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宗教起源发展

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第一章宗教的起源在宗教学于19世纪后半叶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宗教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就已进入到了宗教学家们的视野，成为他们探究宗教这一社会现象的一项基本内容。

恩格斯“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第一节宗教的迷宫一、研究宗教起源问题的意义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伏尔泰：“十二个人建立的基督教，只要一个人就能够毁灭它。

”首先，宗教起源是一个同宗教本质紧密相关的问题。

宗教人类学家泰勒既然提出了宗教起源于“万物有灵论”的假说，他也就不能不把宗教界定为“对于精灵实体的信仰”；再如，宗教社会学家杜尔凯姆既然认定宗教乃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事实”，“图腾崇拜”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还是“最原始的制度性宗教”，则他之主张宗教起源于“图腾崇拜”，就是一件在所难免的事情了。

其次，宗教起源是一个同宗教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紧密相关的问题。

宗教学奠基人缪勒在《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中之所以要非常激烈地反对布罗塞斯的拜物教理论或神物崇拜论，强调拜物教并非宗教的原始形式，而只是一种“衰败宗教”，其目的不但在于揭示所谓宗教无非是人对无限存在物的信仰，更重要的还在于昭示宗教根源于存在于人类自身之内的体悟“无限”的本能或能力，昭示宗教的历史发展乃是一种从单一神教走向多神教和唯一神教再走向无神论的演进过程。

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因为既然宗教根源于存在于人类自身之内的体悟“无限”的能力，则人类之发现“阿特曼”（Atman）这一“内在自我”和“神圣大我”、走向无神论，就是一件迟早要发生的事情了。

再次，宗教起源问题的认真探讨有助于开展对“宗教启示说”的评价。

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宗教传统对于自身起源的说法虽然不尽一致，但是它们一般都十分强调自身有超自然的神圣渊源，特别是圣经传统的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更是自称为启示宗教，宣布自己起源于上帝的启示。

例如，根据有关经典记载，犹太教是摩西奉上帝之命，并根据上帝同他在西奈旷野的立约建立起来的；而伊斯兰教也是穆罕默德按照安拉的天启创立的。

因此，对宗教起源问题的探讨，无疑不仅会有助于宗教起源问题上的正本清源，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对“宗教启示说”出现的动因作出深层次的说明。

最后，宗教起源也是一个关涉人的自我认识及其历史发展的大问题。

既然事情确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宗教归根到底是“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则从宗教的源头考察宗教，便势必有助于我们对人自身的两重性，如有限性和无限性、依存性和能动性、现实性和理想性等，有一个更为鲜明又更为深刻的体认，对人的历史发展有一个宏观的“长时段”的把捉。

实证哲学和宗教社会学的开山祖师孔德在宗教探源的基础上，“发现了一条伟大的根本规律”，这就是“我们的每一种主要观点，每一个知识部门，都先后经过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

”在此基础上，他还把以人本身为崇拜对象的“人道教”作为宗教发展的终极形态。

仅此一例便可看出宗教探源的极其重大的人学意义。

由此看来，悉尼大学宗教研究系教授加里特朗普在其名著《宗教起源探索》中断定“有关宗教起源的问题在思想史上具有永久的重要性”，是有其充分理据的。

二、探究宗教起源问题的困难1、宗教起源问题既非常古老又非常现代宗教起源是一个既相当古老又非常现代的问题。

说它相当古老，乃是由于早在“轴心时代”乃至史前时代，我们的人类祖先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了。

例如古希腊埃利亚学派的先驱塞诺芬尼（约公元前565年－473年）在其《讽刺诗》中断言神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设想出来的。

但是，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宗教起源又是一个断然现代的问题。

这不仅是因为直到最近一二百年，宗教起源才作为一个重大问题被公开提了出来（这一事件一般地同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及其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决定性影响相关），并得到严肃而自由的讨论；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先前人们对宗教起源的思考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直接的直观”的性质，或者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语言说，都是“天才的直觉的东西”，尚不是“严格科学的以实验为依据的研究的结果”。

只是到了近现代，随着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和比较宗教学等科学门类的兴起和发展，人类对宗教起源的探究才开始真正奠放在“严格科学的以实验为依据”的基础之上，奠放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之上了。

2.宗教考古与不确定性作为一种调查研究方法和智力活动的史前宗教考古业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无论如何，现在人们已不再局限于收集不可能测定其年代的地表发现物，而是通过不断的深层发掘，发现和收集一系列可望通过测定同位素来确定其年代的大量证据。

但是，现代人类予以承担的是一项对“人类史前时期”（即人类没有文字记载的相当漫长的时期）进行“宗教考古”的使命。

在践履这一使命时，现代人类无疑要面临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

首先是由于史前时期年代测定的确定性问题。

按照《宗教起源探索》作者加里特朗普的说法，现代人类确实已经掌握了多种测定遥远过去年代的方法，如氟年代测定法、花粉分析法、荒漠岩漆测定法、热致发光年代测定法、阳离子法、地层学环境确定法等，但是，在所有这些测定年代的方法中，最著名的则是放射性炭测定法。

然而，放射性炭测定法最为有效的测定范围则限于大约200年至2万年间的掘获物，如果年代超过2万年，可测量的放射性将降至极低，误差因素则成指数上升。

如所周知，根据地质年代学的沉积分类原理，人科动物和早期人类的化石通常位于更新世即距今300－250万年至1万年的沉积层中。

既然如此，则宗教考古提供给我们的数据的可信性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是如何理解和解释所掘发的材料问题。

据澳大利亚古生物学家雷蒙德达特所说，他曾经发现了和南方古猿的骨头一道有一些石棍这样一种历史遗迹。

这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个南方古猿是这根石棍的“制造”者吗？这根石棍是这个南方古猿的随葬品吗？换言之，这根石棍具有宗教意义吗？根据某些考古学家的说法，作为一种“类人动物”的发现于非洲遗址的南方古猿，其生活年代约在距今120－140万年之间。

则宗教的起源的时间难道就应当因此而断定在这一如此遥远的历史年代吗？当然这里无疑还潜藏有一个达特的宗教考古是否失实的问题以及现代人类测定技术有效性的程度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南方古猿的骨头和他身边的石棍是不会自己说话的，它们的意义是全靠现代人类投射给它们或赋予它们的。

而面对着如此巨大的时间间距，现代人类所作出的解释之发生误差或偏差恐怕是难以难免的。

既然如此，则不管人类宗教考古的技术如何先进，在宗教起源问题上，我们都将面临着一个相当宽阔的未知的或至少是不确定的领域。

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获得宗教在史前时期的“绝对起源”，我们永远不可能确切地或具体地知道宗教的确切日期（当然，真正说来，这样确切的日期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存在的）。

而且，我们对宗教起源问题所作出的所有解释都会由于如上所说的理由而难免带有某种“偏见”或某种“主观色彩”。

因为，按照伽德默尔解释学的观点，“偏见”永远是我们开展任何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先决条件。

因此，在宗教的史前起源问题上，我们必须谨慎从事，在对待其中的一些问题时，我们必须甚至必须谨记休谟的教导：学会保持沉默三、挡不住的诱惑（一）人乃形而上学的动物尽管在探究宗教起源的道路上，人类步履维艰，但是人类还是经受不住它的诱惑，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停顿地进行这样那样的探索。

这大概是由作为形而上学的动物的人类的认知本能使然。

因为当年人类的始祖亚当就是经受不住“知识之树”的诱惑冒着触犯上帝的禁令而贪吃“禁果”，并终于被赶出伊甸园的。

现在人类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探究宗教起源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同样的根性和执着精神。

即使暂且撇开古代思想家的种种“猜测”不管，近现代“社会科学家们”（加里特朗普语）也可以说是为此而作出了令人佩服的不懈努力。

（二）宗教进化论（1）布罗塞斯－斯宾塞－泰勒（万物有灵论）（2）缪勒与“单一多神教”（3）弗雷泽与“前万物有灵论”早在1760年，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博物学家布丰的朋友布罗塞斯（De Brosses, 1709-1777年）在长期研究原始部落（史前人类）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本题为《神之偶像崇拜，或埃及古代宗教与尼格罗人现存宗教的相似性》的匿名书。

在这部著作中，他不仅首次使用了“神物崇拜”和“拜物教”概念，而且在近代第一个明确地提出和系统讨论了宗教起源的问题，鲜明地提出和讨论了宗教起源于“神物崇拜”或“拜物教”的观点。

斯宾塞可以说是在进化论的意义上把“起源”概念引进宗教问题讨论中的第一人。

他在研究了“属于简单的、非工业社会的现代野蛮人的宗教”的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借助“幼儿－野蛮人类比”，认真地讨论了“在遥远的过去宗教如何起源”的问题，得出了宗教起源的祖灵论或鬼魂说的结论，从而在宗教起源的探究中开辟了明显区别于布罗塞斯的新的致思路向。

与斯宾塞同时代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不仅收集到了有关原始宗教的大量材料，而且还有幸到墨西哥亲身体验了“原始民族”的宗教生活。

与前者不同，泰勒虽然也注重鬼魂问题，但他却从鬼魂论出发进而推论到各种动物之具有灵魂以及万物皆具有灵魂，从而提出了著名的“万物有灵论”的思想，并希望从“幼儿心理学”那里对这种“原始人心理学”作出印证。

斯宾塞和泰勒阐释宗教起源时所运用的“幼儿－野蛮人类比法”，遭到了他们的同代人缪勒的坚决反对。

后期缪勒甚至反对使用“野蛮人”这个术语，坚持从古代印度的《吠陀》文献（特别是《梨俱吠陀》）出发，得出了宗教起源于人类先天具有的“领悟无限”的本能以及“单一主神教”乃宗教的原初形式的结论。

斯宾塞和泰勒的宗教起源论不仅受到了缪勒的挑战，也受到了弗雷泽所倡导的“前万物有灵论”（这是一个最早由马雷特提出的术语）的挑战。

弗雷泽在其名著《金枝》第1卷中，明确提出和阐释了他的巫术先于宗教，宗教起源于巫术的观点。

（美国学者金氏也曾于1892年提出过类似观点。

）（三）宗教还原论1、杜尔凯姆与“社会”2、弗洛伊德与“力比多”3、奥托与“神圣者”此前，宗教起源问题的探索大体是沿着宗教进化论的和理性主义的方向进行的。

然而，至20世纪初叶，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人们开始从宗教还原论的和前理性的立场思考宗教的起源问题。

宗教社会学家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把宗教还原为“社会”，还原为无意识的“集体表征”或“集体仪式”（“图腾崇拜”）；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则把宗教还原为原始人的心理需要，或他所谓的性冲动亦即俄狄浦斯情节的需要。

（他的学生荣格虽然对他的“力比多”学说提出了异议，但后者还是认定宗教起源于“集体的无意识”，这与弗洛伊德的方向还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