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1

文献综述一、译介中国大陆对村上春树作品的译介起步较晚，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89—2000年。

这一阶段翻译村上的作品比较少，类型也比较单一，主要包括《挪威的森林》（1989年）和《青春的舞步》（即《寻羊冒险记》、《象的失踪》、《世界镜头与冷酷仙境》和《舞舞舞》的合集）。

第二阶段为2001年至今。

200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开始大量翻译村上的作品，包括小说、随笔、游记、童话和纪实文学等。

2006年村上凭《海边的卡夫卡》获得捷克的卡夫卡文学奖，该奖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敲门砖。

这个奖令村上作品的商业价值得到不小的提升，版权费也水涨船高。

所以，村上2007年以后的作品，包括《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1Q84》、《无比杂芜的心绪》等，都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译者也从林少华换成了施小炜。

在这个阶段，村上的作品在中国一路畅销，并且已经显露出长销之态。

二、研究概况国内对村上春树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89至2000年。

这一阶段研究村上的作品较少，且视角相对单一，主要集中于对“村上春树现象”的分析和以村上春树为代表的日本后现代文学的研究。

第二阶段为2001年至2008年。

随着村上作品被大量地翻译到中国，并在中国一路畅销，学术界开始重视起村上春树来。

研究作品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研究角度亦是丰富多样，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另一方面，国内开始出现关于村上的专著。

第三阶段为2009年至今。

2009年村上的集大成之作《1Q84》出版，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从这一年开始，国内每年发表的关于村上的论文总数超过100篇，其中硕博论文的数量明显增多。

研究的角度较上一阶段更加丰富，研究也更加深入细化。

许多学者开始注意到国内村上研究与国外的差距，开始引进国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专著。

这个阶段可称为村上研究的繁荣期。

（一）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对村上的研究较少，主要是分析“村上春树现象”和研究以村上春树为代表的日本都市文学的后现代性。

在对“村上春树现象”的研究上，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孙树林的《论“村上春树现象”》（《外国文学》1998.08）。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村上春树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村上春树之所以走红日本文坛，原因有三：一是读者被村上作品的“情绪”所牵引；二是独特的故事性；三是小说中男女平等的意识。

此外，作者认为村上独树一帜的文体，小说强烈的寓意性、作品中的流行文化元素、作者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甚至书本的装帧等等，都是“村上春树现象”形成的原因。

林少华《村上春树作品的艺术魅力》（《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03）从村上春树作品本身的特点分析村上春树热的现象。

他认为，村上春树的作品之所以畅销，原因有四：一是作品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交叉；二是独特的文体和语言风格；三是准确而含蓄地传达了时代的氛围；四是点化出人们心中的田园与青春之梦。

在后现代性的研究上，这一时期的文章主要把村上春树放在日本战后文学当中，讨论日本战后文学的后现代性。

何少贤的《试论日本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国外文学》2000年第1期），将村上春树视为后现代主义作家。

他在文章中从语言、结构、故事、人物、思想等方面总结了日本后现代小说的特点。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国内只是将村上春树看做一名异域的流行小说作家，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因而只对其流行的现象加以讨论。

研究的角度少，且不够深刻。

（二）第二阶段随着《挪威的森林》在亚洲的畅销，村上春树作品的影响力迅速上升。

2001年以后，中国内地开始大量翻译村上春树的作品，“村上春树现象”也在中国内地迅速扩散开来。

这一时期，国内村上作品研究迅速丰富了起来，研究角度非常多样，除了继续对“村上春树现象”和村上小说的后现代性的研究外，从比较文学、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文化身份等方面入手的文章比比皆是，分析村上春树小说的艺术特色也是研究热点。

这一时期研究者们对村上《挪威的森林》和《海边的卡夫卡》这两部作品格外感兴趣，研究这两部小说的文章数量很大。

值得一提的是，开始出现一批村上的研究专著，主要有雷世文的《相约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的世界》、林少华《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和岑朗天的《村上春树与后虚无时代》。

除了国内专著之外，外文专著也开始被译介到国内，主要有美国杰·鲁宾的《洗耳倾听——村上春树的世界》和日本学者小森阳一的《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

这一时期对“村上热”现象的研究偏重于村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本土化。

视角丰富，成果丰硕。

邢灵君的《村上春树在中国——当代中国文学思潮下的村上热初探》（《西北大学学报》2005.03）认为村上春树的小说之所以在中国走红，是因为他的现实主义作品（即《挪威的森林》）凸显了生活的真实面，迎合了当代中国“新写实”的文学思潮。

林少华在《村上春树在中国——全球化和本土化进程中的村上春树》（《外国文学评论》2006.03）中谈到了村上春树的作品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他认为，中国读者对村上春树作品的喜爱表现在四个方面：倾心文字、情系孤独、追问隐喻和领悟深刻。

王志松的《消费社会转型中的“村上现象”》（《读书》2006.11）从书籍的装帧、编辑、排版宣传等方面的变迁分析村上春树小说在中国从俗文学到雅文学的消费转型。

作者认为村上的小说消费在中国的转型对打破雅文学和俗文学的界限起到一定的作用，也影响了中国一批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

马军和胡雪的《中国的“村上春树热”》将村上归入纯文学作家行列。

他们认为，村上的小说呈现出强烈的西化特征。

他的作品之所以在中国走红，是因为其西化思想引起了中国青年一代的共鸣。

村上在中国的流行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开始接近西方现代艺术的潮流。

关于村上春树作品的后现代性研究也步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赵薇在《<挪威的森林>与后现代语境下文学主题的探讨》（《学术交流》2007.10）中通过分析《挪威的森林》中的人物形象，探讨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的主题。

他认为《挪威的森林》深刻揭示了信息承载崩溃的时代，人的孤独与病态。

李玉娜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视野中的村上春树》（《枣庄学院学报》2005.06）以村上的小说《斯普特尼克恋人》为对象，从后现代文化的角度分析小说的孤独与自我丧失的主题。

任凤云《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村上春树》（《安徽文学》2008.08）认为，村上小说的创作技巧、叙事方式都带有后现代主义的倾向。

作者反对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割裂开来看待，认为应该将村上定义为一名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作家。

李步浩的《村上春树小说创作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南京师范大学）论述在日本后现代主义文学背景下村上小说的创作及其特点，如小说人物独特的个性和生存方式、情节和内容要点、雅俗共赏的美学特征等等。

村上春树一开始就以与日本传统文学迥然不同的面貌登上文坛，他的小说呈现出浓重的西化色彩，因此很多研究着关注村上小说的文化身份。

高文慧在《西方现代视域中的村上春树》（《德州学院学报》2005.05)中指出了村上小说诸多的西方特色。

吴雨平的《村上春树：文化混杂现象的表现者》（《外国文学研究》2003 .05）认为村上是具有“双重写作身份”的作家，他的作品体现了“多元文化的混融与共生”，村上作品的流行反映了西方文化对当代日本文化的巨大影响。

尚一鸥的《美国情结与村上春树的小说创作》（《外国社会科学》2008.07）看到美国文化与村上小说千丝万缕的关系，将村上小说誉为“‘后战后’时期的精神史”。

作者认为，由于村上没有将美国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关系当做问题来看待，村上的小说未能实现“时代人格化的品位”。

许多研究者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分析村上春树的作品。

吴玉芬、周延松《诗意、悲悯与救赎——存在主义视界中的村上春树<青春三部曲>》（《咸宁师专学报》2002.05）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分析村上的“青春三部曲”（《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和《寻羊冒险记》的合称）对人的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

杨书平《<海边的卡夫卡>之存在主义阐释》（《赤峰学院学报》2008.01）认为村上将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命题植入小说，通过人物故事对这些命题进行表现和思考。

作者认为《海边的卡夫卡》超越了虚无，“显示了存在主义崇尚‘行动’、‘自由选择’、‘自主存在’观的全部深度和积极意义。

”朋骋的《哲学性自杀的悲歌——存在主义视阈中的村上春树小说》（《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04）从村上小说中的自杀情节出发，认为村上小说中人物的自杀属于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性自杀。

作者将村上定位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存在主义作家，认为作品中人物的自杀皆是源自现实的荒谬与人追求意义的冲突。

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等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也开始被引入对村上的研究。

吴永恒的《当代日本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失落与复苏》（《长江大学学报》2008.12）从村上的几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为对象，分析日本女性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中逐渐失落自我，在某一个人生阶段又开始重新寻找自我的现象。

余娇娜、朱建军的《日本的死亡文化心理研究》以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和村上春树三位作家为例，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分析日本文化中的死亡。

比较研究也是这一时期村上研究的一个热点。

谢志宇的《从安部公房到村上春树》（《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08），徐克芃的《村上春树与菲茨杰拉德——<挪威的森林>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比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07），曹志明的《村上春树与日本“内向代”文学的异同》（《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07），吴永恒的《村上春树对F·S·菲茨杰拉德的接受》（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04），金蕾的《张扬与隐晦——试析<挪威的森林>与<红楼梦>》(《安徽文学》2009.08），李苏晋的《<挪威的森林>与<红玫瑰与白玫瑰>两性模式比较》等，将村上春树的作品与西方文学、与日本本土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行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研究者们相当重视《挪威的森林》和《海边的卡夫卡》这两部作品。

一部在亚洲创造了销售神话，也是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一部村上的小说；另一部获得了弗兰茨·卡夫卡文学奖。

叶岗的《<挪威的森林>的象征色彩》（《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11），李力的《试论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的主题意蕴及艺术独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2004.03），郭勇的《穿越生与死的界线——论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外国文学》2006.11）等，分别从艺术手法、主题意蕴、艺术特色等方面对《挪威的森林》进行分析和阐释。

刘青梅的《一部充满隐喻的成长小说——解读<海边的卡夫卡>》（《绥化学院学报》2007.02），秦刚的《<海边的卡夫卡>现象及其背后》（《读书》2007.08），张青的《试析<海边的卡夫卡>的命运意识》（《西北大学学报》2006.07）和《村上春树的叙事艺术——试析<海边的卡夫卡>》（《外语教学》2006.11)分别从象征及隐喻、作品的疗愈效果、命运观和叙事艺术等方面阐释小说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