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女书的现状调查及保护问题

民族文化--江永女书的现状调查及保护问题陈素卉摘要：对1982年由武汉大学教授宫哲兵教授发现的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女书进行上网查找资料，在线阅读书籍和实地调查了解，女书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的文化瑰宝，但是濒临灭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主人去世后，它们多作为殉葬品焚化或掩埋，只有很少的作为纪念品珍藏保留，因此民间遗存极少。

同时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大量女书作品被销毁。

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之后，由于女性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女性之间不需要使用女书亦可交流，很少有妇女学习女书，女书开始濒临灭亡。

随着义年华，高银仙等能传产女书的传人先后逝世，2004年9月20日，阳焕宜——女书的最后一位自然传人谢世，标志着女书进入了“后女书时代”，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由于女书出土文物较少，许多问题得不到有力的证据支持，女书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仍刻不容缓。

关键词：形态，起源，研究的意义，现状，保护女书简介“女书”又叫做“女字”，当地人叫做“长脚蚊（长脚文）”，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是汉语方言的音节文字。

它起源和主要流行的地域是中国南部的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上江圩镇，所以又叫做“江永女书”。

以前还通过女性婚嫁外地，扩展到附近的道县、江华瑶族自治州的大瑶山和广西部分地区的妇女中。

女书的使用者主要是汉族妇女，也有当地一些放弃瑶语只用汉语的平地瑶妇女使用。

女书靠母亲传给女儿，老人传给少年的自然方式，一代代传下来。

“女书”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而神奇的文化现象，也是中国语言生活中的一个奇特现象。

女书的最初记载：在江永县的花山庙，“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歌唱，以以追悼之。

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

全县男子能识此种文字者，余未之见。

”①另外根据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瑶文歌》徐闻记载“1945年，何君晓南持瑶文一纸，云是瑶女读物，系得自田广洞陈中兴，转以赠余，此固求之数年而不可得者。

入手展玩，纸色红旧，纵横五百七十四字，字迹秀媚，行列端整，不知出自谁家女手，惜一字不可识，无以解其音义”。

叫做“长脚蚊”。

杨仁里等人编译的《永明女书》中的"女字汇"集比较常用的字1570个；谢志民著《江永‘女书’之谜》，从“资料汇释”中粗略统计，有单字1774个”。

据此分析，“女书”常用字大概在2000字以内。

但是去掉异体字和错别字，实际使用的字只有大约600个。

记录的是当地方言的“土话”，也就是用“土话”朗读或者吟唱。

江永土话又五花八门，从声调就有4个、5 个、6个、7个的不同。

女书流行的上江圩镇是6个声调，县城是7个声调。

女书的起源【作者简介】陈素卉，10111085，生命科学学院，10级生物技术，指导老师:哈正利①民国20年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关于女书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有人根据当地妇女赛祠的花山庙兴起在清代中期，结合目前发现最早的“女书”实物，推测“女书”起源于明末清初。

有人以“女书”中存在与壮、瑶等民族织锦上的编织符号类同的字符为据，认为“女字的构成源于百越记事符号”。

有人根据“女书”中大量与出土刻划符号、彩陶图案相类似的字符，认为其起源的时间、空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形成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之后。

有人依据“女书”文字与原始古夷文的基本笔划，造字法类同，认为它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

有人根据甲骨文和金文借字在“女书”字汇明显存在的特征。

认为女书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变种。

也有人认为现代“女书”是古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

这种观点认为：象形字、会意字是文字体系中最早产生的文化现象，是文字创造者所处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直接反映。

根据“女书”象形字、会意字构成中反映的文身习俗、“干栏”住宅建筑特色、稻作文化及鸟图腾文化现象。

关于女书的起源，学者众说纷纭，民间传说也不是一种，在江永流传较为广泛的有四种：第一种相传女书是瑶姬借用天书改编过来的瑶姬是谁？瑶姬是王母娘娘的幺女，名叫幺姬。

后因下凡游览人间，迷恋上江圩普美村的秀丽风光，便偷偷地住了下来。

因王母娘娘的仙境叫瑶池，因此她告诉凡人：她的名字叫瑶姬。

瑶姬不仅花容月貌，而且聪明伶俐，深得王母宠爱。

平时瑶姬的言行举止，活泼任性。

她要做的事，谁也不敢阻拦，就是王母也得让她三分。

一天清晨，宫女们都未曾起床，瑶姬却早已梳洗完毕。

掀开霞帐，推窗启户，只见人间一派明山净水，鸟语花香，田园阡陌，泉美林秀，炊烟袅袅，人流熙熙攘攘，比起天宫要自由得多。

瑶姬早想离开烦闷的天宫，寻一清静处逍遥自在。

如今下界的美景展现在眼前，撩得她心神激荡。

她决计到那里去探个新奇。

于是瑶姬离开了天宫，足踏祥云，飘飘然下到一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地广人稀的都庞岭腹地、风光迤丽的水乡，这就是普美村。

瑶姬与下界的人语言概不相通，可是凡人待客特别讲究礼仪。

尤其是姑娘们人人心灵手巧，个个聪明能干。

虽然语言不通，但都相处甚好。

人间的姑娘们擅长描花乡朵，纺织花带、花被。

她们织绣的绣鞋花、衣边花、头巾简直比天上的彩霞还要绚丽美妙。

姑娘们穿上自己纺织的五彩衣裳，灿如明霞若天仙。

瑶姬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拜她们为师。

瑶姬觉得这里的姐妹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文化，不识字，言不达意，意不能书。

瑶姬想帮助她们提高言情记事的能力，便回到了天廷，把一套复杂的天书搬了下来。

姐妹们虽然想学，但一个个目不识丁。

瑶姬又把这深奥的天书一一简化，并与女红刺绣结合起来，用当地的土语读唱，使这些貌若天仙的姐妹们一个个能识善写，作诗绘画，读唱自如。

自此，这个改变了的天书在女人中间传递，男人不屑一顾，也不识用，因此就定名为“女书”。

第二种传说很久以前，上江圩一农妇生下一个女婴，体重九斤，故取名为九斤姑娘。

九斤姑娘自幼天资聪敏，纺纱绩麻，织布绣花，无所不会，无所不精。

她还异想天开地造出了写土话的女字。

所以义年华在回答来访者时说：“只听前人讲古话，九斤姑娘最聪明，女书本是姑娘做，做起女书传世间。

”第三种传说宋朝时荆田村出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名叫胡玉秀（有的说叫胡秀英），后补选入宫为妃。

进宫后不久，遭冷遇，苦闷异常。

她想写信回家倾吐苦情，又怕太监发现。

于是心生一计，根据女红编了一套文字，以歌咏体写在手绢上捎归，并嘱咐亲人：要斜着看，要用土话的音来读。

于是这种文字就在妇女中传开了。

但根据地方志上所说，胡玉秀并非入宫为妃，而地方志中提到她的名字，是以她的弟弟的姐姐表述。

胡玉秀的弟弟进朝为官，後返老归隐，朝廷赐一房宅。

有传言说，是为其姐，由其地方志可看，此说并没有根据。

第四种传说是盘巧创造的。

很久以前，桐口出了个心灵手巧的姑娘名叫盘巧，她三岁会唱歌，七岁会绣花。

她唱的歌令人陶醉，绣的花能以假乱真。

后来她被官府劫往道州。

为了向家人报信，她煞费苦心，根据女红图案造出字来，写了一封信让一条爱犬带归。

同村的女友费了很长时间才把信解读出来，从此这种文字就代代相传下来了。

作品形式和内容旧时当地不少才情女子采用这种男人不识的女书互通心迹，诉说衷肠，将其刺绣、刻划、戳印、书写于纸扇巾帕女红。

目前搜集到的近20万字的“女书”作品，绝大部分为歌体，其载体分纸、书、扇、巾四大类。

现在的形式包括女书书法、纂刻、激光微雕、石雕、木雕、竹雕、明信片、女巾、女扇、女书提包等。

女书作品绝大部分为歌体，其载体分纸、书、扇、巾四大类，无论哪种承载方式都十分讲究形式美。

如写在纸张上的四角多配花纹，写于纸扇上的多插绘花鸟图案，而织绣在巾帕花带和服饰上的，则是精美的女红工艺品。

虽然载体不同，但字体秀丽娟细，造型奇特，古意盎然，有点、竖、斜、弧四种笔画，书写呈长菱形。

其内容多是描写当地妇女的生活，还用来通信、记事、结交姊妹、新娘回门贺三朝等，文体多为七字韵文。

每逢节日，女人便聚在一起，吟诵女书作品。

没有规范的教材，没有正规的教师和学校，全凭世代用手抄写，民间又有将之殉葬的习俗。

女书作品主要内容是写婚姻家庭、社会交往、幽怨私情、乡里逸闻、歌谣谜语等。

也有的编译成汉字的唱本。

女书记载的叙事作品就内容而言，并非女性所独创，但通过口头传承进入女书后，便成了女性心灵世界的投影。

作品完全用写实手法自叙自叹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美好意愿在黑暗中化作泡影的悲苦境遇，并请出民间传说中的神灵帮助逢凶化吉。

这些作品的女主人公不仅都是个性张扬的“女强人”，强烈要求和男性地位平等，而且她们极端厌弃鄙视男性所热衷的功名富贵。

与“女书”相伴相生的，是当地女性独特的社会生活习俗。

据老人回忆和文献记载，历史上江永及周边地区妇女尤其年轻姑娘之间，盛行结交“老同”（生辰同者或亲密女友间互相结拜），双方家庭为此专门修书，还有结拜仪式。

当地妇女定期赶赴女神庙会请求神佑，并借此交流聚唱女书。

一年一度的“斗牛节”成为名符其实的“女儿节”，男人出门看斗牛，女人趁机聚集“读纸读扇”，送字传情。

闺房女红也多邀友结伴，边做边唱交流技艺。

不但婚前“歌堂哭嫁”唱女书，在当地新娘出嫁的仪式上，姐妹们用女字书写“三朝书”作陪嫁贺礼，且当众宣读。

足见“女书”在当地妇女生活中的神圣地位。

女书的历史背景江永地处湘桂粤边界，当地婚俗十分完整地保留了封建社会汉族旧婚俗的繁褥礼俗，流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又受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瑶族女尊男卑观念影响，妇女婚后三天即返回娘家，直到怀孕生子后才正式在夫家居住。

这一古老婚俗客观上使得当地新婚少妇在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能自由享受少女时光，与同村姑娘玩耍，唱习女红。

一些人由此设问“不落夫家”这种由对偶婚家庭向一夫一妻制家庭过渡时期的婚姻形式，是否反映了母系制对父系制的顽强抗争？当地这种一方面与男性社会隔绝，另一方面内部又特别活跃的“女性社会”的形成，会不会为一种“女性密码”的滋生成长提供丰厚的土壤？这样的社会背景使得在江永地区的“老同”文化滋生，在民间流传着“老公面前不说真，姐妹面前不说假”，是否这样才使得女书这种互诉闺怨情愁，用女书来传递心情，加强姐妹联系交流。

才使得女书这一女性独有的文字得以流传。

或许正因为它教授方法的独特性，加之20世纪初后新文化的普及，新式学堂的创办，至解放后义务教育的开展，“文革”的反封建运动使妇女结束了过去的封闭状态，她们逐渐走出了家庭，走进社会。

这个时候妇女中会讲官话的人越来越多，单一使用土话的女性则越来越少。

同时女书自身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字数少，字与字之间的区别度不强，必须根据上下文语境来揣测它的意思：只能记录韵文不能记录口语，实用性不强。

只能记录方言，不能记录国家通用的普通话，显然十分不实用和不便于与外界交流。

这种文字仅在一个狭小的地域的弱势群体中使用，很难适应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使得这一传统的民俗习惯逐渐被人们遗忘，而往昔口耳相传的女书已被白话文流行歌曲所取代，一些珍贵的文字资料或是被“老同”带入泥土，亦或是静静的被人丢弃在某个角落。