文化繁荣：两汉时期的文化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
文人墨客如司马相如、班固、班彪、许慎等相继涌现，他们的文学作品成为后世文化的重要遗产。
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至今仍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
此外，两汉时期还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知识普及：两汉时期的科技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普及开来。
成书于东汉的《方舆总志》是一部地理学巨著，为古代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汉朝的文化和科技发展有何特点
汉朝的文化和科技发展有何特点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其文化和科技发展具有独特的特点。
在汉朝期间，文化和科技呈现出多元化、创新性和高度发达的特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文化发展的特点1. 继承和发展上古文化：汉朝延续了上古时期的许多文化传统，如孔子的儒家思想和墨子的墨家思想等。
同时，秦朝的法家思想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2. 推崇儒家思想：汉朝推崇儒家思想，儒家成为了主导的学说。
通过实行儒家思想的政策，汉朝积极倡导“仁政”，强调尊重君权、忠诚与孝道等，这对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 文学繁荣：汉朝的文学成就卓越。
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有《论衡》、《楚辞》、《史记》等。
同时，汉朝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史记》的诞生时期。
4. 艺术与人文关怀：汉朝对艺术的发展充满热情，出现了许多文艺创作精品。
书法、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同时，汉朝注重人文关怀，提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道德观念，推崇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理念。
二、科技发展的特点1. 工程建设：汉朝在工程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修建了许多著名的水利工程，如灌江、水车、灌溉系统等；此外，长城的修筑也是汉代科技发展的一大成就。
2. 医药学发展：汉朝医学研究的领域更加广泛，针灸、脉学、草药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培养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医学家。
3. 冶金技术：汉朝的冶金技术也十分先进，开发了许多冶金技术，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开创了中国古代冶铁业的新纪元。
4. 科学技术进步：汉代的科学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天文学家、历法学家如揭谛、刘洪等，他们对天文学和历法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造纸术、印刷术等重要科技也逐渐形成。
综上所述，汉朝的文化和科技发展具有独特的特点，既继承和发展了上古文化，又注重了儒家思想的推崇；同时，在科技领域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这一时期的文化和科技成就不仅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历史上的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汉唐时期的科技与文化繁荣
中国汉唐时期的科技与文化繁荣中国汉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科技与文化的繁荣是其重要特征之一。
在这个阶段，我国的科技与文化取得了很多重要的进展，为后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汉唐时期的科技与文化繁荣。
首先，在汉唐时期，农业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
这一时期，煮器和营养学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有利于增加粮食产量。
同时，汉代还发明了水力臻鞅车、脚踏车等农田施肥和耕作工具，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而在唐代，农业生产进一步提高，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如大运河的开凿和灌溉系统的修复都大大改善了粮食的产量，保障了社会的稳定。
汉唐时期的工艺制造业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在冶金领域，发明了高炉和铸铁技术，极大地改良了农具和武器的质量。
而在纺织业方面，汉代发明的纺车使纺织工业得以快速发展，使得织物的产量和质量都大幅度提高。
唐代的造纸术更是引发了出版业的繁荣，书籍的大规模生产与流通广泛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汉唐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医药学的黄金时代。
著名的医药经典《黄帝内经》和《难经》问世，系统阐述了医学的理论与实践，为后世的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药物的研究和运用也得到了较大的进展，许多草药的性质和功效被深入研究，开创了中草药的应用。
在建筑和工程方面，汉唐时期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汉代的修筑长城工程和唐代的大规模宫殿建设，体现了当时的建筑工程水平。
同时，汉代还发展了制图术和测量学，为后世地理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除此之外，汉唐时期的科学发展也表现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
在天文学方面，唐代的天文学家秦仲华使用了新的观测仪器和方法，成功预测了日食和月食。
在数学方面，汉代的《九章算术》和唐代的《数书九章》成为了后世学习数学的重要教材，为代数和几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化方面，汉唐时期社会的诗词之风盛行，许多杰出的文人墨客相继涌现。
唐代被誉为诗歌的鼎盛时期，出现了许多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他们的诗作成为了我国文学的经典之作，影响了后世的文化和艺术。
35昌盛的秦汉文化精品PPT课件
• 通过学习秦汉时期的科学技术成就，谈一 谈，面对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这些神奇的 发明与创造，你有何感想？
最早的纸
蔡伦改进造纸术
西汉，最大残长8厘 米，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 滩5号汉墓出土。甘肃省 博物馆藏。
公元105年，东汉蔡伦 改进造纸术。为纪念蔡伦 的功绩，人们把这种纸叫 作“蔡侯纸”。
造纸术的传播
造纸术外传
中国造纸术的 发明和改进对人 类文化发展有何 贡献？
有利于人类 文化的保存和传 播，是中国对世 界文明的巨大贡 献。
记载了 初年数学家 和周公的一段对话，提出 了勾股定理的特例 比 西方早了 年。
我国一部古代数学专著，总 结了春秋到汉代的数学成就。 标志着以计算为中心的中国古 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1.秦汉文化的昌盛表现在哪些方面？ 2.秦汉文化为什么昌盛？ 3.昌盛的秦汉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秦汉时期的主要文化成就
小组合作：
自制表格，梳理秦汉时期在造纸术、 数学、医学、史学、宗教等五方面的文 化成就。
表格形式不限，但力求科学合理。
请结合秦汉时期的主要文化成就，说出和以 下事物或语句相关的人物或史实，并介绍其 影响。各小组选择2个。
乐山大佛
《千手观音》
道教与中华科技
写在最后
成功的基础在于好的学习习惯
The foundation of success lies in good habits
24
谢谢大家
荣幸这一路，与你同行
It'S An Honor To Walk With You All The Way
讲师：XXXXXX XX年XX月XX日
华佗回答说：“倪寻是外实症，李延是内 实症，所以治疗他们也应当用不同的方法。” 马上分别给两人服药，等第二天一早两人一同 起床,病好了。
秦朝的科技创新推动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
秦朝的科技创新推动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秦朝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朝代。
秦朝的建立不仅标志着中国从一个分裂的封建社会走向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还在科技创新方面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
这些科技创新的成果不仅改变了古代中国的面貌，也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农业技术的发展在秦朝时期，农业是中国古代经济的基础。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秦朝采取了一系列的科技创新举措。
首先，秦朝加强了对灌溉系统的建设和管理，修筑了许多灌溉渠道和水利工程，有效解决了农田灌溉的问题，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其次，秦朝还推广了粮食储存技术，通过建造大型的仓储设施，能够储存更多的粮食，确保了国家的粮食安全。
这些农业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也为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兵器制造的创新秦朝在军事领域也做出了许多科技创新。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强调军队的重要性，并且大力投资兵器制造。
秦朝的科技人员改进了箭矢的制作工艺，使得箭矢的射程和精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同时，秦朝还发明了重要的军事装备，比如兵器、盔甲等。
这些兵器制造的创新促进了秦朝的军事实力的提升，为秦朝的统一和后来的历史进程奠定了基础。
三、建筑工程的突破秦朝是中国历史上建筑工程技术水平最高的朝代之一。
秦朝兴修了许多宏大的工程，如万里长城、秦始皇陵等。
其中，万里长城是秦朝为了保卫边疆而修建的重要工程，展示了中国古代最高水平的防御工程技术。
秦始皇陵则是中国古代最宏伟的皇家陵墓之一，其规模和建造技术也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这些建筑工程的突破不仅体现了秦朝的科技实力，也为后来的建筑工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测量和天文观测的进步秦朝在测量和天文观测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用部分地区的测量单位作为统一标准，实行了度量衡的统一。
这对于国家的统一和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秦朝还在天文观测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秦始皇下令修订历法，调整了月亮与太阳之间的关系，使得农历的计算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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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科技文化繁荣昌盛的原因1、秦汉时期文化的繁荣昌盛是建立在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说明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2、秦汉时期许多重大的科技成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的聪明才智与非凡的创造力详细的原因在于以下部分：一、政治史研究政治史方面的研究文章,在栏目中占有较重的分量。
政治制度与职官方面,简修炜的《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与农民的反封建斗争》(1988年第2、4期)一文,揭示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等历史特点与农民反封建斗争的密切联系,突出地显示了该时期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明显个性。
方北辰《释九品中正制之一品虚设问题》(1989年第1期)一文,通过考察该制度的历史渊源,认为魏晋之际,儒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并未根本动摇,三皇五帝、禹、汤、文、武、周、孔这些儒家崇尚的“圣人”,仍享有极崇高的地位,儒家的名教仍然左右着士大夫的思想,而当世活人要跻身于位至极品的圣人之列是不可能的。
陈琳国《试论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吏的考课》(1991年第2期)指出,魏晋以后,秦汉时期通过上计来考课地方官吏的形式已名存实亡。
东晋南朝未能建立起合理的考课制度,只以输入赋税的多寡来衡量地方官吏的政绩。
北魏后期重新建立起考课制度。
西魏、北周的考课卓有成效,因而地方吏治情况较好。
赵昆生《曹魏侍中考释》(2000年第6期)对曹魏的侍中进行了考察,认为它是曹魏重要的权力中枢,构成了君权实现方式的核心。
关于政治事件,在司马睿对待祖逖北伐的态度问题上,刘伟航《司马睿对祖逖北伐态度之我见》(1988年第2期),不同意历代史家对司马睿的责难和批评,作者认为:自司马睿渡江直到祖逖北伐的七年中,南北形势并没有形成一个北伐的大好时机;东晋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也难以成为北伐的经济保障;东晋派戴渊节制祖逖的目的在于对王敦形成威慑,阻止其叛乱活动。
王永平《曹爽伐蜀之目的及其失败原因考析》(1999年第3期)指出,历来对曹爽伐蜀的动机及其失败原因研究不够,认识停留于表面。
作者认为,曹爽伐蜀不是“轻举妄动”,而是在军事力量远不及司马懿的条件下采取的一种政治手段。
通过伐蜀,曹爽既可控制军队指挥权,又能在政治上排斥司马懿,专断朝政;他所以失败,也不仅仅因为军事准备不足及蜀国尚有抵抗能力,主要原因在于司马懿及其党羽的破坏,这种破坏在出兵、作战和退兵时都存在。
孔毅《论曹魏之黜抑“浮华”》(2000年第1期)指出:魏武帝曹操之“破浮华交会之徒”,旨在打击政治上的异己,为改朝换代清除障碍;魏明帝曹睿之罢退“浮华之不务道本者”,旨在打击思想上的异己,最终却自毁家门。
门阀士族是魏晋南北朝史中经久不衰的论题,马欣在《士族新论》(1987年第2期)一文认为,研究“士族”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称谓复杂、概念混乱。
不仅治史者深感棘手,也给后学者带来困难。
根据名实相符和传统习惯的原则,该文对芜杂繁多的概念进行清理筛选,认为较妥贴而且适合魏晋南北朝官僚集团的名称,该是“士族”,其他都不规范。
就士族的历史地位问题,文章指出,就整个士族来说,它趋向腐朽,那是在它取得了特殊的社会地位并把持了政权以后的事情,无视士族的演化过程,一概骂倒的做法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
关于门阀政治的性质和历史作用,孟聚在《北魏孝文帝门阀制度论略》(1990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不能将作为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门阀制度与南朝的门阀制度相提并论。
北魏鲜卑贵族是在长期战乱的废墟上建立起北魏政权的,北方以门阀大族为领袖的坞堡不仅维护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而且保留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较高水平的汉族文化。
因此北魏统治者不能不依靠门阀大族谋划方略、制定政治礼仪、发展封建经济,因而也就不能不实行门阀制度。
针对张承宗“吴四姓”为“东吴四姓”之说,张旭华、王宗广《“吴四姓”非“东吴四姓”辩》(2000年第4期)认为,“吴四姓”应是“吴郡四姓”,即吴郡之顾、陆、朱、张;其中张、朱二姓的代表人物就是吴郡张温、朱桓和朱据。
社会组织、成分方面,1988年第1、2期上连载章义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奴婢及奴婢制度研究》,是作者整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一是对这一时期奴婢来源和数量的分析;二是对奴婢社会役使范围的考察。
前者的结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奴婢主要有战俘、价买、籍没三大来源,较之两汉,私属奴婢的数额显著增加。
后者的结论是:这一时期奴婢的役使范围不仅与奴隶社会的奴隶的役使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而且与两汉时期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即该时期奴婢的绝大部分已由两汉时期的非生产者转变为社会的直接生产者,都被普遍地役使于农业、手工业等生产部门。
周国林的《论蜀吴图籍中“吏”的身份》(1987年第2期),是具有考证辨析性质的文章。
该文针对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多种看法,通过数据统计,文献、文物的印证,认为蜀吴图籍中的“吏”既不是指身份低贱的“吏”民,也不是指地位优越的士族,而是对包括上至三公、下至佐史之类的低级官员在内的所有国家官吏的总称。
张敏《东晋南朝宾客述论》(1999年第2期)认为,东晋南朝宾客的构成成分比前代更为复杂,有门第低、学品高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有避难的北方人士,有所谓材力死士、门生故吏,也有江湖游客、隐士。
宾客作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没有与佃客、僮客等封建依附民合流,相反,一部分继续受到王侯大臣的礼遇和重视。
不过,宾客的社会地位确实有所下降。
二、经济史研究专栏文章中,篇幅较多,影响较大者当属社会经济史,1985年第2期学报刊发了施光明的《释曹魏屯田制中的“分田之术”》,文章涉及的是一个古老的课题。
因为曹魏屯田制度为历代史家所关注,多有论述,但关于“分田之术”这个具体而重要的细节问题,几乎无人问津。
作者认为,“分田之术”是一种授田之法,其具体内容是确定给屯田民屯田土地的数量,大约是一夫一妇一百亩。
文章刊出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不少刊物或复印全文或转摘观点,并马上引起了争论。
同年第4期,专栏又刊载了周国林的争鸣文章《“分田之术”是授田之法吗?》,该文指出,“分田之术”不是“授田之法”,而是有别于“计牛输谷”的征税方式。
专栏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1988年第1期,长达三年之久,所发表文章均被《中国史研究动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三国史研究四十年》等文献转载。
历代史家关于曹操的研究文章多不胜数,但对他的整个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论述,尚不多见。
张雷的《曹操经济政策述评》(1985年第4期)一文,从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认为曹操的经济政策有着丰富而广泛的内容,屯田政策是其核心,而租税政策、奖励政策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是紧密围绕屯田政策而展开的,在他整个经济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
曹魏时期的屯田规模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郑佩欣的《曹魏许下屯田规模虫虫彖测》(1988年第3期),通过当时曹魏每年的地租所得和粮食总产量以及劳力的耕种能力等因素的层层分析剥离,得出建安初年许下屯田的大致规模———约拥有60万亩耕地,8000多屯田户,40000余人。
商业、交通贸易史研究方面,马志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海贸易的变迁与高涨》(1988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南海贸易得到巨大发展,奠定了广州的通商贸易口岸的重要地位,为隋唐以后海外贸易的进一步繁荣打下了基础,也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郑敬高《论六朝的商业资本形态》(1994年第1期)认为,六朝商业发展,以小商人资本兴盛、官僚商业资本强劲、大地主侧身市场为特色,基本实现了商业资本的封建化,它导致了商业资本的饱和。
这种饱和以盘剥小生产者取得丰厚利润为前提,是资本与特权结合的结果。
超商业强制割断了商业与经济自由、竞争平等、法律秩序之间的必然联系,阻碍了商业资本的正常积累,构成了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致命弱点。
刘汉东《水路交通运输与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的发展》(1998年第3期)指出: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与交通运输的关系相当密切。
特别是大批量的货物运输,对交通条件的要求较高。
水路运输既方便,载重量又大,沿途码头的设施以及较大船只的使用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水路交通比较发达,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江南经济逐渐赶上甚至超过了北方,水路交通是其重要因素。
区域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引人注目,牛润珍的《3—6世纪海河流域城镇布局的考察》(1991年第2期)令人耳目一新。
该文不仅考证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海河流域县级以上的城镇数目,而且还从地形、地貌、气候、气象等其他学科入手,考察了当时海河流域城镇的布局及其特点。
极具学术价值的是,它着眼于史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体现了全新的选题角度,而且运用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的研究方法。
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
韩国学者池培善先生的《就封裕上书论前燕慕容皇光时期的经济政策》(1999年第3期),通过分析慕容皇光在位时期,记室参军封裕的上书来探讨前燕的社会经济政策,试图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解答北方游牧民族进出中原之后,异民族以何种形态发展国家。
三、思想文化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成就辉煌,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史课题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施光明《论五凉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融》(1990年第2期)一文选题新颖,把当对许多人忽视的西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代表着魏晋史研究的一个方向。
作者指出,当中原动荡、文事荒落之时,在五凉统治的河西地区却出现了一个具有浓郁的西北风采和异域情调的学术文化空前兴盛的局面。
他认为,这是西域与五凉之间学术文化双向交流和双向选择的结果。
正是在众多不同的领域中各种文化现象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瑰丽多姿的五凉文化。
宗教问题仍然是文化讨论中的重点之一。
程有为的《魏晋南北朝河南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兴盛》(1986年第3期)一文,将佛教在河南的传播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汉末、曹魏时期初步传播;西晋十六国时期迅速传播兴盛;至北魏达到极盛,由此他认为,河南是佛教在中国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其原因有四: 一、佛学东渐,河南居“天下之中”,为必经之地。
二、其时作为都城的洛阳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河南地又在都城附近。
三、佛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朝廷官府的赐予和富人的施舍,而京城及其附近的佛寺是近水楼台。
四、河南地区战火连绵,人民苦难深重的现实,为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为教义的佛教提供了肥田沃土。
黄修明《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政治化特征》(1992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佛教传入中国后迅猛流播发展的时代,也是佛入中国而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其重要特征是受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造和影响日益世俗政治化。
无论是作为宗教形态的佛教或是作为宗教信徒的佛门僧尼,都没有超然于世俗政治之外独立存在,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政治、参与政治、服务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