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压迫与现代作家自传创作

生存压迫与现代作家自传创作 ——以郭沫若、郁达夫为例 谢子元1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我国现代作家从事自传创作十分普遍，除一部分作家属于自觉地通过创作倡导自传文学外，更多的作家的自传创作与生活压迫密不可分。作为现代出版制度下产生的职业作家，他们需要不断创作来换取生活资料；而当局日渐严密的出版检查制度使很多题材犯忌；一些作家生活环境的转换使他们被抛到时代的“大风圈外”，这些因素成为他们转向自传创作的重要动因。郭沫若、郁达夫在这批作家中具有代表性。 关键词：生存压迫；自传创作

现代出版制度培养了依靠稿费和版税维持生存（通俗的说法

叫‚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群体。如果按照职业状况来划分，现代中国的作家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完全靠写作为生的职业作家，与部分依靠写作而同时兼有教职或其他较为稳定职业的作家，用今天的话说，也可叫做业余作家。真正的职业作家是有生存风险的，特别是在时局动荡和文化高压环境中尤其如此，写了文章不一定有买主，著了书不一定能出版，出版了也可能马上就封禁了。即算能发表能出版，稿费可能很低微，发行可能很有限，而且可怜的稿费和版税也不一定能应点。作家如果等米下锅，那风险可实在太大了。所以，现代职业作家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生存压迫。现代作家中陈述这种苦楚的实在不胜枚举。郭沫若在自叙传小说《行路难》中有真切的描述：‚待到五月尾上来，二十块钱的房钱，他便无法交出了，他译了一部书寄回国去想卖稿费，但只能办到抽版税的办法，因为朋友们把

1 谢子元（1971-），男，湖南双峰人，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

生。 他所译的书弄成了丛书之一了。上海的C书局凡关于丛书的契约，照例是只能抽取版税的。六月初间他又替上海的T书局做过一篇《王阳明全集》的序文，他满以为多少总可以弄到几个钱，但谁知也成了画饼了。于是乎六月尾间终竟受了房主人的放逐！他那时候真可怜，七八月间拖着一家五口，竟在海外替人守过两个月的当铺的仓库。‛[1]285-286后来，爱牟（小说中的主人公）得了500元稿费，决定全家去乡下洗温泉，为的乡下生活费低一些，还可保养身体，也好做文章些。‚房钱是六块钱一天，伙食一切通通在内，他们便定了一个新生的规程。顶要紧的一条是每天至少要写三千字的文章。‛[1]326‚我们终日畅游，把生活忘到了脑后了。但住上了四五天，她先就生出了不安。她是嫌她没事可做，也是怕我做不出文章，更愁着国内的战事拖延，就有文章也不能拍卖……‛[1]332又如其回忆性散文《红瓜》中写道：‚你要听话些呀，博儿。你爹爹因为你们搅着做不出文章来，要到古汤去做文章的呢。爹爹做不出文章来，你们便没饭吃。‛[1]381这种生存境况和今日体制内的专业作家一边享有国家提供的工资福利，一边拿着稿费发家致富比起来，真可谓冰火两重天。 生存压迫是现代职业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因，更是很多作家创作自传的重要动因。这一动因可从几个方面分析：一是必须不断有新的作品发表和出版，以换取生活材料；二是由于当局新闻出版审查制度的建立和强化，或者其他外部原因，很多创作题材都犯忌了，不能写了，必须寻找新的题材；转向写自己的人生经历可能较少忌讳，也顺理成章；三是由于作家环境变化、思想转换或与现实生活隔膜，创作陷入苦闷，或感到在急剧的时代潮流冲击之下，有必要通过自我回顾来总结人生经验，探寻未来道路，从而转向自传创作。郁达夫《自传》代序《所谓自传也者》中表明他创作自传正包括上述原因：‚最近更有一位女作家（指绿漪，即苏雪林，引者注），曾向中央去哭诉，说像某某那样颓废、下流、恶劣的作家，应该禁绝他的全书，流之三千里外，永不准再作小说……因此，近年来决意不写小说了。‛‚要吃饭，在我，就只好写，此外的技能是没有的。于是乎，在去年今年的两年之间，只写下了些毫无系统，不干人事的游记。但据那位女作家说，似乎我写游记，也是一罪，事到如今，只好连游记都不写了。‛‚虽然专写自己的事情，由那位女作家看来，似乎也是一罪，但判决还没有执行以先，自己的生活，总还得自己来维持，天高地厚，倒也顾不了许多。‛[2]1244这篇代序，主要是以嬉笑怒骂之笔回击绿漪的攻击，但也交代了郁达夫自传创作的部分直接原因。 郁达夫写作自传，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同一文章中就写到：‚恰好有一家书铺，自从去年春天起，说到现在，要我写一篇自传。‛[2]1244大约《人间世》杂志的邀请与催促，当是促成郁达夫《自传》诞生的主因。但‚自己的生活，总还得自己来维持‛，而维持的办法，‚就只好写‛。经济原因成为写作的动因，这是明白无误的。具体到写什么，一方面当然得是作者所了解、熟悉和擅长的，就是要能写；另一方面则写出来要能卖出去。从1933年移居杭州后，郁达夫过了一段比较悠闲的游山玩水的生活，写了不少游记，在写自传之前，刚刚集成一本《屐痕处处》出版。所谓悠游生活，并非他另有经济来源。实际上移杭也主要是为着节约生活费用。据孙百刚《郁达夫与王映霞》说：‚但在一九三○年以后，达夫的小说销路不及从前，生活逐年加高，收入反而减少，当一家主妇的王映霞，当然觉得有变更计划的必要。其时杭州的生活程度，低于上海，这也许是促成他们离沪赴杭的一种动机吧。‛[2]1126-1127他们移居杭州时的经济状况，据郁达夫《移家琐记》一文所述，‚偶尔在杭城东隅租着了一所适当的闲房，筹谋计算，也张罗拢了二三百块洋钱‛，于是‚很不容易成就‛的‚移家‛愿望，就实现了。[2]1124定居杭州后，比较稳定的收入是‚书局若能守信用，把每月两百块的版税照常寄来‛（王映霞《半生自述——关于郁达夫思想和生活遭际的一些情况》），[2]1126此外就靠稿费收入了。这一段时间郁达夫的创作主要是游记，尽管全‚不干人事‛，但‚也是一罪‛，于是‚专写自己的事情‛的自传就成为他的又一选择了。在此之前，郁达夫已于1927年9月出版了同属自传体作品的《日记九种》，开创了新文学作家出版日记的先例。作者在该书《后叙》中说：‚文人卖到日记和书函，是走到末路的末路时的行为……到头来弄得不得不自己卖自己个人的私记，以糊口养生的，也由于他自己的愚笨无智。‛[2]776《日记九种》出版后，销行很好，几年内连续印八、九版，发行达三万册之多，轰动一时，自然也有不错的版税收益。但后来作者在《移家琐记》一文中却表示过后悔：‚……书店要我出书简集的时候，我就坚决地谢绝了，并且还想将一本为无钱过活之故而拿去出卖的日记都教他们毁版，以为这些东西，是只好于死后，让他人来替我印行的……‛[2]1127-1128事实上，毁版并未进行，其后郁达夫又发表和出版过多种日记，如1935年7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达夫日记集》，既包括《日记九种》，又新添了《沧州日记》、《水明楼日记》、《杭州小历纪程》、《西游日录》、《避暑地日记》、《故都日记》等若干种，见之于报刊的日记亦复不少。可以说，日记这种自传体裁已然成为郁达夫后半生创作的重要形式。 自传创作的确一度成为不少现代作家避开文网、摆脱与现实斗争生活隔膜的困境并有效化解经济困难的途径。 进入三十年代，随着全国名义上的统一，国民党专政不断强化，对于文化领域的管制和压迫也日益强化，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制度出笼，对左翼文化人的迫害造成了浓厚的白色恐怖。稍涉忌讳的图书和文章不能通过审查，或大开天窗；即使出版了的图书，也随时可能被禁毁，并可能累及出版社、书店。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之下，二十年代那种比较自由的言说空间一去不返，作家创作题材大受束缚。而以回忆童年和青少年经历为主的自传作品，则因为离现实较远，而忌讳较少，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出现一个自传文学的小高峰，于此也可寻绎部分缘由。 郭沫若是另一位致力于自传创作的作家。其真正的自传创作始于1928年，自1929年起先后出版或发表《我的幼年》、《反正前后》、《黑猫》、《创造十年》、《北伐途次》、《革命春秋》、《洪波曲》等自传作品。郭沫若从二十年代末开始大力从事自传创作，直接的原因也可说是生存压迫。因此时作者受到国民政府通缉亡命日本，最初创造社出版部每月接济生活费100元，但1929年2月创造社被查封，这个来源就断绝了。他拖着六口之家的重负，寄居异邦，还日日受到警察和宪兵的监视，经济来源全靠稿费和版税收入，其艰难之状可想而知。所以在《我的童年》后话中作者解嘲道：‚读了这部书的人如能够忍耐着读到掩卷，在掩卷的时候假使在心中要这样问我：‘你这样的文章为甚么要拿来发表？’我的解嘲的答案很简单，就是说：‘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3]这里有对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的讥讽，也坦率交待了作者从事自传创作的一个动机。郭沫若在自传《我是中国人》中也有类似的说明：‚我对于古代的研究不能再专搞下去了。在研究之余，我总得顾计到生活。于是我便把我的力量又移到了别种文字的写作和翻译。我写了《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后》，我翻译了辛克莱的《石炭王》、《屠场》、稍后的《煤油》，以及弥海里斯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而这些书都靠着国内的朋友，主要也就是一氓，替我奔走，介绍，把它们推销掉了。那收入倒是相当的可观的，平均起来，我比创造社存在时所得，每月差不多要增加一倍。这样也就把饿死的威胁免掉了。‛[4] 郭沫若在五四期间以狂飚突进的新诗人和创造社主将形象登上新文坛，到再度亡命日本后，一方面对国内情形隔膜，同时受着当局压迫，贴近现实的文学创作碍难进行；另一方面在诗集《瓶》之后，尽管还出版了《前茅》、《恢复》两部诗集，但他的新诗的创作高潮已过，事实上再难为继，而且当时国内诗歌的稿酬也是按字数算的，对于拖着家庭重负又受到自由限制的他来说，实在也是远水难救近火，所以他必须另辟蹊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史，并进而研究古文字是途径之一。另一途径，便是翻译外国作品和进行自传创作。在流亡日本十年之内，郭沫若创作的自传作品计有：《我的幼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编》、《北伐途次》等。自传创作俨然已成为这一时期郭沫若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和内容。 但正如郁达夫在《所谓自传也者》文中所说，‚专说自己的事情‛，‚似乎也是一罪‛，郭沫若自传的出版早已应证了这一句话。只要看看他的自传在国内遭查禁的情况就一目了然了：《我的幼年》1929年4月上海光华书局初版后，1929年9月即被当局以‚普罗文艺‛为由查禁；《反正前后》1929年8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不久以‚诋毁本党‛为由被禁；1931年上海现代书局将《反正前后》改版为《划时代的转变》，1932年又以‚普罗文艺‛为由被禁；《创造十年》1932年9月上海现代书局初版，1934年2月以‚欠妥‛为由被禁；《黑猫》1931年12月上海现代书局初版，1934年2月被禁，未列‚罪名‛；《幼年时代》（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