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政治机关制的创立考

人民军队政治机关制的创立考

作者：齐晓杉

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03期

[摘要]政治机关制是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组织制度之一，加强对这一制度的正确认识和理解，有利于新时代更好地发挥政治机关制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作用。结合大量史料，本文考证了人民军队政治机关制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的创立时间及形成过程，从史实上进一步廓清了人民军队政治机关制的创立过程，为新时代政治机关制创新发展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政治机关制;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9）03-0074-08

作为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重要组织依托，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机关制度一经形成，就成为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之一，在人民军队的缔造、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寻根溯源，深入考察人民军队政治机关制的创立历史，对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作风形象良好”的政治机关，更好发挥政治机关制度的功能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值得商榷的南昌起义创立说

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意义重大。为此，在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明确：“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来源”，“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P408。建军纪念日的确立，导致很多学者普遍地认为南昌起义时设立的总政治部和军、师政治部就是人民军队政治机关制的开端。

比如，肖振廷主编的《军队政治机关工作研究》认为：“1927年8月，南昌起义部队曾设总政治部。”[2]P19郭友诚主编的《军队政治机关工作》认为：“在南昌起义军中设立政治部，是我党在军队中建立自己的工作机关的开端。”[3]P4裘克人主编的《军队政治工作学理论新探》认为：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表明我党独立领导武装的开始和我军的诞生，也是创建我军政治工作的开端。在南昌起义部队中，我党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实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在军、师设立了政治部和党代表，在团、营、连设立了政治指导

员”[4]P51。岳忠强主编的《军队政治工作学》认为：“南昌起义初步建立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政

治工作制度”，“设立党代表和政治机关，起义军成立总政治部，军、师设立党代表和政治

部”[5]P35。王玉杰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的《坚持我军设立政治机关的制度》认为：“1927年8月，南昌起义部队曾设立了总政治部，各军、师也建立了政治部。”[6]发表在《中国军队政治工作》上的《我军政治机关制的确立及其历史发展》甚至认为“为加强党对起义部队的领导，党中央决定在参加起义的师以上部队设立政治部，全军设总政治部”[7]P48。肖裕声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史》认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厅、党务委员会、参谋团、农工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财务委员会、政治保卫处等机构”;同时，“在第二方面军设立总政治部，郭沫若任主任，章伯钧任副主任，统一领导起义军的政治工作”，“大多数军、师相继建立了政治部，由党代表兼任政治部主任”[8]P108等等。以上说法尽管多出于政治工作领域的权威书籍或报刊，但确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一）南昌起义总政治部的性质：革命政权的直属机关

中共中央在总结南昌起义失败教训时，指出：“‘革命委员会’是政权，根本上不信任群众的力量，不去发动农民创立真正的民众政权。”[9]P22李立三在向党中央报告南昌起义情况中说：“在暴动之前，决定在原则上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实际上便是组织一以C.P.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10]P87“在革委之下，设立一宣传委员会，专管宣传工作，同时又设立了总政治部，管军队内部的宣传工作。”[10]P92时任第三师师长的周逸群在报告南昌起义情况时，同样也把总政治部列为革命委员会的直属机构。1928年7月7日，刘伯承在《南昌暴动始末记》中同样把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宣传委员会等机构并列为革命委员会的直属机构。[11]P36由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南昌起义时设立的总政治部，是当时还打着“中国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旗号的这个政权机关之下的一个机构，其主要职责是专门负责军队内部的教育宣传。这与后来的人民军队设立的总政治部在隶属关系和职能上都是有着较大区别的。因此，如果简单地认定南昌起义的总政治部就是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开端，是不严谨的。

（二）南昌起义的军、师政治部：旧军队政治部的直接承继

南昌起义前，中共中央还没有完全独立领导过军队建设，在1927年8月7日的八七会议前，不要说在军队内部设不设立政治机关、如何设立政治机关的问题，就连建不建自己的军队、如何建设自己的军队都有着巨大的争议。[12]P129

从1927年中共中央给各地组织起义的指示上看，当时的中共中央只是明确起义的任务，并未明确起义后军队的组织机构如何设置。1927年8月4日，中共中央在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讲到：“中央组织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事宜。”[10]P428月5日，在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中明确：“就你处的力量，定出一个秋暴计划，同时中央亦正在为湘鄂计划秋暴的军事。至于一切技术的详细计划，请你们自己去决定。”[10]P44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关于湖南省工作的决议》明确：“中央又决定从南昌暴动的军事力量中抽调一团或二团交湘南特别委员会指挥，集合湘南现有的工农军等，夺取郴、宜、汝一带，设立革命委员会，帮助全省农民暴动规复全省政权。湘南特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泽东为书

记，受湘省委指挥。”[10]P46从起义史實看，受领中央赋予任务的毛泽东在组织秋收起义时，创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未设立政治部;另一方面，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对率领的起义军余部进行了“赣南三整”，整编成的一个纵队（相当于团），也未设立政治部。可见，当时无论是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还是作为南昌起义主要领导者之一的朱德，实际上都没有在率领的部队中设立政治机关，也应当没有得到设立政治机关的指示。

从中共中央总结南昌起义的失败教训上看，1928年7月，党召开六大时明确提出：“叶挺与贺龙部队的遭破坏，其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他们军队中未设法肃清反动的官长，未实行政治委员，未设立政治训练机关。”[9]P126党的代表大会对刚刚过去不到一年的南昌起义“未设立政治训练机关”的判断，应该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否则也难以通过审议。实际上，在1928年6月前，中共中央提出的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措施中也未提出过设置“政治部”。比如，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指出：“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9]P111927年12月，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中，也仅提到“军队中党的组织”一系列问题

[9]P34。

事实上，中共中央在准备组织起义时，也只是明确了总的策略和前委这个起义最高领导机构。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在张国焘到达南昌后，对到底是否立即组织起义上意见并不统一，在时间极其仓促的情况下，前委决定仍打着国民党左派旗帜，领导刚刚完成集结的叶挺、贺龙部队举行暴动。这时，前委的主要精力是如何筹划起义，如何将起义向纵深推进，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对叶、贺部队进行政治上和编制上整编，对军队政治部的设置更考虑不那么具体了，这也是南昌起义中党的领导难以奏效的根源之一。

（三）人民军队的政治机关：继承之上的再度创新发展

從南昌起义部队的政治部编制及职能上看，与黄埔军校的政治部职能和编制总务科、宣传科、党务科的机构设置，以及1925年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编制的政治部基本相同[13]P18-19。从军、师政治部在起义中发挥作用的实际情况看，“叶贺军队行军的时候，兵士之中并没有做充分的宣传及政治工作，所过地方的民众之中也没有宣传”[10]P59。可见，当时叶挺、贺龙的部队中政治部并没有发挥后来人民军队的政治机关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和教育动员士兵的作用。另外，南昌起义时，“军部方面的组织比较好，各种会议也比较的多，不过与前委的关系很坏，因为军部在组织上是独立的，这就是一切政治的指导都须完全经过军部，同时军委亦很弱，所以党的政治的方针很难深入到军队中的同志去”[9]P28，可见，起义部队政治部发挥作用的情况与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情况也非常相似。

综合以上情况，南昌起义中军、师政治机关应当是叶、贺部队原有的政治机关，“为加强党对起义部队的领导，党中央决定在参加起义的师以上部队设立政治部”[7]的说法只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臆猜。以上分析，虽然不赞同将南昌起义部队的政治机关视为人民军队政治机关制的开端，但是正如毛泽东强调的“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