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_兼论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战略定位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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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优势＼后发劣势及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后发优势＼后发劣势及对中国发展的启示［摘要］杨小凯和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实质上是对后发国家应该走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之路的争论。

本文先对双方的观点进行归纳提炼和分析评说，继而评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并据此对如何改革和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制度模仿技术模仿后发劣势后发优势一、关于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的争论及评说1.杨小凯的制度模仿论关于后发国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避免后发劣势,杨小凯从最基本的制度层面, 即从宪政制度层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其主要观点概括如下：（1）以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是后发国的“后发劣势”,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制度难,因而倾向于技术模仿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

（2）模仿应该由难而易。

认为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应该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

逆其道而行是不行的,比如先发展经济,再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必然导致腐败现象和国家机会主义,导致长期经济发展的失败。

（3）制度模仿特别是宪政改革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是经济转轨的核心。

（4）激进式模仿是可取的。

（5）政治不统一对制度模仿起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不是阻碍作用。

2.林毅夫的技术模仿论林毅夫对杨小凯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认为技术模仿而不是制度模仿对一个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是最重要的。

其主要观点归纳如下：（1）技术模仿是后发国后来居上的主要依据,靠引进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因而从技术的昙面来说,发展中国家有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的潜力。

（2）因为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内生的,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等有关系,所以,渐进的改革比激进的改革好。

（3）宪政体制不是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充分或必要条件,也不具备短期内建成的可行性。

（4）宪政体制不一定是最优的制度,最优制度内生决定于一个经济当中的很多因素,因而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

3.对争论的评说杨小凯和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实质上是对后发国家应该走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之路的争论。

后发优势与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后发优势与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后发优势与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挑战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后发优势成为了许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种路径。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同时，中国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国际上。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探讨中国的后发优势和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并举出5个例子证明。

一、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因为晚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获得某种发展资源或技术，而获得在相关领域中具有竞争力的机会。

这种优势可以体现为成本优势、技术优势或市场优势等。

1. 成本优势由于中国在许多领域的开始时间比西方国家晚，中国拥有更低的劳动成本和物资成本，这是中国得以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竞争的重要因素。

例如，在智能手机市场，中国手机品牌领袖华为和小米都拥有优秀的成本优势。

华为和小米通过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生产和组装手机，获得了低廉的人工成本。

对于这些手机生产商来说，在中国境内制造手机成本更低，他们可以受益于中国国内廉价供应链设施。

2. 技术优势虽然中国晚于西方国家开始进行技术研究和发展，但是中国通过引入技术、拥抱创新、加强研发等方法，逐渐走到了技术创新领域的前沿。

例如，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如比亚迪、蔚来、小鹏汽车等企业，不仅组合了海外先进的技术，也把握了中国市场上电动汽车的潜力。

这一产业的需求也随着政府的支持持续增长，根据汽车市场分析机构JATO Dynamics的数据显示，2019年1到11月，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32万辆，同比增长52%。

3. 市场优势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

这为中国企业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和增长机会。

例如，如今世界上最大的移动支付市场就在中国。

中国企业，如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通过创新支付技术满足了中国市场的需求。

随着中国大众消费升级和物联网的发展，移动支付市场前景依然看好。

4. 政策优势中国政府支持国内产业发展的政策使得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享有一定的政策竞争力和市场优势。

杨小凯论后发优势

[转帖]杨小凯论后发优势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经常谈论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

但是他们很少注意西方经济学家所关心的后发劣势。

经济发展中的后发劣势又被称为“对后起者的诅咒”。

它是指下列现象：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

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更多模仿技术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

这种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代价极高。

我们用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后发劣势。

世界上第一个发展成功的国家英国是靠宪政秩序，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富强起来的，而法国经济在19世纪前却因专制制度和政府任意侵犯财产而落后。

我们可以推断，在20世纪前，靠国有企业，专制制度和中央计划绝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工业化。

但是苏联1930年代却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

这种短期的成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稳固建立起来。

俄国人民为此付出极高代价。

不但长期经济发展受损，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至死。

这是一个后发劣势的例子。

清朝的洋务运动是另一个例子。

日本政府是抱着当个好学生的态度模仿资本主义制度的。

日本政府除早期人民完全不知道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少数'模范工厂'外，基本不搞国营企业。

它很快卖掉'模范工厂'后，基本再不办国营企业。

政治制度也学西方，搞政党自由和议会政治，只是不肯放弃天皇的实权。

但是后搞洋务运动的中国，却想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

这在当时效果当然好过洋务运动前的中国经济。

但是这却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因此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

最有趣的是，洋务运动中由于政府坚持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垄断资源，很多私人企业就真的不如国营企业有竞争力。

比较优势、后发优势与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

比较优势、后发优势与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的相互依存性所谓比较优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相比较而存在的优势，在这两个国家或地区进行贸易时，这种优势使双方能够从中得到不同的比较利益，是一种状态优势。

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先进国家或地区与后进国家或地区并存的情况下，后进国家或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能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比发达国家或地区实现更快的发展速度，表现为一种势能优势。

后发优势战略就是指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利用自身的这种发展势能，来加速实现工业化、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整体经济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挥好自身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以取得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功，目前国内学术界存在着巨大争论，概括起来主要有3种观点：一是林毅夫提出的比较优势战略。

他认为，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是一个经济健康运行的微观基础。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关键取决于这个企业是否按比较优势来进行生产、经营。

这可以扩展到同一个产业中不同产品的选择，还可以扩展到拥有多个行业的经济。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选择符合自己要素禀赋结构特征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

二是郭熙保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执行以后发优势为主的发展战略。

他认为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收益不可能长期化，也不能自动、自发地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尤其是大国效应的存在，限制了比较优势战略作用的发挥。

故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大国，要以执行后发优势战略为主，通过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加速经济发展。

三是杨小凯对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的否定。

他从纯学术的角度，运用超边际分析，认定由于要素密集度逆转的存在，比较优势理论是不成立的。

他又从制度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这一观点出发，认为落后国家总是倾向于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这会给长期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失败。

笔者以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比较优势、后发优势是客观存在的，并已被美国、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地区的崛起所证明，一味地否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后发优势”理论基础、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2021年第2期学习与探索No.2，2021（总第307期）Study&Exploration Serial.No.307・当代哲学问题探索・“后发优势”:理论基础、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李云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8）摘要：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初步论及了“后发优势”思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后发优势”理论被正式提出并得到丰富和发展。

“后发优势”困境是后发利益减弱后出现的现实瓶颈，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技术引进模仿作用的降低、劳动力价格优势的减弱、资源日益匮乏等。

破解“后发优势”困境，需要在创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创新型经济。

关键词：“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困境;创新发展理念;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中图分类号:C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21）02-0017-06“后发优势”理论为后发国家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实践中也已被一些后发国家成功实现赶超发展的事实所验证。

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是实现快速发展的合理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这一优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的逐渐缩小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后发优势利益正在逐渐减弱，出现了“后发优势”困境，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发展。

由此,新征程上如何破解“后发优势”困境、拓展新的发展优势，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一、理论基础：“后发优势”的理论渊源与发展脉络“后发展”是国外学者在研究现代化理论时,相对于已经发展起来的“早发展”模式提出来的概念。

“二战”后一批新兴国家政治上获得独立,但相对于“早发展”的现代化国家，大多数后发国家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十分落后，后发国家的发展成为各国学者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由于后发国基金项目：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李云智，1971年生，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谈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谈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张沛霖 PEILIN ZHANG2013111841摘要：国际政治风云的背后涌动着的是发展的洪流。

中国持续了30余年的改革，在经济方面发挥了“后发优势”，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但是，我国的体制改革进展缓慢，隐藏着“后发劣势”。

另外，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已经直接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面前，中国经济的挑战不是来自名义GDP的赶超，而是实实在在的结构、体制和能力的挑战。

中国已处于发展转型时期，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后发优势”，防范“后发劣势”通过改革完善社会制度，促进经济创新，利用高增长的机会加快增长机制的转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社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变革，走上健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关键词：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创新发展一、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解释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后发国家可以直接模仿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取得发展成就，甚至在很短时间内获得巨大成功。

模仿有两种形式：一是模仿制度，二是模仿技术，发展经济。

通常，由于后发国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这种益处先发国没有而后发国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来，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共生的，来自于其落后本身的优势，我们称之为后发优势。

该理论主要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国际分工、比较生产费用理论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动态比较费用学说。

如近代日本的“明治维新”，直接模仿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在短暂的时间取得巨大的成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后发劣势”的意思是：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很多隐患，甚至使长期发展变得不可能。

在经济上，发达国家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渐进的、自然的、顺势而为的市场过程，而后发国家要赶超，就会造成种种扭曲，从而带来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在政治上，发达国家先发达是建立在良好制度基础上的，落后国家由于片面模仿技术，虽然能在经济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但由于缺乏良好的制度保证，从而产生隐患，破坏社会发展，甚至将片面的“后发优势”成果吞没。

后发优势理论

发优势理论百科名片后发优势，是后起国家在推动工业化方面的特殊有利条件，这一条件在先发国家是不存在的，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

后发展是相对于先发展而言的，因而后发优势涉及的主要是时间纬度，至于国家之间在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国土面积等方面的差别则不属于后发优势范畴，而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相关。

目录概述含义发展现实意义概述含义发展现实意义展开编辑本段概述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chenkron，1904-1978)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理论。

所谓“后发优势”，也常常被称作“落后得益”、“落后的优势”、“落后的有利性”等。

格申克龙对l9世纪德国、意大利、俄国等欧洲较为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一个工业化时期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和特征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先进国家(如美国)显著不同。

”他把这些差异归纳为八个对比类型：(1)本地型或者引进型；(2)被迫型或者自主型；(3)生产资料中心型或者消费资料中心型；(4)通货膨胀型或者通货稳定型；(5)数量变化型或者结构变化型；(6)连续型或者非连续型；(7)农业发展型或者农业停止型；(8)经济动机型或者政治动机型。

在这八个对比类型中，每一项对比类型相互之间的组合形态是由各国的落后程度来决定的。

通过对各个组合形态的研究，格申克龙得出了六个重要命题：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的起步就越缺乏联系性，而呈现出一种由制造业的高速成长所致的突然的大突进进程；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对大工厂和大企业的强调越明显；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就越强调生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的生产；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人们消费水平受到的压力就越沉重；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所需资本的动员和筹措越带有集权化和强制性特征；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中农业就越不能对工业提供市场支持，农业越受到抑制，经济发展就越相对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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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贸经济》2007年第3期Finance&TradeEconomics,

No13,2007

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3Ξ

———兼论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战略定位和选择曹　亮

内容提要:美、日等国后发优势成功运用的历史与后发优势的发挥越来越难以实现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引发了关于后发劣势问题的讨论。本文通过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指出由于当代技术创新环境的变化、国际经济秩序规则的制定和路径依赖等因素使得后发优势的发挥显得越来越困难,而先发优势正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运用先发优势理论研究我国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战略定位和选择问题,指出中国的战略定位就是在技术的先发优势方面不能继续拉大与日本的差距,同时在制度的先发优势方面要保持必要的领先地位以便减轻在技术先发优势方面中国目前的劣势。而相应的战略选择就是采取必要的国家干预主义,集中优势资源争取技术创新和制度规则制定的先发优势。关键词:先发优势　后发优势　区域经济一体化　战略定位和选择作者简介:曹　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厦门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430074。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8102(2007)03-0024-05

一、问题的提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可以看作是一部落后国家不断通过模仿技术和制度,追赶领先国家,甚至超越原来的领先国家的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德凭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追赶并超过了当时的英国;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的日本通过后发的技术模仿与创新实现了经济的腾飞。①这些惊人的历史重现曾引发了理论界对后发优势乐此不疲的探讨。问题在于为何日本没有像历史上的美国超过英国那样在当代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经济经历了所谓的“失去的90年代”。同一时期,即使在一个很高的增长起点上,美国经济却以较快的速度稳步发展。一度被津津乐道的以日本为典型研究对象的后发优势理论一时间失去了依托。这些现象不得不引起笔者的思考———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后发状态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笔者认为在新的经济革命浪潮下,仅仅依靠后发优势已经是远远不够了,还要追求必要的先发优势(headstartadvantage)。与此同时,面对世界其他地区蓬勃发展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在近几年进行得如火如荼。中国在积极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同时保持自己的经济和社会长久的高速增长和发展,关键取决于中国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进行准确的战略定位和选择,

这正是本文在讨论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一)后发优势

42Ξ①请参阅Freeman和Soete(1997),Freeman和Louca(2001)。本文是在曹亮的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的成果,同时为湖北省科技厅攻关课题《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部崛起》

(2006AA412C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国际上,理论界对后发优势的探讨主要是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Gerschenkron

(1962)提出后发优势这个观点。

①他认为后发优势指后进国在推动工业化方面所拥有的由后进国

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这种益处既不是先进国家所能拥有的,也不是后进国通过自身努力创造的,

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第二个层面主要是大量文献对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韩国等国在“日本模式”下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论述。Lall(2000)认为政府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用巨大。第三个层面是从宏观历史和宏观经济角度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技术和创新对后发国家意义重大。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Abramovitz(1994),但他也指出菲律宾、阿根廷和墨西哥在追赶过程中不是“赶上”而是“落后”于美国了。后发优势包括技术、资本、劳动、制度以及结构等方面的优势。它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在一定社会能力基础上发挥作用,是一个不断重复学习、积累和创造的过程,是不断模仿和创新的过程,是一种相对优势。从历史案例角度看,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增长情况为“后发优势”理论提供了有利佐证。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段时期之前,技术的创新往往依赖于个人发明者的“灵机一动”,因此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所产生的大量技术成果,在一定的资金规模投入下便可获得模仿效应。但在此之后,

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大规模R&D的投入,模仿起来就非常困难。在中国理论界,大规模的对后发优势的探讨始于杨小凯(2000)提出“后发劣势”之说。他认为,

模仿分为模仿制度和模仿技术与工业化模式,后发国家往往趋向于模仿技术而非制度,导致短期内的经济增长,但给长期发展留下隐患,因此有了所谓的“对后来者的诅咒”(cursetothelatecomer)之说。实际上,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杨小凯所强调的先发优势的重要性。而林毅夫(2000)②反驳了他的观点,认为真正导致“后发劣势”的原因在于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时候,没有在发展的每一阶段比较好地发挥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非是否模仿制度。(二)先发优势

目前国际上对先发优势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规模经济下的政府或企业行为。众多研究者将先发优势定义为“首动者优势”(firstmoveradvantage),主要是指在博弈中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局中人所拥有的优势。Markusen(1990)对一种“历史的偶然”大感兴趣。即:一国比他国更早地进入规模报酬递增部门,则由于这种先动行为,该国会从中发挥优势并获得更多利益。Markusen(1990)还提到,一旦一国在第一阶段进入市场,对于最终产品而言投入就成为一种补充。由于“补充效应”③(comple2

mentarityeffect)的存在,不利国家(后进国)在后一阶段会远远落后。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先发国已继承了在第一阶段获得的生产率优势,后进国的企业完全不能进入报酬递增部门,这就是所谓的“封锁进入”;二是即便后进国的企业进入了,其进入的水平也会远远低于先发国的企业。由此,后进国家远远落后且差距拉大。中国理论界对先发优势的研究着墨不多,主要是从博弈论角度分析企业策略及其在竞争中的行为,或者研究中国区域内部(如东西部)发展的战略选择。④

三、先发优势在当代的重要性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几乎处于同一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当时由于美国统一的政策,使得规模

52①②③

④辽宁大学的邹东颖(2005)曾撰文《“后发优势-先发优势”转型与中国贸易战略的选择》。文中把先发优势定义为“early-

developingadvantage”,并提出“先发利益递增”假说,定义了短、长期先发利益增长曲线。从纯粹的贸易角度阐述了后发国家实现“后发优势—先发优势”转型的必要条件以及贸易战略的选择问题。

Markusen所提到的补充效应是市场的第一个进入者投入的资本对最终产品是一种补充的特殊化了的投入,由此形成的效应会导致该先入者进入第二阶段的动力会因此而大大加强。

原文《林毅夫: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收录于《新闻周刊》2002年第18期。

Gerschenkron(1962)在其著作中把德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解释德国追赶上英国的原因,以及政策和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化生产和一系列市场革新成为可能。1913年后,在早期对电力和发动机巨大改革浪潮下,美国经济迅速赶超了深陷战争阴影的欧洲。20世纪50年代后,欧洲在美国扶持下开始了漫长的“追赶”过程并逐渐缩短了差距。可是这一趋势在1995年后逆转,两者间差距再次被拉大。①与此同时,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的蓬勃发展趋势,步入了长期的不景气年代。日本模式在引领东亚国家实施后发优势和赶超战略后最终陷入了困境。为何在当代尽管后发国家像历史上的那些后发国家一样在不断追赶先发国家,但最终其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正与本文这里所谈到的先发优势的重要性密切相关。技术本质上是对基础科学水平和R&D大量投入的长期累积效应的反映,而当代技术创新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后发优势在当代不能像过去那样创造奇迹还与国际环境、国际关系中的霸权、路径依赖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正是先发优势在当代国际竞争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原因。(一)技术创新环境的变化

无疑,先发优势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显得尤为重要。一国保持其经济上的领先地位已不能通过反复的模仿和创新来实现。不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技术在当代是局部而渐进的,需要经过大量的时间加以积累和改进(Nelson和Wright,1992),技术水平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累积过程。②现在的技术进步更多的是以科学为基础,通过大量而长期对基础科学的R&D投入获得的。也就是说,先进的技术在当代越来越不具有可模仿性。先发优势的获得和发挥,特别是技术创新在当代主要由对R&D持续地、大量地投入来实现。此外,规模经济与原创性的技术专利保护力度在世界范围正日益加大都使得技术创新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二)国际经济秩序规则的制定越来越有利于先入国家

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关系中霸权的建立,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越来越有利于那些制定规则的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国家往往是经济上有着先发优势进而有了制定游戏规则的话语权。一旦一个国家或一个利益集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占尽先机,则制度和惯例的制定必然对其自身有利,其他国家再想介入就会显得尤为艰难。新制度经济学表明,制度的变迁往往是那些从中得到潜在利益的利益相关者推动的。将制度变迁理论推展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显而易见,当前的区域经济规则通常是由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先发国家实施的。最有竞争力的经济强国在国际事务上拥有垄断和霸权地位,力图将自身的生产方式逐渐扩展到所有的国家。Giddens(1998)指出,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深刻而突出地影响了新的全球秩序的形成。(三)路径依赖问题日益明显

Arthur(1989)曾做出关于技术演变过程的自我增强机制和路径依赖性质的开创性研究。他指

出,由于某种原因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胜过自己的对手。相反,一种较之其他技术更具优良品质的技术却可能因为晚了一步,导致无法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于困境甚至“锁定”在某种恶性循环的被动状态之中,难以自拔。这种机制同样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使得一个社会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无论它是否有效率,都很难从这种制度中摆脱出来。从技术创新环境变化来看,后发优势已很难像20世纪90年代以前那样,

通过模仿创新迅速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具有先发优势的国家能对基础科学进行持续的R&D投入,由此牢牢控制对新技术的垄断权,并能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发展。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游戏规则制定方来看,是那些经济强国通过其先发优势抢占规则制定的主动权,以此用有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